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裕

作为掌握了大量财富的群体，富民在明代救荒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他们经历了从支持政府到晚明独自开展救荒的过程。这种情况反映了晚明富民势力的壮大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荒政的失败，以及社会权力的分化。

一、富民参与救荒的原因及影响

     明宣德以后的一个时期，富民参与政府救荒十分踊跃，杨士奇记载说：“四方之民，祗体上心，竞出谷于公庾，以为荒岁赈给之助。无间远迩，风动云集。”参与者不仅有田主士绅，还有不少商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富民的态度有了变化，向政府提供捐助的人数减少，数额也降低了，动辄数十人、千余石的捐助景象没有了。此种变化在明成化时已比较明显，其后尽管朝廷的旌奖标准一降再降，以至出谷二十石、银二十两就给与冠带，但响应者仍然寥寥。万历时的著名学者焦竑描述说：“往岁大祲，主上忧劳万民，至出内帑以倡之，海内应者，指不几诎。”

     造成变化的原因，一是政府的一些救荒政策产生了副作用。如从弘治开始，政府整顿荒政的力度加大，最突出的一点是把州县备荒积谷数额与地方官的升迁挂钩，这对调动官员的救荒积极性很有作用。但由于所定数额过高，完成起来困难极大，促使一些官员为完成定额及救灾任务不择手段，如强行向富民摊派，如侵占富民捐献出来的义粮义米等等———“以致征募之先，人不乐有大户之名，恐将来本里有事得指名妄报，虽有仁心，自然废沮。积蓄之后，又恐官府那借，将农夫手足胼胝、民间锱铢积累者一朝乌有，则遵行之念又息”。“聪明残刻之士，平日不知爱养斯民，此心先与他隔绝了，即有仓廪，富民岂肯好义乐施？”政府整顿荒政之举产生了副作用，挫伤了富民参与救荒的积极性。

     二是政府旌奖的贬值也影响了富民的积极性。富民在捐纳后，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励，但他们并未因此获得更多的承认。譬如成化二十年山陕大饥，政府重开纳粟入监之例，但通过捐纳入国子监读书的生员，“两阅月放回依亲，有告愿自备薪米寄监读书者听”，进入国子监只二个月就被赶回了家。在晚明轻视、歧视纳粟的监生、官员是很普遍的现象。传统的意识只看见这些纳粟者对固有制度的破坏，却忽视他们在特殊情况下所起的作用。这种不宽容，削弱了政府救荒政策的号召力，也使富民对捐献的价值产生疑虑。

此外，富民保富的思想也起到不小的作用。富民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他们的向背，对于一个王朝的兴衰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个群体与封建专制政权的关系，也能反映这个制度的牢固或松弛。从明代富民参与政府救荒的变化情况看，富民与政府之间在明后期产生了隔阂，这种隔阂尽管不足以使专制制度瓦解，却使明王朝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救荒方面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荒政陷入困境，整个经济运行也受到影响。万历以后，当政府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加赋时，遇到的激烈反对，大多来自富民。此时，政府与富民之间已不是简单的隔阂，而是离心离德。因此，明代社会出现一些大的变化也就不奇怪了。

二、富民独立救荒的作用和意义

     富民在淡出政府荒政的同时，开展了独立的救荒活动。他们立会建仓，实施社区救济，赈济佃户，形式多种多样的小范围救济，在救荒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官府与官员成为被动者。

     一些州县的主官虽然参与救荒，但实际起作用者是当地的富民。杨涟在《应山赈荒纪事文》中对应山粥厂是这样记载的：“赈粥之举，一二友人倡之，郡邑大夫主之，诸慷慨士力任之，众善襄成之。……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终耳，首事诸友人曰：三月而枵弗能待也，枯肆而后西江救，无益已，故始以二月；若赈止而弗及新也，饥犹无以望腹也，故终以四月。”府县的主官虽然“主之”，但从赈期的确定，到一些具体细节，显然不是那些“主之”者能说了算的。

     更有甚者，地方官在救荒赈济中只是充当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角色。崇祯十四年浙江饥荒，山阴祁彪佳倡议赈救——“越中大饥，即一村镇之中，流移乞丐，死者日以五六人计。恻然怜之，亟拟赈救”。为了赈济天乐乡贫民，使其渡过饥荒，恢复生产，祁氏进行了募集资金、助民开垦的活动。在整个过程中，当地的官员的参与只限于向此活动进行捐助：“会计钱谷，得盐台守宪之捐助，计一百五十金；邑父母复助米三十石，司宪陈公祖特助米十五石。”祁彪佳用这些捐助和其他富民的捐助，资助和组织天乐乡贫民开荒种田六千八百余亩。

     晚明一些地方的情况说明，这些地区富民在救荒中已成为主动者，代替了政府的部分作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他们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实际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主导意识增强了。

富民开展独立救荒，一方面是富民对官府救荒政策措施的否定，是富民与政府出现隔阂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采取的具有效果的救荒形式，对稳定社会秩序很有益处。但应该看到，这些救荒活动，也将饥民们获生的希望寄托在了富民们的身上，而不是政府，这与专制制度的需要并不完全一致。小范围的救济，将功德归在了富民自己的名下；倡导和实施独立救济，减少官府的干预，造成新的救荒力量的出现，这与专制的统一和服从的要求并完全不合拍。富民的善举，是富民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上的牺牲，从官府那里获取了参与政事的权利，分割了政府的救荒权。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明富民救荒的种种行为，未尝不是对专制制度的动摇和破坏。或者说，富民在晚明救荒中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其本身就意味着专制制度出现了危机。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