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及其影响

朱士光

【原文出处】《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02期。

【作者简介】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2

朱士光（1939－），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生态环境变迁和历史城市与古都学研究。

【内容提要】清代，黄河流域在气候趋于干冷的生态变化态势下，由于中下游人口剧增、人为活动强度增大，加以清廷对黄河下游治导与对中上游经济开发策略失当，致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程度远超前代，且其变化趋向总体是局部地区有所改善而总体恶化。其影响不仅在当时即已显现，而且还及于现代。当今黄河下游洪涝灾害仍经常发生，干流改道的威胁依然存在；中上游水土流失与风沙侵袭形势仍然严峻，水资源匮乏问题日益凸显。其重大生态环境问题虽是历史上长期积累形成，但与清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趋向及造成之原因关系更为直接紧密。对之值得深入探研，以便为治理黄河生态环境提供借鉴与思路。

【关 键 词】清代 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 变化 影响

一、清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范围及程度分析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号称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然而她在历史上又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因而又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虽然其“善淤、善决、善徙”集中反映在其下游平原地区，然而祸根却在上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主要表现就在黄土高原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流失趋于严重，大量黄土特别是粗颗粒泥沙随流水下泻，堆积在下游河道，形成河床底部日渐高过两岸地面的“悬河”，一遇洪水，即易造成河流决溢改徙。这样又给下游平原地区之生态环境造成多方面破坏。

论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之变化，自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到了清代（1644～1911），由于历史上长期演变之积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之变化状况达到了超越前代的程度。据水利史学家郑肇经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水利史》一书中通过搜检史料对历朝所作的统计，笔者将黄河下游平原地区溢、决、徙次数列表于下（见表1）。

从表1可看出，清代黄河下游溢、决、徙之总次数超过它之前的各个朝代，在不足三百年的时间里，其溢、决、徙次数占到自夏代以来三千余年总次数的几近1/3。因此，清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之影响，不仅显示于当时，还及于近现代。

二、清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基本特征

清代黄河发源地在青海南部玉树等四十土司辖地内巴颜喀剌山东麓约古宗列盆地，名阿尔坦河[1]卷七十九，干流流经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在咸丰五年（1855）以前，至河南开封府兰阳县（今兰考县）铜瓦厢处折向东南，流入安徽、江苏省，在淮安府清河县夺淮，折向东北，注入黄海；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改道，转向东北夺大清河，至山东省利津县注入渤海。按上述变化准之，清代前中期黄河自铜瓦厢向东南流夺淮入海，其干流长度当在5 570余公里，长于清代后期经山东入海时之干流长度5440余公里。同时流域面积也因清代前中期包括整个淮河流域，约达100万平方公里（淮河流域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也远大过后期经山东人海时之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①。因此，论及清代黄河流域之范围，上中游在前中期与后期基本上无大的变化；而下游，则当北至今山东省境内之黄河干流，即咸丰五年前之大清河流域，南包淮河流域，即河南省东南部与安徽、江苏省北部这一区域。

由于黄河发源于我国地貌由西向东呈三级阶梯格局之第一阶梯，即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其干流尽管流向曲折多变，常被形象地称为是“九曲黄河”。但是，总的趋向受我国地形西高东低之影响，也呈由西向东逐级流过第二级阶梯上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以及第三级阶梯之华北大平原，注入海洋。其河床落差，上游河段自约古宗列盆地下口至托克托直隶厅城处，落差约达3460米；中游段自托克托直隶厅城处到河南开封府郑州桃花峪处，落差约为880米；下游由桃花峪至入海口，落差约90米②。

气候上，在清时，黄河下游之华北平原为暖温带湿润地区，中上游黄土高原的东南部为暖温带半湿润区，西北部为温带半干旱区；而内蒙古鄂尔多斯与河套平原及宁夏平原也属温带半干旱地区；至于上游青藏高原上之河源区，则为高寒地区。总的气候特点是偏于干燥寒冷，即大陆性强，气温与降水量之年内与年际变率均大。

黄河上中游支流众多，仅一级支流即有大夏河、洮河、湟水（有二级支流大通河注入）、祖厉河、清水河、大黑河、无定河、延河、渭河（有二级支流泾河、北洛河注入）、汾河、涑水河、南洛河、沁河等；再加上淮河之支流，如洪河、颍河、涡河、泗河、沂河、沭河等，可谓支派纷繁，众流所归。但是，因黄河上中游处于半湿润、半干旱乃至干旱地区，又流经土层深厚、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所以形成了水少沙多、径流量变率大等特点。关于流域内之湖沼，在历史早期，上、中、下游均为数甚多；但其中不少，如关中地区弦蒲、焦获、阳华等泽薮，汾河中游之昭余祁泽，华北平原上之圃田泽、荥泽、菏泽、雷夏泽、巨野泽等，由于黄河泥沙淤垫，加上人工垦殖，有的在清之前即已消亡，有的则在入清之后淤废成陆[2]130－131。

在自然植被分布上，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东南部地区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黄土高原西北部为温带草原区；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及宁夏平原为温带荒漠草原区；青藏高原上的河源区为高寒草原与山地草原区。当然，在森林地带有草原分布，在草原地带的一些山地上也有森林生长。尽管经过历史时期先民长期垦辟与采伐，天然森林、草原已大为缩减；但至清初在黄河上中游地区仍有相当部分的天然森林与草原得以保留下来[2]136－139。

黄河上中游地区（主要是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地区），由于气候干燥多风，地面下有古风成沙层，又处于我国西北部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大沙漠之东南缘，因此，西汉末以来，在上述自然环境条件下，加上人为活动的促动，陆续形成了乌兰布和沙漠[3]、库布齐沙地与毛乌素沙地[2]136－139,[4]17－27。

黄河下游平原地区，由于地势低平，排水不畅，一些低洼处易积水成涝，因而导致土壤盐碱化。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变法时，曾针对这一问题引导黄河水进行淤灌，对盐碱地改良起了一定作用；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至清代仍很严重[5]62－63。同时，在上游内蒙古河套地区，也有土壤盐碱化现象[6]。此外，在滨海地区，由于海潮影响也有盐土存在[5]63－64。

三、清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之主要趋向

（一）气候趋于寒冷干旱

清代因处于我国五千年以来气候变化历程中之明清干冷期，且是全新世以来四大寒冷期中最为干冷的一个时期，所以又称之为“明清小冰期”。其间又有几次小幅度的冷暖干湿变化，年平均气温变化幅度在0.5℃～1.0℃间[7]；特别是清初之17世纪后半叶与清后期19世纪后半叶两段，因又处于明清寒冷期之变冷时期，所以异常气象频发，特大冰雪现象出现较多，常造成寒冻灾害。同时旱灾发生频率也有所增多，灾情也有所增大。这虽是全国性现象，但在黄河流域反映十分突出。以黄河中游关中地区为例，将通过对正史和地方志中收集得来的有关严寒、大雪、霜冻和干旱灾害资料，按25年为一组统计后，列如下表（表2），从中即可看出有清一代关中地区气候变化趋向与严寒、旱旸灾害态势。

严寒的典型事件有：顺治十年（1653），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冬大雪匝月，人有冻死者；甘肃西宁府（今青海西宁市）大雪四十余日，人多冻死[9]。顺治十一年（1654）夏四月，凤翔县大雪盈尺，果树皆折死[10]卷十。顺治十二年（1655）夏，陕西凤翔县雨雪杀禾，大疫[10]卷十，而岐山县、扶风县大雪杀禾[11]。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咸阳县大雪深数尺，树裂井冻，渭水坚可行车[12]。咸丰十一年（1861）冬，醴泉县寒冷异常，冻死人畜无数[13]。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初九日，三原县下大雪二日，树多冻死[14]。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初六日晚，华阴县下大雪积至二尺许，压坏树木无数[15]。光绪二十一年（1894）九月十四日夜，华县下大雪尺余，压折竹木无算，柿果坏[16]。

就干旱状况论，黄河上中游地区在清代更是十年就有九年旱。其中，尤以发生在光绪三年（1877，丁丑年）与四年（1878，戊寅年）之“丁戊奇荒”最为严重，波及地域达山西、陕西、甘肃三省，持续时间达数年之久。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年，“秦、晋历冬经春及夏不雨，赤地千里。秦、晋毗连，人相食，道殣相望，其鬻女弃男，指不胜屈，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奇”[17]，“陕西亢旱异常，今夏麦苗枯萎，秋稼间有种者，率苦蝗害，顷至八月，泾渭几涸，播种之时既失，来岁麦秋无望，谷价腾涌，穷民无所得失”[18]539。及至光绪四年，陕西等地到农历六月中旬后，仍“亢阳弥月，禾苗渐就枯槁，民情又觉惶惶”[18]541。此次大灾，据不完全统计，饿死者达一千万人以上。

在黄河下游华北平原，其气候变化趋向也大体如此。严寒方面，典型事件即有：顺治十年（1653）冬，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冻合[19]卷十四；康熙九年（1670）十一月，盱眙大雨雹，淮河冻合，车马行冰上，次年二月方始解[19]卷十四，而江苏北部赣榆等地大雪20日，平地冰厚数寸，海水拥冰至岸，远望之十数里如冰堤[20]。道光十一年（1831）冬，河南临颍一带普遍积雪三至四尺，柿、榴、桐、楝、竹等树木遭冻害而死③。道光二十五年（1845）冬，大雪使黄河与淮河冰层厚可行车，长达40天。

清代黄河下游平原地区气候也偏于干旱，据笔者等对这一区域所收集史料进行的分析，偏干旱年份多于偏湿润年份，其比例为5∶4；而且一些干旱年还并生蝗灾与风沙灾害，造成的灾害更为严重。

（二）农业生态环境优化与恶化并存，恶化地域大于优化地域

在黄河上中游地区，有着河谷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等多种类型地貌。自清康熙帝起，由于政权趋于稳定与人口不断滋生增长，大力诏谕地方官员督导农民垦种荒地，甚至放垦内蒙古地区之草原牧场发展农业生产，因而除河谷平原地区农田得到充分耕种外，丘陵、山区土地也被开垦种植。在河谷平原、山前洪积冲积扇及一部分草原区域，如关中与晋南、内蒙古河套平原、宁夏府、兰州府及西宁府等河谷平原，由于地势较平坦，又与渠灌、井灌等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相结合，因而其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与改善。有的区域，如内蒙古河套平原与宁夏平原，遂由原来之半干旱、干旱草原生态环境，甚至半干旱、干旱荒漠生态环境变而为灌溉农业生态环境与绿洲生态环境。但是，在更为广大的丘陵、山地与高原地区，尽管在山西、陕西黄土丘陵沟壑区也开始出现在丘陵山坡上修建水平梯田与在沟谷里筑土坝淤泥造地，然建设坝地等现象毕竟不多；大多仍是种植坡地或旱地，不仅产量低而不稳，还易受风力与水力侵蚀，加重土地沙化与水土流失，实际上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两相比较，后者所占面积更为广大。所以总体上看，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部分大于优化部分。

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尽管经过农民精耕细作与兴修小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使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一定保护，但因黄河、淮河水系频繁发生洪涝灾害与改道变迁，也造成河道摆动所经地区土壤之沙化与盐碱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且呈愈演愈重之势。

（三）森林继续遭到砍伐　森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尽管黄河上中游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上，经过历史上长期人为垦殖与砍伐，山区丘陵之森林分布已大为缩减；但到清代初期，仍有一定数量天然次生林木保存下来，如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洛川县黄龙山[21]、鄜县子午岭[22]及更北之神木县柏林山[23]等。但是，到清代中后期，这些丘陵、山区之森林又继续遭到砍伐破坏，其余山西、陇东、陇中、青东地区之林木也如此。作为黄土高原南界之陕甘秦岭山地，清初尚有不少“老林”，但到乾隆中期之后，大批流民拥入，开山种地，发展多种副业生产，森林也大幅度减少，林相趋于残破，植物与动物种属减少，森林生态环境也更趋恶化，从而使森林涵养水源、固土保沙的功能进一步削弱。

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作为一个老的农业生产区域，清代初期，平原上天然植被早已砍伐殆尽，只在山丘上保留有少量的天然次生林木；但到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急剧增加，以及烧炭、矿冶、建筑等对于林木的大量需求，林木继续遭到开采；至清末，这些地区大多数浅山已全无森林。当然，为巩固黄河等河流堤防安全，乾隆之后兴起在河堤上栽植杨柳的活动，既固堤防，又资材用，还改善了沿河地带的生态环境，这一点也应在此有所提及。

（四）河湖水生态环境恶化趋向明显，成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中最大的隐患

在黄河上中游，不论干流或众多支流，除内蒙古河套平原、宁夏平原，以及禹门口至潼关间河道历史时期有小幅度摆动外，其余的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黄土高原上，由于人为垦种，特别是到清代中后期滥伐滥垦愈加严重，森林、草原遭到毁灭性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致沟壑加深、加长、密度加大，使河流水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关于湖泊之状况，至清代也呈继续萎缩消失的趋势。例如，内蒙古鄂托克旗境内位于红柳河上游处，西汉时尚存之奢延泽，原是与红柳河相互灌注的外流淡水湖；唐时，改称为长泽，后因河流泥沙填淤，逐渐缩小；至清代，由于红柳河河道下切，彼此不再连通，遂变成内陆咸水湖，并改称为通哈拉克泊；到清末，则进一步缩小，分裂为几个小湖[24]。

在黄河下游平原区，黄河干流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自今河南滑县李固渡因人工决堤改向东南流，入泗水，又由泗入淮，夺淮河下游入海河道，注入黄海；但在入清之后，河道已运行五百余年，泥沙淤垫，河床日高，已多次溃决，也发生过小的改道。然而在咸丰五年（1855），在开封府兰阳县铜瓦厢发生了黄河下游干流河道历史上的第六次大改道，从而改变了七百余年来黄河下游干流东南流向黄海的运行态势，转而东北行，沿大清河注入渤海。这就使得华北平原上黄河、淮河及京杭大运河等河流水系之结构发生重组，也使它们之水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对今黄河下游干流以南之豫东南、皖北、苏北地区而言，除地面遗留下一条“废黄河”，且许多干涸的河道成为风沙之源外，还对鲁西南与苏北间的南四湖（昭阳湖、微山湖、南阳湖、独山湖）与今皖北、苏北间的洪泽湖的扩缩造成很大的影响[5]199－206。

（五）沙尘暴发生频度增加，沙地扩展规模加大

黄河上中游地区之甘肃省宁夏府、西宁府与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本就干旱多风，一些地方分布有大面积沙漠与沙地，加之植被稀疏，覆盖度低，所以每遇大风即形成沙尘天气甚至沙尘暴。至清代，不仅上述地区多沙尘天气，甚至以长安与渭南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以安化与镇原县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以米脂与安定县为中心的陕北黄土高原也常发生沙尘天气[25]。

与前述沙尘暴天气频度增加相应的是，清代黄河上中游地区沙地扩展规模也较前代增大。例如，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之库布齐沙地与毛乌素沙地，清代前中期虽然面积较明代有所扩大，但仍呈断续分布，其间河滨、湖岸与低平滩地仍多为草原、牧场。但是，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放垦后，随着农田扩大，草场缩小，在粗放耕作下，沙地迅速增加。毛乌素沙地南部扩展更为明显，到清后期不仅大段大段地埋压了明长城，甚而一些地方越过明长城，使榆林府、延安府及宁夏府黄河以东地区紧靠明长城部分也开始沙化[4]148－149。此外，宁夏府黄河以西部分邻近腾格里沙漠的一些地区，至清后期，沙漠也向东越过明长城，甚至侵入黄河，增加了黄河之粗颗粒泥沙含量[26]。

黄河下游之黄河干流两岸，由于黄河长期泛滥淤积，本多沙土，遇有大风，也常见“扬沙”、“风霾”、“昼晦”等沙尘天气。至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改道后，原流向东南并入淮河的黄河河道，即后称之“废黄河”河道，更提供了丰富的沙源，因而河南东南部与安徽北部“废黄河”地区，也形成了一些沙荒地。

（六）江苏、山东黄河入海口之海岸线互有消长，海滨生态环境也发生相应变化

在清代前中期，黄河夺淮在江苏北部淮河口注入黄海。由于黄河每年均挟带十亿余吨巨量泥沙进入下游，除一部分沉积于河床外，尚有相当一部分输入河口。这样，就使苏北海岸线外伸，并使河口以北云台山地区一些海峡淤成陆地，还在一些海滨地区淤出沙滩，积成洲地[27]。咸丰五年（1855），黄河干流改道北徙后，海岸之变化即与之前完全不同，废黄河河口以北之海岸以侵蚀为主，海岸线内缩，如阜宁县，即因“海滩日塌，昔之青红沙、丝网滨均塌入海”[28]；而废黄河河口以南之海岸，则因废黄河口地上与地下三角洲泥沙供应，仍呈现继续淤长的态势[29]。

在清咸丰五年以前，山东省渤海沿岸因各小河带来的泥沙量不多，故海岸线变化不大；但到了咸丰五年后，由于黄河下游干道改向东北流，循大清河河道在利津县注入渤海，莱州湾一带海岸线因黄河每年挟带巨量泥沙充填而明显向外推移。据有关部门测算，1855年至1954年的百年间，在山东利津之河口处已累计造陆1510平方公里，海岸线向外推展11.8公里。按实际行水64年计，平均每年造陆23.6平方公里[30]106，每年海岸线向外推展在100米以上。1954年至1982年，又在河口造陆11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造陆38平方公里，海岸线外延470米[31]252。

此外，在清代，山东北部与江苏北部滨海地区常发生海溢与风暴潮。这些自然灾害，随着清后期海岸线迅速向外推展，形成大面积新淤土地，以及由此带来大量的移民，村落城邑日益稠密，农田垦辟渐广，因而由海溢与风暴造成的灾害也明显重过苏北之黄海海滨地区，不仅损伤舟船、毁坏房舍，还溺杀人畜、漂没田禾，而且致使一些地方海潮内侵达百余里，使大片农田因海水浸渍而成为盐碱地，难以耕作[32]。

四、清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之影响

清代，黄河流域之生态环境在局部地区某些部分有所改善，然总体恶化之变化趋势，对清代经济社会之发展，也是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之影响。对此，我们除了在研究清代经济社会发展史，乃至政治、思想、科技史时，应引入生态环境变化观点，注重其对相关领域产生的影响全面予以审视与阐释外；还应关注清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对清王朝覆亡之后时期，乃至当今之影响。对“中华民国”时期之影响姑且不论，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之影响，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即有以下三端：其一，黄河下游洪涝灾害仍经常发生，干流改道的威胁依然存在。据有关部门对1950年至1990年41年的统计，黄河流域洪灾是历年皆有，其中1958年、1963年、1981年、1982年、1988年出现特大洪灾，且绝大多数发生于黄河下游。以1982年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特大洪灾为例，虽经有关地方政府与水利行政部门采取抗洪抢险措施，全力抗御，仍使河南省西北部17个县市253万人受灾，造成274人死亡，537处、247公里堤防决口，19.97万公顷农田遭灾，一批涵闸、桥梁、塘坝、水库、公路及20万间房屋遭毁，直接经济损失达18.2亿元[30]123－129。更为严重的是，黄河下游干道自咸丰五年（1855）改道后，虽历经21年，至光绪二年（1876）在新形成的铜瓦厢以下干道两岸建成大堤，使此段河道基本固定形成[33]，然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遂在新河道中沉积，并使大堤内滩地部分每年平均淤高6～8厘米[34]。承此之后，到新中国建立后之前30年，河南境内黄河主槽平均每年抬高16～21厘米[31]250；目前下游河道堤内滩地普遍高出堤外地面4～5米，部分河段甚者在10米以上[31]250，并有继续淤高之势，形成世界上少见之地上“悬河”。长河高悬，河患堪忧，黄河下游河道改道威胁依然存在，实为我国家民族之腹心大患。因此，不能不亟谋良策，加以应对解决。其二，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与风沙侵袭形势依然严峻。位于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黄土覆盖深厚而连续的高原，面积广达47.8万平方公里。由于其土质疏松，加上高原上暴雨强烈，因而原本就存在水土流失现象。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后，由于秦、西汉王朝推行移民实边策略，在黄土高原北部、西部黄土高原沟壑与丘陵沟壑区进行屯垦；加之唐王朝后期起，历代统治者准许平民百姓在上述地区开垦荒闲陂泽山原，至清王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又准许汉人进入高原北部之草原地带垦殖，使粗放的滥伐滥垦之风日益炽烈，大为加剧了高原上的水土流失。到了近现代，黄土高原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平均年侵蚀模数达每平方公里1万吨，重者更达3万吨；每年通过黄河支流与干流输往下游的泥沙平均达16亿吨之巨，最高曾达到22亿吨。这不仅导致了黄土高原本身之多灾贫瘠，也成为黄河下游河道易淤、易决、易徙之祸根。新中国建立后，虽也开展了水土保持治理工作，但仍存在治理方针不够完善的问题，受其影响甚至出现边建设边破坏现象。例如，在陕西延安地区，1977年～1979年虽然水土保持治理面积已达到60万亩，然而同期开荒即达180万亩，是治理面积的三倍；甘肃庆阳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子午岭山区就有林地3500平方公里，后为扩大农田，即毁林造田，到1980年使林地减少1480平方公里，占原有林地的42％[31]249。除水土流失治理成效不明显外，黄河中上游地区因为本身分布有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地与毛乌素沙地，又邻近其西北部之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与柴达木盆地沙漠，因而历史上风沙侵袭问题就很突出。新中国建立后，虽也开展了治理沙漠的工作，但沙漠扩大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止。其三，黄河流域水资源匮乏问题日益凸显。黄河流域中上游水源供给地大多处在半湿润、半干旱乃至干旱地带，在我国各大河流中，年径流量本就偏小。以今之流域面积计，为7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土地面积8％，但其多年平均年径流总量仅574亿立方米，占全国江河径流总量的2.2％，不仅远小于长江，还小于干流长度仅其1/10的闽江[35]。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黄河源头高山冰川减少，地表水资源量比20年前已减少17％，加之受黄河流域人口剧增，以及工农业与服务业生产规模扩大的影响，生态环境总体上较前代更为恶化。据有关部门调研计算，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度已高达60％，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40％的警戒线，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而近三十多年来，黄河下游河道缺水断流现象更为严重。据相关部门观测资料，1972至1992年21年间，黄河河口利津水文站有15年发生断流，共计289天。1995至1998年连续四年均发生断流：1995年断流122天；1996年断流104天；1997年断流最为严重，断流13次，累计达226天，断流河段长达七百多公里[36]。可见，水资源匮乏日趋严重，已成为制约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不容忽视。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都当倍加爱护她。当今她生态环境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都由来有自。现在研讨离当今最为晚近的清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其变化，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探寻她当今出现的问题之根由，找出其间的影响与关联，以便为治理、改善她的生态环境提供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可资参考的思路。

注释：

① 笔者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第221页“黄河”条之相关数据推算。

② 笔者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第221－222页“黄河”条之相关数据推算。

③ 据《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所引临颍地方志。

【参考文献】        

[1]《清史稿•地理志》二十六．

[2]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1992.

[3]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M]//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69－94.

[4]朱士光．关于毛乌素沙地形成与变迁问题的学术讨论[J].西北史地，1986(4).

[5]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6]朱士光．论内蒙古河套地区历史时期河湖水系的变迁与土壤盐渍化问题[J].人民黄河，1989(1): 5.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35.

[8]朱士光，王元林，呼林贵．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J].第四纪研究，1998(1): 10.

[9]《清史稿》卷四十《灾异志》一．

[10]康熙《凤翔县志》卷十《禨祥》．

[11]顺治《重修岐山县志》卷二《灾祥》．

[12]乾隆《成阳县志》卷二一《祥异》．

[13]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卷十四《杂记》．

[14]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八《杂志》．

[15]民国《华阴县续志》卷八《杂事》．

[16]民国《华县县志稿》卷九《天灾》．

[17]林邕．《赈事三记》．

[18]故宫档案[M]//袁林．西北灾荒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19]光绪《盱眙县志稿》卷十四《祥侵》．

[20]光绪《赣榆县志》．

[21]嘉庆《洛川县志》卷二十．

[22]康熙《鄜州志》．

[23]道光《神木乡土志》卷一《舆地》．

[24]朱士光．内蒙古城川地区湖泊的古今变迁及其与农垦之关系[J].农业考古，1982(1): 14－18.

[25]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的沙尘天气[J].地理研究，2008, 27(1): 158.

[26]道光《续修中卫县志》．

[27]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档案馆．清代折奏汇编——农业•环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26.

[28]光绪《阜宁县志》．

[29]孟尔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江苏海岸线变迁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4): 157.

[30]黄河流域及西北片水旱灾害编委会．黄河流域水旱灾害[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

[31]邹逸麟．千古黄河[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2]魏光兴，孙昭民．山东省自然灾害史[M].北京：地震出版社，2000: 96－98.

[33]《山东通志•河防志九》．

[34]钱宁．黄河下游河床演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130.

[35]《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 100.

[36]程有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443－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