周边环境与归绥城市水患

牛淑贞

原文出处：《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呼和浩特)2014年第20148期 第111-119页

作者简介：牛淑贞，女，陕西米脂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哈尔滨 150018

内容提要：归绥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及其降雨特征，具有潜在的致灾性。在明清小冰期的气候背景下，自明末以来的持续经济开发活动与大青山的植被覆盖变化间存在着极大的相关性。经济活动导致大青山及其山前地带植被覆盖大为降低，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的调节机能，激化或加剧了自然环境潜在的致灾性，使归绥城市发生水患的机率相对增大。水患与环境相互反馈，频发的水患加剧了大青山的水土流失，破坏了植被再生的基础。

关 键 词：生态环境/城址特征/归绥城/水灾　

明隆庆六年，俺答汗于大青山南、黄河以北“地瑞全备的吉祥之地”修建归化城[1]。乾隆二年，清廷又在其东北五里处修建绥远城，与归化城形成姊妹城。归、绥二城均北靠大青山，以之作为防护屏障，大青山及其前坡冲积扇区犹如其“后花园”。它们位于大青山的四个大沟口(乌素图沟、坝口子沟、红山口沟、哈拉沁沟)前，既便于控扼山南北的交通要道，又可把诸沟水引进城中，或利用为护城河，或作为城市居住环境的必要组成部分，形成通畅的水系格局及沿河绿带[2]，营造出比较舒适的居住环境。归绥城在与大青山以及这些河流共生共荣的过程中，频遭水患威胁。文中拟从区域植被覆盖的降低、归绥城址地理特征的致灾性及其前者对后者的激化等方面入手，剖析周边环境与归绥城市水患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今日城市水灾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借鉴。

1 归绥城的河流及其水灾

归绥城南有两条河流，一为大黑河，位于城南20里地方；一为其支流小黑河，位于城南10里地方[3]。大青山横亘于归绥城北，“大黑河自东而西，诸川交汇[4]。”在此“诸川”是指大青山诸沟水。大黑河是黄河在河套平原上最大的支流，全长230多km[5]，流经呼和浩特市郊区长约60km[6]，经城南浑津、善岱等处，流入黄河[7]。小黑河发源于哈拉沁沟，汇集乌素图、坝口子、红山口等沟水，至浑津桥村北汇入大黑河。小黑河现已成为穿越呼和浩特市南部的一条城中河，它流经市区、郊区长约30km[6]。乌素图沟水、坝口子沟水、红山口沟水、哈拉沁沟水均位于归绥城北面。其中，乌素图沟水出山后西南流至大兴有，转南至老园子村北折向东南，于二道河村西汇入札达海河，流程48km，河道平均比降16.9‰，集水面积80km[2]。坝口子沟水，亦名白道沟，发源于归化城北的吴公坝，出山向东南流至归绥道署前汇入札达海河，流程19km，河道平均比降14.9‰，集水面积200km[2][8]。营房前水发源于归化城东北山麓，经城隍庙前，向西流入札达海河[9]。可见，坝口子沟水、营房前水、乌素图沟水均为札达海河的支流。札达海河，即红山口沟水。其上游称五道沟，中游称红山沟，下游为札达海河，流程约38km，河道平均比降16.6‰，集水面积177km[2][8]。

图1显示归化城四面环水。城边的这条河即红山口沟水的下游-札达海河。红山口子“有数泉合流，数百步即伏地，至公主府乃重出，流经道署前，南流数里入小黑河[9]。”雍正二年，札达海河自公主府而下由归化城园户凿渠分为二流[8]，“一绕城隍庙垣左，至庙前架木而空其中，引溉城东北一带疏(蔬)圃。一由庙后西南流，经道署前，又西经(归化城)厅治前，至波林代村入于小黑河[9]。”城西南“负郭之务农圃者，赖此获灌溉之利[8]。”清末民国时依托札达海河在归化城西、北部形成了归绥八景之二景—“六桥溪柳”和“沙溪春涨[2]”。

归化城建成160多年之后，清廷又在其附近建了绥远城。“绥曰新城，归曰旧城，一城之间耳[10]。”乾隆初，绥远城选址有多个方案，最终定于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作为城址。这个城址后有大青山作屏障，前有大、小黑河，左控哈拉沁沟、右扼红山口沟[11]。图2显示，绥远城的东西南三面有护城河。其水源来自哈拉沁沟水[9]。地形上的东西高差，可使哈拉沁沟水很方便地流至城下。同光年间，沿护城河形成环城滨水绿带，即归绥八景之一—柳城荫绿[2]。

      图1 归化城周的河流(源于光绪《归化城厅志》卷首附图)

大青山诸沟水给归绥城发展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带来水灾。归绥城地势北高南低，形成自然坡度和洪水流向，由洪水冲刷而成的河道，或穿城而过，或离城很近。每当大雨季节，山洪冲出沟口，顺河而下，危及归绥城区，札达海河“两岸漫溢，南则水与坝平，北则逼近道、县两署[12]。”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连降两天大雨，山洪暴发，冲毁河槽，沿河民房被冲[13]。三十六年五六月，黑河泛滥，归化城水深数尺。三十八年五月，山水暴发，归、绥城积水1-2尺，房屋倒塌。1914年，归化城被水[8]。1929年立秋后大雨5日夜，山洪暴发，大小黑河汇为一流，大水历时月余始退。不仅将札达海河西岸的田地、房屋、树木，以及小西街西口的大木桥、甲子桥东头、草桥等冲毁，而且把绥远城东城墙冲毁丈余[13]。1949年，坝口子沟水与红山口沟水合流而下，直泻入归化城，牛桥两岸被淹，甲子桥被冲毁[14]。二人台《水淹坝口子》反映的就是这次水灾。1953年8月，降雨造成归绥市区倒塌房屋104间，倒墙80堵。五塔寺围墙倒塌砸死、砸伤儿童各1名。成灾人口有7500多人[15]。1958年8月，大雨使红山口和坝口子一带出现洪水，归化城平地积水3尺，冲毁札达海河的河坝70余米、桥梁2座，倒塌民房23间[16]。1959年7月，坝口子一带降暴雨，铁路桥、牛桥被冲毁，太平街、羊岗子、西顺街、礼拜寺巷、宽巷子、水渠巷、营坊道、通道南街、东顺城街、后新城道街等处受灾，冲毁民房2万余间[17]。在这次水灾中，牛桥被连桩卷走。市区积水1米多深，倒塌房屋2万多间，死亡17人，市区交通和通讯中断一星期[18]。札达海河也被当地居民称为“害河”[19]。绥远城城墙“城根外面添砌石料，里面城身添筑灰土[20]”，比较坚固，但多次被山洪冲毁。如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其城垣被水冲塌[21]。1912年8月，归绥城被哈拉沁沟洪水围困，绥远城将军张绍曾在北城墙设案跪叩龙王爷退水解围[22]。1914年夏，哈拉沁山洪“澎湃南来，城北地势稍高，壕浅不能宣泄，夜半，直贯北门，狂流入城。”1928年，绥远城东城墙外层被雨水冲塌数丈[23]。

      图2 绥远城护城河(源于光绪《绥远全志》卷首之附图)

2 大青山及其山前地带植被的破坏与归绥城水患

大青山是其山前平原城镇的天然生态屏障，其植被覆盖状况是决定这些城镇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明清小冰期的气候背景下，由于区域城市兴建、农业、矿业开发，及康乾年间集中采伐大青山林木的政策，使大青山及其前坡冲积扇区植被不断退化，导致一降大雨就会暴发山洪。

土默特平原以“阴山为屏，黑河为带[24]”。横亘于土默特平原北部“高数千仞，广三百余里，袤百余里[3]”的大青山，与土默特平原之间存在着生态联系。大青山使土默特平原西部西北高、东南低，东部东北高，西南低[8]。大青山众沟水在洪流期携带大量泥砂卵砾咆哮入川，形成了山前倾斜冲洪积平原[6]。大青山不仅为平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水源[25]，而且使北来的寒风受到阻挡，减轻了威力，有时它也阻挡了东南来的暖湿气流，使土默特平原多获得一些雨量。

大青山“在古昔森林极盛[12]。”大青山所在的阴山山脉“草木茂盛，多禽兽，为匈奴苑囿[26]。”大青山植被“秦汉以还，历代用兵，焚烧摧残[12]。”即使这样，至明代及清前期，大青山林木仍较繁茂。明代，大青山“中松柏连抱，无所用之，我边氓咸取给焉，则互市之开，其于材木不可胜用矣[27]”。清顺治年间，俄国人巴依柯夫看到归化城附近有橡林、桦林、松林[28]。康熙二十七年，法国人张诚也看到归化城附近的高山上全是树木[29]。雍正《山西通志》也记载：广袤的大青山“中产松柏，望之似画屏[30]。”大青山植被在明末，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五年之前，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明末，俺答汗驻牧土默川后，先后兴建的众多板升、大板升城、归化城及数座召庙，所消耗的大青山木材应该不少。嘉靖四十五年，赵全等人“遣人采大木十围以上”，修筑大板升城，还修建了石青开化府[31]。建归化城时，“大青山迤北至十字索儿大材木亿万章，可南浮河而下，取以营造，城成，丽过于板申[3]。”万历年间和崇祯初年，归化城毁于战火。崇祯八年之后，顺义王小王子俄布木在俺答所建归化城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座小城。崇德六年，归化城增筑外城；康熙三十年，修复其外城[32]。对于归化城历次修建所用木材情况，文献记载很少。仅见崇德六年皇太极命古禄格等增筑归化城外墙时称，“尔地产木甚多，每门及四角各建楼于其上[33]。”据此推断，归化城历次建设所耗木材不在少数。大青山在清入关后遭到的破坏更严重。据《绥远通志稿》记载：

及清入关，首隶版图，辟土命官，农商毕集，筑城建署，设市受廛，土木纷兴，需材甚广。……土默特以输诚内属，遇事每多报效。而大青山之林木亦于是时大肆开采，以供官民建设之用。今省垣及萨、托一带，公家廨宇，旧家屋舍，以及各大召庙，类多油松大料，其初悉就地取材，俗谓之本山货。……然自归、绥二城及各厅治前后兴筑，与夫民商购用，举一山之储积，开一道之规模，大量松材采取略尽。此固经过之事实，无可致疑者也。当年本山木料尤以产松为多，其价亦甚低廉，则所产之丰富亦可推见大概。旧城大盛魁小召前联号尚存有雍正七年修盖房屋之帐本，内载用过柁、梁、椽、柱悉为松木[12]。

绥远城是明末以来消耗大青山木材最大的工程，“相传绥远城工竣，而大青山之木遂空[12]。”建绥远城，“惟用木项，城门楼、钟楼、大小衙署、众兵丁之房、仓廒计有一万二三千间，需用大小木30万余根”，调用黄河岸上积存木材及木纳山①已伐木材筑城建房[34]。但木纳山已伐木材仅有3万多根，且大多朽烂，无法使用[20]。最终以大青山木材凑足所需木料[35]。

康熙三十八年之前，大青山木材主要被土默川官民用于建筑衙署、营房、寺宇、民居以及柴薪，“昔年大青山林木丰盛，取材甚便，旗官簪缨相继。省垣及乡镇，凡蒙官住宅类皆崇墉峻宇，规模阔大[36]。”三十三年，砍伐大青山林木建造了右卫营房[37]。如果说这次砍伐只是清廷临时性的做法，那么三十八年准商人持证砍伐大青山林木贩卖至内地，则是一种常态行为。清廷认为“内外之民俱属一体，大青山木伐卖，商民均为有益[38]。”是年题准，“大青山等处木植甚多，有殷实商人愿往采取者，该部给票，令守口官验明放行，照例输税入口贩卖[39]。”乾隆五、十三、二十二年多次向商人发放伐木票照，每次100张[40]。

此外，清廷封禁穆纳山，只准持票商人砍伐大青山木材，也增加了大青山的生态压力。“口外大青山与穆纳山同产木植，大青山准商出赀砍伐，穆纳山久奉封禁”。商人领取伐木票时，总被要求“准于大青山伐木，不准越界砍伐穆纳山之木”[40]。至民国时，大青山中“松、柏、榆、桦虽仍天然生殖，但以终年采伐，存量无多，成材更少，视乌拉特山之蕴蓄丰盈，有天渊之别[12]。”

经过上述砍伐之后，大青山至晚在乾隆二十五年已经无木可采。二十六年，山西巡抚鄂弼奏报，地方官员“因(大青山)山木砍尽，历年相沿，以户税盈余抵解工部木税[41]”。三十一年，一些蒙古人状告汉民上山伐木，刨挖树根转卖，妨害了蒙古人的生活，请求“查拿擅自刈草伐木之民，照例治罪[8]。”三十八年，管理杀虎口榷关的礼部郎中策麟也称，“近年来大青山无木可伐”[40]。道光十六年，杀虎口监督积善等称：“大青山先于乾隆二十五年经军机处奏明无木可采[43]。”清代人也称，“今大同起西阳河堡边外之山皆斥卤[26]。”民国人称，大青山“古时森林极茂，尤以松为多，至清初大量砍伐，用充建筑，现存者寥寥无几[12]。”据《绥远通志稿》记载：

及乾嘉以后，本地木材告罄。大宗所需皆仰给于宁武之白杉、红杉。就地取材则为榆、杨、柳、桦，而松柏绝少矣。即榆、杨、柳、桦之属亦无相当保护之法。沿大青山一带，乡民入山旦旦而伐之以代柴薪。甫见丛生即施斤斧。沿山贫农更有赖此为业者，农暇结队负粮，依山结茅庐以庇身，名曰窝铺。攀崖越涧，搜觅林薄，一住或数月不归，大干小条概从砍伐，束而成捆，名曰稍子。积有成数，背负、驴驮以出山，人负车载而进城，论价求售，借谋升斗之粟。近年山之近处多为蓬蒿，木柴已不易得，必深入始可搜采。一日之往返，行五六十里殆为常事。则山之林木缺乏与夫森林之不易成材，于此概可见矣[12]。

大青山无木可采，表明其山前城镇的生态系统失衡问题已非常严重。从乾隆二十六年封禁至道光十八年，已有七十多年，仍没有恢复。道光十八年，山西巡抚申启贤称：“现在大青山并无木植，即将来生发，实难轻议采取[43]。民国时人称，大青山”当初属蒙古时代，天然林产极多。自汉人移居以来，随意滥伐，斧斫无遗，现在除归萨托丰凉等县尚有少数人造林外，其余各县林木甚少[44]。”

在一定的自然生态背景下，土地利用方式也影响到了植被覆盖特征。明末以来的持续垦殖也造成大青山草场的退化。学界对于明末至清代土默川的农业垦殖情况多有研究②，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农牧交错带的地理区位，使大青山南北具有大量的可耕地以发展农业。明末以来，大青山南北因汉族移民的大力开发，其地理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草原而田园的变化、由游牧而定居的变化。明末清初的战乱曾给这里的农业生产造成破坏，战乱平息后逐渐得到了恢复。清康雍乾年间的大规模耕垦，造成了大青山草场的退化。如乾隆二十六年，军机大臣兆惠等奏严加管理大青山十五沟地方种田民人，以防无限扩大耕地毁坏草场。嘉庆三年，署理绥远城将军永庆奏闻归化城土默特地方被沙吞没官田作为草场等情[45]。汉民对于大青山十五沟地亩的开垦，直接造成大青山的水土流失。乾隆二十六年，大青山十五沟民人开垦出的熟地达443顷75亩[38]。

煤炭开采也对大青山植被造成了破坏。清初，陕晋绅耆抗清事败后，“多携家遁迹塞外。复虑无以资生，除事垦殖而外，则穴山寻煤以为业。……顾当时人烟未集，开采自亦有限，窑厂之盛兴，其在乾隆之初乎[12]。”实际上，大青山中煤炭的大量采掘始于雍正间。雍正初年只有6座煤窑，末年增至22座。乾隆初，绥远城的兴建促使其煤矿开采进入高潮[46]。据不完全统计，煤窑数量从乾隆八年的46座增至六十年的229座[47]。大青山煤矿开采的兴盛是随着归绥城周植被的破坏而出现的。乾隆九年，归化城同知称：“城周围无可拣之粪、可砍之树，致使蒙民买柴烧用，木价大涨[48]。”归化城周围的煤炭分布广、煤层浅、易开采，刨2-5尺深就能出煤[47]。五年，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称：“煤为兵民日用必需，口外更资御寒。归化城等处驻满洲兵，商民辏集，附近无薪可采，请多开煤矿，仍禁内地煤出口，杜带禁物，下部议行，至是而后，禁令一开，民趋为业[12]。”

大青山“层峦峻岭，形势极雄，俯视归化平原，为天然屏蔽[49]。”但是，明末以来的耕垦、开矿、砍伐林木等活动，使其植被逐渐遭到严重破坏。大青山地处农牧交错带，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带。20世纪以来的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气象学的研究表明，距今近万年中国气候不断变化，气温也在不断地波动。而1400年到1900年为明清小冰期，是一个低温多灾的时期[50]。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系统起作用的[51]。大青山所在地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带，在明清时期寒冷的气候条件和不合理的区域开发背景下，植被的自我更新能力却远远赶不上消耗的速度，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清代大量砍伐林木之后，并没有及时补种，以保持与恢复大青山植被。其原因有二：其一，为清廷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乃至整个蒙古地区执行的人口和土地所有权政策。其二，汉民“专恃农牧已足以赡其用”，同时，“官府又未力为倡导，习俗相沿，仍视树木为不急之务[12]。”至民国初，农商部规定全国各地于每年清明节举行植树典礼，绥远省积极发展省办林业和县局办林业，希望恢复往昔的植被面貌，把绥远改造成花园[52]。但因兴办时间短，且以在城镇及其周边地区植树为主，大青山上植树较少。因此，大青山南北到处是荒地童山[12]。大青山南的土壤大部分含有黄河上游带来的黄土及砂壤。“河流迂缓之处，又得淤积之黏土[24]。”植被具有截留降雨、减缓径流、防沙治沙、保土固土等功能，是维持生态环境、发挥有效生态的功能体。在同等条件下，植被覆盖度越低的地方，水土流失越严重。土壤和植被是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当植被遭到破坏时，即是生态系统失衡的开始。当土壤层完全流失时，植被再生的基础也就丧失了，从而使生态环境严重恶化[53]。大青山植被历经上述破坏之后，植被覆盖度降低，生态系统调节能力降低，无法有效地防止暴雨对地面的冲刷，减缓片流流速，以迟滞地表产流时间和降低洪水强度。一旦连降大雨，大青山沟水从山地进入平原，顺河而下直冲归绥城。

明末以来大青山植被覆盖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山前城镇水患，但频发的水患反过来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的沙化及由此引发的种植制度的变化中。归绥地方“地皆沙碛居多，而且地广人稀无从得粪，以沙地而无粪培，耕种久则地力乏，往往种而不生，必须歇一二年后，始种一年，方能收获”。然而“口外粮户尽是客民，未编户籍，有利则认粮而种地，无利即弃地而之他”[54]。如此的耕作制度，土壤肥力短期内很难恢复，造成土壤的沙化。

3 归绥城址的地理特征与水患

大青山及其山前地带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但使归绥城市安全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且使其城址中隐性的地理缺陷逐渐呈显性。即归绥城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及其降雨特征使它与水灾结下不解之缘。先后修建的归、绥城均位于大青山南的土默特平原上。对于归化城的选址史无明文记载。而对绥远城选址颇多记载。绥远城址东北高西南低，避开了此前选定的地势洼下的依克图尔根地方。它后有大青山作屏障，前有依克图尔根、巴罕图尔根贰河③之环抱，左有喀尔沁口之水④，右有红山口之水。这个地方还是翁稳岭喀尔沁口军营行走之通衢大路[11]。土默特平原位处农牧交错带，具有沟通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通区位优势。大青山几乎全部位于土默特境内，“一若天设屏障，以为蒙汉之界线者。……惟赖巨沟急涧破山而出，为北通蒙古之孔道[55]。”大青山断层切成可贯通山南山北的19条沟谷[8]，其中的哈拉沁沟、坝口子沟等沟口因其交通条件比较好，成为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往来的孔道[9]。因此，二城均选址于这些因自然条件而形成的、稳定性甚强，且具有交通战略地位的沟口前。

土默特平原平均海拔约1050m，由山麓微向黄河倾斜[8]。其降水量季节变化大，主要集中在夏季，降水量在200mm以上，占年降水总量的70%左右[6]。夏季常有强度大、面积小、历时短的大雨或暴雨。山南一带因大青山的阻遏作用，形成一些地形雨[8]。在这样地形条件下，形成自然坡度和洪水流向，只要沿山降大雨，大青山沟水就会喷涌而下，威胁着归绥城。今玉泉区位于城区西南，地势较低，市区的雨水很大一部分汇入该区向西南排出，有“万水归玉泉”之势[16]。

归、绥二城自从建立后，城址就没有发生过迁移，发展至今，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这说明归绥城的选址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和降雨特征的潜在的致灾性，表明其选址微有缺陷。实际上，明清时代的人们是不可能对制约城市选址的因素有全面、正确、客观的认识的。人的活动可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和改变城市的选址条件。区域开发造成大青山及其周边地区植被覆盖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破坏了归绥城的天然生态屏障，使其城址条件朝不利的方向发展，也使其本来不明显的选址缺陷凸显出来。

4 归绥城的排水缺陷

排水缺陷也是归绥城频遭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绥城地处大青山前冲积扇平原，城区北部30多条大小山沟及坡面的洪水，通过哈拉沁、坝口子等主要山沟汇成的行洪河道穿过城区，流入小黑河。这些主要山沟日高程比归绥城区高100m，而距离城区只有6km，一旦发生大洪水，用不了半小时，就使城区变成一片汪洋[18]。归绥城在雨天除了要排去城区本部的水，还要排去山水。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山水水势激暴，水量亦大。归绥城排水能力非常有限。归化城曾修有护城河。崇德六年，皇太极命古禄格等增筑归化城外墙，“墙外俱浚深壕[33]。”《蒙古志》也载，归化城外郭四周“环以濠[56]。”《支那地志摘译》也载，其城郭“以外壕绕之[57]。”1980年，修建下水管道时，在恒昌店巷西口南15m处挖出原南城门遗址，有护城河，木渡槽已腐烂[58]。这一发现印证了上述文献的记载。荣祥称，位于大礼拜寺巷北端与通道街南端接连处的利合桥，很像归化城北门外的护城桥，水渠巷也许就是古时的护城濠[59]。归化城的石羊桥河俗称为护城河[16]。尽管史无明文记载，但以归化城的水环境观之，其护城河水源应来自札达海河。除护城河之外，光绪末年之前，归化城无排水体系，雨水靠路面自然排泄。光绪末，归化城修了第一条排雨水暗沟，至建国前，它仍是归绥市唯一的排水暗沟。此沟为砖石砌筑的矩形沟槽，南起议事厅巷西口南，向北又折往西，通入札达海河，全长460余米。据口碑传闻，清末民初在南茶坊一带曾修过一条排水明沟，称作阳沟。几十年前它就已面目全非，只留下“阳沟沿”街名。阳沟沿街后来也被并入南茶坊街，不存其名[16]。绥远城门外有一条泄水河[23]，即护城河。绥远护城河水源自哈拉沁沟水[9]，河宽八丈多，离城根十丈远[60]。深“或丈余，或七八尺[23]。”如此规模的护城河，对于过大的洪水也不易宣泄。光绪三十年，贻谷在绥远城“西南修泄水闸二，四面浚隍[23]。”这一做法可视为人工对城址的合理改造，以解决绥远城防洪问题。

综上可见，归绥城的排水系统存在着明显缺点，其一，缺乏全城的排水体系；其二，绥远城排水口太少，且集中在城西南；其三，护城河规模小，泄水能力有限，而且距离城墙太近。加之，其水源自大青山沟水，如大雨天山水太多，溢出河外，就会淹浸城墙甚至城内。

5 结语

区域生态环境本身的脆弱性、人类经济活动的不合理性与气候要素以及归绥城选址不当之处的叠加，使归绥城市周边环境呈现出明显的致灾性。归绥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及其降雨特征，具有潜在的致灾性，而在明清小冰期的气候背景下，自明末以来的持续经济活动，导致大青山及其山前地带植被覆盖大为降低，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的调节机能，不仅激化或加剧了自然环境潜在的致灾性，使发生水灾的机率相对增大。虽然气候是植被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人类活动也影响到区域植被的发展与演替，尤其是在较短时间尺度上，这种影响作用表现较为明显。上述研究表明，明末以来，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由牧而农的变化、农业耕作制度、产业结构中商业和矿业的增加，以及区域城镇的发展，直接导致区域植被覆盖度的降低，即大青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植被覆盖变化间存在着极大的相关性。因此，区域开发一定要适应生态环境。大青山植被覆盖的降低还使周边环境的致灾机制复杂化。良好的植被覆盖可以缩短地表径流过程，降低径流洪峰量，增加土壤入渗量，减少地表径流量。前文所述乾隆三十年代以至建国初期归绥城的历次水灾，表明自乾隆二十五年大青山无木可采之后，植被覆盖大为降低，改变了区域孕灾环境以及区域水文要素，使归绥城水灾发生的频次呈现递增的态势。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使大青山植被自我更新的能力比较弱。大青山植被遭到人为破坏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致使它们由不易受灾成为易受水灾。而归绥城排水系统的缺陷，也降低了自身抵御水灾的能力。归绥城水灾的发生始终与区域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该区域植被覆盖的演变过程、地理位置及降雨特征等是导致水灾发生的直接因素。即归绥城水灾是区域多动力均衡调整的产物。周边生态环境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归绥城水患，但自乾隆中期以来频发的水患也反过来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水土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种植制度的嬗变中。而上述诸多有关水灾发生的史料也表明，乾隆中期以来，归绥城成灾和干扰因素愈趋复杂，逐渐呈现出水灾与环境相互反馈使水灾加深，以及经济活动、水灾与环境三者间相互反馈使水灾频度加大等趋势。

在大青山各山谷口端的条带状的洪积冲积带中，每一个较大的冲积扇上都聚集了一个较大的居民点。例如包头市位于昆都仑河冲积扇上，呼和浩特市位于哈拉沁冲积扇上，萨拉齐位于水晶沟冲积扇上等[61]。因此，文中对于周边环境与归绥城水灾关系的探讨所得之结论，对区域内的其他城镇也应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① 称穆纳山，即今巴淖尔乌拉特前旗境内之乌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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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即大黑河和小黑河。

      ④喀尔沁口之水，指哈拉沁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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