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田冰，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西安 710062）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副研究员（ 郑州 450002） 。

吴小伦，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天津 300387）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洛阳 471000） 。

摘 要：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黄河决于开封，围城八月，危害严重。以巡抚牛鉴为代表的官员群体尽管做出了积极的应对，并取得了救灾的最后成功，但官员、官役的贪渎行为几乎表现为“群体化”态势，成为灾害发生和持续八月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以绅士为主导的民间救灾活动广泛展开，为成功救灾发挥出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民间救灾之地位日益突出，这也成为晚清时期的一个历史趋向。

关键词： 道光； 开封； 黄河水患； 社会应对

清代开封地区黄河水患频仍，据程子良、李清银统计，顺治四年（1647）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黄河在开封辖区内共决溢 78 次，其中有 16 次处于开封城的近郊[1]，其中最严重的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黄河决口，从该年 6 月决口到翌年 2 月合龙，河水围城 8 个月，给开封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关于这次黄河决口的研究，成果寥寥，关于灾后社会应对方面的研究，则更是所论甚少[2]。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政府的应对措施

道光二十一年 6 月 16 日午时，黄河水在祥符县三十一堡处决开大堤，并于傍晚时分抵达开封城郊，护城堤内很快“平地皆深丈余”。翌日早，城外“黄水弥望无际，四顾不见村落”[3]，此后河水又多次上涨，冲击开封城。

河决后，城外民溺死无算[4]，大溜经过村庄人烟断绝，“有全村数百家不存一家者，有一家数十口不存一人者”[5]。即使幸运活命者也倍历艰辛。史载城外灾民“无家可归，颠沛流离，莫可名状”，城内被水者“辗转迁徙，房屋多倒，家室荡然”。[6]开封及其周遭的环境受到很大破坏： 城外“沃壤悉变为沙卤之区”[7]，城垣“此修彼坏，百孔千疮”[8]，城内“坑塘尽溢，街市成渠”[9]。可以说，灾民盈城、衣食匮乏、奸宄横肆、满目疮痍成为开封最切实的境况。

依照清代的荒政措施，灾害发生后，政府要对灾情进行及时查勘，以便确知灾区实情，厘定受灾等级，加以分别施救。譬如道光二年，原武、武陟等县因河决被淹，巡抚姚祖同立派官员奔赴灾区，分别查清被灾轻重，作为办赈凭据。[10]但此次黄河水患比以往严重很多，非但众多州县被淹没，开封城更是时有倾覆之虞。由于开封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财物所汇，人口麇集，全力保城也成为救灾的重中之重。巡抚牛鉴甚至以正河断流，无工可施，护堤缺口，难以抢堵为由，荒唐地奏请“惟以保守省城为要”[11]，置其他灾区及黄河决口于不顾。这不但反映了开封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从一个视角透射出该时期政府应灾能力下滑的现实，成为灾害持续 8个月的生动诠释。

灾害发生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1． 抢修

当时的开封城垣外砖内土，雉堞低矮，加以“年久未修，砖多剥落”[12]，若遇水冲，势必处处遇险。6月 24 四、25 日，西城因水冲遇危，政府紧急在第一至十二炮台赶做挑水砖坝三道，又依其上下抢做磨盘鸡嘴等坝及小砖坝数十道，以护城垣。[13]7 月 17、18 日，西北城垣连续塌陷，巡抚牛鉴率领“文武员弁昼夜抛砖抢筑”[14]。除抢修险工外，牛鉴也注意修筑受损城垣，并根据损坏程度不同分别施治： 损在城根者“外抛砖石，内加土戗”，损在城身者“或外砌砖坡包护，或紧厢埽段抵御”，务使全城“补葺无暇，庶资保守”。[15]

修筑城垣的关键问题是料物的筹备。由于城被水围，周围州县所产料物被淹，购料和运料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在多次危急关头，政府不得不强拆城内建筑物以助工需。其结果，非但大量民居被拆，7月 2 日后，城四面望楼及城垛被次第拆尽，北门、西门、南门敌楼也皆被拆毁。[16]7 月中旬，又拆贡院外供给房、内十二经房及两主考房、内外监试、提调及各所房屋。[17]8 月 8 日，再拆贡院号房。最终，这个号舍一万二千间、高广甲天下的贡院几乎为之一空，存者“惟大门及明远楼、至公堂、至慎堂、文明堂及四周围墙而已”[18]。这一挖肉补疮的办法虽然保住了城池，但也成为开封城市建筑与文化事业的一大浩劫.

当然，最根本的措施还是黄河决口的抢修。为此，道光帝一再遴选和调整官吏，其中两人之任命至为重要。一是王鼎。史载其“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卒之日，家无余资”，为弹劾穆彰阿误国不惜“闭户自缢，冀以尸谏”，[19]可谓清正廉明，刚直不阿，正适于大工。7 月 4 日，道光帝令其作为钦差驰往开封[20]。二是林则徐。道光十一年至十二年，他曾任河南布政使及东河总督，“人皆服其干略”[21]。河决后，因王鼎极力疏留督办，道光帝便令其从发往伊犁的途中折回开封。在随后的河工中，他“深资得力”[22]，“一切事宜在在资其筹划”[23]，成为合龙的重要功臣。

2． 赈济

城内外被水淹后，仓庾无存，屋宇倾圮，不少灾民又逐渐面临枵腹流离之虞。道光帝给予了极大关注，多次要求救助灾民。如 6 月 27 日，他令牛鉴务必对所有难民“散给口粮，妥为安插，毋任流离失所”[24]。7 月 4 日，又令牛鉴对所有灾民“妥为抚恤，勿令失所，一俟水退，即当分别安辑，复其旧业”[25]。灾区官员也做了努力。

6 月 21 日，政府于火神庙开设赈厂，派人分赴五门城上，向避难灾民发放馍饼[26]，并散放赈票[27]，作为到赈厂领取食物的凭据。随着城外灾民的纷至，粮食日渐匮乏，牛鉴又委人赴朱仙镇购买，又分饬各州县购粮运济，迎来了“日内四面辐辏，粮食颇见充裕”[28]的局面。

但是，开封作为省城，客商土民，百万聚积，日需各类生活品难以数计，止于政府的供粮是远远不够的，鼓励通商无疑是一个较为妥帖的解决办法。为此，6 月 29 日，布政司、按察司、粮盐道、开封府联名发布公告，“凡商贾贩运粮食、薪煤、草料一切来城贸易者，立即放入，卖毕即行放出，出入俱听其自便”[29]。7 月下旬，东门附近有人售卖蔬菜，居人“如获珍宝，争相买取”[30]。9 月底，西门外船上卖米，每斤 26 文，居人以其价廉，“竞买之，倾刻而尽”[31]。8月初，迫于近城两渡口船户讹索过甚，商贩不再赴城售卖。候补知府邹鸣鹤立即在两处各派 20 只官船通商，并派员弹压，之后城内粮食蔬菜复源源而至[32]。

为解决灾民的住宿问题，6 月 22 日，绅士常茂徕等面禀牛鉴，陈言贡院可资利用，得蒙覆允。25日，祥符政府就入住贡院作出规定： 每大口二人住号舍一间，灾民只准携带随身行李、小锅碗箸，不得搬进木器家俱。[33]但随着强拆的持续，贡院也未逃厄运，8 月起灾民再次面临无处栖身的困境。

3． 稳定社会秩序

与施救同等重要的，是稳定社会秩序。河水围城后，个别有粮铺户借机哄抬物价，致使城内“粮价腾贵，米面俱价增一倍”[34]，巡抚牛鉴迅速做出回应，严令其公平交易，“勿再存乘危网利之私”[35]。7 月 5日，开封府也出示平抑粮价，要求铺户公平出粜，“倘再囤积居奇，定将粮食入官，并治以应得之罪”[36]。7 月初，城南门外出现了“匪类”假冒兵役、肆劫商民的情况，政府立派候补知县萧秀堂在该处巡查拿究，同时告知过往商民，若被劫掠，应及时上报，一旦拿获抢掠者，“定行尽法严惩，决不稍存宽贷”[37]。

4． 经费解决

随着灾情的持续，经费困难日益凸显。7 月中旬，巡抚牛鉴被迫奏请起用河南司库存银 35 万余两及库存帮贮银 15 万两[38]，得到道光帝的准许。而作为国家行为的治河，也缺乏充足的经费。8 月下旬，道光帝不得不令广储司及山东、山西等处分别拨银200 万两[39]，筹办开封河工。但尽管是皇帝的饬令，资金也迟迟不能到达。9 月初，布政司鄂顺安、候补知府邹鸣鹤为尽早兴工，便勒令城内八家典商上缴15 万两旧存官银，又致信近省之殷实富户，筹借银数 10 万两，惜未成功。[40]抵达开封的林则徐也以诗人的笔触写下了当时经费匮乏的无奈，“谁输决塞宣房费，况值军储仰屋愁，江海澄清定何日，尤时频倚仲宣楼”[41]。事实上，诗中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因国家财政拮据而无力治灾的困境，还流露出其对灾伤与兵燹交织的社会现实的深深忧虑。

二、民间的应对措施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内忧外患纷起，国家窘于应对，虽然此次河决后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其承灾能力已显得非常不足了，因此，民间救灾凸显出来，为有效救灾，绅士与官员于 6 月 24 日同时成立救灾总局，且均设于金龙四大王庙。二者的成立不但使救灾有了组织上的保证，其同设一处也便利了双方的合作。而绅士总局的设立成为该时期绅士群体崛起的有力见证。就此次救灾而言，民间应对甚至可以说与官方具有等重性。

1． 协助政府抢修

河决第二天，曹门遭遇险情，候补知县罗凤仪束手无策。绅士常茂徕、石銛及居民周志德等见情况危急，遂沿街呼救，众多商民闻声而至，绅士李元涛、常茂绩等十多人也赶来协力，众人以三十余条巨木“将城门扇编固”，须臾之间，“运土扛袋者如蚁”，[42]成功救险。该日午时，东南隅水门洞又遇险情，无人守护，绅士杨经畲、杨春锦立即率二十余人扛杉木、土袋及缗钱驰往堵御。[43]6 月 19 日，南门处水落，举人贾奉乾、高士良等与各官便乘机督率民夫，将其堵御完固。[44]6 月 21 日，城垣数度濒于被冲圮的险境，城内的回民头目及四街商民各率领夫役百余名与数百名不等，踊跃赴工，最终得以“抢筑妥协”[45]。7 月初，曹门南城墙倾颓数丈，绅士等在雨中督民夫与河兵抛砖救护。[46]7 月 22 日，城西北隅屡有险情，五门各义民数十人与百余人不等，自备资粮前往助工。[47]

6 月 20 日，曹门绅士向政府敷陈救难民、保省城、择工员、修城墙、稳秩序、抑物价[48]六事，明确指出了应灾的急务。而政府随后的救灾活动也大致是按照此六事进行的。

2． 自愿捐赈

河决初始，为支援水门洞与南门的抢修工程，绅民纷纷慷慨解囊，捐献钱物。6 月 17 日，共捐钱 119千文、土口袋 27 条、杉木 5 根、苇箔 3 条、秸料 60束，[49]19 日绅士张树勋、司文楷、高泽、张绩又分别捐 100、50、30 和 20 千文[50]。7 月下旬，城西北遇险，荆氏等人再捐秸料及苇箔百余条[51]。对于饔飧不继者，城内一些家资丰腴、幸未被灾的民人积极备置馍饼，向其散放，[52]甚至附近未被水州县也有制馍饼运至省城协济者[53]。25 日，曹门绅士邢得和“卖（ 疑为买） 船一只”，标名曰“曹门绅士救护船”[54]，在南门外拯济灾民。

绅民救灾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救灾活动中，还表现在官员无能为力时所起的关键作用。如7 月 20 日夜，城西北隅势危，政府官员及夫役均欲“下城上船”，准备逃难，北城面临无人救险的危急时刻，而巡抚牛鉴已无任何管束能力，只是“泥首向河而拜”，恐怕做好城溃的准备了。关键之时，绅士札清阿登城大呼“船只如不返者，定以军法从事”，而后船始归故处。[55]局势稳定后，巡抚才走出官棚，以大义激励民众，于是众人争先恐后，运土扛料，须臾堵筑稳固。

三，救灾赈济中存在的问题

在救灾过程中，官员、官役之贪渎行为不时出现。

1． 贪污腐败

护河官员的贪污腐败，就是造成此次河决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河决的消息传到省城后，布政司张祥河与知府方宗钧迅即赶赴城西北护城堤，发现“河兵无一人在者”，方宗钧欲雇民夫堵御，而民夫“以不饱所欲，不肯为力”。[56]这是因为，厅官高步月曾请于河督文冲划拨护堤经费加固堤防，文冲“视河工为儿戏，饮酒作乐，厅官报置不问”[57]，而河营守备王进孝则将因水大划拨的护堤经费 300 贯钱“尽肥己囊，归家聚赌”[58]。官员的腐败，使他们错过了培筑护城堤的最佳时机。

在抢修赈灾过程中，贪污依然存在，如 6 月 17日，祥符知县张官着家丁陈氏运钱至南门助工，结果被陈氏等众役侵吞。[59]12 月 5 日，陈留知县李公赴开封领取八箱赈灾银，途中私吞三箱。[60]赈厂内更为严重。8 月 16 日，东赈厂绅士查出冒领者“大口九十三，小口五十一”[61]

2． 渎职

官员的渎职贯穿这次危机始终。如 6 月 17 日，巡抚牛鉴委派把总孙浩前往红沙湾决堤泄水，孙浩却迟迟没有动身，19 日，黄河于该处自行冲决，孙浩却借机“诡言已抉”，将自然冲决归功于己。之后，接到赴朱仙镇运米的委派，仍是“怠缓遗误”[62]。8月 1 日，据牛鉴查明，沿河两岸各厅所存料垛均数千，但河决后，各厅员“玩视要工”，仅仅运往城内五六十垛[63]，致使城垣屡因存料不足而告险。更甚者，10 月 16 日，大雪不止，一些官员却不顾灾民苦寒，“在署设酒演优赏雪”[64]。

官员的渎职还表现在对民间良策的漠视上，河决后，为迅速有效救灾，巡抚牛鉴命臬司和祥符政府出示求策，“惟举办大事必须集思广益，一己之耳目心思焉能周至? 所赖诸君，各抒所见，以匡所未逮”[65]。遗憾的是，很多中肯意见并未被采纳。6 月26 日，民人王世隆献《御河水说》，并绘图以进。候补知县罗凤仪初以“切中机宜，款留之，许为游扬上宪，以尽其长”[66]，然终未见用。7 月 17 日，为疏泄曹门瓮城内积水，候补道冯光奎求策于绅士，常茂徕献“天阳沟式”，其做法是“用丈余木板作为水簸箕置城头，令其外出，内作水池于箕头。两瓮城置以八箕，雇水夫汲取，令其由箕而出”，据此法“三日可泄尽”，遂依法置办。但次日甫成，冯光奎被调至西北城隅，该设施也随之废弃[67]。

虽然道光帝对贪污腐败渎职行为也作了处理，但基本上无补于官员窳败的局面。说明当时官员之腐朽已呈现出“群体化”态势，仅仅处理个别责任人不过是徒劳之举。

由文中所述不难看出，此次民间救灾已不仅仅是政府救灾的重要补充，在很多危急关头，正是绅民的努力才使开封化险为夷。道光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的持续深入，国家救灾能力的日益萎缩，以绅士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救灾活动越来越为地方政府所倚重，这也成为晚清时期的一个社会发展趋向。

注释：

[1] 程子良、李清银：《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200 页。

[2] 相关研究成果：李文海等《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清史研究通讯》1989 年第 2 期；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另按：史籍对于此次开封救灾之记载，以《汴梁水灾纪略》最为翔实，本文即主要依据此书进行研究。关于此书之史料价值，可参阅胡思庸《近代开封人民的苦难史篇—介绍<梁水灾纪略>》，《中州今古》1983 年第 1 期及《汴梁水灾纪略》代前言“一部值得重视的重要文献”。

[3][13][14][16][17][18][21][23][26][27][29][30][31][32][33][34][35][36][37][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8][59][60][61][62][64][65][66][67] 痛定思痛居士著，李景文等点校《汴梁水灾纪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23、37—38、28、37—38、59、35、85、10、11、25、49、77、58、21、5、13、32、31、71、72、174、3、3、6、45、31、41、8、4、8、42、10、13、20、39、1、2、3、83、67、25、82、11、23、38 页。

[4] 武同举：《再续行水金鉴》卷五，1942 年铅印本，第 56 页。

[5][6] 邹鸣鹤：《世忠堂文集》（第八册），《防守省城情形略》，同治七年邹氏刻本，第 8 页。

[7] 光绪新修祥符县志》卷六，光绪二十四年刻本，第 36页。

[8][9] 《绪新修祥符县志》卷七，光绪二十四年刻本，第 69、70页。

[10] 武同举：《再续行水金鉴》卷五十八，1942 年铅印本，第 1497页。

[11][20][25][38]《清宣宗实录》卷三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386、384、383、390 页。

[12] 邹鸣鹤：《世忠堂文集》（第八册），《防守省城情形略》，同治七年邹氏刻本，第 1 页。

[15][28] 武同举：《再续行水金鉴》卷八十，1942 年铅印本，第 2086、2087 页。

[19] 赵尔巽：《清史稿》卷三六三，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1415 页。

[22] 《清宣宗实录》卷三六一，中华书局，1986 年，第 517 页。

[24] 《清宣宗实录》卷三五三，中华书局，1986 年，第377 页。

[57] 袁英光等点校《李星沅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