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民

《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第十一章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与森林枯竭伴随而去者为生物资源的数量乃至于物种的减少。秦巴山区是世界六大生物起源中心之一，生物物种资源异常丰富。我国现有的许多珍稀野生生物都分布在这里，如熊猫、金丝猴、银杏等。这还是就当今的状况而言，当年应该远较今日丰富。大规模垦殖浪潮中，以森林为依托的生物物种肯定有不少消失了，现有的物种消失统计，都是对知名物种的统计，那些不知名的、尚未被人类认识的物种不知有多少在不知不觉中无声地消失了，秦巴山区之深山老林中，这类物种肯定不少。尽管一时尚难以断定有哪些物种在明清时期的资源开发过程中灭绝了，但是，破坏的严重性还是可以从有关记述中看得出来的。

    许多物种的消失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受自然的因素影响，如气候变化；有的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如滥采乱伐、滥捕乱杀等。像野生动物，有一个不断被排挤、生存空间萎缩、食物链被打破、生存环境破坏的渐进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有关的记述都值得重视，决不能说不能断定已经真正灭绝的记载就没有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时期，上述野生生物被排挤、食物链被打破、生存空间萎缩、生存环境破坏的进程加快了，农业垦殖扩张浪潮中的变化是急剧的。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扩张，人进兽退，直至退无所退，便会在当地消失。

以华南虎为例，宋元明清时期，秦巴山区关于虎的记载很多，甚至当大乱之后或王朝建立之初，不少州县每见有道多虎患的记载。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曾讲到当年的秦岭山区森林密布，森林中有虎、熊等许多野兽，山区的人也以打猎为主。明代名宦张瀚万历时还说：“褒城乔木夹道，中多虎豹，所登山渐高险，所谓鸡头关也。”①万历汉中知府崔应科亦曾募人入山捕虎，并撰《捕虎文》传世，其中有“虎豹成群，自沔山峡白额恣噬，初掠牛羊于旷野，渐窥犬豕于樊落，底今益横，屡报残人……以致山居者门户昼扃，食力者耕樵路绝，置邮莫必其命，商贾为之不通”之说。②明清之际，巴东县仅自崇祯十五年(1642年)至顺治九年(1652年)的10年间，“百姓死于虎至万余人”③。康熙年间，西乡县“不特虎迹交于四郊，而且午夜入城，伤害人民，殃及牲畜”。知县王穆为除地方虎患，不得不悬重赏，募善捕虎者数十人进山猎捕，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年间，“射虎六十有四，亦有中而不死，又有带铩毙于穷岩绝谷者，不知凡几”④。雍正年间，郧西县知县刘元龙的《撮录序驱虎语》称：“岁维丙辰，时值初夏，郧属六邑，陡发虎患，或三五成群，或咆哮孔道，山人最甚，播植采樵，均皆股栗……否则必火焚山林，广命猎户，将一切恶兽尽灭乃止。”⑤甚至到乾隆初年，陕甘交边的徽县、两当县一带仍然多虎，知县牛运震“募壮士杀虎二十六，道始通”⑥。然而，嘉庆以后，关于虎的记载渐少，各地的方志几乎异口同声，认定虎类减少，甚至在当地消失了。乾隆《洵阳县志·物产》云：

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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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瀚：《松窗梦语》卷2《西游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

    ②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6《艺文中》。

    ③康熙《巴东县志》卷2《物产》。

④王穆：《射虎亭记》，见道光《西乡县志》。

⑤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志》。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77《循吏二·牛运震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21页。

同治《万县志·物产》：

虎、豹、熊、罴，殆无常产，县境四面皆山，在昔荒芜，尚或藏纳，今则开垦殆尽，土沃民稠，唯见烟蓑雨笠，牛羊寝讹而已。

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山林尽被开垦，“群兽远迹”①。略阳县寒蓬山：

闻诸父老曾言，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②

道光《石泉县志·物产》：

禽兽，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今开垦既遍，亦不尽有。

民国《南溪县志·物产》：

雍、乾时各乡时有虎患，道成以后，地阔人满，无复蹄迹矣。

    虎类之外，其他许多动物种类在垦殖扩张的浪潮中都有类似趋势。早在明代前期，川北绵竹县就有如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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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光绪《紫阳县志》卷1《山川》。

②淡金籝：《寒蓬山记》，见道光《略阳县志》卷4。

世以采捕为业，岁纳麂皮三十张。初，地荒林密，人少兽多，采捕不难，输官常足。今生齿日繁，加以屯戍，昔之废地，皆为良田，兽无所容，捕之难得，岁久逋多，人用困敝。①

清代中叶以后，此类记载大增。道光《南江县志·物产》：

    至走兽，猿猴、獐、鹿，多出老林，而狐狸等物，亦有于山穴猎者，间携于市。近则少矣，因山多开垦，物类不能藏身。

飞禽则野雉为多，而百舌、鸲鹆、小鸟少见山林间，盖山林开辟，佳禽珍鸟不能留耳。

    鄂西北山区明清时期的流移集聚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垦殖扩张程度亦高，森林植被破坏情况相当严重，同治《郧阳府志·物产》记载：

昔年林丛箐密，家畜而外，毛羽之属种类甚繁。今则人逼禽兽，凡锦鸡、白鹇、虎、豹、狐狸、豺狼，皆失所藏。

郧阳府属各县志的记载反映着同样的趋势。竹溪县：

在昔荒山丛杂，兽类颇多，今山木伐尽，亦不多见焉。②

竹山县：

从前林木盛而禽兽多，农隙之时，居民猎取鲜肥，臂鹰搏兔，故其人多强毅，今则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猎者亦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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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宣宗实录》卷24。

②同治《竹溪县志》卷15《物产》。

这是同治《竹山县志·风俗》的记述，较多为论者所引用。所谓“从前”的状况，乃来自乾隆《竹山县志》，原文是：“林木之盛，禽兽之多，农隙时居民率多弋猎鲜肥，臂鹰搏兔，故其人多强毅，无偷惰气。”嘉庆《竹山县志·风俗》亦录有上述内容。乾隆《竹山县志》修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反映的应是此前的状况。

    镇安县“县西至五郎，沿途多山，林源箐密，人烟星散，猛兽居多，过客单独者患之。旧时如此，今无”①。

    对于野生生物来说，大规模的垦殖高潮无疑是一场浩劫，所谓“刀耕火种之后，萌蘖尽矣”，可见一斑。

    与森林植被破坏的情况一样，垦殖扩张对野生生物资源的严重影响也不是秦巴山区所独有，其他山区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湘南山区，“虎、豹、麂、鹿、兕、獭、豺、狸……旧时山深林茂，此物所薮。近者人众食寡，随山刊木，刀耕火耨，山林濯濯矣，此物无隐身之地，何从而捕之?故得之甚鲜……”②在湘赣交边山区，榧木“今斩伐殆尽矣”；薪炭原来四时不绝，“今垦山者众，四山且童，薪炭亦尽”。动物类则是“近因耕山伐木，熊与牛悉逐去”。醴陵县乾隆时尚多鹿、锦鸡，后因人稠地辟，缺乏丰林茂草以供潜藏滋养，而渐渐罕见了。原本盛产的葛也因“山秃而葛尽矣”；连茶叶也因“峦岫童秃”而减色。③薪柴紧张更是普遍现象。在陇东山区，据乾隆《庆阳府志》载：“昔吾乡合抱参天之大木，林麓连亘于五百里之外，虎豹獐鹿之属得以接迹于山薮。虽去旧志才五十余年，尔今椽檩不具，且出薪于六七百里之远。虽狐兔之甚少，亦无所栖矣。”毁林开荒导致本地区呈现出“群山如赭秃无枝”、“山顶秃兮时濯濯”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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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国《镇安县志》卷1《山川》。

    ②乾隆《桂东县志》卷2《物产》。

③参见拙作《清代湘赣边山区的棚民与经济社会》，见《争鸣》1988年第3期。

湘鄂西山区的地方文献中有关记载颇多。如利川县素擅多材，但到清后期，仅余茶、罂粟、漆等寥寥数种，其余“物之与土宜者”，诸如薏苡、樟、楠、松、柏、竹、瘿木、黄杨等类，“概置不讲”。恩施县，过去“最高之山，惟种药材，近则遍植洋芋，穷民赖以为生”。永顺府属基于丰富的林木资源而盛产的黑白木炭，因诸山童秃而产微价贵。盛产的名贵楠木、黄杨也“近皆不可多得”，“良材尽矣”。以材竹薪炭富饶著称的慈利县，也因“民多耕山，山日童”而物产渐竭。禽兽以山林为依托而生存者，随着山林的萎缩、消失而减少，甚或绝迹。湘鄂西山区原本禽兽种类众多，数量可观，不少人户以捕猎为生，后因禽兽绝少而不得不改业。①长乐和龙山二县在清中叶不长时间内发生的显著变化，可以反映鄂湘西山区资源变迁的趋势和速度。湖北长乐县设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光绪《长乐县志》卷12称：“设县初山深林密，獐、虎、麂、兔、鹿之类甚多，各保皆有猎户。今则山林尽开，禽兽逃匿，间有捕雉、兔、狸、獾者，皆农人暇时为之，而饲鹰蓄犬者罕矣。”湖南龙山亦雍正朝改土归流后新设之县，嘉庆《龙山县志》载《八面山记》一文，记述了山区自改土到嘉庆间的巨大变化：

尔时未经改土，山深木古，无径可通。相传美材如楩、楠、杞、梓、桧、柏、杉、松；禽如鹰、鹞、雉、鹇、黄鹂、吐绶、斑鸠；兽如虎、豹、豺、獾、熊、狐狸、兔、鹿、麂、麞、猕、猿，奇奇怪怪，不可名状，疑为《山经》、《尔雅》、《三都》诸书所未备……近则山林尽，禽兽匿，生息渐薄，居人亦稍稀矣。

生物资源耗竭的趋势是显著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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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参见拙作《湖北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