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新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清史研究,；2003年 02期
【摘要】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 ,然后逐渐传入浙东地区。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 ,到光绪二十年前后 ,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与接种人痘不同 ,牛痘传入后 ,官府很快介入 ,积极加以推广 ,不过 ,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仍来自地方社会力量。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 ,不过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 ,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 ,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种痘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宜估计过高
【关键词】清代; 江南; 人痘; 牛痘;
种痘术的出现与发展是明清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亮点之一，无论在中医或历史学界，都受到了一定的关注。经过范行准、梁其姿等学者研究，清代种痘的大致情形已基本明了（详见下文），不过在不少具体问题上的模糊乃至误会之处仍在在多有，特别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对此展开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而从将其置于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作的考察则更为缺乏。清代江南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种痘较早出现并开展最为普及的地区。故，这里谨就江南一隅，对清代的种痘事业作一社会史的考察，以期对这一研究有所推动。
一、 研究起点
种痘在现代属于人工免疫的范畴，一般来说，人工免疫这一近代科学源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以毒攻毒”理念的指导下，较早就出现了一些重要免疫史迹，特别是16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取得发展的人痘术更是给中国古代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极为光彩的一笔[1] 。关于人痘术的发明，清代广泛流传着宋代峨嵋山人为太平宰相王旦之子接种的传说，不过经过范行准的细密考证，基本可以确定种痘始于明隆庆年间，即16世纪中叶[2] 。对于人痘术的发明和发展以及嘉庆年间西洋牛痘术的传入和传播等情况，目前的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综合已有的研究[3] ，可概略地表述如下：种痘术最初于晚明出现在皖南和江西的弋阳等地，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之后又逐渐流布大江南北，不过南方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北方，种痘技艺也较北方精良。当时的种痘之法，根据钦定的《医宗金鉴》总结，主要有四种：1．痘衣法：将痘疮患者的衣服给需要接种的人穿，以引起感染。2．痘浆法：用棉花蘸上痘疮的浆液，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3．旱苗法：将收集的痘痂阴干研成细末，用细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4．水苗法：用棉花蘸上水调的痘痂细末后，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对这几种方法，《金鉴》评论道：“然即四者而较之，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故古法独用水苗，盖取其和平稳当也。近世始用旱苗，法虽捷径，微觉迅烈。若痘衣、痘浆之说，则断不可从。夫水苗之所以善者，以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入，接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胎毒有斯发之机，百发百中，捷于影响，尽善尽美，可法可传，为种痘之最优者。其次则旱苗虽烈，犹与水苗之法相近，儿体壮盛，犹或可施。”[4] 到了18世纪晚期，江南的人痘种法又发展出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前者选取出痘过程较为顺利的病人之痘痂为苗，后者则利用经贮存、药力提炼、传种多次的“熟苗”， 两者相较，湖州派的方法危险性较大，人工感染后常出现病情严重的例子，所以渐为松江派所取代。而且对于选苗，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如能连续接种7次，则成为“熟苗”[5] ，使用起来较为安全可靠。表明当时的种痘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在绅宦之家已有相当高的普及率，据日本的平泽元恺在《琼浦纪行》中的说法，已到达“十之八九”[6] ，民间也有相当的普及，不过主要限于南方。牛痘接种法是由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于1796年所发明的，国内一般认为这一发明乃是在中国传入的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出现的，不过，在世界医学史界，欧洲的人痘术是否真的是从中国传入，似乎还不算是定论[7] 。但不管怎样，牛痘很快为国人接受应该与人痘接种术在当时已比较成熟和普及有关，牛痘发明后不久，就于嘉庆十年春（1805年）由澳门葡商将这一技术带到中国，并迅速为国人接受和推广。最早的推动者是广东的邱熹和郑崇谦等人。牛痘传入的当年，郑崇谦就设立牛痘局推广此术，并同斯当东一道，将英国广州领事馆医生皮尔逊口授的种痘方法，译成中文刊行，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内题《新订种痘奇书详悉》）。当时，适在澳门的邱熹，在“身试果验”后，随即进入牛痘局学习其术，终身以传种牛痘为业，并于嘉庆二十二年撰成并刊布了《引痘略》。之后，牛痘由南向北逐步传遍大江南北，道光初年以后，北京、湖南、湖北、福建、江苏、浙江、天津、河南等地都先后设立了牛痘局。
由此可见，有关人痘和牛痘的发明、引入和传播的基本史迹，目前的研究也已有基本清晰的勾勒，不过关于它们在江南引入、推广的具体、细致的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对以上过程中，国家、官府和乡贤所起不同的作用，以及牛痘局设立的历史传承和演进以及从中反映出的近世社会变迁等问题，已有的研究除梁其姿等人个别论及外，基本还缺乏关注。以下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等问题谈点一孔之见。
二、 人痘出现与推广
现有的研究虽已表明，人痘术在明隆万年间已在皖南和江西等地出现，而且至迟到18世纪中叶，江南的人痘接种术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8] 。但对其究竟何时传入江南却没有揭示。范行准和梁其姿的论著，都提到同治《湖州府志》中有关胡璞（美中）的记载，范著意在表明是胡璞编造散布11世纪峨眉山人发明种痘术的谣言[9] ，梁文则说这一记载意味“崇祯时代的胡璞是人痘种法的创始人”[10] 。《湖州府志》的原文是这样的：
胡美中，名璞，以字行，诸生，崇祯后佯狂弃家，而精于医。……时无种痘法，美中托名峨眉山人创为之，后遂传播。康熙壬辰（五十一年）后，不知所往，雍正初有于金陵见之者[11] 。 仅仅根据这一非常简略并认为存有疑点[12] 的记载就断言胡璞是峨嵋山人谣言编播者，似乎有些勉强，至少证据不够充分，毕竟托名以取重是古人常有的做法，何况这则记载还出自同治时期的文献，那时这类传说早已为众所习闻[13] 。同时，若认可这则记载所说的胡璞崇祯后弃家，创种痘术，那创种痘术的时间应该是清初，而非崇祯时。由于这是则地方文献，其所说的“创为之”，可能只是表明其在当地最早开展种痘术，并不一定是说这种办法是胡所发明的。明亡后胡佯狂弃家，文献中没有交待所去何方，不过根据皖南的宁国和徽州等地是种痘书开展最早的地区，而且又离地理上又毗邻湖州，我想应该有理由推测胡弃家后到了这些地方，在那里学会种痘术，然后回乡传种。因此这则记载实则表明了在江南至少在湖州，种痘术到清初才传入[14] 。
此后，自顺治初到康熙中期以前，就不断有传种的痘师到江南及周边各地种痘。康熙丙午（五年），丰城王翁以其术游遂昌，“人始闻而疑之，继而信之，久乃大服”[15] 。康熙戊申（七年），黄宗羲之幼子百家“读书涌上，由暨阳（诸暨）挟此术至，吾友陈夔献笃奉之，号之同志”[16] 。从中可见宁波的种痘术始于康熙七年，而绍兴府诸暨当在康熙初之前，已有人痘接种了。在浙东南部的台州，在康熙十一年前，尚无接种人种痘者，当年，洪若皋请人，“在家设坛下种，两儿两女俱按期收功无恙。人或疑其将来重发，及十余年后，台痘疫连年，予儿女竟不再出。今台城家家种痘矣。每痘疫年，种者不下数百人”[17] 。康熙二十年，浦阳的傅尚霖，以种痘抵余姚，黄百家的“孙辈七人俱得安全，其未信者，邻里同舍多罹此厄”[18] 。由此看来，种痘术传入江南及周边地区后，由于其效果明显，推广甚速。所以，苏州的张璐在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的《张氏医通》中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19] 从以上记载，似乎可以大致推测，人痘术约在清初传入邻近皖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较早接受种痘术的都是当地的乡绅，是他们的勇于尝试，极大地加快了人痘术的推广。除了勇于尝试，有些善人还想方设法宣传普种痘苗，比如，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刊布的他本人收藏的一份道光八年《力劝普种痘花法》的揭帖，就是自题为江南云峰居士为推广种痘法而撰写、散布的宣传品。其中云：
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若婴儿果能一生躲出此症，则已。既不能躲，与其听之天时自出，痘之轻重，则权不能自主；如能行种痘之法，痘之轻重，其权在人。有识之士，依法行之，则保全婴儿，良不少矣！[20]
这类行为应该也是当时江南众多善人之善行的一分子。庶民之家较绅宦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除了观念因素外，恐怕还不无费用问题。据《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雍正年间需三金才能买到“一枝丹苗”（上等的熟苗）[21] 。不过，若多家一起请人集体施种，则要便宜一些。比如在徽州，康熙中后期，集体种痘，每人需交银八分，其中，“扦苗每位三分，外五分点药，并卖香油、红布”[22] 。这费用，负担得起的家庭应该不少，不过在孩子较多，生活又不甚宽裕的家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所以，此类既无强制力，又不能承诺免费接种的宣传推广，效果恐怕难免差强人意。相对而言，一些慈善机构对种痘的规定，更具实效一些，不过其出现多在嘉道以后。比如，无锡青城乡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的保婴会规定：“出痘为婴儿最紧要事，而天花尤易传染，故须每年正二月或八九月种痘。”[23] 光绪初，苏州的育婴堂规条也指出：“堂婴出天花，最易传染，故必须请人种痘，每年以冬腊两月及正月为期。”[24] 当然，人痘术的普及和推广最主要的动力，还应该是种痘所获得的利益驱动，从前引詹元相《畏斋日记》中，可以看到，痘师不仅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可获得较高的礼遇。清初痘师的四出传种，似为优厚的利益所吸引。牛痘传入后，医界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极力反对和阻碍牛痘的推行，原因也正在此[25] 。相对于民间对施种人痘的积极态度，清代国家和官府却殊少作为。对种痘，虽然满清朝廷曾有相关的指令，但几乎完全是针对皇族和喀尔喀诸藩的[26] ，对地方社会并无任何硬性的规定。而且，就管见所及，江南的地方官府也很少关心人痘施种之类的事情。因此，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三、 牛痘的传入与推广
牛痘传入江南的时间，范行准根据蒯德模《序引痘集要》的记载，认为江南要到同治二年才有牛痘局之设，当时清军克复苏州后，由官设局于此[27] 。但后来梁其姿和廖育群则找到了更早的例子，梁其姿从《江宁府重修普育堂志》（卷五，《牛痘局章程》）中得悉，南京在道光十四至十五年间就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命令下设立了牛痘局[28] ；廖育群则从《增补牛痘三要·自序》（赵兰亭著）勾沉出道光二十八年，杭州知府邀请天台医生赵兰亭至杭州设局施种的史实[29] 。此外，梁其姿还指出，句容县也于道光二十三年成立的保婴局施种牛痘[30] 。不过总体上，当时施种牛痘还是比较稀罕的事。这方面史迹较少，像萧山的王端履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对牛痘只是“余未尝亲验，故妄听之而已”[31] 。
咸丰以后，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这项事业被搁置了，直到同治初年战争结束后，牛痘局才在江南各地纷然兴起。除了梁其姿在文中提到的宝山（光绪二年）、昆山（光绪三年）和江阴（光绪十三年）等地设有牛痘局外，就笔者所知，开设牛痘局的县至少还有：上海（同治初）[32] 、靖江（同治三年）[33] 、太仓州镇洋县（同治八年）[34] 、娄县（光绪三年）[35] 、江宁（战后恢复，光绪五年）[36] 、江浦（光绪五年）[37] 、宜荆（光绪六年）[38] 、海宁（光绪十二年）[39] 、上虞（光绪十二年）[40] 、余姚（光绪十五年）[41] 、镇海（光绪十五年）[42] 、桐乡青镇（光绪十八年）[43] 、溧阳（光绪二十五年）[44] 、奉化（光绪间）[45] 、青浦（光绪间）[46] 。从以上肯定不够全面的搜罗中，可以看出，开设牛痘局的高潮出现在光绪朝的前二十年间。当然，这仅是最早开设的时间，实际上，不少地方创办后，还不断增设施种牛痘的设施，比如，上海在同治初设立牛痘局后，宣统二年，广肇医院又在海界桥设痘科分院[47] 。余姚牛痘局设立不久，该县乾隆间捐建的恤阴堂，在李衣源等人的主持下，于光绪二十年重订条约八则，“每年除施材外，增种痘、施药、恤灾三事”[48] 。所以，各县初创的时间多集中在光绪前二十年间，但牛痘的普及事业，此后并未停止。
牛痘局的广泛设立自然会对牛痘的推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牛痘局的施种一般是免费，比如，道光年间句容县的牛痘局，“凡种痘，县城当官设局，有医学训导主之，以牛痘为苗，……不受分文酬谢。”[49] 光绪初年，葛元熙谈及上海种牛痘的情况时说：“邑庙园内官设牛痘局，贫民无力种痘者至局施种。”[50] 这似乎又说明，虽然官设的牛痘局一般是免费的，但可能不能保证经常举行，所以前去求种的多为贫民无力者。有钱之人往往会请人有偿施种。况且痘局多设于城市，也给民间的私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另据周作人的回忆，官设的牛痘局有时也派人外出施种，不过并不经常。他说：“据说在那偏僻的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51] 另外，牛痘施种的方法也与人痘不同，人痘法一般是将痘苗塞入或吹入鼻子，故当时多称“鼻苗法”或“吹种法”[52] 。而牛痘种法，“以极薄小刀微剔儿左右臂，以他人痘浆点入，不过两三处，越七八日即见点。”[53]
应该指出，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从前举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光绪初年，在一些慈善机构中，仍然施种牛痘。而且作为一种新事物，在传入之初，遭受一些疑惧和某些人群的排斥也是必然的[54] 。不过，就总体而言，牛痘在中国的被接受和推广，应该算是非常顺利的[55] 。人痘虽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牛痘局的普遍设立、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支持推广以及对人痘的压制，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比如，晚清昆山的王德森言“近年（光绪年间）牛痘盛行，痘科专家，几同绝响。”[56] 另据马伯英根据1980年所作的回归调查统计，“人痘与牛痘二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明显呈此消彼长趋势。”[57]
对牛痘的施种，在国家方面一仍其旧，依然没有制订专门具体的政令。不过，颇出人意料，与对待人痘的消极态度完全不同，地方官府对此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积极性。像前面提到的较早的江宁、句容、杭州、苏州等地的牛痘局，都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介入下设立的。以上所举完全未见官府参与的只有江浦、宝山、海宁、宜荆和青浦等地的牛痘局。地方官员除了自己动手创办外，有些级别较高的官员还通饬下属官员捐廉举办。比如，薛福成在任宁绍台道时，在地方绅士的建议下，自光绪十二年始，每年认捐两百两，用于创设牛痘局，并饬下属各县每年拨款六十两，延痘科设局施种[58] 。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应泰兴县郝令所请，“通饬各州县仿办牛痘局”[59] 。此外，官府还通过张贴告示、刊刻相关书籍的办法广泛宣传、劝说民众种牛痘。这在范行准的著作已有多种例证，于此不赘[60] 。在推广牛痘的同时，不少官员还主张废止人痘，比如，句容知县在延医传种牛痘的同时，以“鼻苗为害至烈，逐种于境外”[61] 。“若有私种之徒，在乡招摇撞骗，以误孩童者，立拿究治。报信者亦赏钱一千，拿获者赏钱二千。”[62] 还有官员专门条陈请求大府“饬县禁止吹种”[63] 。地方官府在对待牛痘和人痘的态度方面出现如此强烈的对照，笔者一时也不能完全理解。不过可以肯定，官府的积极态度始自道光时期，当时西方的影响还无足轻重，这种转变并非西化的结果。根据初步的揣摩，原因大概在于，牛痘与人痘相比，具有安全、有效等优点。这使地方官比较容易取得明显的政效；另一方面，国家虽然没有此类的政令，但勤政爱民、关心民生确是国家和儒教传统一贯宣扬和主张的，地方官府在这方面的主动，不过是这一传统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而已。这种主动也基本只是一些较为优秀的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并不具备强制和政策性。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忽略社会力量在推广牛痘中能动而重要的作用。牛痘的最初引入和推广，基本是邱熹和郑崇谦等民间人士的功劳。即使是在地方官府在见其有效而介入后，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牛痘局直接由乡贤创办，比如，“光绪六年，邑人周家楣……创设牛痘局，捐资开办，复与邑人任道镕各捐制钱三百千存典生息，即以息款为每岁春夏延医种痘之费，至今赖之。”[64] 二是在一些官府参与的牛痘局中，乡贤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有的建议，有的延医，还有的出资。比如，“清光绪十八年（青镇）里人沈善兼、沈京荣呈请桐乡县知县李绳祺岁拨钱粮平余（名票余）钱二百千文正，在圣寿寺张仙殿设局施种牛痘苗，迨至二十二年停办。”[65] “光绪三年绅士张礽杰等禀延医生一人（种牛痘），月给修膳洋银二十圆，由华娄两县捐廉致送。”[66] 又如，光绪二十五年，溧阳知县杨家騵延医所设之局，经费来源为，“存庄洋二百三十元，钱一千六百七千零，又年捐钱一百三十二千”[67] 。三是牛痘局的开办往往借助一些社会力量创办的慈善设施。比如宝山县的保婴局“春季并延医施种牛痘，均由公善堂董理，其费取给于全县典捐”[68] 。海宁州的牛痘局也附设于由接婴所改建而成的保婴局[69] 。余姚的临山牛痘局，“附设凤山义庄，清光绪十五年马有衔等创办，经费由义庄拨助”[70] 。由此可见，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71] 。因此，在官员籍贯地的方志中，也是将这种行为视作义举来称颂的，比如，上海的汪龙珠，“后署泰顺知县，……又多购牛痘苗及用器以教泰邑之知医者，保婴无算，泰人诵之”[72] 。
|
.jpg)
位访客，京ICP备0502070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