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灾荒时期之民生——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

罗丽馨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0年01期第37～48页。

【作者简介】罗丽馨（1951—），女，台湾省宜兰县人，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兴大学历史系，台湾台中　402

【内容提要】明代灾荒频繁，影响民生。尤其米麦价格较一般平均价格多则高达10倍以上，平均则高3—4倍之间。此外，棉花、盐、柴薪、水等民生日用品的供应，也直接或间接受影响。灾荒时，百姓通常只能以草叶、葛蕨、竹米、各类树皮等维生，或以糠秕杂菱、藻、豆饼为食，或掘食“观音粉”等。官府对灾民虽有漕米改折、截留漕粮、行平籴法、煮粥赈饥、转运米粮等救济措施，但这些救济策有其局限性和弊端。因此，饥民煮食子女、鬻妻女、流亡、行抢、杀人等社会问题亦出现。

【关 键 词】明代 长江 中下游  灾荒  米麦价格 生活 治安 救济

　　一、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即灾害不断，究其原因，与地理气候条件复杂，自然变异强烈有关。此外，人为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如战争、流民、水利等问题，也有相当影响。[1]明代灾荒频繁，以水灾而言， 平均一年四个月有1次，旱灾平均约一年六个月1次。其他蝗灾、疫灾、雹灾、霜雪、地震、饥歉等，亦屡屡发生。目前明代灾荒方面的研究，多著重在备荒措施，及各种自然灾害的统计。对于灾荒时期的物价、米谷流通、社会问题等，尚未有系统的整理。本文以灾荒时期的民生作为探讨重点，即为补此不足。

明清时期曾多次修志，至今仍有相当数量旧方志保存下来。方志篇目中，有“灾祥”、“祥异”、“ 祥”、“祥祲”、“杂记”一项，专记载当地的祥瑞与灾异[2]。方志对灾区范围及灾情， 记述较明确、详细，本文即是运用此类记载，尝试描绘灾民生活实态。由于资料收集所限，仅能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范围，先作研究。

本文分灾区之分布、米麦之价格、灾民之生活、治安之恶化、灾民之救济等五个主题，希望对灾民的生活略作初步性考察。

二、灾区之分布

有明一朝灾荒之次数，据邓云特先生统计，有1011 次。 其中水灾196次、旱灾174次、蝗灾94次、雹灾112次、风灾97次、疫灾64次、 地震165次、霜雪16次、歉饥93次[3]。又，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发生在长江中、下游诸省的水灾，江苏有4次、浙江11次、江西4次、湖南3次、湖北2次、四川4次，总计28次[4]。旱灾，江苏有9次、浙江46次、安徽6次、江西12次、湖南14次、湖北44次、四川4次[4]，总计135次。明代近77.6%的旱灾发生在这个区域。各省中，水旱灾最频繁的是浙江，有57次。其次是湖北46次，再次是湖南17次、江西16次、江苏13次、四川8次，安徽有6次最少。当然此一区域还有潮溢、地震、虫灾、疫灾、歉饥、飓风、雹灾等。以浙江为例，成化二年桐乡有海溢[5]。嘉靖三年二月山阴地震、大歉[6]。 嘉靖二十年严州府属六县大旱蝗[7]。万历十六年孝丰县旱蝗且大疫[8]，山阴县疫疠交作大饥[6]，钱塘县六月有瘟疫[9]。崇祯十四年，桐乡、诸暨两县有蝗灾， 萧山县有疫疠[10]。上海在万历十五年七月有异雷飓风[11]。江西建昌、永丰两县万历十六年有大雹[12]。笔者根据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方志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整理出7个表（参阅附表）。 表中所列之灾荒次数与竺可桢先生的统计数字不符，尤其是浙江和湖北的旱灾数有极大出入，此主要是笔者仅录有物价记载的灾年。若由目前整理出的7个表作分析， 各省各时期的灾荒数如
　　表1

即嘉靖、万历、崇祯是各省灾荒较频发的时期。又，各省受灾超过三府以上的年份如表2
　　表2

由上表知嘉靖二十四年、万历十六、十七年、崇祯十三、十四年受灾区较广。主要是水灾和旱灾，加上部份蝗灾和大疫。但所列各府，并非每一府中的每一县全是灾区，如万历十六年，杭州府仅昌化、钱塘两县，宁波府仅象山县，金华府仅金华县有灾情。

灾荒的发生虽以嘉靖之后较多，但因各地地理条件不一，出现“有年”、“大稔”、“大熟”的地区亦存在（参阅表3）。
　　表3

若对照表2和表3，苏州府灾荒虽多，但万历年间却出现不少“有年”。此外，同一年在同省不同地区也可能出现大旱和大有，如万历二十七年安徽宁国府太平县大旱，池州府建德县却是大有年。
　　三、米麦之价格
    灾荒影响民生最大的是物价，尤其是米价。以江苏省而言，万历十七年升米200钱，即斗米200文最贵，原因是灾期长，大旱外，加上前后三年大疫之故。正统五年、嘉靖二十四年、万历十五年、崇祯十三年、崇祯十五年，斗米高达1000文。其他斗米400文、320文、200文、170文、150文、100余文者也有，但以百文较多，稍低是80文。以银而言，每斗有5钱、4钱、3钱（或3钱9分、6分、3分、2分）、2钱（或2钱3分）、1钱（或1钱8分、6分、5分、4分、3分、2分、1分）。嘉靖三年， 嘉定县当时银1钱是70文，万历十六年常熟、昭文两县银1钱200文， 崇祯十五年南汇县银1钱278文，崇祯十六年南汇、上海地区银1钱300文。以崇祯十三年银1钱等于通行铜钱220文计（参阅表4）， 崇祯十四年东台县米石5两、崇祯十五年宝山县亦米石5两，换算铜钱斗米是1100文。此可说明至崇祯末，斗米1000文大约是一般灾荒时期最高的米价。又，由附表1知崇祯年间，斗米多在2钱以上，而以3钱或4 钱较多， 换算铜钱是440文、660文、或880文，较之天启以前斗米100文，少则多4倍， 高则多近9倍。麦价除崇祯十三年沛县每斗1000文外，有100文、9分、1钱、1钱8分、2钱、2钱3分等，比米价低。同一年灾荒， 各地米麦价格并不一致。由受灾区较广的崇祯十三年，可以清楚看出此种差异，此应与受灾程度有关，如崇祯十四年东台县旱蝗且疫，但“有麦无禾”。
　　表4：银钱比价表

资料来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677、683、693、694、711。 

浙江省灾荒时期米价，基本上和江苏省类似，即斗米最高钱1000文，除天启二年西安县斗米银8钱外，崇祯年间多半是3钱或4钱，最高5钱。麦价以嘉靖二十四年台州府每斗3钱最高，万历十六年嵊县小麦每斗9分，大麦6分，崇祯十四年萧山县大麦每斗1钱5分。安徽斗米最高1000文， 灾荒时期米价仍以崇祯年间较高，斗米达银6钱、5钱、4钱、3钱不等。麦价通常低于米价，但嘉靖十三年含山县斗麦和斗米同样是1钱， 崇祯十五年春霍山县斗麦高达1400文。江西省除崇祯8年万年县斗米2000 文外，最高亦是1000文，但江西灾荒时米价，嘉靖时期大致高于崇祯时期。如嘉靖时期斗米有银7钱、5钱、4钱、3钱者，而崇祯时期，除崇祯八年浮梁县斗米3钱6分外，大致在3钱以下，低者8 分。 崇祯时虽斗米有钱500文、300文、200文，但此时钱值低，因此折银算之， 亦低于嘉靖时期。麦价，嘉靖二十三年浮梁县斗麦1钱5分。湖南以万历二十三年耒阳县斗米1两5钱最高，天启以后，斗米9钱～5钱不等。湖北以崇祯十五年宜城县斗米10金（10两）最高，正德三年孝感县斗米8000钱次之，此二价格是明代长江流域各省灾荒时期仅见的高额米价。
明代各时期米的平均价格如表5所列，对照灾荒时期，知差距少则1倍，多则10倍以上，崇祯年间多半在3、4倍以上。
　　表5

资料来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703～704。（明代一石＝1.0737公石）
麦价一般相当于米价的8成，贵时或者与米同价。表6是平时的麦价。由表6知，灾荒时期，麦价最高仍为平时的10倍以上，通常亦在3～4倍之间。
　　表6

资料来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701。
　　四、灾民之生活
    灾荒时，米麦不收，物价高腾，百姓通常以不易受灾害影响的自然植物维生，根据表7百姓采食的植物，包括草叶、薇、葛蕨、乌蒜、 芦心、草根、蕨根、猪巴子、蓼根、灰苋、各草子、竹米，及榆、榉、楢等树皮，并以糠秕杂菱、荬、荇、藻，或杂菽、豆饼。此外，掘食“观音粉”，以生葱、柴菌、干蝗蝻、干牛皮疗饥者，亦有之。甚至煮食子女，或食瘗胔。李濂序重刻《救荒本草》曰：
    是书有图有说，图以肖其形，说以著其用。首言产生之壤，同异之名，次言寒热之性，甘苦之味，终言淘浸烹煮蒸晒调和之法。草木野菜，凡四百一十四种。……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13]
    即由《救荒本草》一书，知救饥草木野菜有414种，而且随地都有。前述饥民所采食者，不过是其中一小部份。这类草木野菜，叶可食者，用生食、晒干炸食，或油盐调食。根可食者，用煮、蒸、晒干炒熟。实可食者，蒸食、作饼，或去皮捣磨为面，仁则煮粥。豆类，用煮、炒、蒸、磨面或打饼。竹米，是竹穗生实，味似麦（注：同治《嵊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26，杂志，页8载：“竹米者，丛竹中所生也。状粳糯差小，色微红，味甘。”、“竹六十年一易根，根易必花结实而枯，实落复生。”）。各类树皮则舂磨作饼。观音粉者，即禹贡所谓厥土白壤之类[14]，其土色白味平，性微热。先用水浸，次以粗布去其渣滓，一分土和以二分米、荞麦粉亦可[15]。同治《饶州府志》载，观音土“初挖出似石，见风后软如米粉，味甘可食”[16]。其味似亦“甘”。又，同治《龙泉县志》载“邑东北蛇长岭有土，色淡红腻如面，俗名观音粉”、“及秋熟，则土不可复食”[17]。即其色淡红，且秋成便还其故质，不可食。由此推测，各地所出观音粉，虽不尽相同，但可食用应无疑问。此物虽可疗饥，“惟多食者，生胀病”[17]。如前所述，观音粉是以一与二之比掺和米、麦而食，但灾荒缺粮，通常观音粉多于米麦，甚至专食观音粉，以致有肠塞、腹胀饱死者[18]。又，长久食用观音粉，会导致四肢无力，且便闭，因此也有“以桃花叶煮水饮之，得解”[19]的传闻。
    大水虽淹没田禾，倾毁庐舍，以至舟行陆地，但鱼虾满沟或游入市里，房舍之中甚至可捕鱼。道光《巢县志》载：“（万历三十六年）六月水入巢县城，鱼、虾满沟浍，圩民赖以取食。”[20]乾隆《震泽县志》亦载：“（万历三十六年）大水，高田皆淹没，城中居民皆驾阁以处，鱼、虾、蠃、蚌满屋，卧榻之下，可俯而探。”[21]知大水带来大量鱼、虾、蚌，民赖以取食。光绪《华亭县志》载：“（嘉靖四十年）秋大水，饿殍浮水者甚多，鱼虾至肥，分文可得巨鱼五、六斤。”[22]即巨鱼五、六斤不过分文。鱼多，是否钱价就便宜？康熙十一年高邮州大水“河鱼忽涌起，任人网取，市中鱼一斤钱一文，七日而鱼尽。”[23]嘉庆十一年春东台县民饥，“河鱼涌出，人争取之，每斤直数文。”[24]此虽是清代史料，但可以看出鱼价高低不等，而且很快就网尽。海潮也有将海鱼冲至沙滩者，《宁志余闻》载：“（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潮涌，一鱼至沙滩，无鳞甲，具四足，人以利刃脔割之，肥不可食，只用以燃炬。其骨节可畜水。养鱼识者，曰此海象也。”[25]这种叫海象的鱼，肉肥不可食，但可熬油燃灯。至于旱灾，海鱼搁浅沙滩者亦有之。万历《钱塘县志》载：“（万历三十三年）六月旱，钱塘江沙上有海鳅百条，重数百斤，民取肉熬油。”（注：万历《钱塘县志》，纪事，灾祥，页6，万历三十三年条割注。光绪《杭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卷84，祥异3，页26作“海。）即海鳅也是只能熬油。
    灾荒对盐、水、柴薪等民生日用品的供应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康熙《松江府志》载：“（洪武）二十三年庚午，海溢松江海盐，溺水灶丁二万余人。”[26]嘉庆《东台县志》载：“成化八年七月大雨，海涨，浸没盐仓及民灶田产。”[24]知海溢浸没海盐、盐仓、民灶出产，甚至溺死灶丁。据康熙《绍兴府志》载，成化十二年七月，诸暨、余姚大雨，余姚“水陷没石堰场官盐数十万引”（注：康熙《绍兴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13，灾祥志，页35下。嘉靖《临山卫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2，纪异，页51上下，作“数千万引”。）。又，万历十五年，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白秋雨至冬至，“盐价腾十倍”。[27]表8万历四十六年汉阳盐贵，是因蝗害。 天启元年正月，长沙淮盐骤涨是因大暴雨。九月桑植盐踊贵，则是大雪，河水舟楫不通之故。明代后期，湖广一带淮盐官价，1斤银1分左右，私盐1厘5毫左右[28]。长沙、蒲圻是淮盐贩卖区，天启元年长沙淮盐每斤2钱，比官价贵20倍。蒲圻盐每包7钱，净盐60斤为1包，[29]1斤约1分1厘7毫。桑植盐每包1两2钱，每斤2分，均高于官价。前述救荒草木野菜，不少是用油盐调食，盐价高腾，只能淡食。柴薪取自山陵林麓、海边草荡、水滨萑苇，或作物草秆。沿海地区少山陵林麓，加上煮海为盐亦需燃料，这些地区的柴薪通常较贵。《阅世编》载，上海地区，柴百斤约银6、7、8分或1钱内外[30]。正德十年太仓州薪百斤钱50文，以当时银1分钱7文计算，亦7分多。[31]表8嘉靖十五年宿州束薪钱1000文，约银1两4钱3分。灾荒时“民间拆屋材为薪”[32]，“锅无粒粟、 灶无薪，只有松楸可济贫。半卖半烧俱伐尽，可怜流毒到亡人。”[33]是无薪或薪贵难炊爨的写照。旱灾水荒，史料亦可见水贵之记载，嘉靖二十一年江苏靖江县旱蝗，刘甫学诗云：“五斗糠秕三尺布，一挑河水五文钱。”[34]表8万历十七年霍邱县“担水千钱”。水贵时较之米、麦、盐、 薪更甚。崇祯十七年夏，上海亢旱水竭，知县彭长宜有“米价贵，水价倍贵。饥欲死，渴更欲死”[35]数语。因此，“贩夫担河水，贸钱供爨”[33]、“人争汲水，致毙”[36]是水荒时的另一景况。
　　表7

　　表8

　　五、治安之恶化
    饥馑缺粮，民不堪饥，煮食子女、鬻妻女、流亡、行抢、杀人等，成为无可避免的社会问题。煮食子女、鬻母或妻、子者，如洪武十八～二十年松江府水旱，“饥民至煮子女为食”[37]。成化二十年通州大旱，有“斗粟易子女”。（注：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末，杂纪，祥异，页3。嘉庆《东台县志》，卷7，祥异，页5载：“斗粟易男女一人”。）嘉靖二年南畿诸郡大饥，“百户王臣、姚堂以子鬻母”[38]。十六年德安大疫， 流亡者“鬻一少女仅斗金”[39]。十九年嘉兴府大饥，“妇女多鬻于外境”[40]。三十八年盱眙县大祲，“四乡鬻男女者，万余人”[41]。同年天长县大饥，“民间子女多鬻他郡”[42]。天启六年春东台县民不聊生，“插草鬻子女者盈衢市”[42]。崇祯十三年江苏丰县大旱，所在流亡，“或以妇子易钱百文，饭一餐去不复顾”[43]。但鬻妻女，而“妻女以口食贵不售”[44]，或“以妇子易米三升，无复受者”[45]，甚至“不论价”（注：康熙《德清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10，杂志，灾祥，页624载：“（崇祯十五年）旱蝗…鬻妻女者，亦不论价。”）亦有之。陈其德灾荒记曰：
    食物倍长于去年（崇祯十四年），大鸡二足得钱一千，即小而初能鸣者，亦五百、六百，汤猪一口动辄自五两至六、七两，即乳猪一口亦一两五、六钱至一两七、八钱。若小厮、妇女反不过钱一千、二千文。又安见人贵而畜贱耶。[5]
    即灾荒物价高涨，已非“人贵畜贱”，同时也有得人不如得畜的意味。此外，由“有怀百金、田券不得售而死者”[46]、“妇女有披华服带簪饰而饿死者”[27]，亦说明钱财、田产不得易一餐的饥困窘况。又，饥民“流移外境”[47]、“弃孩遍野”[48]都是消极的求生方式，其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村落为墟”[49]。
    灾荒时期，深刻影响社会治安的是抢劫、杀人、逼官等。所谓“凶年民之不肯就死者，必起而为盗。”[50]因此饥荒时，盗患频仍，如正德四年江西高安县谷贵，“饥民白昼攘夺于市”[51]。嘉靖二十三、二十四年绍兴府嵊县大旱，“乡人有携麦半升夜归，辄被劫杀于道”[52]。崇祯六年湖北潜江县大饥，“村民周肖河等聚众抢夺”[53]。崇祯十五年春，安徽东流县大饥，“有携食于道者，则争夺之”[54]。饥民四出抢掠，多以有米之家——即富户为对象。同治《上海县志》载：
   （万历十六年大饥）人啖糟糠屑豆饼作粥，继以草根木叶，饥民相枕藉。桀黠者煽众环富室告贷，寻间入室中，尽夺其所有，报复杀伤其众。盐司忧祸且不测，亟上其事，诏用重典，歼其渠魁，人心乃定，此为一大变云。[55]
即万历十六年大饥，桀黠者煽众向富室告贷，或入其室抢夺。后杀其为首者，人心乃定。乾隆《吴江县志》，叶志曰：
    是年（崇祯十三年）米价腾涌（大旱蝗大饥之故），富家多闭籴，乱民朱和尚等，率饥民百余人，强巨室出粜，不应则碎其家，名曰：打米。各村镇皆然，有藉以修怨贾利者，一邑骚动。署篆杜同知劝富家减价平粜，巡抚黄希宪取朱和尚正法，此风稍息。[56]
    即崇祯十三年，吴江县大旱蝗、大饥，米贵，但富家闭籴，以致乱民朱和尚等率百余饥民强迫富家出粜。不出则碎其家，名曰：打米。惟藉此报仇取利者亦有之。最后因官吏劝富家平粜，及将朱和尚正法，才稍平息。由上所引，知饥荒时，除官府外，富室也是饥民得以仰赖的对象。但富室拥米不出，坐索高价，饥民入抢富家米谷，似乎是唯一救急的办法（注：参阅康熙《绍兴府志》，卷13，灾祥志，页43下载：“崇祯十四年春，各邑贫民聚众入富家抢米谷。”光绪《平湖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25，外志，祥异，页4 下载：“崇祯十六年夏大旱，民不堪饥，相率而掠有米之家，逼粜官米。”康熙《万载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26册，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卷12，灾祥，页3载：“成化十三年夏大旱民饥，……富者闭籴， 贫者攘夺。……”民国《宁国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杂志，灾异，页3下载：“崇祯十四年辛已蝗虫来宁，……冬月， 饥民成群发富家仓禀，几欲为乱。……”。）。抢劫的平息，一方面是富家减价出粜，更重要的是将倡首者“正法”。（注：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1，祥异，页9下载：“（崇祯十四年辛巳夏大旱蝗）有薛得倡首烧劫，白画抢夺。知县章光岳捕至，立杖死。”乾隆《广信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天文，祥异，页7下载：“按通志载，成化中岁饥，上饶饥民抢夺郡，以行劫报参政，李蕙议止，戮其渠，乱随定。”）。对于这些为首者，则多以“乱民”、“桀黠者”呼之。《崇祯长编》载，崇祯五年，淮安灾荒，“高、宝、射阳湖等处饥民变为草寇，一遇商贾，货物被劫八、九，南来北往，几于断绝。穷民不为盗贼，即为饿鬼耳。……”[57]即在交通要道，饥民为生存不得不沦为草寇，抢劫商贾。此外，有杀生人以疗饥者，如嘉靖二年南畿诸郡大饥，“婺妇刘氏食四岁小儿”、“军余曹洪以弟杀兄，王明以子杀父”。[58]崇祯十四年春，上海县大饥，“卖婆某氏，盗人子女杀之，邻人闻所烹肉甚香，启釜视之，手足宛然，鸣官立毙。”[55]同年，萧山县下乡人许三，“杀子而食，官立毙之”[27]，太湖县蝗灾，饥疫，“人相残食，日晡不敢独行”[59]。崇祯十五年，崇明县大饥，“堡城一妪，杀邻稚以食。沈安状黄姓者，食己子。事觉，妪为众穉殛死，黄毙狱。”[49]亦有“割死尸”[60]而食者、“殴杀税使”[61]、“逼粜官米”者[62]。
　　六、灾民之救济
    南直隶府州（徽州府与滁、和二州除外）、浙江、江西、湖广是漕粮的解运区[63]，这些地区若发生严重灾害，官府的救济策之一是将漕米改折，以减轻灾民负担，或截留漕粮以赈饥。如弘治初，苏、松诸府连岁荒歉，四年苏州府改折漕粮50万石，每石银1两[64]。 江阴县万历六年虫害、大雪，二十一、二十四年水灾，漕粮每石折银5钱， 二十三年水灾每石折银连耗7钱，二十九年大水，每石折银3钱5分7厘[65] 。折价的高低视灾情轻重而定。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言：“……今请推行于诸府，而稍差其直。稍重者，石七钱，稍轻者，石仍一两。”[64]截留漕粮者，如景泰四年凤阳府水灾，从王竑请于淮安常盈仓支粮15万石，雇船运赴赈济[66]。成化二年凤阳、淮安等府饥荒，发淮安府常盈仓粮20万石赈济凤阳及淮安所属州县，发徐州水次仓粮20万石赈济徐州属县[67]。万历十六年江西德化县大旱，十七、十八年大饥，知县谢廷训“截船籴谷”[68]。
    官府对灾区亦以平粜法救济。《救荒事宜》载：“平粜之议，所以舒民财也，使与市粜之价减毫末，犹市粜也。”[69]明代立预备仓、官仓、常平仓等，皆具有调解粮价的功能[1]，尤其常平仓， 贵籴贱粜，更具调解意义，如《救荒全书》载：
    常平之法专为凶荒赈粜。谷贱则增价而籴，使不伤农。谷贵则减价而粜，使不病民，谓之常平者此也。[50]
    平籴办法，依万历十六年浙江萧山县之例，米每斗由1钱 7分减为1钱3分。每人约2斗5升，则1人可以受1钱之惠[70]。平籴对象， 主要是次贫不食粥者。《救荒事宜》载：“平籴只可及中户， 而不及赤贫”[69]。
    煮粥是对极贫者最直接的救济方法，《吕公实政录》言：
为赈济饥民，以延残喘，事除官社两仓放赈，……至于煮粥一节，虽系祮槔之仁，须有处置之法。盖放赈以救体面之民，煮粥以缓须臾之死。[71]
    即放赈在救“体面之民”，煮粥可缓“须臾之死”。不过煮粥也有弊端，如煮粥有定处，饥民不胜奔疲；煮粥之人，多委阴医老人，结果强者多，暴者先，惠而不均；尤其久饿之人，乍饱易死[71]。对此，吕坤提出广煮粥之地，选煮粥之人，酌给粥之节等办法[71]。陈继儒于“煮粥条议”中，对施粥之法，亦有详细说明。他认为主事者宜敦请缙绅贤士，为地方信服者任之；煮粥，宜于寺院之中较便益；给粥，老人先于童壮，妇人先于男子；丐流另设粥场；学究、医生之类有体面之人，给竹筹，烙铁印记，可托人代领；粥之生熟、厚薄，有无搀和，监视者当亲看亲尝等[72]。
    各乡村煮粥，于社仓支谷外，亦由丰足之家捐米，如万历三十七年华亭、青浦等地饥荒，佘山（青浦县东南）地区，俞廷谔独捐米300 石，于宣妙寺煮粥[72]。明于灾荒时，劝富户助赈是常采行的办法，《荒政考》载：
    四日，劝富户之赈以广相生。……而富者虽有所积，未关躯命。饥者稍得所济，实延余生。以吾未关躯命之粮，而为彼实延余生之助，官府敬之，百姓感之，而又有阴德，何苦不为。以此相劝，有良心者必动。……[73]
    即以受官府敬重，受百姓感念，亦可积阴德，劝富户捐粮。《吕公实政录》亦载：
一行劝义之令，……掌印官执一簿籍，少带人数，各便襄)粮遍到乡村，看得衣食丰足、房舍齐整之家，便入其门，亲与讲说，或愿舍米粮若干石，或愿煮粥若干日，饲养若干人，务尽激劝之言，无定难从之数。……[71]
    即由掌印官亲率数人到乡村衣食丰足之家劝说，或舍米，或煮粥。对舍米、或煮粥之家，官府则给与官爵或旌表。《救荒活民书》即将鬻爵列为救荒法之一，书曰：“名器固不可滥，然饥荒之年，假此以活百姓之命，权以济事，又何患焉。”[74]吕坤对此则建议：
    舍粥之家，费米五石以上者，纪大善一次。十石以上者，纪大善二次。二十石者，给与免贴一张，犯笞杖罪名应的决者，免决，应纳赎者，免赎。三十石以上者，州县呈该道送牌，仍给免贴一张。五十石以上者，州县呈本院给与冠带，本院送扁，仍各给免贴二张。[71]
即舍米依多寡，记大善，给免贴，送牌、给冠带、送匾等。有免贴，犯笞杖罪可免决，应纳赎者，可免赎。此类事例，方志人物传中屡有所见，如山阴人高宗浙于正统年间多次助赈，“有司上其事，诏旌之”。上虞人倪述初于景泰中输粟三千石赈饥，后又助白金30两筑城，“朝廷义之，赐玺书、束帛，授征仕郎”。萧山人张绂，成化间出银300 两及粟600石、1000石不等助赈，“题授宣义郎，表其闾曰：义门”。 山阴人施守业，万历年间二次捐粟，前后观察使优礼之，“例予冠带”[75]。奉化人袁文信、袁文仁兄弟，万历十六、四十四年两次输谷，郡守、邑令“皆给扁奖之”[76]。
    由邻县、邻省搬运米粮，以平抑物价，亦为赈济之策。如前所述，此地灾荒，彼地或许是丰年，如嘉靖二十四年温州府五县中，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大饥，泰顺一县则稍稔。惟当时泰顺似无余米可运其他四县，仅知荒民往之就食而已[77]。但弘治三年温州府五县大饥时，“民籴米于杭”[78]。崇祯九年三月婺源县大饥，“民转籴于休（宁）”[79]。温州府距杭州府较远，所以有“不胜其苦”[78]之叹。婺源、休宁同属徽州府，且是邻县，较为利便。婺源逢饥荒，似多“乞籴于休”。如顺治四年亦是如此（注：光绪《婺源县志》，卷63，通考5，祥异，页5。同书同卷同页又载：“盐给于衢”。）。又， 由万历十六年浙江海盐饥旱，“已而四方商运踵至”[80]，及万历十七年浙江石门大旱，“民从远方市绿豆、小麦、黑豆、荞麦，糊其口”[81]，也可推测这种转籴。有关长江流域各省遇灾荒米贵时，转籴他省的记载，以清代为多，如江西米贵，多乞籴于川、湖（注：同治《九江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无出版年），卷53，祥异，页10载：“雍正五年三月大雪，秧种俱壤，谷价涌贵。巡道刘均乞籴川湖，减价出籴，存活甚众。”、“乾隆八年正月苦雨，谷价昂贵。……巡抚陈宏谋乞籴川省，存活甚众。”）；浙江米贵，往江苏买米（注：光绪《常山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8，祥异，页5下割注载“（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大旱），先是知县孔毓玑捐赀往江阴买米，每升减价五文。”），或由福建、台湾运米接济（注：民国《镇海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43，祥异，页6载：“康熙二十二年旱，岁祲，时闽、台、温米舟前后接至，价始平。”），安徽米贵，运湖南、江西米（注：光绪《霍山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卷15，杂志，祥异，页7下～8载：“次年（光绪二十四年）春霪雨，坏二麦，于是岁大饥。……各乡绅民设平粜局，运湖南、江西米数百里负担，络绎不绝，民赖以生。”）。江苏则依赖安徽、江西、湖广米[82]。安徽有米多运往江南[83]。明代苏、湖地区是粮产中心，但随着经济作物区的扩大，至明末所谓“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已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84]。湖广、四川、福建、台湾的米产，基本上是到清代才发展起来，因此，清代遇灾荒时，由这些省份转籴米粮的记载也较多。明代转籴他省的情形，由于史料缺乏，无法作进一步分析。但因苏湖是米产区，他省缺米，则有于此转运者，万历《福州府志》载：
    时连年荒旱（万历三十六年夏五月大饥），巡徐公学聚，给引招商，听其兴贩。于是商贾转运，鳞集江千，谷价虽腾，民鲜饥色。故江淮苏松之米浮海入闽，自徐公始也，民受其赐大矣。[85]
    知福建连年荒旱，万历三十六年因巡抚徐学聚招商兴贩，江淮苏松米首次输入福建。万历四十三年四月末，海澄县米价骤涌，至五月初“浙艘到，米价乃平”[86]。由此或可推测苏湖大约是明代其他灾区主要籴米地。
    转籴须赖商贾，但若遇洪水或江冻，舟楫不通（注：光绪《嘉善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34，杂志上，祥异，页7～8载：“天启四年甲子春，洪水骤发，商贾不通，米铺避籴。”同治《湖口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0，杂汇志，祥异，页8 下载：“（康熙）五十四年冬，江冻舟楫不通，米价涌贵。”），米粮仍然不能至。又，即使商运踵至，也有为射利牙侩恐哧而去者[80]。尤其对于荒僻灾区而言，转籴更是不容易。
    以上是灾荒时的救济策，各灾区仅依灾情轻重，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二办法作赈济。
　　七、结论
    明代长江流域有各种灾害，其中以旱灾最多。嘉靖、万历、崇祯三朝则是灾荒较频发的时期。灾荒影响民生最大的是物价。米价与平时相较，少则贵一倍，多则贵十倍以上，崇祯年间多半贵三、四倍以上。江西情况稍异，以嘉靖时期较高。麦价通常低于米价，大麦价格又低于小麦。麦价最高仍为平时的十倍以上，通常亦在三、四倍之间。又，同年灾荒，各地米、麦价格并不一致，此应与受灾程度有关（注：一般学者研究明清米价时，将灾荒时期的价格与平时价格合并，求其指数图。笔者从收集到的灾荒时期各地区的米价，认为此无法真正反映其变动。灾荒时期的米价宜另作观察。）。
    灾荒时，米麦不收，灾民通常以草叶、葛蕨、树皮等野菜草木维生，也有以糠秕、豆饼、观音粉、干蝗蝻等疗饥。水灾时，虽田禾淹没，庐舍倾毁，但却带来大量鱼、虾、蚌等，可供灾民取食。水患或海溢，亦可能浸没海盐、盐仓，造成盐价上涨。救荒野菜草木，不少是需要油盐调食，盐价高腾，只能淡食。灾荒时，柴薪亦贵。无薪时，甚至还出现拆屋为薪的窘境。旱灾水荒，水之贵较米、麦、盐、薪更甚。因此，担河水贸钱，争汲水等，成水荒时的另一特殊景况。
    饥馑缺粮，民不堪饥，煮食子女、鬻妻女、流亡、行抢、杀人等，成为无可避免的社会问题。鬻妻、女，虽仅斗粟，或斗金，甚至不论价，但仍有不得售者。饥民流移外境，则可能导致“村落为墟”。所谓“饥寒起盗心”，饥荒时，常有盗患。由于富室拥米不出，坐索高价，富户遂成为饥民抢掠的对象。在交通要道，饥民为生存，也有沦为草寇，抢劫商贾者。另外，盗杀他人子女、杀父、杀子而食，或割死尸而食者，亦有之。
    官府对灾民的救济，有漕米改折、截留漕粮、行平粜法、煮粥赈饥、转运米粮等措施。漕米改折及截留漕粮，仅行于漕粮解运区，改折需视灾情轻重而定。平粜的对象，主要是次贫。对极贫者，施粥是最直接的救饥办法。各乡村煮粥，于社仓支谷外，亦劝丰足之家捐米。籴米外地虽可平抑米价，但若舟楫不通，米粮仍然不能至。尤其荒僻灾区，交通不便，转籴更困难。这些救济策，通常视情况采行。
    由于各地物价有高低、野菜草木相异、社会治安恶化程度不一、赈济方策各异，灾民饥困的窘况，各地差距相当大。但藉由史料的分析，仍可呈现一般灾民的生活实态。
（以下“附表1江苏灾荒时期米麦价格表”、“附表2浙江灾荒时期米麦价格表”、“附表3安徽灾荒时期米麦价格表”、“附表4江西灾荒时期米麦价格表”、“附表5湖南灾荒时期米价表”、“附表6湖北灾荒时期米价表”、“附表7四川灾荒时期米麦价格表”因版面关系省略，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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