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矢元

　“光绪三、四年大□”，即1877—187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特大灾荒，是用“丁戊奇荒”这样骇人的字眼载入史册的。(“丁戊奇荒”，又称“丁丑奇荒”，主要是发生在丁丑、戊寅两年。见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这场一百年前的大灾荒，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荒之一，灾害极其严重，对当时整个社会生活和以后历史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它对研究清史、近代史、经济史以及灾荒史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丁戊奇荒”起于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止于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最严重，连续了三年。这时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是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捻军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失败之后，中外反动派已经勾结起来，开始在中国建立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也正是清政府的所谓“同光中兴”的开始阶段。就在这“一大变局”的时期，年幼的光绪载□承继早已腐败了的清王朝的皇位。光绪可能是历史上最不幸的君主，他刚刚上台，一场伴随着人祸而来的特大天灾，便迎面扑来。

　　1876年春夏两季，南方沿海各省由于雨量过多而遭到水灾，广东、福建两省最为严重。同时，长江以北各省普遍干旱，广大地区夏秋两收完全受到破坏。次年，即光绪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区再次遭到更严重的旱灾，很多地方又发生蝗、雹、疫等灾情。这次大灾荒延续到1878年，直隶等一部分地区拖到了1879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四省，1876年就有181个县受灾，1877年为274个县，1878年达285个县。(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34页。)这次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是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的旱灾，其次是湖北、安徽等一部分地区的水旱灾害和广东、福建的水灾，南方其他地区和长城以北还获得了较好收成。在这连续三年大灾荒里，受到天灾严重袭击的饥民达二亿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半数。死亡于饥荒和疫病者一千万左右（也有人分别估计为九百万、一千三百万人），从重灾区逃荒外地的人数达到二千万以上。(参见《光绪东华录》中华版第1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东方杂志》第26卷第5号等。)仅山西一省一千六百万居民中，就死亡五百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0页。)

　　在旧中国，每遇较大灾荒总是“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丁戊奇荒”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和腐败反动的清王朝统治下，灾情更为严重，灾区一片凄惨景象。请看：

　　山西　1877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政府奏报：“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1页。)王锡纶在《丁戊奇荒记》中写道：“山西无处不旱，……被灾极重者八十余区（县），……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2页。)清政府派往山西赈济的大员阎敬铭在报告中也说：“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光绪朝东华录》中华版第1册，总页514。)

　　河南　1877年12月7日《申报》登载：“今岁豫省之灾，亦不减于山右（指山西），……灾黎数百万，几有易子析骸之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4页。)次年，袁保恒奏议中说：河南“成灾七十二处（县）之多，通省核计，已十分之七。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灾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4—745页。)

　　直隶　河北省从1878年延续到次年九月的荒旱，致使“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到河间放赈的一个官员在日记中写道：“年青的人们被出卖，特别是女子被带到南方去。……儿童样子最为可怕了——只剩下枯干的皮包骨头，肚子膨胀（他们的食物是杂草和树皮），面色青黝，两眼发直。”有些人“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0页。)

　　陕西　《申报》于1877年10月3日登载：“秦中自去年立夏节后，数月不雨，秋苗颗粒无收。至今岁五月，为收割夏粮之期，又仅十成之一。至六七月又旱，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粮价又陡至十倍以上。”(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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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史料只是从同类大量资料中选择出来的几例，从这里已经不难看到那幅重灾区凄惨绝顶的图景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这场特大灾荒呢？

　　简单地把灾荒归结于社会原因，那当然是不妥当的。这次大天灾首先是自然现象的反常引起的。北方经常出现旱情，但连续三年大面积的奇旱还是罕见的。然而，天灾又恰恰是和人祸相伴随，吃人的社会制度必然造成吃人的天灾。“丁戊奇荒”严重到如此程度，不能不深刻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状况。那时社会制度反动，农业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农民极端贫困，不可能有控制自然灾害的能力；反动统治者只知搜刮掠夺，并不关心防灾抗灾的建设，乱伐森林，水土流失，水利长期失修，这就极大地加重了自然灾害的严重性。“丁戊奇荒”，就河北省来说，就是由于“河务废弛日甚”。“凡永定、大清、滹沱、北运、南运五大河，又附丽五大河之六十余支河，原有闸坝堤埝，无一不坏；减河引河，无一不塞。”(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17—718页。)全国也是如此，当时有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韬正确指出：“今河道日迁，水利不讲，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一片，民间耕播至无所施。”(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一。)反动统治阶级不但不能采取有效办法积极救灾，反而趁火打劫，更直接地制造了饥荒。

　　清王朝认为救灾“首曰诚祈”，把“拈香祈雨”、“设坛祈祷”等愚昧活动用来自欺欺人，做为“第一要务”。虽然也采取若干“开仓平粜”，设立粥厂，“以工代赈”，“捐廉（停俸、减俸）救荒”，“捐输（卖官）赈灾”，“收买蝻子（蝗虫）”等措施，但收效甚小，却有利于地主官绅进一步掠夺压榨饱受饥荒苦难的灾民。清政府注意的是灾荒影响税收和它的统治，并不关心广大灾民的死活。反动政府为了多征二十倍的田赋，竟允许种植鸦片。这次灾情最重的山西、陕西，都是种植鸦片很多的省份。1877年山西省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八亿亩），有60万亩好地种鸦片，占九分之一强。难怪山西巡抚曾国荃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0、457－459、462－463页。)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垣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户部官员为了每年额外得到三万两所谓“饭银”，一再拒绝御史们“暂停以粮酿酒”的要求。而当时仅直隶一省每年酿酒就消耗粮食几百万石。(《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页570-571。)清政府面对严重灾情，仍以“已有定例”为名，不肯缩减宫廷的庞大开支，继续筹巨款大修西太后的颐养宫殿，修建同治皇帝皇后的陵寝，还向各地采办各种奢侈品。言官们对此多次谏阻，都遭到“著毋庸议”的严词拒绝，甚至“传旨申斥”。

　　灾民身陷绝境，纷纷倒毙，而封建官僚们仍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礼部尚书恩承等去四川由晋陕灾区过境，地方政府“虽人夫死亡，车马倒毙，（仍）百计备支，不敢缺少”，可是这位尚书大人“行至晋境，每处常带轿夫，杂费折钱百数十千；门包零费，银数百十两；酒席折价外，又用燕菜烧烤及海菜多桌；大车轿车四十余辆，驿马民马六十余匹。合计一日尖宿之费，官供民派，需银千数百两”，仍不满足，竟然“需索杂费，闹至县署！”(《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页758。)在那黑暗腐朽的封建官僚体制下，尚书承恩的恶行能是个别事例么？他们完全不顾广大灾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加重灾情！

　　饥荒是人民的灾难，又是豪绅、贪官、奸商、高利贷者大发横财的良机，有所谓“一欠等三收”。地主豪绅借机兼并土地；贪官“吃灾卖荒”；高利贷者“越境放债，贱准地亩”；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致使粮价暴涨数倍、十数倍不止。”(皆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34—538、547—563、594页。)他们还趁灾民危难之机，与人贩子勾结起来，大批贩卖人口，仅灵邱县县衙的登记簿上，“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1878年Pere de Marchi的《饥荒报告》，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0页。)

　　交通落后，固然影响了粮食运入灾区，但是当时各省之间也不可能有统筹全局、互相协作、支援灾区的风格。河南当局曾得到朝廷允许，向产米多的江苏省请求借几万石义仓陈米。江苏的官绅们经过“反复筹议”之后，答以“万难借拨”，仅仅拿出二万两银子捐款，搪塞了事。(《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页570-571。)

　　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自然不会放弃利用中国人民这次灾难，进行侵略活动。本来发生“丁戊奇荒”，就是和外国资本主义日益加深侵略分不开的。灾情发生后，他们又大肆活动，不仅外国教堂贱买土地，拐骗人口，并且各国利用清政府国库涸竭，力图对它借贷，以便充当大债主，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1－342页。)同时，外国侵略势力开始将洋米洋面倾销中国。1867年我国始有洋米进口的记载，“丁戊奇荒”时洋米进口已达到一百万公担，价值一百六十万海关两。不久面粉也开始大量进口了。中国是世界上产粮最多的农业大国，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粮食进口却越来越多，到1933年已达到三千五百万公担以上。显然，光绪三、四年这场大灾荒，是粮食由出口而转为大量进口的关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73—774页。)粮食和其他商品进口增加，由于大灾荒而使农产品和有关原料出口减少，中外贸易发生了新的变化(根据《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光绪2、3、4、5年统计列表。)：（附图）

　　上表清楚说明，“丁戊奇荒”之前，出口远多于进口，出超达一千余万两；大灾荒改变了中外贸易状况，出口锐减，进口增加，入超近一千万两，灾荒前后呈鲜明的对比。

　　“丁戊奇荒”发生后，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没有减轻灾情，反而加重了灾情，造成了灾民的大灾难，使灾区失去了生机。

　　在天灾人祸的巨大压力下，灾民不得不起而反抗。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6页。)前面所谈到的陕西灾民抢粮活动和举起“饥饿难当”大旗的民变，就是这种反抗斗争。这类斗争在各地都不断发生。但是，“丁戊奇荒”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由于饥荒奇重，上千万人口死亡，活着的灾民不得不四处逃荒。皖北灾民逃向扬州一带，山西、陕西灾民逃亡西北蒙古地方，山东、河北等地灾民大量向东北逃荒。据《申报》记载，1876年9月仅由山东到牛庄的难民，一天就超过八千人。(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35页。关外移民的高潮就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灾民大批逃到边疆地区，冲破清政府的封禁，对边区开垦起了重大作用，但对灾区恢复生产却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在旧中国，灾后必荒，“灾”与“荒”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灾过后，1879年曾国荃奏报中说：山西“频年荒旱，疫疠盛行，民人或什损六七，或十死八九。迄今市廛阒寂，鸡犬无闻，高下原田，鞠为茂草。”许多地方“率皆黄沙白草，一望弥漫，考察地利，断难招复承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67、937页。十年后，1888年一个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巴格纳尔（Rev．B.Bagnall）的报告中还这样指出：“山西省自1877年大饥荒以后，尚未完全复原。有些县份的若干乡村，只有一户至二十户人家；而过去曾经有过几十户人家住在自己的家乡。”(《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49页。在解放前的中国，几乎没有抗灾能力，灾后恢复生产、重整家园也是十分艰难的。

　　“丁戊奇荒”和产生它的腐败社会制度早已成为历史，但是没有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和袭击。这是历史的结论。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