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兰州学刊》2011年5月

作者简介：张堂会，江苏泗洪人，文学博士，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    要：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持续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对灾荒高度重视，在平时就建立各种仓储，积极备荒;当灾情发生时迅捷地救灾、赈灾。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防灾、报灾、救灾的政策与法令，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保障机制。清代中前期由于国力昌盛，封建国家救灾主体的功能凸显，能够帮助灾民有效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清代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败，封建国家的主体作用也日益下降，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救济活动日益活跃。清诗对此作了丰富多样的书写，涉及了水、旱、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由于吏治的腐败，一些荒政有所废弛，清政府对灾民的救济收效甚微，有时反而加剧了灾民的苦难。许多诗歌都揭露了这种天灾下的人祸因素，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

关 键 词：自然灾害;清诗;赈灾;流民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而文学又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文学与自然灾害紧密相连，中国文学一直关注着自然灾害，关于灾害的文学书写一直不绝如缕。

远古时期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等美丽动人的神话，不仅反映了先民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祖先不畏艰难困苦、顽强不屈地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伟大精神。中国是一个诗歌高度发达的国度，诗歌因其短小、灵活的体裁形式，可以方便快捷地反映现实生活，诗歌中的自然灾害书写数不胜数。《诗经》开创了诗歌描写灾害的文化传统，其中有好多关于自然灾害的描写，并且涉及了多种灾害。有描写地震的，如“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有描写风害的，如“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有描写霜害的，如“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有描写虫灾的，如“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一些诗歌描写了由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如《诗·小雅·雨无正》的作者面对天灾人祸与内忧外患，发出了“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的质问;《诗·大雅·召旻》则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记录，巨大的灾荒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造成了人民的四处流亡，“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各个朝代的诗人对自然灾害都有过真切的表现，如唐代高适的《东平路中遇大水》、宋代黄庭坚的《流民叹》、金代刘迎的《河防行》、元代恭师泰的《河决》、明代李岩的《劝赈歌》等，他们对当时发生的水、旱、蝗、疫等灾害及其对黎民百姓造成的伤害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与同情。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持续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诗经》开创的自然灾害书写传统到了清诗中张扬到了极致，出现了蒲松龄的《告灾》、王之佐的《癸未大水行》、赵然的《河决叹》、尤侗的《煮粥行》、沈汝瑾的《风灾行》、黄任的《赈粥行》、黄爵滋的《南蝗》、郑燮的《逃荒行》、贝青乔的《蠲赈谣》等一大批关怀民瘼的诗篇，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自然灾害下的经济与民生，揭露了赈济中的贪污腐败等人祸因素，对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一、全面广阔地反映了各种自然灾害

清代灾荒频仍，灾害种类繁多。据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统计，“清代灾害之频数，总计1121次:其中，旱灾201;水灾192;地震169;雹灾131;风灾97;蝗灾93;歉饥90;疫灾74;霜雪之灾74”［1］在各类自然灾害中，水灾是对社会经济破坏最直接、给人们带来苦难最深重的一种天灾。清诗中描写较多的就是水灾，反映了水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危害。沈世瑾的《老农述灾象作》刻画了洪水肆虐、人们饱受摧残的境况，“一雨四十日，低田行大舟。饿犬屋上吠，巨鱼床下游。张网捕鱼食鱼肉，瓮中无米煮薄粥。天寒日短风萧萧，前村寡妇携儿哭。”［2］(P657)曹楙坚的《拆屋行》形象地写出了洪水来临，人们拆屋取材争相逃命的情形，“水连床，床连屋，大儿小儿尽匍匐。床前淅米床上炊，那有干薪一两束?黑夜沉沉儿堕水，夫叫妻号救儿起，不闻儿啼儿已死!邻家有小船，儿女安稳眠。我家无船屋里住，水来更向何处去?不如拆屋取屋材，粗杗细桷并一堆。两头用绳缚做筏，漂东漂西波汩汩，未定一家谁死活?”

1823年，梅雨连绵，江苏震泽先是遭受水患，紧接着又遭受海风、海潮的袭击，致使海堤崩溃。王之佐的《癸未大水行》就描写了海潮肆虐的情形，再现了海潮冲毁农舍、淹没庄稼的巨大威力，老百姓就如同草头的露水一样朝不保夕。面对灾民卖儿鬻女的惨状，诗人急切地呼吁朝廷造册救灾。“迎梅送梅何连绵，大雨廿日成漏天。天瓢翻时兼雨雹，窗棂击断屋瓦穿。一宵海风又暴起，倒挟海潮怒不已。百年老树拔其根，排墙又见桥梁圮。”［3］(P1097)赵然的《河决叹》描写了河决之后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奔腾的河水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活着的则因得不到赈济，在饥寒相逼之下堤上堆满了死尸。“神河之水不可测，一夜无端高七尺，奔涛骇浪势若山，长堤顷刻纷纷决。堤里地形如釜底，一夜奔腾数百里。男呼女号声动天，霎时尽葬洪涛里。亦有攀援上高屋，屋圮依然饱鱼腹;亦有奔向堤上去，骨肉招寻不知处。”［2］(P430)

旱灾较水灾发生的概率要小，不像水灾瞬时间就能带来巨大灾害，但长时间的亢旱则会导致赤地千里的局面，容易造成更为严重的饥荒，灾民甚至连树皮草根都吞食殆尽。好多诗人都反映了旱魃肆虐的情形，旱灾对人们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沙张白的《祈雨词》描写了久旱之下，人们击鼓祈雨却毫无结果。“一时不雨三农苦，雨师祠前晨击鼓。鼓声轰轰神不闻，巫传神语上帝怒。龙眠雷默江湖封，赤日团团烈如火。噫嘻吁!旱荒荒杀南亩民，干帝怒者彼何人?”［2］(P160)嘉庆十三年(1808)，湖南全省境内从四月一直到七月都久旱不雨，田苗枯槁，赤地千里。在严重的饥荒下，富商囤积居奇不肯粜米，老百姓只得以观音土为食物，乐钧的《观音土行》就记载了这悲惨的一幕，“凶年无钱人食苦，凶年无钱人食土。和糖作饼菜作羹，充肠不及官仓鼠。此土寻常不曾生，饥人曾以观音名。云是菩萨所潜赐，杨枝洒地甘如饧。吁嗟呼!富家有土连郊垌，富家有米如坻京。米价日高不肯粜，坐视饿殍填沟塍。”［2］(P428)蒲松龄的《告灾》描写了长时间的干旱致使田无麦禾，报灾到官府却没人相信。“大旱三百五十日，垅上安能有麦禾?报到公庭犹不信，为言庭树尚婆娑。”［4］(P416)张纲孙的《苦旱行》描写了大旱之下，田地干裂，米价腾贵，好多人因热病而死，大地失去了生机。“田中无水骑马过，苗叶半黄虫咬破。五月不雨至六月，农夫仰天泪交堕。去年腊尽频下雪，父老俱言水应大。如何三伏无片云，米价腾贵人饥饿。大河之堧风沙扬，桔槔无用袖手坐。林木焦杀鸟开心，鲂鱼枯干沟底卧。人人气喘面皮黑，十个热病死九个。”［2］(P78)

俗话说，“水灾一线，旱灾一片，虫灾无边。”蝗虫的危害性也比较严重，诗歌中对此也多有反映。赵执信的《后纪蝗》描写了蝗虫的巨大破坏力，人们的扑打根本不起作用，它们含着锋利的牙齿如同急雨一样落在了田里。“蝗去还复来，飞飞十日不得息。青天无风亦簸扬，赤地有土皆涌溢。山间晓夕相招呼，白发黄头缀行出。拚将妇子死前身，夺取螣螟口中食。长竿缚衣无色新，蝗落如山不畏人。但觉齿牙挟急雨，空悲禾稼失连云。”［5］(P310)黄爵滋的《南蝗》描写江西地区发生的蝗灾，“飞蝗向南行，蝗声所过惟哭声。蝗面人面何狰狞，见者不识闻者惊。捕蝗蝗不避，杀蝗蝗不畏。吴楚闽粤交，惟蝗所食地。”［6］(P9494)面对蝗灾的肆虐，诗人怀着满腔的愤怒，拔剑质问江神、上帝尸位素餐，却不能庇佑人间。乾隆八年(1743)，袁枚在任江苏沭阳县令时曾带领民众展开捕蝗运动，并为此写了一首《扑蝗曲》。“亟扑蝗，亟扑蝗，沭阳已作三年荒。水荒犹有稻，蝗荒将无粱。”诗歌一开始就写出了蝗灾的严重形势，显示了蝗灾与水旱灾害之间的密切关联，要求民众紧急行动起来，“焚以桑柴火，买以柳叶筐。儿童敲竹枝，老叟围山冈。风吹县官面如漆，太阳赫赫烧衣裳。折枝探虑损德，惟有杀汝为吉祥。”自己身先士卒带领民众同心同德扑灭蝗虫，使用烟熏火燎和竹枝抽打等各种方法消灭蝗虫。由于受到“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作者带着强烈的自责反思自己的执政能力，祈求“神虫”不要伤害老百姓的庄稼，哪怕牺牲自己也无所谓，显示了作者爱民如子的仁爱精神，也反映了人们面对蝗灾时的矛盾心态。

清诗中对地震也有所反映，比如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即公元1713年9月4日)，四川发生地震，地震中心在现在的茂县叠溪一带，波及到三台、潼川、射洪、蓬溪、乐至、广元等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当时身为江油知县的朱樟写了一首《地震行》，对这次地震作了形象真实的描绘。“匏瓜星孤夜欲明，地维坟裂天为惊。千岩万壑送奇响，远听直似雷铿鍧。少焉掀翻墙壁动，石鼓砰磅振八纮。丁当环佩若风解，窸窣窗纸号秋声。譬如浮舟乍离岸，沧海无蒂流青萍。凿破混沌果如此，顷刻欲使西南倾。男呻女吟泣覆釜，神呼鬼救忙支撑。小儿闻声不敢哭，梦呼起直空街行。仓皇不知何所措，两膝踡跼心怦怦。大恐天时频荡漾，齑粉何止常平阮［坑］。”［7］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初七，建昌(现在的西昌)发生强烈地震，宁远府知府牛树梅的诗歌《建昌地震纪变》见证了这一大难。“坤维夜半走奔雷，山岳震荡海波颓。床榻如舞人如簸，万家栋宇枯叶摧。维时苦雨又幽窅，呼救人多救人少。迟明一望满城平，欲辨街衢谁能晓?”［8］

此外，还有一些诗歌描写了不太常见的灾害。沈汝瑾的《风灾行》对大风造成的灾害作了较为形象的描绘，刻画了人民的悲惨生活，“大风拔木海水高，人畜入水鱼鳖骄，空中似有神鬼号。生者露宿夜枵腹，父子夫妻相对哭，惟望开仓发积谷。十里五里无炊烟，波涛滚滚不见田，县官还说大有年。”［2］(P658)吴嘉纪的《海潮叹》描绘了康熙四年(1665)七月三日由飓风引发的海潮灾害，房舍漂没无数，苏北沿海一带数万盐民被淹死，而统治者却不体恤灾情。“飓风激潮潮怒来，高如云山声似雷。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产业荡尽水烟深，阴雨飒飒鬼号呼。”［9］吴伟业的《海溢》描绘了顺治七年(1650)八月，大风引起海溢，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积气知难极，惊涛天地奔。龙鱼居废县，人鬼语荒村。异国帆樯落，新沙岛屿村。横流如可救，沧海汗东门。”［9］(P489)沙张白《大田叹》则描写了农作物的虫害，“大田有螟螣，丰岁无嘉禾。人忽螟食少，我畏螟类多。一螟食一禾，禾存能几何?”［2］(P151－152)蒲松龄的《蜚虫害稼》描写了蜚虫造成的灾害，“细虫蠕蠕满平田，遥望禾苗亦俨然。一亩芟来无斗粒，奇荒何处吁青天!”［4］

二、清诗中人民苦难生活的影像

在食物仓储不足的情况下，频发的自然灾害往往会引发严重的饥荒，使得人民陷入巨大深重的灾难之中，人们只能食树皮草根为生，甚至卖儿卖女流浪乞讨他乡，途中饿毙者不可计数，许多诗歌对此作了令人痛彻心扉的描绘与控诉。

在饥饿的驱使下，灾民只能以五花八门的代食品来充饥。乾隆时期亳州诗人吴灏写下了《哭草根》之诗，表达了对故里灾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树皮既已尽，草根如黄金。终日不盈筐，霜雪沾衣襟。东家食汝死，西家食汝瘖。我欲不食汝，腹饥谁能禁。”［10］(P141－142)王惟孙的《掘草根》描写了婺州发生大旱，人民掘食草根，甚至与富人家的牛马争食的悲惨情景。“朝掘草根，暮掘草根，肠枯欲断，相向声吞。室有老稚，饥饿不能出门，奄奄待绝，莫白博一餐。风吹草号日色昏，望见隔城灯火，高楼大户谁之屋?奚奴喂马，槽中尚余刍粟，以手掬之遭鞭扑，侧足路旁泪蔌蔌。”［2］(P395－396)魏象枢的《剥榆歌》描写了饥荒下，老翁带着幼儿剥榆树皮充饥的惨状。“黄沙日暮榆关路，烟火尽绝泥塞户。路旁老翁携稚儿，手持短铁剥榆树。”［2］(P83)韩梦周的《劚石粉》则描写了饥民被迫去劚取石粉作粮食，“三日不食眼花黑，七日不食四体直。安知泥土不得餐，且携长铲劚山石。东舍老翁西舍娘，劚取石粉更无粮。饥来便就山中吃，石粉为饭泉为浆。”［5］(P439)

灾荒之下，好多人家只好卖儿鬻女四散逃荒，造成了多少生离死别的惨剧。陈沆的《卖儿女》描写了饥民卖儿卖女的凄惨之状，“河南一片荒荒土，满眼流离风又雨。年荒父母竟无恩，卖尽田园卖儿女。可怜父与母，泪落心内苦。岂不恋所生?留汝难活汝。”［11］(P8785)郑燮的《逃荒行》描绘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流民图，历尽了艰辛坎坷。“千里山海关，万里辽阳戍。严城囓夜星，村灯照秋浒。长桥浮水西，风号浪偏怒。欲渡不敢撄，桥滑足无屦。前牵复后曳，一跌不复举。”［9］(P107)陈沆的《逃饥荒》也描绘了流民空腹赶路逃荒的悲苦生活，“一路嗷嗷男挈女，纷纷避荒如避虎。饿腹况兼行路苦，清晨冲风夜戴雨。只知四方口可糊，谁料饥荒无处无。官府捉人牛马驱，慎莫乞食门前呼。”［11］(P8786－8787)江湜的《哀流民》描写了咸丰时期湖北遭受了巨大的水灾，对灾民逃荒时混乱悲惨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述。“寒风飒飒溪声哀，山日下地城门开。居人妇子走相避，云有湖北流民来。流民来，街衢暗惨飞尘埃。累累乎，负者负，拎者拎，破锅敝席肩挑轻。”［3］(P10664)汤礼祥的《饥民船》描写了饥民乘船成群结队地去逃荒的情形，“饥民船，何连连，船头乞食船尾眠。自从六月遭大水，性命孤悬一船里。船有时而南，船有时而北，有时中流风怒号，大船小船行不得。行不得，泊何许?后村已过前村遥，浪花如雪泪如雨。”［2］(P448)

在饥荒的打击下，老百姓受饿挨冻，苦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鲁一同的《撤屋作薪》描写了人们拆屋当柴烧的情形，“撤屋作薪，雪霰纷纷。三间老屋昏无灯，朝撤暮撤屋尽破，灶下湿烟寒不温。大儿袒，小儿裸，余草布地与包裹。明日思量无一可，尚有门扉堪举火。”［9］(P395)边淪慈的《冻婴叹》描写父母卖掉幼儿的衣服，致使孩子冻死在娘怀里。“凶年卖屋不论间，拆墙卖株斤一钱。贫家无屋住山洞，吞声忍饥兼忍冻。生剥儿衣市头卖，买啖树皮安得菜?御寒但盼东日红，连宵积阴号朔风。儿嘶无声战两腿，死抱娘怀作寒鬼。”［2］(P631)

灾荒还对人们的精神造成巨大的创伤，郑板桥的《还家行》描写了山东灾荒后，人们前往辽海逃荒。有些人已经客死他乡，而侥幸归来面对的是残破的四壁。丈夫去赎羁卖给别人的妻子，妻子的离别又给新夫和乳儿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孩子抱住亲娘不让其离开，新夫则不忍见那惨痛的离别场面而躲起来暗自伤神。“归来何所有，兀然空四墙，井蛙跳我灶，狐狸据我床。驱狐窒鼯鼠，扫迳开堂皇，湿泥涂旧壁，嫩草覆新黄。……念我故妻子，羁卖东南庄，圣恩许归赎，携钱负橐囊。其妻闻夫至，且喜且徬徨，大义归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儿，抽刀断我肠。其儿知永绝，抱颈索阿娘，堕地几翻覆，泪面涂泥浆。……后夫年正少，惭惨难禁当，潜身匿邻舍，背树倚斜阳。其妻径以去，绕陇过林塘。后夫携儿归，独夜卧空房，儿啼父不寐，灯短夜何长!”［12］(P116)

三、清代的荒政与民间救济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大国，奉行的是以农立国的政策。频发的自然灾害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的生产，一旦遇上严重的灾荒就会产生大量的流民，对社会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有时甚至引发农民大起义，比如明王朝的覆灭就与陕西大旱密不可分，最终在流民起义的号角声中一步步走向灭亡。所以，灾荒时刻威胁着政权的安危，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灾荒都非常重视，有着严密的防灾、报灾、救灾的政策与法令，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保障机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荒政”，即救荒之政。先秦时期就有了荒政的萌芽，经历了汉魏的初步发展时期，到了宋代就已经发展成熟，元明之际趋于完善。特别是到了有清一代，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中国的荒政也随着封建王朝巅峰状态的到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备荒救灾的制度与程序周密详尽，可谓“集历代之大成，最为全面完备，凡古代赈济济贫之术，靡不毕举。”［13］(P28)这些有关荒政的制度与措施以立法的形式载入《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以及《户部则例》等律书之中，为其顺利实施提供严格的法律保障。

荒政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平时就积极备荒，建立许多仓储，可以分为官仓和民仓两类，丰年存进谷物，荒年歉收时粜出谷物或直接开仓放粮，可以起到救灾和平抑粮价的积极作用。清代备荒仓储体系较为完备，“省会以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建社仓，市镇则设义仓，而近边有营仓之制，所以预为之备者，无处不周矣。”［14］(卷88)另一方面是灾情发生时积极救灾、赈灾，大概分为报灾、勘灾、减免赋税、赈济几个阶段。首先是报灾，即地方政府把所遭受的灾情自下而上逐级呈报。清政府对报灾的时间有着严格的要求，“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15］(卷270)顺治十年(1653)，户部对报灾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夏灾限六月终，秋灾限九月终。先将备灾情形驰奏，再于一月内，查核轻重分数，提请蠲免。”顺治十七年(1660)又进一步规定，州县官逾期不报延误救灾的，逾期30天内者罚俸六月，逾月者降一级，逾两月者降两级，逾三月外革职。［16］(卷79)康熙朝时又有所变化，到雍正时对报灾时限又做了调整，开始固定为州县官员报灾限40天，上级官员接到奏报后限5日内上报。这样的报灾日期就显得比较合理，既可以避免报灾期限过短，地方官吏因害怕愆期而隐匿灾情不报;同时又可以防止因报灾期限过长，在农作物收割前来不及派人核实勘灾。其次是勘灾，就是各级部门对灾情进行具体细致的查勘，查验田地受灾情况，填造“灾田分数蠲缓册”，核实受灾的程度，确定成灾分数。勘灾的期限一般也有明确的规定，“勘报被灾分数，州县官查明造册，定限四十日，准其扣展程途日期。该督抚以司道详到之日起，限五日内题报。统以四十五日为限。其或州县官勘报逾限，或上司转详逾限，或督抚具题逾限，即按其逾限月日，照报灾迟延例议处。”［17］再次就是减免或缓征灾区百姓应纳的钱粮赋税。蠲免始于顺治初年(1644)，“凡被荒之地，或全免，或免半，或免十分之三。以被灾之轻重，定额数之多寡。”［18］(卷67)顺治十年因江南地方旱灾又有新的调整，“被灾八分以上者，免十分之三;七分以下者，免十之二;四分，免十之一。”［16］(卷79)后因政府开支巨大，到康熙朝初年即取消四五分灾情的蠲免，“歉荒至十分者，止免三分;八九分者，免二分;六七分者，免一分”［19］(卷14)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好转，雍正六年(1728)又提高了蠲免的比例，“其被灾十分者，著免七分;九分者，著免六分，八分者，著免四分;七分者，著免二分;六分者，著免一分”［18］(卷67)到了乾隆时又作了些调整，扩大蠲免的范围，受灾较轻的地区也可以得到关照。“嗣后著将被灾五分之处，亦准报灾，地方官查勘明确，蠲免钱粮十分之一，永著为例。”［20］(卷68)从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对蠲免赋税的数额规定上反反复复，始终持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这与当时政治、经济状况密切关联。当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实力增强之际，蠲免的数量和力度就逐渐增大。据《清史稿·食货志六》记载，清政府实行过许多次大型的蠲免，如康熙年间向陕西拔银500万;乾隆七年(1742)间，向江皖拔银738万，拔米92万石;十八年(1753)向高邮拔银100万，拔米11万石;嘉庆初年，向山东等地赈银300万;六年(1801)向直隶赈银100万，米60万石;十九(1814)年，赈江皖等地银200余万;道光十一年(1831)，江苏赈银100万。再比如1737年，直隶、山东发生旱灾，“直隶通省今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七十万两，山东通省今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一百万两。”［20］(卷四一)

赈济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环节，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赈济可分为抚恤、正赈、加赈、煮赈、工赈、放贷等形式。抚恤是在正式的赈济之前对灾民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救助措施。“被灾之初，查赈未定，极次未分，灾民之中，如系猝被水冲，家资漂散，房舍冲坍，现存乏食，势难缓待者，不论极次，随查随赈，给以一月口粮，或钱或米。”［21］正赈是指对成灾地区进行勘灾审户，依照成灾分数及灾民级次进行赈济，赈期为若干月不等。加赈(也叫展赈)是指正赈完毕之后，如果灾民生计仍很艰难，可以临时奏请延长施赈时间、增加赈济物资，时间为一至三月不等。

赈济的另一种辅助形式是煮赈，“饥荒已极，不能赈米，当设防施粥。”［22］(卷四一)“赈粥之举，则惟大荒之年，为极贫之户不能举火者行之。”［23］(卷四二)一般是在受灾区的大城市或乡村集镇设立粥厂，由官府拨给赈米煮粥，让那些流徙灾民男女分隔、给签领粥。阮元曾经描述了嘉庆十年(1850)浙江硖川实施煮赈的具体情形，“每厂皆延诚实绅士委以钱谷煮娠之事，官吏不涉手，惟钩算弹压……有疾者给以药，老病废疾者别有厂，妇女有厕逢……粥浓厚皆遵予令，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度。”［24］工赈即以工代赈，就是灾民接受国家雇佣，在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后才能获得一定的钱粮赈济。嘉庆元年(1796)，湖北汉江发生大水，嘉庆帝就曾发布旨谕:“救荒之策，莫善于以工代赈。因思附近城河等处久未挑浚，多有淤滞，以致骤雨不难消涸，著通行查勘，将应行疏浚之处，雇集附近穷民，兴工挑挖，于工赈两有裨益。”［22］借贷就是国家先借给灾民银钱、种子等帮助灾民恢复生产，然后按照丰收的情形再加收一定的利息。

我国的民间慈善事业可以追溯到唐代，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政府救灾能力的下降，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救济活动日益活跃，在救济灾民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力地弥补了官方救济的不足与缺失。这种民间救济规模较小，便捷灵活，易于监督，有着明显的优于政府主体的自身优势。清政府为了刺激这种民间救济的发展，有时会以一定的功名作为奖励。比如清雍正皇帝曾制定过这样的条例来促进了民间仓储的发展，“如有捐至十石以上的，给以花红，三十石以上的，给以匾额，五十石以上的，递加奖励。如果有多年连续不断地捐至三四百石的，就会给以八品顶戴。”［14］(卷八八)

人们面对天灾并不是一味地坐以待毙，消极地等待赈济，有时也进行了积极的抗争。沈超然的《劚水稻》描写了人们不畏寒潦，抢割淹没在水中的稻谷，挂在茅檐下晾晒。“但愁水淹苗，罕见水没稻。农人与天争，不复畏寒潦。低者割其稷，高者连半稿，扰扰乎泥中，颗粒以为宝。半偿租赋半偿债，阴多晴少还愁晒。不见比邻前月禾，萧萧今尚茅檐挂。”［2］(P462)王嘉福的《田车谣》则描写了久旱无雨下，农人忙着车水，心急如焚，累得人困牛乏。“朝踏车，暮踏车，辘轳衔尾翻乌鸦，绕畴接岸声咿哑。自从**不雨，大河小河断鱼罟。中田日见稻秧焦，疲尽耕牛人力苦。骄阳炙背火云热，手足胼胝筋骨折。农夫滴泪不成泉，河水干于眼中血。”［2］(P457)

在抗争无果的情况下，政府就会适时地采取一些赈灾举措。有时一些仁义之士也会发出号召，鼓励乡村士绅积极地参与到救灾活动中来。清雍正六年(1728)，广东四会县发生大饥荒，诗人黄任时任四会知县，命令开仓放赈，举办粥厂，还拿出自己的俸禄供养饥民。在此感召下，一些民间懿德之士也加入到赈灾的行列中来。“急令煮饘粥，欢呼遍村市。其曰正赤午，千百若聚蚁。大半老羸多，肩摩足跛倚。叟叟与浮浮，津津干颊齿。长吏未朝餐，先汝尝旨否。次乃恣蚕食，流歠等波靡。痴妪强其儿，不肯辍箸匕。老翁不量腹，哽咽颡有泚。佥云伤饥肠，徐徐乃可尔。明发当复来，渐渐平疮痍。挥之不即去，不去察其旨。问官赈几日，好共妻儿止。官卑俸钱薄，能办几斛米?官云汝无虑，瓶磬罍之耻。许较两岁禄，兼旬供食指。亦有懿德士，告乏助为理。待汝刈穫声，此举我乃已。东郊一以眺，坚好惟穈芑。望岁如望梅，额蹙变色喜。归衙持箪瓢，余沥饱稚子。”［25］(P284－285)诗歌较为详细地描绘了当时赈粥的情形，对人民的苦难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体现了作者廉政爱民的高尚情操。宋茗香助教为了赈济灾民卖掉自己的裘皮大衣，汤礼祥的《鬻裘行》就赞扬了其视众身同一身的高尚情怀，而对那些挥霍的豪族加以贬斥。“朝解衣，暮解衣，三朝三暮复何有?但见眼前飒飒西风吹!西风吹，骨欲折，葛帔练裙踏冰雪。翁将何计回阳春?鬻裘不顾妻孥嗔。黄绵大布任携取，直视众身同一身。”［2］(P448－449)

面对灾荒下人民的悲惨生活，一些诗人感到痛惜不已，写了许多劝人行善、赈济灾民的诗篇。汤国泰写下了一组诗歌，劝勉人们行善，对那些灾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道旁妇》劝勉凶荒之年应该赈恤鳏寡之人，“道旁妇，苦又苦，鹄面鸠形衣褴褛。饥寒儿女泣呱呱，霜雪风中频索乳。”［2］(P625)《路旁儿》劝人赈济饥馑中的孤儿，“去冬卖儿有人要，今春卖儿空绝叫。儿无人要弃路旁，哭无长声闻者伤。朝见啼饥儿猬缩，暮见横尸饥乌啄。食儿肉，饱乌腹，他人见之犹惨目。”［2］(P625－626)《卖谷贾》要求人们赈恤乡邻。“贾得钱多会豪友，不醉无归夜聚首。一席糜尽百民膏，转喜钱来非不偶。贫儿一斗欠一钱，诉残穷话贾不怜。”［2］(P626)《卖席儿》劝人施舍棺木掩埋灾民死尸，“城南义冢多于蝶，城内死人棺是席。一张席，钱三百，卖席小儿情何适，笑看抬尸人不绝。有钱卖席席作棺，无钱买席委沟边。安得仁人掩埋穴，尸骸不使狐犬食。”［2］(P626)

四、天灾下的人祸因素

自然灾害并不直接导致灾荒，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因素作用下才会发生灾荒。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认为饥饿现象的出现不是粮食供给不足，而是取决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差异的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26］(P58－59)灾荒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紧密相连，苛捐杂税和贪污腐败行径会加剧天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赈灾不力也加剧了灾民的死亡，有不少诗篇就反映了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一些贪心的商人的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加重了灾荒的严峻形势。吴蔚光的诗《囤户叹》就痛斥了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把他们看成蠹虫、民贼。“食叶则有螟，食节则有蠈。吁嗟兮囤户，实乃民之贼。取禾三百廛，安坐不稼穑。较量极合升，蓄积过万亿。所望岁歉收，斗米贯钱直。市价一腾踊，顿取数倍息。”［2］(P374)范来宗的《米商叹》也写了商人唯利是图的阴暗心理，“子年大水没陇亩，米高居奇金满斗。丑年春夏二麦无，米商贩载盈江湖。嗟哉若辈心计甚，但愿年饥怕岁稔。”［2］(P372)

清政府的赈灾救荒中存在很多弊端，一些贪官污吏不顾灾民死活，视灾荒为利薮，敲诈勒索灾民，“卖荒”现象层出不穷。“每遇蠲缓之年，书吏辄向业户索取钱文，始为填注荒歉，名为‘卖荒’。出钱者，虽丰收亦得缓征;不出钱者，虽荒歉亦不获查办。”［27］(卷二零八)陈畏三的《哀翁叹》揭露了地方贪官污吏不顾皇帝的蠲免美意，假造灾籍，对灾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致使好多灾民家破人亡。“勘灾造籍空张皇，徒使吏胥饱所欲。钱多腴产称荒芜，贫户水田当肥沃。我名窜入丰收籍，牒诉屡投仍被驳。县官腾檄下乡村，虎疫追征逞诟辱。三日无米交官仓，有吏夜深来捕捉。妇女鸡犬总星散，状男捉去婴敲扑。室中器用任攫攘，破榻折铛旧筐簏。前门后户无一存，犹自呶呶索醽醁。”［4］(P10972－10973)灾民在赈济中有时还要被横加刁难，往往因为交不出“荒费”而不得列入饥民册当中，有时甚至遭受难堪的侮辱与毒打。“需索不遂，而赤贫之户多漏遗;中饱堪图，而次贫、稍次之户多添改。以至老羸壮者，年貌不符，绝户摊丁，花名滥列。”［28］黄裳的《赈饥》就描写了一个老翁因为长得骨干雄壮而为胥吏责骂，不能列入饥民册当中。“东家老翁更歔欷，无食无儿常苦饥。县胥里正各需勒，艰难得入饥民册。可怜生成体素丰，皮肉消尽骨干雄。昨朝点视遭官骂，不得将名饥册挂。”［2］(P273)

为了防止勘灾过程中发生勒索扰民的现象，清政府明确规定勘灾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负担，不得借勘查灾荒之际加重灾民的负担，不然的话会带来远甚于太平之际的负面作用。“州县官查勘灾赈等事，一切饭食纸张杂费，俱动用存公银两，不许丝毫派累地方。”［17］但有些官吏却置若罔闻，郑世元的《官赈谣》描写了官员在赈灾过程中虚张声势、大肆扰民的行径。“黄须大吏骏马肥，朱旗前导来赈饥。饥民肤未饱，城中一月扰。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我皇圣德仁苍生，官吏甚勿张虚声。”［2］(P278)张笃庆的《勘灾吏》描写勘灾的官吏花天酒地，对赈灾敷衍塞责。“黾勉报旱灾，小字达中丞。曰遣邻邑吏，勘灾到荒城。亦不闻省郊，亦不闻履亩。张皇饬厨传，殷勤接酒杯。”［5］(P255)

由于吏治的腐败，仓储的情况越来越糟，清政府实施社会救助的能力大为降低。有时即使能够开仓放赈，灾民也得不到多少接济。方泽的《买米谣》描写了官仓的米中米少灰多，“渔阳岁俭水灾被，青黄不接食翔贵。官仓出米取价廉，务要粜平贫民沾。年深廒底粟红腐，买来扬簸半灰土。米少灰多那忍说，此灰都是农夫血!”［2］(P287)陈佩珩的《分饼叹》描写了1848年安徽巢县水灾，灾民为了一块饼分给儿子还是女儿而倍感煎熬，读来凄怆感人。地方官吏竟然挪用救灾钱粮去改造县衙，致使赈灾成为画饼，“泣对两儿毋相攘，传闻赈粥将开仓。夫呼妇前休乱语，开仓改造官衙房。仓空雀鼠亦饥散，那有饼粮活四方?”［3］(P10865)景星杓的《籴官米》揭露了官府的残暴与欺诈，灾民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就官仓。“鸡鸣风凄凄，饿夫悲语妻:侵星籴官米，归来鸡还栖。此去夕不返，应恐魂来归。不见邻家老，头裂缘鞭笞。又闻寡妇儿，践成足下臡。始贪官米贱可食，何知浥烂掺糠秕!况复临险阻，畏若虎穴跻。还期相守分饿死，何复就尔官仓为?”［5］(P171)

更为可笑的是一些漠视民命的赈灾官吏竟能因此得到升迁，贝青乔的《蠲赈谣》描写了一些官吏不顾灾民死活，草草办赈，致使“饥户糜骨填勾塍”，但却借赈灾之绩飞黄腾达。“饥户一箪粥，蠲户百石谷。朝闻饥户啼，暮闻蠲户哭。城中派蠲何扰扰，城外发赈何事草?堂皇坐者顾而嘻，尽瘁民依心可表。心可表，情弗矜，蠲户含咽卖田产，饥户糜骨填勾塍。明年荒政叙劳绩，拜章入奏官高升。”［2］(P562)

灾荒产生了大量的流民，这些不安定的人群对统治者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流民的安置问题是清政府救灾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往好多朝代都实行过移民就食的政策，把灾区的老百姓疏散迁往到未受灾的生活较为富庶的地区度荒。清政府没有实行移民就食的政策，而是采取了“资送流民回籍”和“留养流民”的措施，要求地方政府对自己辖区内的外来流民发给路费，派官员护送流民回原籍;如果受灾地区灾情严重，灾民即使回去也无法维持生活的，就要求地方政府搭建帐篷，发给口粮，把流民留养下来，待灾情缓解再资送回原籍。但实际的情形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上级的规定敷衍塞责，不愿认真地救助流民。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往往设置关卡禁止外来灾民进入自己的境内，或者强行驱逐进入自己辖区的外来流民。好多诗歌都描写了地方政府不积极地去赈济百姓，而是命令官员限制流民的流动，以强制手段不准入境或抓住遣返原地。申涵光的《哀流民和魏都谏》里描写了流民辗转流离，到处被驱赶而无所皈依的凄惨情景，“流民自北来，相将南去。问南去何处，言亦不知处。日暮荒祠，泪下如雨。饥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单衣曝背，雨雪少晴。老稚尪羸，喘不及喙，壮男腹虽饥，尚堪负载。早舂粮，夕牧马，妪幸哀怜，许宿茅檐下。主人自外至，长鞭驱走，东家误留旗下人，杀戮流亡、祸及鸡狗，日凄凄，风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摇手。”［2］(P111)鲁一同的《小车辚辚》描写了县官驱逐逃荒的难民，致使许多人死亡，灾民无处可去。“小车辚辚，女吟男呻，竹头木屑载零星，呕呀啁唽行不停，破釜堕地灰痕青，路逢相识人，劝言不可行:南走五日道路断，县官驱人如驱蝇，同去十人九人死，黄河东流掩哭声。车辚辚，难为听。”［9］(P395)边淪慈的《济源民》描写了济源县民在灾情严重的情况下，结队逃荒，请求官府给牒就食他省。但到了直隶地界不被接纳，总督还拿着官牒质问豫府，济源县令为此被撤职，那些逃荒的济源难民被各州县饬令遣回原籍。“久不雨，奈何许?西舍东邻卖烟釜，提孤儿，抱稚女，哭诣县庭求作主。官无粮，谁活汝?许给官符去乡土。就邻求食邻怒嗔，遽执官符驰上闻。官言赈恤有分域，各食尔土毋杂纷。递付疲车送归里，道远囊空卖妻子。归来四壁一身孤，历尽艰难仍一死。生不若中泽鸿，身傅两翼高腾空，忍饥犹得飞西东。”［2］(P630)在天灾人祸的煎熬逼迫下，老百姓既无法获得适时的救济，又不能逃亡他乡富裕之地就食，只能坐以待毙。

五、贫富阶层的强烈对比

灾荒下，一方面是灾民卖儿卖女，流离失所，饿殍塞途;一方面则是富人和官员的骄奢淫逸。许多诗歌都通过对比手法来表现社会的贫富悬殊，揭示了灾荒的阶级根源。贝青乔的《雨中作》对水灾中的贫富差别作了尖锐的对比，穷人葬身鱼腹，富人却在雨中赏景饮酒，“田野夫如何，水至荡为薮。浪头一丈高，漂没大堤柳。十室仅有存，多半向城走。汩汩鸣澌中，觳觫对鸡狗。画船尔何人?看水到村口。坐赏天上雨，满引杯中酒。”［2］(P555－556)陈均的《踏车叹》描写了农民竭尽全力地踏车抽水，而长官却在船上歌舞宴客，为了躲避讨厌的秧歌声，把船移到垂杨的深处。“溪水清，田水浊，腰挂横辕足转轴，妇子唱歌声似哭。去年雨少枯我苗，平畴俱作龟文焦。今年雨多水过腰，大麦烂尽蝌蚪跳。雨少踏水入，雨多踏水出，两胫青苔背赤日，朝餐未食饥欲踣。长官宴客张水嬉，管弦响遏行云飞，清歌颇厌秧歌恶，一舸垂杨深处移。”［5］(P507)

沈汝瑾的《祈雨叹》描写了大旱之下农民断屠祈雨，而官吏却每天花费万钱大宴宾客。“祈雨欲活田中禾，断屠循吏迎天和。数十鸡鹜抵一豕，杀生更比平时多。骄阳如火绕绿莎，旱魃一吸干天河。官厨宴客食肥肉，日费万钱犹不足。”［2］(P758)他的另一首《舟中观刈禾》描写了水灾下，农人忙着在没腰的深水中割稻，而城中的贵人却在赏菊听戏。“孟冬稻熟水未缩，田家只在水上宿。腰镰入水水过腹，水底毒蛇咬人足。割得禾头载破船，推船缆向垂杨边。城中贵人正赏菊，醉听红袖调三弦。”［2］(P657)

更有甚者，一些统治者对灾民的死活视而不见，面对路旁遍地的死尸还大发淫威。陈沆的《狗食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间地狱般的流民生活图景，“汝南人瘦万狗肥，前有饿者狗后随。忽然堕落沟中泥，狗来食人啮人衣。顷刻血肉无留遗，残魂化作风与灰。狗饱狗去摇尾嬉，余者尚充鸦雀饥。”京城来的大官对沿途灾民尸体视而不见，照样盛气凌人、耀武扬威，“大官北来何光辉，清道翼以双绣旗。从者飞语里卒知，为我亟去道旁尸，毋使不祥触公威”，［11］(P8786)对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的丑恶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与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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