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宏伟

厦门大学历史系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内容提要：本文希望着眼于具体的实践过程，关注未曾被表达的实践逻辑，转换分析视角，以天津口岸为中心，选取区域分析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验证区域结构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以及开埠之后口岸贸易的本土发展逻辑。文章认为，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着贸易结构和趋势的演变。长期以来，关于口岸贸易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大多强调口岸贸易在塑造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然而通过分析区域灾害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可知这种联系并非单向的。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重要因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现代”等分析范式赋予西方如此大的作用力，而对于区域结构的作用力则估计不足，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刻反思。

关键词：口岸贸易  天津  灾荒

一、前言

口岸贸易作为探讨外来影响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海内外学者曾使用“冲击—回应”、“传统与现代”、“帝国主义”等分析范式讨论过这一问题；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和施坚雅的“区域市场理论”提出之后，“内部取向”和“区域研究”又成为其主要视界。毋庸置疑，以上不同的研究取向，从纯粹贸易史的角度讲，展示了19世纪以来中西贸易发展的多元图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近代”等分析范式基本上都侧重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同外界的经济接触以及这种接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外来影响作为着眼点来探讨口岸贸易的发展问题，其歧异无非是对于这种影响力的价值评判。①关于内部取向的分析，目前研究则主要专注于寻找开埠之前中国的内在发展动力，对于在西方力量介入之后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其影响力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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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第一种“冲击—回应”模式。该范式认为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起主导作用或主要线索的是西方冲击，长期处于停滞阶段的中国社会，在遭遇到西方冲击之后，方才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口岸贸易作为中西方接触的中心环节，无疑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完成于50年代的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一书最具理论“典范”意义，该书从贸易与近代外交的角度，以通商口岸为考察对象，围绕着鸦片战争之后条约制度的演变和上海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中华帝国”在与西方从事贸易往来以及与此相关诸多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近代性变化，成为后来“冲击—回应”模式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第二种“传统一近代”模式。该分析范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的一种变体，即将传统社会作为一个停滞的“木乃伊”社会，认为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必须也只有引入西方的力量、沿着西方的道路，才能促使其现代转型，进入所谓的“现代化”社会。因而，I2'岸贸易作为开启传统社会的重要契机，是推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进的变革性力量。如郝延平即认为，19世纪初期，虽然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商业资本主义，但是中西方的贸易却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成熟，并由此构成了一场“商业革命”([美]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l991年版)。第三种“帝国主义”模式。与“冲击—回应”模式相对应，只不过关注的是西方冲击的负面效应，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集中体现给予批判。具体地讲，口岸贸易被认为是外国掠夺原材料和大肆倾销工业制成品的主要渠道。具体到天津口岸，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饶信梅《自统计上观察历年来天津贸易之发展》，《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12号，1931年；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1960年第1、2、3期；叶淑贞《天津港的贸易对其腹地经济之影响》，台北，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3年；刘素芬《渤海湾地区口岸贸易之经济探讨(1871—1931)》，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张利民等《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77页；樊如森《天津港口贸易与腹地外向型经济发展(1860—193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相关的详细评论可以参阅佳宏伟《区域分析与口岸贸易——以天津为中心(1867—1931)》，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11页。

缺乏必要的关注。①区域性分析，由于通商口岸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脱离中国本土社会的、西方冲击的产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通商口岸的经济贸易亦被认为是一种同外部市场的联系而不是与其腹地的联系。施坚雅借鉴“中心地理论”，提出一体化的市场层级结构之后，口岸贸易通过层级的交易方式被纳入到了一个大的区域市场体系结构之中。但是，目前的这些研究更多地是把区域作为地理背景因素或者被动主体，侧重于考察口岸贸易在塑造区域市场体系中的重要性，对于区域自身在口岸贸易演变过程中的可塑性却缺乏必要分析。②即使是目前国内兴起的“港口—腹地”研究，虽然试图把港口贸易置于区域腹地变迁的大背景下，但是遵循的依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地区口岸贸易的研究思路，以西方的冲击力为切人点，只是把“冲击—回应”模式推向了腹地。③同是贸易口岸，在同样面对所谓“西方冲击”时为什么会产生不同反应?同为贸易口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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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志田、夏明方曾撰文对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给予较全面评析，参阅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关于开埠之前天津的沿海贸易传统，香坂昌纪、Bodo Wiethoff、许檀等学者的研究有所涉及，参阅[日]香坂昌纪《清代前期の沿岸贸易に关する一考察——特に雍正年间福建一天津间に行ちれてぃたものにつぃて》，《文化》第35卷第1—2号，1971年；Brdo Wiethoff，“Interregicml Coastal Trade between Fulden and Tientsin during the Yung-jeng Period—A Nmnerical Appraisal”，《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上册，台北，中研院1989年版，第345—355页；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杨强《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400页。

    ②[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7—417页。具体到天津，这一提法也被广泛接受，其歧义无非是呈现的是一种相当规则的“巢状六边形”结构，还是一种“点与点之间的树状模式”。相关研究可参阅罗澍伟《近代中国的区域与城市》，《城市史研究》第11—1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美]关文斌《描绘腹地：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区域分析》，《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第1—23页及《清末民初天津与华北的城市化：一个网络系统分析》，《城市史研究》第2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7页；[美]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城市史研究》第21辑，第11页。

③有关“港口—腹地”的研究主要有：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版；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研究综述和理论阐述可参阅樊如森《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昊松弟《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研究概说》，《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佳宏伟《近20年来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阅林满红《口岸贸易与近代中国——台湾最近有关研究之回顾》，《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869—926页。

同口岸为什么会呈现差异性很强的贸易趋势?其出口与进口的结构性差别为什么如此之大?至今，这些根本性问题依然争论不休，未能取得合理解释。很显然，口岸贸易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亦表明任何一种解释逻辑仅仅适用于某些问题，而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因此，转换视野，开展多角度的分析，对于充分认识口岸贸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本文希望着眼于具体的实践过程，避免理念化范式建构的误导，关注未曾被表达的实践逻辑，以天津为中心，选取区域分析为切人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验证区域结构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以及开埠之后口岸贸易的本土发展逻辑，丰富有关口岸贸易的认知，进而反思关于外来影响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①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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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智曾撰文对于目前中国史研究领域热衷于某一理论架构，忽视具体实践历史的论证逻辑提出反思，见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当然，笔者这里并不是全盘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实际上，相关研究为我们展开进一步分析提供了良好基础。笔者只是认为除去传统分析思路之外，通过转换视角可能会展示口岸贸易的另一面相。另，关于灾荒与贸易之关联性，罗兹·墨菲、关文斌、夏明方等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但是，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并不在灾荒与贸易这一专题性研究。罗兹·墨菲是在论证条约口岸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对于这一问题有所涉及，并且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以此来否认条约口岸与腹地之间的密切联系；关文斌仅仅围绕着1920年的一次大旱灾对这一主题有所涉及；夏明方则是在分析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灾害因素时提及这一论题。Rhoads Murphey，“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Mark Elvink and William Skinner(eds．)，The CA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关文斌：《描绘腹地：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区域分析》，《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第1—23页；夏明方：《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灾害与洋务运动之二》，《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二、统计分析

    从严格意义上讲，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应该进行相关系数的回归函数分析，但是目前所掌握资料基本上是一种描述性资料。因此，以下分析更多是一种趋势分析。

    (一)灾害统计

根据经济地理学的解释，腹地是指港口城市所依赖于提供出口物资和销售进口商品的背后内陆地区。因此，对于天津区域腹地的界定和划分，最佳选择是根据货物销售地和来源地的贸易资料进行复原。但是，目前缺乏完整系统的相关资料，故而对于区域腹地范围似不可能有一个精确界定。不过，根据凭子口单和三联单输入和输出的内地贸易统计可知，天津贸易腹地涉及直隶、山西、河南、山东、甘肃、内蒙古、吉林等广阔地区。但是，不同地区对于天津贸易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根据各自所占的贸易比重，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层次，直隶、山西在进出口贸易或市场网络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区域，占据天津进出口货物量的60％以上；河南、山东、内蒙、甘肃相对于直隶、山西，对于天津贸易的意义已是明显弱化的区域；陕西、青海、新疆、吉林、奉天主要局限于某一类大宗商品，对于天津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最小。因而，为便于分析，且考虑区域环境特点和天津贸易腹地的重要性，本文所考察的灾害区域主要围绕着天津的主要贸易腹地，即直隶、山西、河南北部以及鲁西北等华北主体，并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②中整理的旱涝等级资料，将涉及这一地区16个站点的旱涝等级数相加求其平均值并进行加权计算，其中1级仍为涝年、2级为偏涝年、3级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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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331页。该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研究院等30余家单位以地方志为主要来源，包括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相关调查资料编纂而成，依据史料记载评定为五个旱涝等级：1级为涝、2级为偏涝、3级为正常、4级为偏旱、5级为旱。毋庸置疑，这一划分难免有史料遗漏、定级不准等不足之处，况且文献记载与实际状况或有出入，与原始气候情况必会有所偏差。但是，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对该资料予以充分肯定，问题是如何利用、如何分析此类资料，本文仅将此资料作为参照系反映其大致的变化趋势。

年、4级为偏旱年、5级为旱年，以便反映这一地区旱涝变化的总体趋势(见表1和图1)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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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该资料所涉及的华北地区的16个站点分别是大同、太原、临汾、长治、北京、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洛阳、郑州、德州、济南、菏泽。虽然这16个站点每年的旱涝等级划分存在着差异，但是从总体上看，同一年代各个站点的趋同性则十分明显。因此，为便于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这里将涉及华北地区16个站点的旱涝等级数相加求其平均值，且考虑到五个旱涝等级的划分标准，将计算的平均值根据四舍五入的原则进行计算，姑且称之为加权值。

根据表1和图1可知开埠以降华北地区旱涝变化的大体趋势。其中1875—1878年、1900年、1920年的旱涝等级达到5级为大旱年，1927—1930年则出现连续干旱；1871—1873年、1883年、1886年、1890年、1893年、1896年、1911年、1914年、1917年为涝灾年。这些旱涝灾害与天津进出口贸易究竟会有怎样的联系呢?

    (二)相关分析

    关于此，若与天津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见图2)：

虽然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变动并非完全一致，且其波动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比较图1和图2可知，旱涝年基本上都是贸易波动比较大的年份，这显然不是巧合。1875—1878年、1900年、1917年、1920年、1927—1930年这几次大的旱涝年都是贸易波动幅度较大的，进出口贸易量都表现为大规模的起伏，贸易增长率表现为负增长，其他旱涝年即使没有出现负增长，但是增长幅度则迅速下降。例如，出口贸易，1873年涝灾年的增长率为-9．71％；1876年为-20．89％；1893年和1896年分别为-5．97％和-13．33％；1900年为-44．37％；1914年为-12．97％；1917年、1920年增长率分别为-4．74％、-38．18％；1928—1930年连续大旱灾，出口贸易则出现连续负增长，1928年为-11．96％、1929年为-11．13％；1883年和1890年虽为正增长，但是却比前一年增长率分别下降了22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仅为9．94％和9．62％。进口贸易，虽然没有出口贸易变动幅度大，但是灾荒年的增长率也表现为不稳定状态。1883年为-4．91％；1886年为-8．94％；1894年为-18．32％；1914年为-14．6％；1920年的增长率为-6．8％；1930年为-20．88％。不过，为了弥补因饥荒造成的严重物资缺乏，进口货值并不是一味减少，甚至表现出增长态势。例如，1877年，贸易总净值为关平值22942468两；1878年贸易净值为20773479两；1879年为24365442两。这三年内贸易净值比1866年最旺之年还多。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受灾害影响。恰恰相反，1877年与1878年增加者，是因饥谨而须进口杂粮以及其他土货，而非因进口洋货所致。1866年洋货进口值为关平银12009222两，而1877年与1878年洋货进口值分别为关平银7757207两和7964805两，比1866年少了400余万两。②

关于此，当时出版的海关贸易报告可以提供进一步佐证。例如，1867年的报告记载，贸易“因直省荒歉而深受影响”，“棉织品及别种洋货之销路已见狭窄”，棉花之出口，“减去20％左右”。③1872年的贸易报告亦记载，“遍布平原之洪水”是“进口贸易之减色”的重要因素。④1877与1878年贸易报告云：“进口(洋货)贸易较之往岁显见衰退”，“盖因晋省遍地饥荒，致该省所阅乐岁中之巨大消费能力，以及相应之需求量，除鸦片而外，均形萎缩”。⑤1882年，由于“满洲与晋省之旱情兼以鲁省所向披靡之洪水”，致使“到埠客商不及往常之多”，“洋货极为滞销”。⑥1886年，由于北省各地之惨重洪灾，豆类之出口量迅速下跌，1885年为44100担，该年则跌致6430担。⑦1883年夏秋之交，“沛然下雨，招致洪水遍地、多所毁坏，天津与内地物产销场之交通为水患断绝”，“晋人每年屡至本埠选购商品，其数达300人左右”，然本年“晋商鉴于融资与运输方面之重重困难”，“到埠者为数甚少，大约不过50人”，因此，“此贸易年度堪称殊为失望之年”⑧，供销运南方之水果，“仅黑枣及梨即减少34136担”⑨。1889年，由于“上数年北省遭灾甚重，民鲜盖藏，往日此布销场甚好之地，今反无人过问，销场因之减色”，所以，该年绒货共人39653匹，值关平银346327两，比1888年少关平银92270两。⑩1890年，广大内地“遭灾地方不下60000余方里，禾稼全行失收，冬初约有4000000居民全赖赈济，其禾稼失收、房屋倒塌、物业毁失约估价值亦不下3000余万两，淹毙之人……总在15000至20000之谱”，因此，“盘运内地进出口各货，因水灾而遭阻滞，诚有非纸墨所能缕述者也”。⑾1892年，因山西、河南、直隶等省受水旱之灾，进口布匹比1891年减少约10万匹。⑿1908年贸易报告称：“1907年年报所谓之萧条，在1908年渐形严重，一时间市面全然呆滞在在可见，尤以洋货贸易为甚。久旱不雨之后，洪水又起，直省大片庄稼悉遭毁坏。为补谷粮之短缺，以铁路与民船由满洲盈溢之粮仓运来高粱与玉米，是年统共不下600000担，1907年则为90000担……上年报告所载棉花进口之缩减，犹在继续，另外，由于普遍歉收，豆类之进口锐减，当在意料之中。”⒀1911年，“春季及夏令上半季，风雹为虐，大雨时行，西、北两河(这里的西河指天津与保定府之间的主要河道，北河特指联结天津与通州之间诸水系)沿岸地方，水灾甚重”，“红枣、黑枣、水梨、小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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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877—187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②《1877—187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00页。

③《1867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34页。

④《1870—1872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71页。

⑤《1877—187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00页。

⑥《1882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25页。

⑦《1886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40页。

⑧《1883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29页。

⑨《1883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31页。

⑩《188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54页。

⑾《1890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58页。

⑿《1892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58页。

⒀《1908年津海常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276页。

粱等物均大歉收，入境者甚少”。①1911年3月25日《商务官报》对此亦有记载：“津门是月之商业界于上半期，略见起色，至于下半期，一般商况，颇形沉寂，市面不振，各商店皆苦无聊，近因数月以来，天旱不雨，河水太浅，天津之与内地，竟不能舟楫往来。田舍商人来津办货者甚少，又与之同时，棉品市况亦见其衰，可为一般商况不振之原因也。”②1916年，“出内地货物，价值缩减550余万两。其中豆子占200余万两，五谷(玉米、麦子、小米、高梁)占250万两，系因直隶及邻省歉收所致……油类因受本埠制油厂之影响，及出油各种子类歉收之故，减少48451担。”③1924年，洪水为灾，山西省棉花歉收，棉花贸易数量大量减少。④

    与此同时，内地丰歉还使一些土货与洋货的竞争力此消彼长，从而影响到进出口贸易的消长。例如，1869年，因棉花歉收，致使土布昂贵，于是作为替代品的洋标布凭借适中价格，进口迅速增加，进口量比1868年增加1倍，达到108229匹。⑤1872年，“山西与四川棉花丰收”，棉花丰产使原料之价趋廉，土布生产成本降低，“遂有利于土布与洋布之竞争”，洋标布1872年较诸1871年计减95130匹。⑥1879年，由于1876—1878年的长期大旱，致使人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严重匮乏，“灾民随身衣着，经三年之服用，俱以破旧不堪，其余各袭，亦已典质净尽”，因此，“非重置新衣不可”，但由于长期灾荒，又使“土布产量有限，未免求过于供”，所以“势须借重洋布，以供急需”，因此，灾后的1879年，进口各种洋布数量“较上年增益最巨”，天津吸收之数，占到全国棉布输入量的30．62％之多。⑦本色市布、本色粗布、漂市布、粗斜纹布、细斜纹布、洋标布都急遽增加，分别达到关平银2876569两、1110073两、1043278两、1154223两、218971两、1141534两，与1878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25．12％、115．18％、114．87％、107．26％、67．3％、109．02％。⑧

当广大内地免于灾害侵袭时，进出口贸易表现出稳定增长态势。例如，1889年，因“山西及直隶各地方年谷顺成，亦缘河南郑工合龙，避水灾者渐回故土，市面因而复元”，所以，棉洋布“是年共人4276888匹，竟多人198178匹”。⑨1890年，“出口土货中之豆，竟有1146000余担之多，为历来所不及，佥谓(光绪)十五年丰收所致”⑩。1891年，贸易情形较往年繁荣，“进出口货物价值计之，共关平银37048000余两，比光绪十六年多2916000余两”，“追溯其由，未尝非得大水之力也”，“至畿辅一带，春秋粮食均属丰收，虽于夏秋之际，蝗蝻为害，幸未被伤，高梁有六成，杂粮有四成，约算收成，较上年被灾情景，不啻天渊之隔，淹地退出，稻粱概可布种”。⑾红、黑枣，“因收成甚好，南方贩者亦络绎不绝，其红枣之价，每担2两8钱，黑枣每担价值3两6钱。出口共有110000余担，内有去香港者4000余担，比去年出口之数约增一半。”⑿1910年贸易报告亦记载，“前数年贸易不佳，本年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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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11年津海常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299页。

②《天津商况》，《商务官报》第7期，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第137页。

③《1916年津海常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339页。

④《1924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424页。

⑤《186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58—59页。

⑥《1870至1872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73页。

⑦[美]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1922—1931年》上卷，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2年版，第160页。

⑧佳宏伟：《区域分析与口岸贸易——以天津为中心(1867—1931)》，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83页。

⑨《188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54页。

⑩《1890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59页。

⑾《1891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63页。

⑿《1891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65页。

见发达，系因内地收获丰盛，故能增长购物之财力。外洋布匹，印度、日本棉纱，五金、洋杂货等，除领海关运照不计外，其在钞关投报者，皆见增加……内地入境土货，棉花数目最见增加。上年计42338担，本年173567担，内有三联单报运者140985担。”①

    可见，区域腹地的每一次灾荒都会或多或少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变化。事实上，与其他口岸比较，区域腹地对于天津贸易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天津进口货之大半，为直、晋两省所得”，“天津之出口货，则殆皆赖此两省供应”。②1905年，天津的子口税额达到100余万两，超过所有各口岸的子口税的税收量。③关于此，通过计算凭子口单转销内地的洋货贸易值在整个天津输入洋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亦可以看到天津进口贸易与内地之间有很强的依存度，见表2：

从表2可知天津进口洋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销往内地，而表2仅仅是通过子口单转销内地的数值，并不是表示所有销往内地的货值。事实上，销往内地所占的实际比重远不止于此，一些大宗商品更是全部销往内地。例如，进口洋布一直以来大部分销往直省以西或者以南诸省。④从太原到天津的商人购买大量的棉布匹头，然后分销于广阔的西部地区，包括蒙古和西藏。⑤仅仅每年到天津选购商品的晋商人数就有300人左右。⑥棉纱，1936年和1937年的内地推销额已经分别占到85％和81％，天津的消费额仅为15％和19％；本色棉布的内地推销额达到78％和75％，天津的消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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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10年津海常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291页。

②《1866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4页。

③《1905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241页。关于子口贸易统计的制度史考察可以参阅[日]高柳松一郎著，李达译《中国关税制度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6—41页；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73—95页；[美]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7—181页。

    ④《1870—1872年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71页。

⑤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8页。

⑥《1883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29页。

为22％和25％；加工棉布内地推销额为74％和80％，天津消费额则为26％和20％。①出口贸易，主要的大宗输出品亦全来自于广阔的内地，例如，草帽辫主要来自于直省的兴济、阳信、黄花店、苏济、玉田以及河南的南乐。②棉花的供应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州、德州，河南的武安县和彰德府以及直隶的正定府、赵州、束鹿县、保定府、广平府、冀州以及永平府。③羊毛的主要供应地则有西路，即甘肃省的宁夏府、兰州府、西宁府、甘州或者凉州一带；山西归化城、西包头、西咀子一带；北口的张家口外的外喇嘛庙、热河、哈达一带以及直隶的昌德、顺德、冀州、宣化；河南的怀庆、卫辉；山东的临清州、青州府、济南府。④

有学者推算，在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中，至清末民初天津转出口已占到整个出口贸易的6—7成。⑤而每次大灾荒基本上都造成这些地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严重枯竭，农业大规模歉收或颗粒无收；广大灾民或以树叶树皮为食，有些受灾地的树叶、树皮都被吃尽；或者贱卖牲畜、田亩和儿女；或者四处逃荒，有些地区甚至大量死亡。这对于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本身已十分窘迫的广大农民⑥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作为进出口商品的主要消费者和生产者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难以解决，商业贸易的萧条也就必不可免。显然，区域腹地的每一次大灾荒都势必会影响天津的进出口贸易。以下选取1875—1878年、1917年、1920年、1927—1930年这几次大灾荒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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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影印版，第52页。

②《1877—187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05页。

③《1902—1911年津海关十年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85页。

④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1986年版，第291—292页。

    ⑤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第39页。

    ⑥夏明方：《发展的幻想——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三、实例分析

    (一)1876—1878年的大旱灾

1876—1878年大旱灾涉及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北方数省，覆盖了天津贸易的主要销售地和来源地，其中山西和河南受灾最为严重，被称为“晋豫奇荒”或者“晋豫大饥”。⑦以山西为例，灵石县，光绪三年夏至以后，“旱魃为虐，豆苗开花而复落，高粱出穗而即枯”，饥民“剥树皮而作食”，或“挖坩泥以解饥”，“甚而父食其子，夫食其妻”；四年，“夏成赤地”，“流离失所，死亡相继，论户四千余家，论人四万余口”。⑧寿阳县，有410多村受灾，“饥饿者遍于途而车马不行，食人者盈于野而商贾皆断，甚至父子不相顾，夫妻不相依，草根已尽，屋宇将空”⑨。1878年的一份《山西饥民单》记载有山西数十个县城的具体受灾情况，可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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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论筹买洋米以裕西北赈粮而免东南缺食事》，1978年2月25日《申报》，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12册，第165页。关于1876—1878年的大旱灾，目前学术界已经有详尽的论述，本文仅以山西为例，说明这次灾荒的严重性和惨酷性，以便从整体上考察饥荒与贸易的相关性。相关研究可参阅：Paul Richard Bohar，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or of National Reform(Hatred University Press，1972)；何汉威：《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⑧民国《灵石县志》卷12，“灾异”，民国23年铅印本，第2—3页。

⑨张鉴衡：《寿阳县灾赈碑记》，光绪《寿阳县志》卷11，“艺文”上，第75—77页。

    由表3可见，这次灾荒所造成的损害可谓十分严重，一些家庭甚至全部死亡，如此严重的灾害对于商业贸易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呢?1874—1877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记载，当时本色市布、漂市布、洋标布等大宗进口商品都因这次灾荒严重受阻，进口量锐减。①由于当时天津洋货主要转运自上海，因此，这次涉及北方数省的大饥荒使从上海进口“洋布各物因西北各省大灾，贩运者实鲜”，“西商人贸易，除鸦片一物曾经涨价，可以少获余利外，其余各物恐贩运者亦非昔比矣”。②天津口岸的商业贸易因此一片萧条，1878年2月23日《申报》上一则有关该年天津年关时的商业描述也可以很好说明之：

天津去腊，百行生意，均不见佳，宫北一带，摆卖年货者，虽不乏人，足为岁除点缀。然有名无实，镇日熙来攘往，都系游岁者多，买卖者少……常年，小除夕即有夜市；除夕通宵不绝，城游不夜，其行人挤拥与白昼无殊。去年则微，小除夕略无买卖，即除夕由天桥以至估衣街、竹竿巷数里之遥，铺内灯光空相辉映，而柜头买客落落如晨星，未及三更，路少行人。③

具体到进出口贸易商品货值，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表4是1874—1879年洋布进口量的变动情况。

由表4可见，除本色粗布之外，各色洋布在这次灾荒期间，其输入量都大规模减少，本色市布，1878年进口量仅为1874年1／2左右；漂市布，1874年进口量为630692海关两，1875年为614870海关两，1877年和1878年进口量迅速减少，仅为458616海关两和485534海关两；细斜纹布，1874年进口量为427616海关两，到1878年仅为130885海关两；洋标布，进口量也下降1／2左右，由1874年1041772海关两，下降到1878年的546139海关两。

    (二)1917年大水灾

1917年的大水灾波及直隶、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其中直隶的灾情最为严重，永定、大清、南运、北运等河先后泛滥。例如，永定河，出现多处漫口，“漫口下游各县乃全体被灾”，宛平县、固安县、永清县、霸县、安次县、武清县、宝坻县、香河县、涿县、房山县等均遭遇洪水侵袭。④南运河，“决口三处”，“水势猛烈，防御宣泄势均不及，以至浸灌津埠，瞬成泽园。难民数十余万，流离荡析，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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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mbassy and Consular Commercial Reports．1874—77”，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1(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1972)，P．114．

②《论旧岁沪市情形》，1878年2月8日《申报》，影印版第12册，第109页。

③《天津过年景象》，1878年2月23日《申报》，影印版第12册，第161页。

④《京兆各县水灾情形》，1917年8月8日《申报》，影印版第147册，第662页。

无所”。①一些地区几乎涉及所有村庄，表5是直隶各县的受灾情况一览表：

由表5可知，直隶各县受灾情况十分严重，几乎无村不成灾。这对依赖于此广阔腹地的天津进出口贸易势必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1917年10月5日的《申报》载：“天津一埠出产北货最多……津埠各乡均遭水灾，各货收成大受伤损。唯下游山东省之德州等处，尚未波及，出货稍旺。”②10月7日的《申报》则记载了大水灾之后津沽一带的商业冷落情况：“津沽洪水为灾，几成泽国，沪津航行虽通，而客货竟至停装，数日以来，出口商业冷落异常，昨日太古洋行奉天轮船，虽仍依期开行，实无货物可装，闻所装者仅面粉数千包，余如匹头、杂货竞不多见云。”③而该年天津的土货出口贸易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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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4卷第11号，1917年10月15日，第22页。

②《商货受天津水灾影响》，1917年10月5日《申报》，影印版第148册，第582页。

③《出口商业之冷落》，1917年10月7日《申报》，影印版第148册，第614页。

则仅为4211万两，较1916年减少659万两。①其中，豆类输出比1916年减少467356两；棉花出口，“远不逮近年平均之数”，比1916年减少关平银1033363两。②进口贸易值也急遽减少，1917年，“人内地关平银100945645两，较上年估价减少3727000两”，若剔除因大水为灾赈由他处运入内地的关平银600万两谷类，则“入内地货物之估价，更大形减少矣”。③

    (三)1920年大旱灾

    1920年大旱灾一样波及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北方数省，《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等报刊都对这次大旱灾的具体受灾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例如，1920年9月3日《申报》刊载文章称：“河南、山东及直隶南部纷来告饥消息，上年诸省既已歉收，本年春秋二熟复无所获，至少有二千万人将遭饥患，而忍饥者已有数万人，今赖草根、树叶、秕糠为食，有全家因食尽而自尽者，父母多鬻其儿女，每口取值数元，牲口因乏草秣而宰杀者，以数千计，居民纷纷离其家乡，而赴西方或北上以觅食。”④9月13日《大公报》载：“直鲁豫之灾情奇重，陕西亦只半收……灾区由保定以下，直达河南南部，约长二千里或六百英里，由东至西平均一百五十英里。最广之处为由陕西边境至山东潍县，相距计一千里或三百英里，灾区面积九万方英里，人口三千至三千五百万。”⑤9月28日《民国日报》报道黄河以北沿津浦线一带，“……豆苗高者，不过三寸，棒米谷子有一尺余者，有不及一尺者，有尚未打包者，有尚未秀穰者，至高粱则一颗全无，所有青苗因天气寒冷均难结实……”⑥表6是直隶、山东和河南三省具体受灾情况。

    由表6可知，直隶、山东和河南三省几乎一半地区遭遇旱灾，三省被灾人口共计达到2800万人。可见，这次大旱灾所造成的影响丝毫不亚于1917年的大水灾。因此，对于商业贸易的影响亦必十分显著。1920年9月19日《晨报》上的一则记载展现了这次大旱灾之后的商业萧条境况：

至于商业，自然是停止了。除山西方面稍异外，所有商货销售的速度，莫不大减。资本微薄的商人，不能支持，停止营业的亦复不少。消耗品一类的商业凋残，尚无大影响；若山西运往各地的煤盐，陕西出口的皮革、药材、棉花等和人民日用必须的布匹、器具等，大半都停止了。说到工艺和一切做工的，也是陷于停止状态。工艺出产品的消费者，全靠一般百姓。他们连吃的也莫了，哪里有钱修盖房屋?有钱购置器皿?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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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17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344页。

②《1917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344—345页。

③《1917年津海常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350页。

④《中国北部之大饥》，1920年9月3日《申报》，影印版第166册，第38页。

⑤《四十年来未有之奇灾》，1920年9月13日《大公报》，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53册，第126页。

⑥《赤地千里之鲁境》，1920年9月28日《民国日报》，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29册，第384页。

⑦《直民灾难一斑》，1920年9月19日《晨报》，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14册，第490页。

由于“寸雨未降，田地多干裂成沟”，“果木等树，亦多枯死”①，因此，该年干果类输出量迅速减少，黑枣由1919年39900担，减到1920年33431担；杏仁输出量为19703担，比1919年减少3267担；核桃和核桃仁与1919年相比，分别减少了56440担和24248担。②棉花收成，由于旱灾也大规模减产，“出口减少，竟至半数”③。运出内地货物，连用三联单由内地运津之土货在内，共估价关平银94857640两，较上年短少11580670两，除土布、生牛皮、铁锅、草席、牛只、棉花籽及酒外，其他货物均形大减，生羊皮减3406546张；豆子减1302754石；棉花减261560担；花生油减33459担；芝麻减38272石；芝麻油减30130担；绸缎减155665斤。杏仁、草帽、草帽辫、核桃、羊毛等亦形减少。④运入内地货物，扣除出境、复出境及过境之赈济杂粮33056645海关两，估价关平银104771936海关两，比上年减少了28642862海关两。⑤

    (四)1928—1930年大灾荒

这次持续几年的大灾荒，以陕西为中心，遍及甘肃、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以及河南数省，旱灾、水灾、蝗灾和匪灾交织在一起，以旱灾最为严重。据豫陕甘赈灾委员报告，总计3省灾民有2800万；据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报告，4省有900万人受灾。⑥各地灾情十分严重。例如河北，水灾、旱灾以及蝗灾遍及大部分地区，南部各县以旱蝗为重，东北各县以水灾为重，受灾民众约有20余万。⑦山西，1928年，“灾区已占全省三分之二有奇，灾民达600余万之多”⑧；山东，据华洋义赈会l928年对该省48县调查，“曹县颗粒无收，收成仅1、2成者14县，3成者8县，4成左右者2县，5成以上者仅4县(另有19县收成不详)。灾民数目占全县户口三分之一以上者27县，其中曲阜高达73％，冠县占54％，泗水占52％。”⑨河南，1928年，旱灾已遍及108县，“绝食者至数十万人”⑩，受灾情况为“光绪丁丑迄今数十年来所未有”⑾。甘肃，1926年10月20日《大公报》报道：“夏秋无收，饥馑荐至，大旱之后，继以冰雹为灾，山洪暴发……被灾者20余县，或禾稼尽皆枯槁，或田庐猝被淹没，赤地数千里，斗粟十余金，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留妻卖子，惨状难言。”⑿显然，1928—1930年这次连续数年的大灾荒涉及地区更广，受灾程度更为严重，所以对于天津贸易的影响就更为明显。由于这次灾荒波及西北广大地区，作为西北皮毛集散重镇的包头，市面一片萧条，皮毛业大受影响。⒀因此，1928年，天津的出口商人也以皮货商亏累最巨。⒁1929年，羊毛减少20万担，估值500万两。⒂由于大量的棉产地缺乏雨水，棉花种植大规模缩减，1928年9月18日《大公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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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直民灾难一斑》，1920年9月19日《晨报》，影印版第14册，第490页。

②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编纂：《大正九年天津贸易年报》，日本商人会议所1921年刊行。

③《1920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374页。

④《1920年津海常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379页。

⑤《1920年津海常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378页。

⑥张其昀：《北方大旱及其善后之策》，1929年5月9日《大公报》，影印版第90册，第144页。

⑦《河北灾情几遍全省》，1929年11月7日《申报》，影印版第264册，第339页。

⑧《三晋灾情》，1929年5月9日《大公报》，影印版第90册，第130页。

    ⑨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⑩《可注意之豫陕晋皖甘旱灾》，1928年10月21日《申报》，影印版第251册，第593页。

⑾《河南灾情惨烈》，1929年6月15日《大公报》，影印版第90册，第722页。

    ⑿《甘灾求赈》，1926年10月20日《大公报》，影印版第77册，第381页。

    ⒀武荣生：《西北皮毛集散重镇包头的皮毛行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经济工商编》第1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页。

⒁《1928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470页。

⒂《192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486页。

据新由冀州方面来津棉商谈称，今年栽种棉花时，因缺雨水，不能下种，遂改种高梁及其他杂谷等，因此棉田较往年减少，最近值棉花收获时，又因雨量过多，收成不佳，南宫、清河以北，枣强、故城一带，种棉较往年减少一二成，收成约四五成，南宫以南至广平一带比较稍好，然棉田只当往年之六成，收获约七八成云。①

因此，棉花出口量受到很大影响，仅1929年，棉花出口量即减少10万担，估值600万两。②其他出口品也大规模减少，1928年，猪鬃出口由上年的18700担减至15700担，相差关平银70万两之多；蛋产品由144000担，跌至99000担。③运往其他口岸土货之价值，则比1928年减少600万两，为1921年以来的最低数。④进口贸易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1928年，进口商人除麦粉一项获利外，大都景况萧条。⑤至1929年，“内地对于洋货之需要，仍大形减色”⑥，除麦粉、棉花外，“所有其他主要进口洋货，大都跌落甚巨”，棉布由1928年的2050万两，减至1525万两。⑦而麦粉的大量进口，实际上也与这次灾荒密切相关，1928年9月21日《大公报》载称：

本年以来，洋粉进口激增，本埠粉厂大受影响，既被洋粉充斥，致销路不佳，复因原料缺乏，出品因以减少，往年蓟鲁豫各省小麦，足敷津厂之用，是以每值新麦登场，粉价必落，故销行易畅，乃去岁苦旱，小麦歉收，今年又因战事不息，商运断绝，以致田无所收，货无路运，粉厂原料，几陷于断绝之势……津地粉厂只得坐受其困，眼见洋粉源源而来，充斥市面而已……⑧

可见，虽然这些进出口货物减少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是，遍及整个华北以及西北的大旱灾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几次大的灾荒都造成进出口贸易的较大波动。关于此，通过天津口岸转口华北五省子口贸易货值的变动情况也可以窥见一斑，见图3。

由图3可知，仅以子口贸易货值变动看，这几次旱涝年输入内地的贸易量都大规模减少，其中出口贸易相对于进口贸易变化幅度更为明显。1917年输出量为15190882两，较1916年减少了1／4；1920年为17695791两，较1919年减少了近1／3；1927—1930年大旱灾，其输出量直线下降，为有子口贸易统计以来最低点，1927年为4969433两，1928年继续下降，为2196927两，1929年和1930年虽然较1928年有所上升，分别为3917093两和3967172两，但是与灾前的1925年的22505586两相比，仅为该年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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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冀州一带棉花收成减少》，1928年9月18日《大公报》，影印版第86册，第208页。

②《192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486页。

③《1928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474页。

④《192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482页。

⑤《1928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470页。

⑥《192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482页。

⑦《1929年津海关贸易报告》，《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484页。

⑧《天津面粉厂原料问题》，1928年9月21日《大公报》，影印版第86册，第244页。

四、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区域灾害与天津口岸贸易之间的联系紧密，区域腹地的每一次大灾荒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天津口岸贸易结构和趋势的变动。长期以来，关于口岸贸易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习惯于强调口岸贸易在塑造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区域灾害与天津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可知这种影响并非仅为单向。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重要要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现代”等分析范式赋予西方如此大的作用力，而对于区域结构的作用力则估计不足，显然有待反思。虽然口岸贸易本身作为一种外向型经济，对外经济关系无疑是晚清以降口岸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但是，应该说，这并非唯一因素，在许多情况下，两者的关系常常表现为间接而不是直接，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并非最重要因素。我们在追究外力因素的同时，还必需寻求其本身的发展逻辑。当然，笔者强调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区域社会的可塑力，并非刻意消解外来影响的作用力，尤其是西方因素(如不平等税率)的负面效应，更不是否认口岸或者港口贸易在区域社会中的引领作用。笔者只是认为在分析或者评价口岸贸易发展时，需要考虑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有这样，或许才会有更为客观的历史认识。本文仅仅以天津口岸为例，并且以上的分析仅仅选取区域结构中的诸多要素之一，并不足以全面质疑一些重大分析范式的认识和评判。然而，反思现有的这些分析方法和解释逻辑，无疑对于我们正确评价近代史上的外来影响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认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