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田,方顺姬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摘自《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摘　要]政府不作为、农民贫困及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与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恶性互动,明代北方地区旋即陷入“开发→贫困→灾荒→开发”之区域贫困化怪圈。时人反思,农业开发应以富民为要,且以增加政府投入、加强管理及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为良方;而强化社会保障功能,改善开发区人民生产生活观念与方式,实施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是明代北方农业开发的历史昭示。
　　[关键词]明前期;农业开发;灾荒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05)01-0068-0

根据明代行政区划和时人地域划分习惯,本文限定明代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布政使司及北直隶所辖区域为其北方地区,其地理范围大致为秦岭———淮河一线以北、长城以南的广阔区域。明前期,北方作为农业开发区而牵动着明王朝的绵绵思绪,农民的铁犁也在努力勾勒着民生安康的图画。然而,开发中的政府不作为、民生贫困及灾荒等诸多社会问题使明朝的开发迷梦很快破灭了。
一
元末群雄蜂起,北方兵连祸结,“耕桑之地,变为草莽。”[1](卷五十)如“宛、洛、淮、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胜国(元朝)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2](P43)而“河北(指黄河以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1](卷二九)关中方面,“比年(元末以来)为张思道、李思齐交兵侵扰,加之岁旱,粟麦不登,民多饥死。”[1](卷四七)特别是“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1](卷一七六)面对此等凋敝景象,朱元璋不无感慨:“曩者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既多,休养难复。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1](卷二五)
概言之,明开国之际,北方经济崩溃、地荒人稀,是一个急待开发的地区。朱元璋很清楚:“治天下者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1](卷二一)发展生产、重视教化则成为明初第一要务。为加快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便提出农业开发战略,即“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他责令地方官“务在安辑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1](卷三四)。一些官员也就开发事宜纷然献策。旋即,明前朝于北方地区掀起以移民屯田、鼓励垦荒为主的大规模农业开发运动。《明史》如是概括这场颇具规模的农业开发运动:“(明太祖)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招民耕,人给十
[收稿日期] 2004-10-26
[作者简介]赵玉田(1968-),男,吉林通榆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方顺姬(1980-),女,吉林白山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其天下田天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驳驳无弃土矣。“[3]（卷七七）移民垦荒是明前期农业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滚，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明太祖又“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充州。”史称:“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3】（卷七七)此外，推广经济作物种植及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也是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的重要措施。
 显然，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有实现土地与劳动力有机组合、保障封建政府税收之用意，并以开发为途径，发展北方社会经济、强化明朝对北方地区的统治。诚如明人所言:“惟洪武、永乐年间，北直隶、山东、土广人稀，太祖、太宗屡涣纶音，许民尽力耕种，永不起科。盖欲地辟民聚，以壮基图，圣虑神漠深且远矣。[4](卷五二)在后人的想象里，明前期北方的农业开发运动何其壮观，是时，开发者的灿烂笑脸同丰收的喜庆锣鼓构成一幅充满祥和的幸福画卷。
    无疑，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的确取得一些成就。史称:“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滥。盖是时，韵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电田、中盐以给边军，娜晌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胃裕。其后，屯田坏于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于是边兵仰食太仓。[3] （卷七七)以北直隶隆庆州为例，永乐初年，“隆庆州民未到，惟本州官吏穴居野外，左右四顾，荆棘肃然”，然“意不二三年间，民益日广，相与披荆棘、除草莱，立为街市，渐至人烟繁伙，百货骄集，野有余粮，民无菜色”[5]（卷一十）。
    然而，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之成就如县花一现。由于明朝开发措置不当及开发中的不作为而使开发本身成为北方地区的致灾的原因，接踵而至的灾害与饥荒迅速改变了北方的命运。透过模糊的历史表象，不难发现，伴随着农业开发.土地撂荒，饥民渐增，自然灾害频繁，北方地区摇身一变化为灾荒渊蔽。仅永乐十三(1416年)年七月，明朝便贩济山东、河南、北京顺天等府饥民达157 870户[6]（卷九七)。足见饥民数量之多。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臣邹缉痛陈:“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早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暗道路，卖妻胃子，以求苟活。”[7](卷二》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流民10万余人捅向南阳[8] （卷四二)。可以说，灾荒与流民势如洪水，不时席卷北方地区。恰如正统初、行在户部主事刘善言:“比闻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并直隶诸郡县民贫者无牛具种子耕种，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有八九。 [9](卷三四)随之，北方地区民生贫困间题越发严重，景泰元年(1450年)，大臣叶盛上书指出:“方今顺天等八府实为京徽要地，比年以来，蝗旱相仍，斯民困极。加以去年戎马抵关，惊疑之后民不聊生。今又天久不雨，禾麦不长。臣近奉救于河南等处公千，往还之际，经过霸州等州、永清等县，备见所在人民逃移者众，道旁屋庐十空八九，桑枣多被祈伐，牛羊罕见成群;间见居民扶老携幼，或扒规以为食，或拾草以为粮，艰难百状不忍言及。"[7]（卷二）由此可见，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非但未使民生安康、社会安宁，事实上.在天灾、人祸交相栽害下。农业开发亦转瞬间面目狰狞，其影响与灾荒势如翅腼，恶性互动，成为北方社会生产生活的一股强大的破坏性力量。
二
    论及明代北方农业问题，钱穆先生指出:“中国北方社会，自安史乱后，直至明兴，五六百年内，大体上在水深火热下过日子。明代三百年统一，北方稍得回苏，然亦承袭元制，盛行赐田，皇室乃至勋戚之庄园，为害于北方农业进展者甚大。 [11]（p767）钱先生的高论虽痛贬时弊，然而，明前期北方地区的土地兼并问题并不严重，其对北方农业生产危害也不大，认为，若剖析明前期北方的农业问题，亦须放宽视野。本文基于灾荒与农业开发二者关系之视角，探究明前期北方农业间题也就更为有意义。
    在农业社会，天人关系异常敏感与脆弱，人类对“天”的限制性的干预方式多简化为对上天的祈求和顺从。然而，人类无知的恭维并不能抵消他们在行动上的鲁莽，于是，丰年与灾年便和谐统一于农业生产中。但是，无论丰年或灾年，它的发生都为其所处的特定的生态、社会环境所决定。可悲的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盲目掠夺总是将天人关系激化到不和谐的极端。反思天人关系，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1](P517)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也未能摆脱此等命运。
就气候而言,明代前期,北方气候逐渐变冷,即1400年至1900年的500年间,为我国历史上第四个寒冷期[12]。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0℃,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13]。无疑,明前期北方灾荒与气候变化不无关系,但是笔者认为,灾荒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盲目的农业开发运动本身。
翻阅史籍,不难发现,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的实质是一场缺少国家必要而有效经济支持、政府管理与社会保障的单纯的政府纵民滥垦运动。明开国之际,北方地区经济崩溃,社会保障废弛,民生贫困,开发的社会与经济基础极其薄弱,明朝简单且倾向于纵民滥垦的农业政策及近于缺失的物质支持使灾荒与开发二者演绎着极为敏感而复杂的矛盾内涵。下文就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与灾荒之具体关系予以说明,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政府不作为促成并加剧了北方社会的脆弱性,社会脆弱性是灾荒与农业开发恶性互动之内在机制
农业开发作为重要而复杂的经济活动,其对社会环境的反应极为敏感。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明前期北方地区均非农业开发者之乐土,其孽缘为明朝片面追求开发速度而在开发管理、社会保障等诸方面的不作为。凡此,促成并加剧了北方社会的脆弱性,于是,灾荒与农业开发二者恶性互动之内在机制便得以迅速形成。下文从三个方面就此观点予以阐释:
1•政府疏于管理,开发中坑农害农问题普遍
明初,“北方郡县开垦荒田,岁有增广,而土旷民稀,垦辟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责令里甲增报数额,以为在官事迹。罔上疲民,甚无谓也。”[1](卷一一一)这不仅是土地数字问题,其危害在于农民受到有害开发的外在干扰,统治者开发目的的偏颇造成开发者的慌乱与窘迫,而明朝却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加之“有司劝课不至,耕种者少,游懒者多。岁或不登,窘急无措”[9]　(卷八五)。因缺少政府的必要规范,民间因开发而争端迭起。如社民与屯民因占地而纠纷不断,无粮白地之争也很严重。特别是“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彼此互争不已。”[9](卷二五四)即便经济林木,因管理不善而遭到破坏。如“洪武中,令天下栽种桑枣,实以为民。今(宣德年间)民无知者,砍伐殆尽,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耕栽,以致民无所资。”[14]至于地方官员媚上损下,遇灾不报,陪纳害民事件更比比皆是。一些地方“民逃徙者,田地已荒芜,而税粮尚责里甲陪纳,侵损艰难。”[15](卷七)正是由于政府不作为,必要的政府管理的缺失而造成开发步履维艰,问题纷繁。
2•明朝重南轻北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倾向,导致其忽视北方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失去可持续发展之可能,农业大开发则变成农业大破坏
江南是明代经济重心所在地,“明代有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官。初设主事或郎中,嗣遣都御史,又遣工部尚书,又令巡盐御史、巡江御史督管。”[10](P785)且“自宣德正统以来,每择任有心计重臣巡抚其地,以司其岁入,盖以其地朝廷国计所资故也”[15]　(卷二四)。明代“北方地经霜雪,不甚怯旱,惟水涝之是惧。十岁之间,旱者十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16](卷一四)农田水利建设对明代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可谓至关重要,然而,有明一代,相对南方而言,北方农田水利建设却被忽视了,农业开发被明政府简化为垦荒面积的扩大与人口数量的增多,开发因缺少建设性辅助措施而变成直接的大规模的破坏性的掠夺。如明人左光斗指出:“以臣所闻,京(北京)以东、畿以南、山以东,两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者如茂草,洼者为沮洳,岂尽其地哉,不垦耳。其不垦者,苦旱兼苦涝者,唯知听命于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与民尽矣。”[17](P5478)又如“西北之地,夙号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则旱涝无备,旱涝无备则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弥望,徒嚎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巨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可引水成田者甚多。今且不暇远论,即如都城之外与畿辅诸郡邑,或支河所经,或涧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而水害之未除者,正以水利之未修也。”[17](P4309)又如“河南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万金二渠,怀庆府有广济口堰,许州有枣祗河渠,南阳府有召公等渠,汝宁府有桃坡等堰。自此之外,故渠废堰在在有之,浚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传，旧志所载不可诬也。但岁久湮芜，难于琉导，间有谈者，率多视为迁阔。[17](P4306)
3.社会保障状况也事关开发成败，明前期北方基层社会保障组织多形同虚设或多缺少实际效用
如洪武年间，“山东岁歉民饥，盖索无蓄积以备不虞故也。”[15](卷五)而“自洪武以后，有司杂务日繁，前项便民之事(指备荒仓储建设，作者注)率无暇及，该部虽有行移，亦皆视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饥荒，民无所赖，官无所措，公私交窘。”[7]（卷二）宣德间，“各处有司，以为不急之务。仓魔废驰，谷散不收，甚至掩为已有，深负朝廷仁民之意。”[7]（卷一十）至正统初年，“仓康颓塌而不葺，粮米通负而不征，岁凶缺食往往借贷于官。”[9](卷三O)基层社会保障无力，反倒加剧了北方地区社会的脆弱性。
 (二)农民贫困是灾荒频发、农业开发夭折之不可忽视的主要社会原因，灾荒肆虐与盲目农业开发又加剧了北方地区农民贫困化
移民垦荒本为增加粮食产量，使民生有依。然而，民生贫困却是农业开发期间北方地区的普遍现象。
    史称:明代K}}方之民.别无恒产，只是种田，既要完纳粮草，又要备办科佐，收成甫毕.十室九空，嘀饥号寒，比比皆是”[9](卷七)如洪武十九年(1}年》，山东青州府闹早灾，饥民高达加，余户[1](卷一九六〕;洪武二十年(1}年)，明政府娠济济南、东昌、东平三府饥民63 810余户洞年，山东登州、莱州二府又闹饥荒，灾民如潮[1](卷一八七);洪武二十一年(1曳弧年)，山东青州饥，“所娠人户凡二十一万四千六百，为钞五百三十六万锭有奇。[1](卷一八八)洪武以后，北方贫困间题随着开荒规模扩大而更加严重，永乐十三年(14巧年)，明朝贩山东东昌、充州、济南凡宵州等府饥民16 4b0余户，给某38 960余石，娠河南南阳、汝宁、开封、卫辉、彰德、怀庆等府饥民}7 670余户，给粟138 490余石;娠北京顺天府河间、大名、真定等饥民83 740余户，给粟1}, 450余石，钞扔440多锭[6]（倦九七）。正统初，“山东、山西、柯南、映西并直隶诸郡县，民贫者无牛具种子耕种，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有八九:[9](卷三四)正统以后，北方的贫困间题更加严重。如山东，天顺元年，明臣林聪称其‘娠济过山东济南等府、武定等州县缺食贫民及德州、东昌等处流移饥民‘百四十五万一千四百余口。”[9]〔卷二八二)生活困苦，缺粮乏食，北方饥民遍野，如天顺二年:“山东济南、东昌、青州三府，阳信等三十二州县逃亡死绝六万四百一十九户，抛荒官民地三万九千五十一顷六十三亩。”[9]（二九O）
    概括说来，农业开发、灾荒及农民贫困三者形成恶性互动关系。明前期北方农民贫困间题是灾荒与农业开发的必然结果，农民贫困是灾荒频发、农业开发夭折之主要原因之州。下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三者互动关系:1.政府对移民缺少经济资助，开发者沦落为贫困者，农民必要的抗灾自救能力基本丧失。如明人何塘所言:“但召集开荒之人，类多贫困，不能自给;久荒之处，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又无农具种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乐业，辄复转徙。[18](卷三四)如“北京、顺天等府州县迁民，先因水土不宜、生理不继，逃移他乡寄住，或在中途死亡。[9](卷七九) 2.贫困农民又遭逢繁重摇役，既而加剧北方农民贫困化，农业开发主力无法正常生产，开发便失去了持续、稳定的劳动力。元末战争，北方社会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此，明初北方社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构异常繁重，修城、铺路、养马、运粮，各种杂派摇役纷至杳来，农民疲于应付。如营建北京，“驱迫移徙，号令方施，庐舍已坏，孤)漆妇，哭泣叫号，仓皇暴露，莫知所适，迁移甫定，又复驱令他徙，至有兰四徙不得休息者。”[7](卷二〕而北直隶“各府差役较他处为尤甚，有运送粮草者，有赴上司筑城挑壕者，有当冲要水马释站者，有朋合柴薪等项夫役者，有沿途协送官船者、牵递官马者、帮运官物者，夫斯民艰难若此，衣食尚且不充，而差役又加繁重，尚何恋而不逃乎。[7]（卷二）3.民贫役重，农民抗灾能力低下，遇灾则荒，灾荒破坏力加强，于是，北方地区出现“民益贫-灾益重—民益贫”之怪圈。
    (三)生态环境恶化是明前期北方灾荒的前提条件，是此间农业开发的必然结果
    明初，因历史上长期战乱与滥垦滥伐，北方地区的生态系统已呈疲态。是时，“北方地土平夷广衍，中间大半泻卤瘩薄之地、霞苇沮}f之场，且地形率多翟下，一遇数日之雨即成淹没，不必霖雨之久，辄有害稼之苦。”[19]（卷八)可以说，明前期以毁坏森林植被为主的大规模农业开发运动使北方地区生态系统内在调节机制无法适应而迅速陷人棍乱与失控状态，进而造成北方许多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如“河间灾伤叠见，而所遇有异焉。被水灾者十常八九，被旱灾者十常五六，被蝗灾者十常三四，而地蚕、水雹之类又十常一二存焉。然该地苦寒，余无别艺，耕田而馁，则它无可望矣。[19](卷一十)又如北直隶武强县“其地有高阜者，有低逞者，有平坦挠薄者，天时不同，地理亦异。且如亢早则低处得过而高处全无，水涝则高处或可而低处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碱薄者数年一收，截长补短，取彼益此，必须数亩之地仅得一亩之人。[7](卷四)在此环境背景下的盲目开荒，必然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灾荒不断，农民更加贫困。再以充州为例，明前期充州地广人稀，是重点农业开发区。然而，开发期间，自然灾害频繁，仅以正统年间充州灾荒为例(见表1i)。
衰1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山东充州府灾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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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灾况                          │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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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2年 │兜州早蝗                      │《山东通志》卷八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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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5年 │充州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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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6年 │充州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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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f0年│曹州定陶饥                    │万历挽州府志》卷十五“灾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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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12年│沂州累岁早涝，逃移者5 500余户 │《明英宗实录》卷-五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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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13年│郊城费县连岁荒歉，人民乏食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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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14年│竟州曹州定陶飞蝗蔽天          │万历《充妞府志蜷十五“灾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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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1中可以看出，正统年间，充州的灾年在7年以上，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灾害，可见，明代充州一直处于持续饥荒的频发期，如“沂州累岁早涝”，“郑城、费县各奏连年荒歉”，它说明这三处地方灾荒频度之高，“累岁”与“连年”之词意指两年以上《含两年)。至明中期，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民生更加困苦，如弘治年间，“顺天、永平、河间、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及河南开封、怀庆等府田各因大水河溢或冲为深洞或盖压平沙，否者又多硝碱，绝无收获”[20](卷一八六〕。成化年间“开封府、河南、怀庆等府抛荒地亩数万余顷，该粮数万余石，盖因连岁灾伤，人民离散。外来军民畏惧粮差，不肯尽数承佃，以致田地抛荒，粮额如故。及照彰德府汤阴县硝碱地一千二百九十余顷，该粮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余石;卫辉府辉县金章沙冈等十五社石沙奎压地七百五十余顷，该粮六千八百五十余石，俱不堪耕种。”[17](P726一727)
三
伴随着弥漫的灾荒与流民的哀号，明前期的农业开发为北方地区留下诸多症候辄较为狼狈的退出历史舞台。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场开发运动都让后人感叹。毕竟，以明太祖为代表的明前期统治者曾纵横裨阖、努力复兴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恍然间.备受战乱之苦的北方地区俨然拥有汉唐时期经济繁荣之光环。然而，农业开发与灾荒的恶性互动使明朝的努力伴随着惨烈的灾荒而成为北方地区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明中叶始，一些士人直面北方地区严重的灾荒与农业发展问题，痛定思痛，他们俨然以觉醒者的身姿精心构思着北方地区的灾荒控制、流民安辑与农业生产的万全之策。概括说来，有如下主张:
(一)富民抗灾，以安全促稳定
北方区域不安全因素使灾荒与农业开发关系敏感，特别是蒙族贵族不时拥兵南掠，战争阴云使得人心惶惶，民无定志。加强军事防御力量，强化地方安全成为明中后期重要话题。另外，政府要实施轻摇薄赋的富民政策，诚如万历时期的张瀚所言:“夫以荒芜雀苇之区而为耕获灾舍之地，以闲旷弃置之土而为生人养命之场，此非有损于上以益下、害于国以利民也。[21](卷四)
 (二)推广水田，改良农作物品种
明朝人谢肇泪认为:“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嗽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种、而插秧、而薄草，便可省槽粮之半。而车序，从夏讫秋，无一息得暇逸，而其收获亦倍。余在济南华不住山下，见十数顷水田，其膏腆茂盛逾于南方。盖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患无雨故也。二策若行，十数年间，民见利而力作，仓痰充盈，即四方有警，而西北久心，不至摇动，京师益安于泰山矣。[22](卷三)推广抗逆性强的农作物品种也成为时人共识。因为“北土最下地，极苦涝。余教之多戴秋麦;不能疏水，及冬而涸，则戴秋麦。此法，可令十岁九稳”。除小麦外，高粱、玉米、大豆、荞麦等适应性强、易高产的农作物被积极倡导推广种植[23](卷二六)。可见,明朝人将抗灾救荒与农业生产有机结合起来了。
(三)时人反思,增加政府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而水害之未除者,正以水利之未修也。”[17](P4306)有见识的明朝人认为,增加政府投入,兴修农田水利是北方发展农业生产、防御灾荒的有效方法,如徐贞明指出:“将畿辅诸郡及京东濒海水利,相度土宜,率先修举”,“次及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方。”[17](P4307)明人丘浚还设计具体操作方案,即北方地区“为今之计,莫若少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大河。又各随地势各开小沟,广四五丈以上者以达于大沟。又各随地势,开细沟,广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其大沟则官府为之;小沟则合有田者共为之;细沟则人各为于其田。每岁二月以后,官府遣人督其开挑,而又时常巡视,不使淤塞。如此。则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间,纵有霖雨,亦不能为害矣。”[16](卷一四)
(四)因地制宜种植,改良土壤,精耕细作
为增加北方地区粮食产量、增强抗旱能力,时人主张因地制宜种植,通过变碱地为水田、换土掘沟及种植苜蓿等办法改良土壤。提出“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皆得随宜树艺,庶使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21](卷四)如丘浚指出:“齐鲁梁宋懒农之民,待命于天而负天之时,责成于地而余地之力,丰年忍饥、凶年饿死,未必皆岁之罪也”,“膏田一亩胜薄田十倍,精田一亩胜荒田一倍。而痴农贪多,以为广种无薄收,不知田多有重粮也”[24](卷二)。
(五)设置专职官员,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功能
因事无专管,职无专责,农业开发中的许多问题因不能及时解决而有碍开发。鉴于此,时人主张强化政府管理职能,为农业开发创设好的外部环境。如张瀚主张:“夫得人以专任其事,而假之岁月,不责近功,则招徕江北之流民,以辟江北之旷土,力耕可自足也,又奚必移江、浙之闲民哉!惟得薄赋缓征,如《禹贡》之冀州,乃可行耳”,“若夫田既辟矣,又宜立权时救弊之法。”[21](卷四)于谦也认为:“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近边去处,宜令各卫所府州县官专委一人提督,春农布种,仍与设法置法牛具种子。”[17](P234)凡此,做到事有专职专人负责,便于管理。
透过纷繁历史表象,我们感受着明臣各种“补天”之说。尽管这些建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明朝农业开发中的诸多问题,但是,他们能够从北方地区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实则难能可贵。
笔者认为,论及明代北方农业开发教训,有三点值得思考:
1•要强化社会保障功能。一般说来,拟定开发地区多为贫困落后地区,民生穷苦,生产落后,地区经济不发达,社会保障无力。因此,国家必须设立必要的社会保障机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国家扶贫济困物资投入,增强开发区抗灾能力,从制度与物质上保障民生。
2•要改善开发区人民生产生活方式,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与该地区最广大的民众之生产生活方式的改造相联系,否则,它便没有生命力。广种薄收是贫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盲目的掠夺性的生产活动必然导致滥垦滥伐,其结果是使生态环境频繁灾变,最终葬送社会经济开发。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是改善、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保护环境工作之重点放到改善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方式上。
3•避免实施加大各地区经济差距之政策,注重各区域经济均衡同步发展。明王朝事实上的“重南轻北”的区域经济发展理念掣肘它对北方农业开发的政策重视与财政支持,这不仅阻碍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且造成北方农业经济的早衰。明朝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巨大的地区反差倒使得南方的经济意义与北方的军事防御意义都失去了可能性,事实上,北方的贫困等社会问题累及南方进而拖垮了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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