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陈　旭

《农业考古》2010年01期

一、引言

对于明代预备仓的建立时间,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似乎本来不应该引起学者们的众多分歧。但在史学界的各种著作、论文,或辞典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各家观点竟然大大不同。学术界对明朝预备仓最早设立时间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有二。一是梁方仲和顾颖等人的“洪武元年(1368)说”;二是以各种现代辞典为代表的“洪武三年(1370)说”。此外还有“洪武二十年(1387)说”。本文主要利用《明太祖实录》和一百多部明代方志进行综合考察,认为这些观点都站不住脚。明朝预备仓的创立是一个持续约数年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六月,明太祖下令由中央政府推动创立预备仓开始,大约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为预备仓大规模创设的高峰时期。并且只是在布政司府、州、县系统设置。各都司卫所系统设立预备仓,大约是在正统初年。

因此对明代预备仓制度创立的时间和过程的学术争论就很有澄清的必要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明代的灾荒史研究。

二、明朝“预备仓”的概念界定

首先,必须明确明朝预备仓的概念或本质含义,才能更好地解释对预备仓创立时间的种种争论。万历朝《明会典》记载了“明人眼中”的预备仓的创立过程:“[预备仓]:祖宗设仓贮谷,以备饥荒,其法甚详。…洪武初,令天下县份,分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1)”另外,正德四年《明会典》记载“预备仓事例: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2)。万历朝《明会典》还记载:“国家设仓庾储粟以赈军民,两京直隶各布政司府州县、各都司卫所以及王府,莫不具备。其收贮有时,支给有数,注销有册,各有通判,兹具列于后,而分内外仓于前。至预备仓常存两年之蓄,以蓄缓急,因附见云。(3)”永乐二十年三月,明成祖朱棣在听取户部报告直隶开州、徐州、高邑、灵寿、栾城等州县饥民时,回忆了预备仓的创立情况“皇考置预备仓出内帑易粟储之,以赈饥荒”(4)。可见预备仓是明太祖创立的无疑。

按照今人的理解,似乎可以把明朝政府积蓄两年以上的粮食仓储系统,都可以称为“预备仓”。但“明人眼中”的预备仓的功能在于:“常存两年之蓄”、“以蓄缓急”或“以备饥荒”,而且是特指最早由明太祖在各县四乡“分立预备四仓”,所设的专用备荒赈济仓储体系,并且由“耆老”、“老人”或“年高笃实民人”管理。

由明太祖设立的专用赈济仓库体系,自从建立后多数是以“预备仓”命名,也有“预备粮储仓”、“老人仓”、“济农仓”、“常平仓”等名,但其功能和实质都是相同的。在明太祖创立预备仓之前,明朝地方似乎都无以“预备仓”为名的仓库。据笔者所查阅过的一百多部明代地方志中的记载来看,明代地方的“济留仓”、“存留仓”、“际留仓”(5)等仓库,都不是专用的赈济仓库,而是功能混合型仓库,这些仓库存储的粮食具有兼作官吏俸粮、公共开支、救灾救济支出等用途。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明太祖创建的预备仓,是借鉴了先秦以来,尤其是宋朝设立“常平仓”和“义仓”思想(元朝几乎完全继承了宋常平、义仓之制)。但明太祖却将官办的预备仓,广泛设立于最基层,即“一县则于境内，定为四所”。这种性质很相同的专用贩济仓库被命名为“预备仓”或“预备粮储仓”，大约是不愿承袭元朝所谓“胡元之俗”的结果。元末的战乱，使得宋、元以来的常平仓、义仓几乎都废坏殆尽，这些仓库很多都成为了“古迹”，可能有一些地方官也在尝试重建，但在无中央财政支持的情况下，顶多星星点点，收效甚微。另外，当时不少宋元时期创立的仓库，被改名为“际留仓”或“济留仓”，这些仓库都是多功能仓库，并非专用贩济仓库。明太祖创立的预备仓体系，其实质是对过去宋元以来名存实亡的专用贩济性仓库的全面重建，并且深人县下最基层的“四乡”，使之重新运转，为维持明朝社会稳定服务。后永乐六年时，明太祖曾经下令将各地预备仓，从四乡迁到城内(6)。但就《明实录》和明代方志中所见而言，不少地方官员出于迁移费用或贩济的便利考虑，并没有照令实行，但可以肯定很多地方预备仓的位置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是关于明朝预备仓创立后的变化情况，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处略过。

经过笔者的考察，明朝的预备仓由两大管理体系构成，一是隶属布政司府州县系统;二是各都司卫所系统。明朝预备仓最早是在明太祖时期建立的，开始只在布政司府州县民政系统创设。后来大约在明英宗初年(约1435年后)，预备仓制度，才开始在都司卫所系统建立(7)。

三、“洪武元年说”(“洪武元年十二月说”)质疑

持“洪武元年说，”(“洪武元年十二月说，”)的学者及其史料支撑，可简明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见，以上各家确定“洪武元年说”的关键史料证据，主要就是《国朝列卿记》、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等明代传记史料中不同版本的“杨思义传”中所出现的“洪武元年说”。为了弄清这些史料传记中“洪武元年说”的史料引文，此处特列表对比说明。

假定各种版本中的杨思义传中,明太祖于“洪武元年十二月”确实向时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下了建立预备仓的诏令。那么,如此一件影响明朝两百多年地方政府的大事,《明实录》或者明代地方志必然有相关记载。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至洪武二年十一月庚申期间,是杨思义任户部尚书期间。笔者于是对《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和洪武二年进行了详细的查阅,发现并没有记载该时期明太祖对中书省或户部所下建立预备仓的诏令。各种地方志中对本府、州、县或卫所建立预备仓的时间,也没有提到洪武元年建立的记载。同时以上的不同版本传记,都记载这种预备仓,应当是由“年高笃行人民”、“耆老”所主持的。而洪武二十一年后,《明实录》或大量明代地方志对这类情形的记载却非常明确和普遍。那么“洪武元年说”就根本站不住脚了。

这里对此事的解释,笔者认为有两种:第一,是明太祖洪武元年十二月确实对中书省或户部尚书杨思义发布了建立预备仓的诏令,但由于种种可能的原因,一直被拖延下来。如果说,一道诏令被拖到了洪武二十一年才“被执行”,那么明朝预备仓设立的时间被认为是“洪武元年说”,也实在是过于牵强。第二种解释,就是各种明代传记史料中,关于《杨思义传》中明太祖命其建立预备仓的史料,都是“伪造的史料”或“虚假的史料”!

各种版本的《杨思义传》记,虽然其相互取材的具体情况,已经难以考证。这里暂且只以较早嘉靖年间撰成的《国朝列卿记》进行考察,笔者认为该书《杨思义传》中所记载的关于杨思义本人的记载错误太多,可信的内容也相当有限。因此,笔者怀疑《国朝列卿记》中的洪武元年明太祖根本没有对杨思义下达这样一道建立预备仓的诏令。这是由于《国朝列卿记》等私史修撰者在采用人物传记时,大量的引用“志录”、“谱牒”,往往把大量根本不可靠的传闻做为传者生平事迹,有很多溢美之词。这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不能参考官修正史正确记载,再加学者学识、学力不同所致。

为了证明《国朝列卿记·杨思义传》的大量的极不可信之处。同时为了完整说明问题,在此不得不完整列举《国朝列卿记》原文和《明太祖实录》相应文字,做几乎极有趣味比较,就可以发现《国朝列卿记·卷三十一·国初户部尚书行实》的种种“虚假水分”,这也是笔者推测“洪武元年十二月说”系“伪造史料”或“虚假史料”的重要证明。

    为何《国朝列卿记》会有如此多的错误?从顾起元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可以了解该书的创作条件、取材来源和优缺点,序言记载:“…第金匮之藏,焚草禁林秘不传外,而官之志录析在列署,家之谱牒散在四方,遽未易睹,即吾学宪章诸书网罗云备,其于列卿之业沿革创承、迁代首尾,固未详也。若野史稗官雌黄,冯臆昂抑失真,尽信不如无书矣。…取材于志录,稽世于谱牒。日月批寻,排缵成集,系牵绳贯,比事属词。正纂而外,旁及群书。凡有关,悉从采掇。其或事无可考,亦具存其姓名曰《国朝列卿记》”(18)。

可见,《国朝列卿记》成书时,已经距离明太祖时非常遥远了,作者又不能利用当时还严密限制外流的官方权威正史《明实录》,进行考订,多据私家野乘,因此错误百出。按照史源学的观点,后出的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和张廷玉《明史》很可能参阅了《国朝列卿记》等先出关于杨思义的传记史料。虽然,后来的作者进行了种种考辨,但陈陈相因的错误记录,难免部分地被继承下来。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洪武元年十二月明太祖对杨思义下达诏令建立预备仓的史料真实与否,“洪武元年说”都难以成立。

四、“洪武三年说”质疑

除了最有影响力的“洪武元年说”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持“洪武三年说”的观点,这一派也影响不小。在此列表如下:

除了“洪武元年说”外,为何又会有大量的“洪武三年说”出现呢?经过笔者的考察,最大的可能是著者们在阅读(清)张廷玉《明史》·《食货三·仓库》一段文字时,由于错误断句,而造成了文意混淆。清人龙文彬的《明会要》所引乾隆年间钦定《续通典》,而《续通典》也系误读张廷玉的《明史》。《明史》该段文字原文如下:

    此处,《明史》本身并无错误。“洪武三年”的含义只是注解洪武三年京卫军储仓在当年增置二十所。参考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洪武三年八月乙酉条就可以印证所言并非建立预备仓事。该条记载:“中书省臣言:在京军储仓二十处,收粮六百余万石,每仓设官三员,请增设京畿漕运司官专督其事。从之。”再与前面提到的《明史》卷一百三十八《杨思义传》所记载洪武元年,明太祖命“思义令天下立预备仓,以防水旱”相参考《明史》的编撰者对预备仓设立的时间,似乎也是持两种观点:即明太祖于洪武元年发布了建立预备仓的令,但对其具体设

置的时间,却没有利用《明实录》去仔细校正,硬生生地将洪武二十一年后的事迹与洪武元年的“可疑诏令”捆绑在一起了。

结合上下文就可以知道:“洪武三年说”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研究者在理解史料文字时没有准确断句,正确地理解上下文。再加上查阅资料不全面,缺少多重资料相互印证所致。

五、“洪武二十年说”质疑及其它

除去以上最流行的两种说法外,最接近明代预备仓创立时间的论文约有两篇。列表如下:

六、笔者的结论

明太祖创立预备仓的背景,就是当时已经完成了都司卫所军事系统的仓储建设。军事系统优先完成后,才把布政司府州县预备仓专用赈济仓储体系的创立提上日程。在此之前的年份里,已经有不少官员和士人上书,建议明太祖仿照古制(主要是宋、元),建设地方的专用赈济仓库,明太祖表示赞同。再加上,洪武二十一年前,山东等郡县的严重农业灾害使得户部向地方拨付了大批的救济物资和资金,使得明太祖日益感到了建立预备仓的必要性。再加上,明太祖对各地来朝“耆老”的扶持利用,预备仓的建设终于开展起来。

本文的结论就是: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六月,明太祖下令由中央政府推动创立预备仓开始,大约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为预备仓大规模创设的高峰时期。并且只是在全国大多数布政司府、州、县系统设置,以县级的数量最多,平均每县有四所左右。各都司卫所系统设立预备仓的时间,大约是在明英宗正统初年(约1435年后)。

明太祖推动创立预备仓的过程,在《明实录》和各种明代方志中记载很丰富。由于史料较多,只得列表以论证。军卫系统的预备仓创立情况,已经在前文注释中论及,此不赘述。

1、《明实录》中的记载

2、明代地方志中所见洪武时期预备仓设立时间的最早的记载:

在笔者所见的一百多部明代方志中,洪武时期有确切年份记载的预备仓,绝大多数都是建立于洪武二十一年后—洪武二十四年期间,由此也可见明太祖时期政府运转的高效率。洪武年间,建立的预备仓,几乎没有早于洪武二十一年的。少数的几例也自相矛盾:《万历杭州府志》记载有部分错误、《嘉靖建宁府志》、《天启高阳县志》、《嘉靖赣州府志》、《嘉靖兰阳县志》记载全误。此系修志者对预备仓概念理解之误,混合了宋元以来的相近性质的赈济仓库。或者修志时间过晚和修地方志材料残缺或记载错误所致。

以上地方志中所见的明代预备仓建立情况,只是所有方志材料中的冰山一角。由这个表,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①预备仓设立的时间,最早是洪武二十一年,如《嘉靖临朐县志》就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相契合;②明代预备仓建设的高峰时期,应当是洪武二十一年—洪武二十四年,正好与《明实录》中所记载明太祖在洪武二十一年—洪武二十三年大量拨款和派遣人员去地方相吻合。唐胄编集的《正德琼台志》卷十四《仓场》记载了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派遣老人去地方设立预备仓时一则非常珍贵的“榜文”,有好几百字,非常详细。这正好又与《明太祖实录》记载相吻合,有兴趣者可以认真参看,此处限于篇幅,就不罗列了(47)。

然而,不少明代地方志对预备仓设立的时间,却记载成洪武二十一年之前?对这些严重冲击“洪武二十一年说”的史料,笔者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如:《万历杭州府志》、《嘉靖建宁府志》、《嘉靖惠安县志》、《[天启]高阳县志》、《嘉靖赣州府志》、《嘉靖兰阳县志》等几部方志中,对明太祖时预备仓建立的时间,都记载为洪武二十一年之前。这里的正确解释就是这些方志的记载都有错误。原因可能有二:第一,这些方志修的时间较晚,对明太祖时期的资料,已经很难收集齐备,因此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现象;第二,这些方志修撰时,如果当地早有地方志,新志修撰者对其成果视而不见,没能采纳早期方志中的正确记载;第三,这些创设于明太祖时期的预备仓的显著特点,就是最早由“耆老”或“老人”管理,而且一般设于县下的“四乡”,平均每县为四所左右,这也是其它历史时期所没有的。

与之相对,修撰时间接近洪武时期的《永乐乐清县志》、《成化重修毗陵志(一)》、《正德建昌府志》、《正德南康府志》等几部更早期的方志的时间记载,几乎都是洪武二十一年后。

由此可见,在《明实录》和地方志、地方志和地方志产生矛盾时,在多数情况下应当尽量以《明实录》为准。地方志中,修撰时间越靠前的可信度越高。因为《明实录》的修撰极为严密,记载相对更准确,如建立起居注、日历,采纳奏折等原始档案,纂修人员也水平较高,要求严格。而地方志,在资料保管、纂修人员学术素养等方面都要大打折扣。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带着怀疑精神,多方求证,才能得出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注释:

(1)万历朝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十二·《户部九·仓庾二·预备仓》,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第1版,第152页。

(2)正德四年《明囗典》·卷四十·户部二十五·内外仓二。

(3)见万历朝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十一《户部八·仓庾一》序言,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第1版,第136页。

(4)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七,永乐二十年春三月丙寅条。

(5)(明)冯继科纂修,韦应诏补遗,胡子器编次:《嘉靖建阳县志》卷四《治署志·储恤志》记载:“际留仓,一所在县治前东畔,宋置元因之。国朝洪武初改今名,收储粮米以供官吏俸给及存恤孤老等支用”。(《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61页。)可见,际留仓是一中功能混合型仓库,并未专门的赈济仓库。另外,(明)莫尚简修,张岳纂:《嘉靖惠安县志》卷八《公宇》记载:“际留仓,在县治内簿厅内,即宋常平仓,洪武初改今名。正德十四年知县陈逅改建,知县衙之西北,岁贮粮米以为官吏孤老月饩”。(《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733页)。(明)张梯修,万臣纂:《嘉靖固始县志》卷三《建置志第三·公署》记载:“预备仓…储稻以备荒歉…际留仓,在县街东南,凡二十六间,储官吏俸,知县吴周修。蔡希夔曰:际留之名,自宋有之。意者,取遇有年,而存蓄之意欤?”。(《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521页。)可见,际留仓是一种功能混合型仓库,并非专门的赈济仓库,而且并非设在一县的四境之内。该仓和地方“存留仓”的功能差不多。

(6)明太祖实录卷八十,永乐六年六月丁亥条记载:“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五事:‘…其三曰:太祖高皇帝各命各府州县多置仓廪,令老人守之,遇丰年收籴,歉年散贷。此诚爱养生民万世不易之大法,然所置仓廪,悉在乡村,居民鲜少,难于守视。或为野火沿烧,或为山泽之气蒸溽氵邑烂,有司往往责民赔偿。莫若移置仓廪于府州县城内,委老人及丁粮有力之家守视,庶储积有常,不负朝廷爱民之心…’…上览之曰:其言皆是。令所司施行”。对这个搬迁建议,实际上弊大于利。如:明英宗实录卷二十,正统元年七月庚戌条记载,当时顺天府推官徐郁上言四事时,就谈到“一建立义仓本以济民,然一县止一二所,民居星散,赈给之际追乎拘集,动淹旬月,不免饿莩乞”。预备仓设在四乡,在救灾赈济时才能最迅速将粮食发到灾民手中。而沈升将预备仓的弊端,归结于其设置在四乡所致。实际上,预备仓无论设在哪里都有上述的种种弊端,最好的建议应该是加强监察管理,促进预备仓存粮的定期更新换置。

(7)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十年(1435)七月己卯条(时非明宣宗在位,而是明英宗初即位期间)记载:“镇守河南行在户部右侍郎王佐奏:河南所属税粮于军卫收受,奸弊百出。上命廷臣集议,覆奏:宜通行天下司府州县原有仓分者,以卫所仓并属之。原无仓分者,就以卫所仓改易其名隶之,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仍旧,卫所时令风宪官巡视。从之。”万历朝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十二·《户部九·仓庾二·各都司卫所仓》,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第1版,第149页,也记载:“凡仓廒建置,宣德十年,令天下卫所仓,并属府州县,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沿海卫所,无州县去处仍旧”。此后,不少卫所的仓库被并入布政司府州县系统。部分卫所仓库仓库失去独立性,取用稍不便利,应该是推动卫所系统建立预备仓的重要原因。但《明实录》对其都司卫所系统预备仓最早建立的具体年份缺少明确的记载。都司卫所系统原来的仓库有卫仓、所仓、军储仓等不同类型和名称,属于功能混合型仓库,并没有建立专用的备荒赈济仓库。明英宗即位初年后,不少卫所的仓库被并入布政司府州县系统,因此这些卫所缺少了自己的重要财源。因此,笔者推测,卫所预备仓的创立,似乎是在此之后,不可能是顾颖引用《明史·食货志三·仓库》中“弘治三年(1490)限州县十里以下积万五千石,二十里积二万石;卫千户所万五千石,百户所三百石”,而推断出的“弘治起,卫所亦置”的时间。最有力的史料支撑应当是《明会典》中的几条史料。如:万历朝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十七《户部四·灾伤》条记载:“正统五年,令各卫所屯军,有因水旱子粒无收缺食者,照缺实民人事例赈济,侯秋成还官。”(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第1版,第117页)。这里出现的赈贷方式,正是明朝预备仓救济的最主要方式,但各卫所是否在此时就出现了专门的预备仓还不敢肯定。另外,如:万历朝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十二·《户部九·仓庾二·预备仓》条记载:“洪武初,令天下县份,各立预备仓…正统五年奏准,各处预备仓凡侵盗私用,冒借亏欠等项粮储,查追完足…又敕广西布、按二司,并巡按等官,查勘预备仓粮内,有借用未还…(正统)八年议准,辽东遇有本镇犯该立功官员,免其立功,纳谷一百石,收贮预备仓。其别处发来立功者,照旧行。”(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第1版,第152—153页)。这里表明正统八年之前,辽东镇的卫所系统已经建立了预备仓,可以肯定。再与与该时期地方志印证,似乎比较契合。如:(明)·唐胄编集:《正德琼台志》卷十四《仓场条》记载:“海南卫所预备仓…国朝卫所各有军仓,正统三年(1438)例并有司,今各有预备仓者,乃后各官权宜建,并以贮军中劝借公罚之粟。”(《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8册·广东省·《正德琼台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419页)。可见,广东地方的卫所系统在正统时已经建立了预备仓。另外,据(明)·沈庠修,赵瓒纂:《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五《安庄卫指挥使司·公署》记载“预备仓,在卫治左,成化四年建”(明弘治刊刻传抄本影印,《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42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430页。)因此,该处卫所建立预备仓的时间不晚于成化四年(1468).再据该书统计,贵州14个卫、2个千户所中弘治时期就有6处建立了预备仓,此六处为:新添卫、平越卫、安庄卫、安南卫、毕节卫、乌撒卫。这里也表明,正统五年是明代都司卫所军事系统赈济方式的重大转变:之前,若有卫所缺粮,几乎都是从布政司的府州县系统的各种仓库或军事系统的仓库中进行无偿调拨;在此之后,预备仓的建立,使有偿赈贷方式日益介入(因为预备仓制度运转的一个特点就是,多数存粮都是采用有偿的赈贷方式)。各卫所系统预备仓的设立,大约是与《明会典》中正统五年的诏令有密切关系。彭勇的《明代旗军经济生活探研—以班军为线索》(田澍、王玉祥、杜常顺主编:《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171—172页。)一文提到谈到了此次取消卫所仓储,把州县与卫所相配支付钱粮的作法,使得卫所经济上日益缺少独立,常遭州县留难。这种情形也大约可以印证卫所建立预备仓的迫切性。

(8)《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04月第1版,第159页。

(9)《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10)摘自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第五章第二节《恤政》: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06年12月,第235页。

(11)《宿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2)《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

(13)唐嘉弘主编《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预备仓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013页。(作者:洪琢,共190字)。

(14)雷礼辑:《国朝列卿纪》卷三十一《国初户部尚书行实》,续修四库全书第522册,第502页。

(15)万斯同:《明史稿》卷一百七十三《杨思义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27册,史部·别史类,第322页。

(16)(清)王鸿绪等撰:<明史稿列传>第二十一《杨思义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九,台北:明文书局,中华民国八十年出版,第270页。

(17)雷礼辑:《国朝列卿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502页。

(18)雷礼辑:《国朝列卿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3页。

(19)史仲文、胡晓林主编;颜品忠,颜吾芟,邸建新等本卷主编.中华文化制度辞典·文化制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2页。

(20)中国农业出版社:《农业大词典》,1998年9月版。

(21)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22)《天中学刊》2006年12月第6期。

(23)《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7月,第21卷第7期。

(24)且作者该处引文标注有严重错误,此处并非“明太祖实录卷142”,而应该是“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壬子条”。该版本的第3025—3026页。可见作者引文并未认真校对。

(25)《明太祖实录》卷14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版,第2881页。

(26)(明)李思悦修,洪一鳌纂;(明)李世芳续修,易文续纂:《(万历)寿昌县志》,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清顺治七年(1650)补刻本,第185页。

(27)(明)陈善纂修:《万历杭州府志》,吴湘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5册,台北市:台湾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六月初版,第822—823页。

(28)(明)《永乐乐清县志》卷四《铺舍》,《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291页。

(29)(明)《万历漳州府志》,吴湘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15册,台北市:台湾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六月初版,第360页。

(30)(明)夏玉麟、汪佃等修纂:《嘉靖建宁府志》卷八《公署》,《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130—131页。

(31)(明)陈让编,刑址订正:《嘉靖邵武府志》卷三《制宇》,《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61页。

(32)(明)莫尚简修,张岳纂:《嘉靖惠安县志》卷八《公宇》,《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734页。

(33)(明)朱昱撰:《成化重修毗陵志(一)》,吴湘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45册,台北市:台湾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六月初版,第403—404页。

(34)(明)张峰纂修,郑复亨补辑:《隆庆海州县志》卷二《公署》“《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296页。

(35)(明)申嘉瑞、李文、陈国光等纂:《隆庆仪征县志》卷三《建置考》,《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464页。

(36)(明)孙承宗纂修:《【天启】高阳县志》卷二《建置志·仓廒》,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编:《孤本旧方志选编》第三册,线装书局。第255页。

(37)(明)章律修,张才纂《保定郡志》卷五《官寺·庆都县》《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48—51页。

(38)(明)王斋撰:《雄乘》卷上《公署》,《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四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169页。

(39)(明)邵时敏修,王心纂:《嘉靖天长县志》卷三《人事志·惠政》,《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748页。

(40)(明)夏良胜等纂:《正德建昌府志》卷十《恤典》,《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148页。

(41)(明)黄天锡等纂:《嘉靖赣州府志》卷六《公署典》,《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77页。

(42)(明)陈霖纂修:《正德南康府志》卷四《公署》,《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235—236页。

(43)(明)王家士修,严怡等纂:《嘉靖临朐县志》卷二《官政志·仓库》,《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576页。

(44)(明)崔铣纂修:《嘉靖彰德府志》卷三《建置志第二》,《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49页。

(45)(明)褚臣宦修,李希程纂:《嘉靖兰阳县志》卷二《建置志·备荒》,《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752页。

(46)(明)·甘泽纂辑:《嘉靖蕲州志》卷四《仓场》,(《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6册·广东省·《正德琼台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549页。

(47)请参见(明)唐胄编集:《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8册·广东省·《正德琼台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四年七月初版,第548—5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