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彩霞

[作者简介]路彩霞,博士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30007

《史林》　5 /2008

[摘　要]年中度岁是夏秋间瘟疫流行时,通过举行过年仪式以禳除瘟疫的一种民俗行为。对该项避疫民俗,史学界尚无专论。光绪二十八年霍乱大流行期间,年中度岁避疫曾在中国南北各地被普遍采取,本文从民俗现象和防疫事件双重角度对此进行了考察,并阐释清末民间俗信的存在状态以及作为防疫措施的民俗仪式在卫生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年中度岁;霍乱;光绪二十八年

清末关于瘟疫起因有三种解释,疫气、细菌和鬼神,[1]并相应的影响到避疫方式的选择。鬼神致疫的观念长期存在,与之相关的民俗仪式丰富多样,如送瘟船、傩戏、拜药王、吃口数粥、走百病等等,前人研究较多。笔者拟对尚无专论的年中度岁习俗,作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霍乱期间的民俗现象和防疫事件进行个案式考察,并阐释作为防疫措施的民间俗信在卫生方面的意义。

一　时人对光绪二十八年霍乱的认识

霍乱(真性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晚清夏秋间南北都很常见,多呈爆发性流行,属烈性传染病。光绪二十八年夏秋间,京、津、沪以及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十数省俱罹霍乱浩劫,“此次疫疠传染之广、经时之久为历年所未有”。[2]其一发即烈,往往不及施治,据时人回忆,“壬寅那年黄河南北因此病而死的有好几千万人”。[3]

对光绪二十八年霍乱的起因,天津中医章敬畲将之归结为大兵之后必兴大疫。战争对环境的破坏、战争引发的饥馑对人抵抗力的削弱等是战后瘟疫爆发的主要原因,以故时人多将曾为庚子主战场的天津视为疫源地。但对战场与一些疫区远离,章敬畲颇感困惑:“当甲午一役,军事在东竟移瘟疫于京华,遂有霍乱转筋之疫。庚子(光绪二十六年, 1900)一役,北京又有黄疸之疫,次年津门亦多时疫。延及上海之红痧斑,浙江之瘪瘰痧,皆朝发夕死,危险特甚,见症不同,传染相类”。[4]对此,浙江民众的解释则是,“庚子联军在天津开仗,用毒药炮哄若干人,其尸中毒气由津沽流到南方,致发此症”,[5]战后横尸遍野,尸气裹挟着炮毒,在空气中四处流散,人触此恶气可能致疫。此说虽包含了传统的疫气观念,但无疑添加了太多对入侵者的仇恨想象。

即便是作为战场的京津,战争与瘟疫在发生时间上也出现了断裂。从当时报刊及《八国联军占领实录》[6]记载来看,庚子次年(光绪二十七年, 1901)京津未曾发生大规模的瘟疫,二十八年的这场霍乱与庚子之役并不直接关联。而且,五月底天津发见霍乱之时,江浙一些府县已经存在霍乱疫情。[7]《启蒙画报》指出,打破战乱与瘟疫链条的,是联军在战后采取的清洁措施,“古云兵灾必瘟疫,昨年(注:光绪二十七年)瘟疫何处去?难道瘟神怕洋人,今年才敢来京城?劝儿童莫信邪,除瘟驱疫须修街”,认为公共卫生的开展可以最大限度的预防瘟疫的发生。

干旱是光绪二十八年多数省份霍乱流行的气候背景,在国人看来,这正是时令不正致疫的表现。当时天津,“桃汛未见,春雨又稀,河浅溜迟,秽水入河不能畅流而下,故食之致病也”。[8]而通过显微镜验证,日本医生铃木提出天津霍乱是由饮用被霍乱弧菌污染的海河水引起的,细菌致疫说开始被介绍进来。[9]基于经验性认识,时人认为雨能止疫,“人间见点土气,沾着点滋润,瘟病传染疫气流行全都解啦,地气开通,狂风止息”。[10]然而持续两个月的旱情丝毫未见缓解的征兆,疫情愈演愈烈,人们于是转而将希望寄托在种种避疫仪式上。对细菌说和近代公共卫生有所了解的媒体,在霍乱流行期间大力倡导环境卫生和饮食卫生[11],但总体来看,卫生意识的开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诸多方面作基础,是年南北民众对传统迎神赛会的热衷与对公共卫生的漫不经心是一致的。

二　霍乱期间的民俗避疫行为:年中度岁

在光绪二十八年的中国,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这种新知识还不为国人普遍了解,他们更愿意相信,包括霍乱在内的一切瘟疫都是瘟神对人类的惩戒。据是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大公报》报道,浙江首府各善堂及各棺材店出售棺木数,两月间共一万六千三百余具,是疫可谓一场浩劫。[12]真性霍乱的巨大杀伤力导致人心惶恐,延医问药之外,迎神赛会、求神祈佛等民俗仪式被纷纷采取。而在虔诚敬神无灵时,人们开始转向年中度岁,希望借此将瘟神骗走。

乔继堂主编的《中国岁时节令辞典》中,“过半年”条目的注解是:“在一年过半的六月过年,届时照年节之例行事。汉族此俗似起于清代,流行于京津一带,为农历六月朔过半年”。[13]乔界定的依据主要是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所录直隶宁津半年节的例子:“光绪年间直隶宁津瘟疫流行,当时盛传曾有神仙点化,云此灾非过年不能消灭,其时正五月中旬,距度新岁尚有半载,于是人民益加恐惧,云瘟疫传来数日已死人无算,倘再过半年,必至合邑死尽。于是大家决议于六月初一照正月元旦之例,备些食品过节,以当年节,借免灾疫”[14]。实际从光绪二十八年的情况看,该风俗南北各地都有,时间则四、六、七、八月不一。

如东北盖州,六月间,“城东十五里妈虎嘴子及破台子二庄瘟症流行,该处村人顽钝不灵,遂相率为预贺新年之举,桃符爆竹,气象一新,欲以此退疫”。[15]江苏宿迁,因时疫盛行不息,“城内已于六月二十四日送灶,七月初一日过年,爆竹之声达于四境”。[16]而据方志记载,是年直隶无极大疫,“死亡甚众,有全家竭尽者,村人迷信,以为过年即解,于是有七月十五过年之事,秋凉始稍杀”。[17]此外,江苏镇江、直隶万全、山东历城、安徽大通等地的年中度岁现象也见诸文字。

年中度岁避疫现象最早出现的时间尚不得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光绪二十八年之前,人们对这一现象并不陌生。《点石斋画报》酉集曾刊载过天津的“八月过年”:

近来疫疠流行,无处蔑有,人或一经沾染往往朝发夕死,虽名医亦束手无策。仆尝私心痛之,然其原虽由天时不正,而冥冥中要示自有定数,不然何有幸有不幸,竟显示区别也。天津自交暑节后,瘟神下降,传染甚多,相继登鬼录者日有所闻。街谈巷议,佥谓俟过元旦方可高枕无忧。于是庸夫愚妇畏二竖之为祟者遂而附会其说,一倡百和,举国若狂。遂以八月朔日改为元旦,家家荐五辛盘,献椒花酒,焕(换)桃符之彩,传爆竹之声。男则衣冠济楚,妇则艳服浓妆,彼此相见各道吉语,以为庆贺。说者谓其愚若此,不亦可哂乎?君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18]

根据阿英《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酉集刊发时间是光绪十六年(1890)。[19]光绪二十年(1894)的《申报》也刊载过一则广州“过年却疫”的新闻,这是该地有关年中度岁现象的最早记载:“广州城厢内外疫症流行,居民见死亡之多,均觉不寒而栗,多方祷禳终属无灵,于是好事者创为度岁之说,谓另易岁首方可拔除不祥,遂以四月初一为元旦,而于三月廿三四日举行祀灶之典,一唱百和,举国皆然”。[20]而在直隶、山东一带传教十余年的美国教士明恩溥,于其1894年出版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曾提到“中国不少地方有这样一个风俗:每当碰到类似霍乱这样致命的传染病,就在六七月份庆祝新年”。[21]

“新年”的时间多为农历六月朔或七月朔望,个别如前述天津八月朔、广州四月朔,由各地瘟疫盛行的时间决定。年中度岁节仪与春节大致相同,如张贴桃符,燃放爆竹,衣冠出门,吃馄饨或饺子等,具有驱邪逐疫、去旧布新意义的活动被重点采取。年中度岁并非荒诞无由之举,在以农作物成熟为年岁标志的远古,六七月正是黍谷稻麦收获的时节,荆楚少数民族六月过年的习俗正源于此。[22]萧放的研究也指出,南方土著民族以夏至为岁首,其时点约落在农历五月二十九,而远古的太阳历则以大火星回位的腊日为新年,时间正值夏六月。另外,先民还曾以织女牛郎星回标志岁终,其时间即在七月朔望[23]。这或可为瘟疫期间六七月度岁的历法解释。太阳历中的新年也是祭祀火神的灶日,[24]清末各地祀灶日多被称作“交年节”,年中度岁仪式中包括祭灶可能源于此。

晚清民众对六七月份曾为岁首的记忆已经模糊,瘟疫流行期间的年中度岁仪式实际附着于现存的其他节日上,如盂兰盆会和半年节。魏晋后盂兰盆会盛行,佛教习俗对晚清民众生活多有渗透,而七月望日正是佛历岁首。[25]晚清的很多地区,如直隶钜鹿、广平,平常年份的六月初一都过半年节,[26]湖北黄冈、麻城、英山等地六月六过“半年福”。[27]各地“半年”节在时间上为实指,主旨为尝新荐新,这是远古耕作技术水平下六月岁首的遗留。

年中度岁附着在半年节上,表达年过疫消的迫切愿望。对度岁避疫的期待源自“瘟神新年始归位”[28]的传说,一年结束时,诸神要上天向天帝汇报任职情况,瘟神自然也要回去。另外,年节是一个辞旧迎新的特殊时点,“年已过,节已过,是之谓从前种种譬犹昨日死,以后种种譬犹今日生”,[29]年中度岁以时间上的“通过”表征本年所有事项的终结,包括正在肆虐的瘟疫。

霍乱传染之速、杀伤力之大对民众心理构成震摄,无论是迎神赛会还是年中度岁,实际“是亦畏祸之心所迫而出此也”。[30]朝不保夕的恐惧随疫情加重而迅速弥漫,“愚民之愚与劫运俱深”[31]。民众不解传染,以为获咎于瘟神,在迎神赛会、建醮拜佛、画符念咒等皆不奏效时,自欺式的年中度岁成为时人寻求心理安慰之举。“这样做,是蒙骗瘟神,使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算错了年历,于是打道回府,瘟疫也就不治自息了”,[32]以年中度岁为“疑神之计”,[33]中国民众对待鬼神的实用主义态度,让主张卫生防疫的西人感觉既好奇又好笑。

作为群体行为,年中度岁借助“盛传曾有神仙点化”之类神秘谣言,以“大家决议”[34]的形式在民间形成共识。如在江苏,“有降乩下谕者谓,今岁苏省当死去十分之五,居民大骇,求为禳解之法,于是乃以五月晦日为大除夕,六月初一日为新正元旦,相率为贺岁之举,衣冠出门”。[35]而在安徽,瘟疫流行时小儿死伤最多,“大通镇疫疠尤盛,商民误信羽士妄言,谓瘟神必俟过年方去,因相率于七月初一日燃放爆竹,粘贴春联,衣冠往来,居然元旦气象”。[36]能沟通神人的降乩者、羽士等被认为是谣言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如果根究的话,很可能每个人都是道听途说,每个人又都是更加完整离奇谣言的造作者。在疫情消弭无望时,对这些无根之谈半信半疑的人们也只好姑且一试了。

反观光绪二十八年的年中度岁现象,我们会发现,防疫统计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媒体信息的模糊性、情感化和铺天盖地式报道无疑加剧了读者的恐慌,所产生的影响与其主观意图正好相反。“报纸是千人瞧万人看,报纸上说平安,千万人的心里立时就平安,报纸上说捣乱,千万人的心里立刻就捣乱”,清末津沽名医兼报人丁子良敏锐地指出,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要慎重:“况值人心惶惶的时候,大家更注意报纸,以报纸的消息必灵,见闻必确,于是以报纸为凭据,更可有枝添叶的造谣言了。故此惶乱之际,报纸上的记载尤要格外慎重,无根之谈不可有闻即录,即或确见确闻,亦要揣度揣度有什么大关系没有,若是与大局治乱有关,总以不传播为妙,处变乱之局,安定人心是最紧要的事情啊”,[37]灾难性新闻如何审慎报道,至今仍值得研究。[38]

年中度岁现象有时间记忆的历史渊源和寻求心理安慰的现实需要,医疗水平相对疫病发展滞后则使人们对瘟疫持续地心怀恐惧,为俗信不断流传提供了基础。光绪三十四(1908)年,《汉口中西报》又报道了湖北应城的年中度岁。“县属以近日时疫盛行,各乡属人迷信特甚,有谓曾闻怨鬼聚议,时疫须发至年终方止。一时传说,众口一词,率不可破,上月三十日,乡村各家均贴春联,放炮竹,即以七月晦做岁除云”[39]。前述直隶宁津,自光绪年间出现年中度岁避疫后,“每到夏季,即有人传说灾疫,大家便照前例过半年,以冀免灾,遂成习惯,每年六月初一必过半年也”,[40]临时避疫之举成为一种绵延的民俗现象。2003年,渐忘瘟疫为何物的中国民众感受到非典对生命的威胁,五月初,托言哑巴、婴儿开口说话,燃放鞭炮避疫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迅速上演,再次昭示民俗传承的特点。

度岁避疫的无效性在当时已被媒体明确指出。盖平县自起鼠核瘟症后,“愚民多预贺新年,愈贺愈烈”。[41]同样举行了年中度岁仪式的万全县,“然传染如故,近且延及口外”。[42]山东历城县北乡姚强庄“尝于六月初一日过年,以为可以驱瘟,谁知七月望后该村时疫又复大作”,并且发生了变异,“其得病死者与前大异,率皆先哭后笑,笑完而殁,医者莫能指名,真劫数也”。[43]禳解的无效被解释为死者在劫难逃,非尽人力所能规避。而不同意见则强调度岁做法本身即愚陋错误,清洁卫生才是防疫根本。

“免疫之道首在除秽,彼迎年赛会而仍不免于死者,其知所悔乎”。[44]光绪二十八年霍乱期间,政府和媒体都在大力提倡卫生防疫,但推行并不顺畅。如江苏,“常镇道前出示清洁街衢,禁食瓜果,人皆视若具文,绝不加意。唯相率延请僧道,希翼禳疫,疫乃有加无已,晨发夕死者指不胜屈。愚民又谓瘟神须至新年始归位,特先于七月朔举行贺年俗礼诳之使去,嗟尔嗤嗤,是诚愚陋野蛮达于极点者也”,[45]民众热衷于传统俗信,对作为新事物的公共卫生漫不经心。

三　清末传统俗信的生存空间

清末的中国社会风气将开未开。倾心西方文明者主张破除一切蒙昧荒诞的观念和行为[46]。实际推行中的阻力则促使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并为传统俗信保留下一份存在空间。

先觉者首先尝试对民间风俗做出迷信和妄信的区分,“什么叫妄信呢?就如崇拜狐仙、大仙、长虫、刺猬这类事,又如靠着神佛升官发财。什么是迷信呢?就是各种宗教里的因果报应”。[47]此界定是为了划分何者应革,何者可留,“内地民情不能不用神道设教,相沿已久,已经成了风俗。民智不大开通,凡事不明白真理,猛孤丁全改了旧俗,必定反要生出意外来”。[48]而再观日本,其对迷信妄信的破除也有个缓急之别,“日本因为什么不破除迷信呢?一来仗着宗教可以强国,二来借此可以维持人心,可以省许多的事。中国人民既够不上日本的程度,这件事更得慎重”。[49]

考虑到社会的稳定,官方也赞同缓禁迷信:“地球各国,按着现在说,谁也不能禁止迷信,禁了迷信,没学问的多数人请问拿什么法子去治理?”[50]新设立的风俗警察担负着规范各地民俗之责。在天津,南段巡警总局颁布示谕禁止盂兰会,同时却派巡警在大悲禅院保护烧香者。[51]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则特意为禁止烧香辟谣:“本总厅前次派各分区传谕禁止,是专禁那种求仙方的人,为的是保护人命,其余那些烧香拜佛种种迷信的事情,一时也禁不了许多,等到将来国民的学问长了,程度高了,自然也就不信了,那时候也不必禁了”。[52]

理想状态下“神道设教,专为下等人说法”,[53]实际上,“习俗相沿,君子有时而从众”。[54]即以光绪二十八年霍乱期间的情况言,当时士绅和官方也参与了各种民俗避疫活动,对下层民众“效而尤之”,甚至是倡导民俗避疫。如直隶万全县县令焦虑于时疫月余不息,妙想天开,“谕令各户更换桃符,迎神送岁,为除旧更新之计”,[55]此举可能出于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考虑,但官方的介入无疑使度岁仪式具有了合法性。“今在上者尚复如此,又何怪愚民之妄听谣言”,[56]以传播近代文明为己任的媒体指责愚民冥顽的同时,也意识到民间习俗在身负教化之责的知识阶层同样有深厚基础,开官智尤急于开民智,“先教念书的人明理,比教平常人明理更要紧”。[57]

对于民间俗信如何近代化,先觉者认为建立卫生行政、改良医学以及普及教育被认为是移风易俗的途径。“世俗赛会之意无非欲求保一方之平安耳,此则由于国家不能大兴警察,以保吾民之公安。亦由愚民无普通知识,既无警察以保公安,不乞灵于鬼神将何所恃?三则由于医学不明,卫生不讲,以致疫疠繁兴,故赛会之举于疾疫交作时为最盛。政府与各省大吏苟知此意,而注重风俗警察,而能认真举办,则一切皆有保护,何须更媚鬼神?医学而能昌明,卫生而能讲求,则致病则知由来,加以人人有普通知识,凡夫无益不急之事虽导之而不为矣”[58]。

四　民间仪式的卫生意义

民间仪式中表示虔诚的沐浴、更衣、焚香、素食实际都具有卫生的意义,[59]而年中度岁中的洒扫庭落、沐浴更衣、桃符爆竹虽旨在制造万象更新的假像,以迷惑不易对付的瘟神,但无异于一场家庭清洁运动。不过,光绪二十八年这场清洁运动并没有对霍乱起到根本的抑制作用,因为对以水源及病人排泄物为主要传染源的霍乱,清洁环境不具有直接针对性,对防疫无明显效力。

近代精英视鞭炮避疫为愚昧之举,光绪二十八年浙江霍乱流行时,运署黄都转放铳“以攻疫鬼”[60],以及各地燃放鞭炮度岁避疫遭到媒体的大加讽刺。而有意思的是,外国医生从中却看到了硫磺消毒的意义。光绪二十年香港鼠疫期间,依靠清洁环境成功控制了疫情的亨利·布雷克,赞同以燃放鞭炮来感谢神明,“许多宗教仪式终究有它在环境卫生上的根源,这一想法冲进了我的脑海,当时我看到,消灭鼠疫运动的游行队伍正在街道上行进,在游行队伍经过时,每所房子里都把点燃的鞭炮抛掷到街道上,把整个街道充满了硫磺气味,当鼠疫季节过去时,其结果将是很有趣的”。[61]

时人对霍乱与心理之间的关系曾做过明确剖析:“精神的感动与本病很有关系,本病流行时,常有很怕传染的,后来果然也得此病”。[62]民间仪式发挥着心理疗法的作用,瘟疫期间的迎神赛会,“实有宣滞导郁,及群以为兴商业、保公安之原理,非是而将有大群将涣之忧”。[63]而具体到年中度岁,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霍乱的恐惧情绪,从这个角度讲,其具有心理卫生的意义。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06JJD77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