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民

《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第十一章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森林不仅是一种材木资源，它还是一种植被资源，更是一个气候因子。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空气，防止或减轻水土流失等多方面的环境生态效益。一般情况下，降雨在森林中有25％被地被植物吸收蓄贮，有20％渗入土壤蓄贮，有23％被森林植被消耗掉，还有一部分形成地下径流汇入江河，只有很小一部分成为地表径流。这样，在地面形成的侵蚀力就非常有限了，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观测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在总体降水量346毫米的条件下，土壤冲刷量，农耕地是林地的60倍。因此，森林的过度消耗，就等于削弱了上述诸功能，导致降雨大量形成地表径流，很快流走，且形成对土壤的冲击侵蚀，洪水泛滥，水土流失。由于不能将降雨蓄贮地下，故降雨停止后很快又出现缺水、溪河干涸现象。

    (一)水土流失加剧

    明清时期秦巴山区森林资源急剧耗减的结果，已导致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水土流失现象及相关的各种连锁问题，时人对此已有初步认识。

    明嘉靖间上津知县胡岗在其《疏浚水道记》中指出：

津邑东山近城一带旧有水道，宽广称之……先是山有林木，及时疏浚，居民安堵。其后，因民图利，陆续开垦，锄种麦黍，骤雨淋冲，则石泥滚壅，年复一年，失于浚导，以致漫没，为害非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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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胡氏所记为嘉靖年间的事，乃秦巴山区较早较明确记述森林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以及河道淤壅、水溢为灾诸关联的文字。郧阳山地是明清时期集聚流民数量大、开发相对早的地方，水土流失现象较为显著实属可能。①可以肯定，这绝非郧西一县所独有的现象。

    到了清代，有关记载俯拾皆是，一方面是由于这类现象愈益突出、普遍，为世人所注目；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在提高。嘉庆《汉南续修府志·风俗》：

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又须寻地垦种。

道光《西乡县志·水利》：

彼时北山尚多老林，土石护根，不随山水而下，故沟渠不受其害。乾隆以后，山尽开垦，水故为患。

同治《房县志》载《查核民田被水漂没议》一文，对问题讲得已经比较透彻：

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而山地之凝结者，以草树蒙密，宿根蟠绕则土坚石固，比年开垦过多，山渐为童，一经霖雨，浮石冲动，划然下流，沙石交淤，涧溪填溢，水无所归，旁啮平田。土人竭力堤防，工未竣而水又至，熟田半没于河洲，而膏腴之壤，竟为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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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此前后，其他山区也有同类的记载，如《山西通志》载阎绳芳《镇海楼记》文云：“正德(1506—1521年)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澎湃，由六支、丰泽等村，经上段都而入于汾。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放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徙且竭焉。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浚支渠，溉田数千顷，祁以此丰富。嘉靖初年，民竟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无岁无之。”(光绪《山西通志》卷66；又见嘉庆《山西通志》卷29)参见钮仲勋《明清时期郧阳山区的农业开发》，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水土流失的程度是很严重的，记载中多见“浮石冲动，划然下流，沙石交淤”、“只存石骨”、“土浮石松”之类的现象，可知一些地方已非一般的水土流失，而是水土流失恶性发展至泥石流的程度。

    秦岭北坡及相邻山区的环境变化可以表明这一共同趋势。咸宁县：“乾隆以前，南山多深林密嶂，溪水清澈，山下居民多资其利。自开垦日众，尽成田畴，水潦一至，泥沙杂流，下游渠堰易致淤塞，是又古今异宜。”①渭河的水文变化非常显著，“咸宁、高陵旧以(渭)水为界，今渭日移而北，高陵遂有渭南地。水浊且泛涨无常，不可以渠”②。华州：“予尝闻州耆言：数十年前华渠之水无泥沙，今乃壅塞，何也?昔山中无耕稼之民，草生于土，水出于草，故清而无滓，未闻有害。今则楚豫及商於之民，来藉山乡力垦者，不知凡几。遇大雨水，遂兼泥沙而出。”③

    关于水土流失的恶性发展及滑坡、泥石流灾害与森林植被破坏之间的关联，今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以1981年的陕南水灾为例，当年汉中地区共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19411处，其中较大者2689处。留坝森林覆被率58．8％，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3979处；宁强县森林覆被率26．1％，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7288处，后者为前者的两倍。宁强县的代家坝地区森林覆被率18．5％，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2966处；巴山区森林覆被率31．65％，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361处，前者为后者的九倍。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多少、规模、程度等统计指标，在林区与无林区、多林区与少林区都大不一样。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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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咸宁县志》卷10《地理志》。

    ②嘉庆《咸宁县志》卷10《地理志》。

    ③李嘉绩：《华州治水道记》，见民国《重修华县志稿·文征志》。

④胡广韬：《汉中盆地河床发育的天然过程失调性变化》，见《环境科学》1985年第6期。

水土流失恶性发展与山内山地的自然特性也不无关联。山内“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成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由山巅径滚而下”①。这样的土壤结构，一方面是山中“无不可种之山，此其所以为利也”，但是，另一方面，一旦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便一发不可收拾，土石交下，愈演愈烈。而农业垦殖又必然破坏其森林植被，于是，严重的水土流失几乎是耕垦这类山地的必然结果。

    (二)水土流失的广泛影响

    严重的水土流失，其消极影响是广泛的，就明清时期文献所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不断的水土流失使已经垦殖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甚者土层流光，“有石无泥”，“山形骨立”，无法继续耕种，甚或草木不生。

    其次，山区水土流失的恶性发展，造成土石坍塌、泥石流频繁发生，山上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近山之原有良田变为硗确沙瘠，荒废不耕。

    再次，随水流失的泥沙逐渐淤积溪涧江河，抬高洪水水位，破坏灌溉堰渠等水利设施，造成水运航道萎缩；泥沙淤积湖泊，促成湖区围垦，导致水面积萎缩，蓄洪能力下降。

    最后，由于山地失去了固土护沙、涵养水源的基础，破坏了山区水源蓄养机制，导致有雨即患水多，无雨则患水少的山区恶劣水环境形成。

这些看上去像现代人总结出来的环境问题，早在明清时期的确已经存在，而且被有识之士观察到并记录下来。试分别加以论述。

晚清各地方志中普遍出现的垦殖范围扩张而土地却向贫瘠化演变的记载，正是水土流失结果的真实反映。道光《宁陕厅志》云：“楚民善开水田，所虑者临河之田，间被水冲；蜀民善开山地，所虑者山水陡发，冲去土皮，仅余石山耳。”②同治《竹溪县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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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0～31页。

②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

昔地广人稀，素号饶裕。今垦辟益多，硗瘠日甚，乐土其长可恃耶?①

光绪《平利县志》载：

    山多地少，近日开垦无余，土性疏薄，不耐风旱，南乡山益峻，深林穷谷，尤忌秋霖，力农之苦更百倍于平原也。②

(人口)繁衍如此，休养生息之效可知也。顾开垦多而地利竭。③

光绪《紫阳县志》载：

    惟地多山坡，不耐久耕。近则土愈薄，民愈繁，不免有人满患贫之忧焉。④

(燕麦，又名雀麦)，向惟高山有之，近日则低坡亦种燕麦，以地土浇薄，不堪植他谷也。⑤

上节所述清后期山区经济增长停滞乃至衰退，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衰退，水土流失导致的土地贫瘠化是其主要原因。

山地水土流失又祸及邻近平地良田，沙石交淤，变沃壤为硗瘠。前引房县“旁啮平田”、“熟田半没于河洲，而膏腴之壤竟为石田”的情况，是很典型的证明。在秦岭山区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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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治《竹溪县志》卷15《物产》。

②光绪《平利县志》卷9《风俗》。

③光绪《平利县志》卷4《田赋》。

④光绪《紫阳县志》卷1《地理志·形胜》。

⑤光绪《紫阳县志》卷3《树艺》。

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被冲压。①

这一流失、一冲压，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是变本加厉的。②

    水土流失显著地改变了山区的自然水文状况，从溪涧到河流，水利条件都大大恶化了。如陕南石泉县：

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③

平利县：

乾隆后人烟日多，山地渐渐开垦，暴雨暴水，沙土将河填高，石嘴湮没，六郎桥化为乌有。④

又有凤县：

间或砌石堤拦水种田，而夏秋冲决，得不偿失。盖近年老林开垦之后，土石俱松，雨水稍多，浮沙下壅，反有水患而无水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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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卢坤：《秦疆治略》。

    ②由于当时没有留下损失耕地面积的具体记载，无法做出统计分析。后世的具体统计数据不妨作为参考。1950年至20世纪末，仅汉中地区因土壤侵蚀而损失的耕地面积达333．5万亩。凤县在1981年一次洪灾中就冲毁耕地12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42．3％。参见张保升等《秦岭南坡河流航程缩短及其成因分析》，《山地研究》第1卷第3期。

    ③道光《石泉县志》卷1《山川》。

    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立《创设坝河垭公渡记暨公议船规碑》，见张沛编《安康碑石》卷6，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343页。

⑤光绪《凤县志》卷1《水利》。

鄂西北郧西县：

况复开山多，浮土日下坠，溪身淤益高，溪流更难治。①

又如竹山县：

虽高崖峻岭皆成禾稼。每秋后必荷锄负笼修治堤防，兴工累百，或值夏日霖雨，溪涧涨溢，则千日之劳，一时尽废，是为农家苦况。②

山中河流发生“乱岩险滩，多昔无而今有”、“冲崩淤垫，无岁不有”等现象或变化，多是所谓“暴雨暴水”、“洪涛巨浪”肆虐的结果。

    何树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任山阳知县，任内曾修境内镜泉渠，其《修镜泉渠序》记簸箕河水文状况云：“簸箕河，实即沙河也。其上有七八十里之遥，平时皆无水，一遇暴雨，则水势汹涌，带沙夹石齐奔，不可捍御。若不早为之所，势必壅塞渠道。”③为了使渠道顺利通过簸箕河，不致受河流泥沙影响，不得不采取渠行河下之策，大费周折。

不仅如此，流失之水土直接冲淤堰渠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农田水利的建设。在著名的汉中灌区，沙石冲淤已成为堰渠灌溉系统的一大问题。明代晚期，这类问题已经显现，只不过尚不普遍。城固境百丈堰即为一例，该堰引湑水河水，灌溉田地数千亩。至万历年间，渠口“岁值用水之时，常有暴水冲淤，随淘随塞，不胜疏凿之苦……”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不得不增建石堤、桥闸以御暴水，减冲淤。清代后期，沙石冲淤水利设施的现象日益普遍，影响也更加突出。严如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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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国均：《溪田叹》，见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志》。

②同治《竹山县志》卷7《风俗》。

③嘉庆《山阳县志》卷2《山川》。

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八月刊立《百丈堰新建高公桥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近年以来(嘉庆朝)老林开垦，土石松浮，每逢夏秋淋雨过多，溪河拥沙推石而行，动将堰身冲塌，渠口堆塞。①

因此，必须按时开挖挑浚，备料修复，既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又易因而发生各种纠纷冲突。如沔县泉水堰，“过多泥淤石梗，沟渠塞满，堤垠无形”②。城固五门堰最为典型，约自嘉庆年间始，由于“河水屡发，冲淌地亩，淤成沙坝，河滩无石可取”。到了同治年间，问题进一步暴露：“每当夏秋之交，洪涛暴涨，堰之堤防、斗山之渠坎，皆不克保，岁屡歉。”③(陕南堰渠水利的变化详见第七章第三节)

川东北亦有类似问题存在，即大小河流两岸被垦辟之后，每当降雨，“上游流沙带土，随在壅遏淤圩”④。巫山县有坪垅坝，周围三百余里，东、西、南、北四面皆山，山形峭削，地势团结，水聚则消泄困难。“其初，上中下三坝田地肥美，其征条粮银三百余两，有王龙坝、白擂槽二洞消水，水不能聚。自乾隆己亥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后，四山开垦，山土松滑，大雨时行，土随水下，洞塞田湮，下坝中坝，汇为巨浸。人民流离转徙，数十年于兹”。道光四年(1824年)兴工疏浚，发现近山处不仅将深五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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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水利》。

    ②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刊立《修复泉水堰碑》，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③《五门堰创置田地暨合工碑》，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立石；《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1875年)立石，分别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324页。参见《修理杨填堰告示碑》，同治九年(1870年)立石，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咸丰二年(1852年)立石，见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194页。

④民国《广元县志稿》卷9《水利》。

有余之泄水洞河淤塞，平地以上淤垫又深达二十余丈。①然而，至道光十三年(1833年)，复被淤积，田仍被淹，不得不另辟新的泄水通道。道光二十二年(1822年)、同治十年(1871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光绪十九年，虽然先后多次兴工整治，筑石坎、开明沟、砌拱涵、挑淤泥、划洞底，工大费繁，却因无法遏止水土流失，淤积日益严重，故成效欠佳。

    鄂西北、豫西南山区的水利设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影响。早在明朝后期，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水土流失、淤积明显加剧的问题已经凸显，万历年间，襄阳知府万振孙一次就勘出“不堪蓄水堰地”8000多亩，并招佃开种。论者以为“是则陂堰虽多，苟不以时疏筑，犹终其弃于地也”②。岂不知此时的淤积乃上游水土流失加剧、水文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的结果，问题已非单纯“以时疏筑”所能解决了。可见对水利问题的认识尚未随水文环境变化而深化，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清代该地区陂堰湮废得更多，湮废的速度也更快。如枣阳县，“吾邑陂塘，以神马为大，今皆成村落矣”③。又如宜城县，久负盛名的长渠灌溉系统已经湮废，“灌溉之利，荡然无存”。时人以同治《宜城县志》与道光《宜城县志》所载灌溉陂堰相质，结果是“历今垂百有余年，尤多废垦成田，殊难核其故处”④。

鄂西北郧县有虎尾堰、久经坪堰，历有年所，到清后期，“近年土崩沙淤，日复一日，渠路益狭，往往需水之时，横冲旁溢，多不归田”⑤。《郧西县志》收录的《修筑孔公堰记》、《建修渡春桥碑记》二文，反映了鄂西北山区水土流失影响水文、水利的情况和程度。前文由贡生胡学洙撰于嘉庆年间，记载的是千工堰修建的困境。其文云：“邑之西北乡有堰，去城约十五里许，引天河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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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巫山坪垅坝消水始末》，见光绪《巫山县志》卷7《水利》。

②光绪《襄阳府志》卷9《水利》。

③民国《枣阳县志》卷3《水利》。

④同治《宜城县志》卷1《方舆志·山川》。

⑤余漋廷：《虎尾久经坪二堰碑记》，见同治《郧县志》卷10。

灌千有余亩之田，盖水利所在而国赋民命攸关者也。但源远流长，不免修废频仍，每遇倾圮，需费甚大，且必仰望县父母为之主宰筹画而后工可成，故由来命名千工堰。其堰创自前明洪武间，修理补葺，代不乏人……近来户口蕃息，山地悉垦，河水暴涨之时，石土相杂，堰易崩溃，修之难底成功。至嘉庆五六年(1800～1801年)节次水发，堰基激为深渊，使民更有不能为力者……”①后文由邑令翁吉士作于道光年间，记载的是通过修桥所见的山洪之暴及河流泥沙淤积严重的状况。其文称：“郧西皆山，夹两山之间必有水。水小谓之沟，大谓之河，然实皆涧也……桥成……一夕暴雨，山水如墙，扫之而去，寻丈之石，湮埋沙泥，渺然无迹……两岸皆浮沙，掘地三丈余始得石底……”②

    人口增长——山地垦殖扩张——粮食生产增加——水土流失——水文条件恶化——水利设施易坏——水利设施难以修复，这就是我们从上述二文中看到的一个浓缩的秦巴山区资源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组完整的人类活动与经济增长、环境演变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

    陕南山区灌溉设施的存废无常现象亦非常突出。在白河县，“白邑非无渠堰，但湮塞日久，水利尽废，公帑支绌，浚治为难”③。在平利县，“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处，均由乡民自行修浚，移徙无常”④。水利设施的存废无常，主要原因在于水文条件恶化、从而导致水利设施易坏难修。秦岭北坡发生的变化与南坡类似，当地人记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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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②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③光绪《白河县志》卷3《疆域·渠堰》。

④光绪《平利县志》卷4《堰渠》。

水之出南山而入渭也，势如建瓴，渐趋渐下，随处可为渠堰。两山之间必有川，以吾盩厔(县)论，黑水、田谷水、甘水、涝水，皆大川也，其小川未及遍历，大约皆可疏引。但今日疏引之水灌田有限，旱暵则上流截水，下流无所得，每争斗成讼。水潦则听其流注，灌入农田。余家中南镇，镇西十余里，曩所称上腴者，往往汇为巨浸，累月不消。①

农田水利条件恶化，利用难度增大，甚至兴废无常，乃秦巴山区的普遍现象。

    南阳地区灌溉水利的变化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明代前期，南阳灌溉水利曾一度中兴，“生齿繁，土地辟，守牧者重民食，为之修置疏导，设渠子、堰长以领其事，灌溉稻垄，遍于四境，家给人足，不苦凶岁”②。但到明代后期，随着上游垦殖扩张，水土流失加剧，陂堰淤积、进而被垦种的现象日益严重。嘉靖时又曾修复，亦维持不久。清代中叶以后，问题更加严重，有关州县地方志记载陂塘时，常见“今稍废”、“今废”、“今民悉垦”、“皆垦为熟地”、“今俱废”、“今谋修浚”、“其制俱废”等说明。③其间缘由，如《南阳县志》所指出：“水流迅急多沙，易淤善徙，支津承注，动关邻邑。又，小民趋利无已，一或不均，则讼狱繁起，故县境陂堰名天下，其实难久而易废。”④淅川厅：“然涸溢不常，变迁为患。近且人力衰少，罔有开浚者。”⑤自然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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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德：《修关中水利议跋》，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8《工政十五·各省水利中》。

    ②嘉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

    ③嘉庆《南阳府志》卷2《陂堰》，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志》，乾隆《新野县志》卷2《陂堰》，咸丰《淅川厅志》卷1《沟渠》，乾隆《邓州志》卷4《水利》，嘉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

④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

⑤咸丰《淅川厅志》卷1《山川》。

山地的水土流失，对水利的影响是深刻的，前述冲和淤的危害，一是因水流急且水量集中；一是因泥沙甚或沙石随水而下。除此之外，更有在以往的考察中往往被忽视的水源不足问题。森林植被破坏后，山地涵养水源的能力被极大地削弱了，降水随来随去，去得急且集中，又带沙夹石，故有冲淤之害，而山地无水，极易干枯，短时间不雨，即受干旱缺水困扰，溪河之源愈小，其流趋短。也就是说，山区之水，不仅患多，而且患少。对此，迟至晚清亦已有人注意到了，一个事例是房县的水稻生产，同治《房县志》记境内古迹有所谓“西皋早稻”者，称：“三十六乡中如澈澥、长望川、盘峪、东河、白窝诸处皆多稻田，惟城西北高枧田多而稻熟独早，米之精凿尤异他乡。近年以山空水涩，往往旱则不收。”①“山空水涩”与因干旱而失收，当与山区水土流失、水源不足有直接关联。

    当然，在湖河的下游也有因淤积而增加土地肥力的现象。如《南郑县志》所云：“汉水沿岸，冲积无常，冲则土去，不啻石田；积则加淤，转觉肥美。”②不过，淤积现象更多、更主要反映在大河的中下游，因而受益的也主要是这类地区，如江汉平原等地。在秦巴山区，相对于冲崩和流失而言，淤积现象无论就其数量抑或其规模考察，都是无法相比的。如果从使土地“肥美”受益的意义上讲，就更微不足道了。

河道淤塞也可从通航里程的变化上得到反映。嘉庆十五年(1810年)，陶澍过秦岭山中，在褒城县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其《蜀辅日记》载：“七盘岭南北高二十里……下岭即褒城县。栈水绕其东而南流，人于沔，所谓褒谷口也。北通斜谷，斜口在郿县西南三十里……《史记》言褒通沔、斜通渭，皆可以行船漕，今则不然。盖山经开垦，水为砂石所壅矣。”《镇安县志》记载，境内河流通船者有洵河下流及金井河，洵河由两河关驶至柴家坪镇，六七月水涨时亦可至沙沟口，运山货出境。金井河行船，同治年间尝有货船由合河上至杏树坪，后来九家湾河沙石淤塞，因本地商民不知河运利益，无人疏浚，航道遂废。③有学者研究成果表明，源于秦岭南坡的洵河东支乾佑河经孝义厅(今柞水县)、镇安、两河关等地，至洵阳入汉江。元代通航至今柞水县南五里处的石咀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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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房县志》卷7《古迹》。

②民国《南郑县志》卷5《风土志》。

③民国《镇安县志》卷1《水利》。

代下移至镇安县的青铜关，通航里程缩短近百公里。到20世纪80年代，通航里程又下移至洵阳县的两河关。丹江源于秦岭东段南坡的凤凰山，流经陕南长达270公里。先时通航上达商州(今商县)，清康熙时仍可通航，后来下移至龙驹寨(今丹凤)，民国时丹凤仍可通航。20世纪80年代，通航里程已下移至距商县105公里处的竹林关。商县至丹凤间约60公里，即清代缩短的航道里程。①

    最后，水土流失除了对山中、近山的影响外，还通过溪河波及到更远的江湖平原地区。万历《湖广总志·水利志》中有“近年深山穷谷，石陵沙阜，莫不芟辟耕耨，然地脉既疏，则沙砾易崩，故每雨则山谷泥沙尽入江流，而江身之浅涩，诸湖之湮平，职此故也”的论述，说明明代已有人注意到这类问题了。乾隆末年，王昶在其《使楚丛谈》中谈及长江洪水水位抬高的问题时，特别明确地将问题与秦巴山区的垦殖和水土流失联系起来。他写道：

闻居民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间江涨，距堤(顶)亦止二三尺许，盖四川、陕西、湖北山木丛密处，今皆砍伐，为种包谷地，遇雨浮沙随水下于江，故江底沙淤日积，水势年增。别无他计，惟高筑坚堤以资捍卫。

山林砍伐——水土流失——江底淤积——洪水水位抬高，诸环节关联直接而清晰，且这种正确的认识已为现代观测手段所验证。此后，金云门、魏源、陶澍等有识之士都曾有过这类议论。洪良品《湖北通志余》转录《檞庄咫闻》中论及道光年间湖北频年水患问题时，引用了金云门的看法：

汉水自陕西汉中而来，嘉庆年间，陕西栈道地方开种苞芦，泥沙泻下，致汉身日高，汉水日浅，一遇水涨，没堤而过，故道光年间无岁不有水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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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张保升等《秦岭南坡河流航程缩短及其成因分析》，《山地研究》第1卷第3期。

这里主要是就汉水下游湖北地方而言的。魏源的《湖广水利说》讲得更精辟，并将湖广流移与湖广水利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

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山无遗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泄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往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下游之湖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①

江河下游、平原湖区的水患并不单纯是下游、湖区的问题，与上游、山区的水、沙问题密不可分，这是很有见地的治水观点，也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相关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审视、考察。平原湖区的围湖造田活动也是这样，没有上游山区的来沙、淤积，要围垦水深面阔的湖泊是不容易的。

    水土流失为害波及江河中下游甚远。道光初年，江苏巡抚陶澍论及长江下游沙洲时曾说过：“江洲之生，亦实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林砍木，种植杂粮，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致停淤接涨……”②其实，江汉上游山区的来水、来沙对长江人海口影响的变化亦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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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古微堂外集》卷6。

②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初四日两江总督陶澍奏，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31页。参见《覆奏江苏尚无阻碍水道沙洲折子》，见《陶文毅公全集》卷10。

上述清代秦巴山区资源开发引起的一系列消极后果，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古巴等地因砍伐森林开垦耕地，“从而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泄到平原上”的情形是何等的相似!土地贫瘠化，水利建设难度大，水旱灾害等都是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通过以上的相关论述，我们也许会对晚清山区粮食生产的停滞或衰退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

    诸多其他山区同样性质的记载，证明发生在秦巴山区的上述现象、问题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偶然的。在鄂豫皖交边的大别山区，嘉靖《罗田县志》载：“去石伐木，开辟成田……流集日众，专以种山为事。缘土轻水重，推荡砂砾，壅塞河道，堆压旧田……”杨友敬的《复高太守询六安州水利书》述及安徽六安州情况时指出：“昔时西去万山，草树蒙茸，虎狼窟宅。近则人烟辐辏，崇山悉开熟地，土松雨涤，逐渐归河。”①

    在鄂湘赣交边的幕阜山区，乾隆《武宁县志》载：“比年以来，楚人来武耕山，斩五围木，划十丈崖，伐鼓种玉芦。久则崖谷陵洞变迁，水涌沙石以出，人溪渚、轧陂堰。”同治《攸县志》的记载明确指出：“山即开挖，草根皆为锄松，遇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压……甚至沙泥石块渐冲渐多，涧溪淤塞，水无来源，田多苦旱……小河既经淤塞，势将沙石冲人大河，节节成滩，处处浅阻，旧有陂塘或被冲坏，沿河田亩，或坍或压……”②

    在湘南山区，道光《永州府志》载：“溪涧之水，发源山谷，从前山中树木稠密，落叶积地，滋润存水，渐渍入溪，故溪流不涸。今山木日稀，无积叶可以存水，雨霁数日，溪流易涸，致堰田无水可注。”道光《永明县志》载：“近来客籍占居，遍于穷谷，伐山种，水源缩小，地利尽农事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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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116《各省水利》。

②同治《攸县志》卷54《杂识》。

在闽浙赣皖交边山区，“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①。“种苞芦者都系福建、江西、浙江及池州、安庆等府流民，租山赁种，用锄开挖冈垄，土松石动，每遇霖雨，石沙随雨奔下，填溪塞路，毁坏良畴”②。

    同治《兴安县志》载：“比年山广植桐靛，全山耕为陇亩，利亦仅有之。然而山土疏松，遇雨则沙石崩溃，填塞溪壑，潴水之处少，故旱魃易于告病。且山尽不毛，驱虫豸而注诸田，螟螣害苗者十常六七焉……”③同治《上饶县志》载：“南北两乡及里西乡多土山，农民力作，年年掘动山土，每值春夏大雨，辄土崩沙涌，阻遏涧溪，塞填陇亩，遂使膏腴变为硗瘠，为害甚巨，固不止蓄水浅而致旱也。”④

    句容人胡景洛作《南乡水利说》，对当地客民垦山及其影响有较系统论述。其说云：“向者东南诸山林木郁茂，庶草秽芜，山水发作而沙不下，流塘坝者皆清水也，由塘坝而人湖者亦清水也，所以不致壅淤。”其后，浙皖豫诸省客民、棚民陆续来此寄居垦山，山区植被、景观为之大变，且引起山区乃至中下游平原水文环境的巨大变化。胡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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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9《户政·屯垦》；参见《道咸同光奏议》卷29。

    ②嘉庆《旌德县志》卷5《物产》。

③同治《上饶县志》卷10《土产》；同治《兴安县志》卷16《杂类》。

④同治《上饶县志》卷10《土产》。

浮山、历山、方山、丫髻山、瓦屋山一带既经开遍，且山未办粮，而植麻麦，获利数倍。由是则山之荒者，尽转为熟，则草木全无，无以阻涩淤沙，水稍有发，沙即随水而下，如黄河之水大半是泥，先淤近山至堤坝，水大发则沙土亦随水而下，并淤下流之湖。上流之塘坝受淤则水下愈急，湖不潴水则下流愈塞。而水下益急则山田失灌溉之利而受气)中淹之患……向之水法不厌其多，水去不虞其竭者，今水甫至则见为淹，稍退即见其涸。则山乡之不患涝者，今患之矣；圩乡之不患旱者，今患之矣。此无他，皆开山者为之也。①

“如黄河之水大半是泥”之说值得特别关注，应是见诸记载的较早将长江流域的河流水情比诸黄河的。

    由于少数民族聚居等原因，湘鄂川黔交边山区的全面开发相对较晚，然而，改土归流前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口进入，山区的农业垦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扩张，环境变化之快，实在出人意料。史称：“田少山多，陂陀硗确之处，皆种包谷。初垦时不粪自肥，阅年既久，浮土为雨潦洗尽，佳壤尚可粪种，瘠处终岁辛苦，所获无几。”②“穷岩邃谷尽行耕垦，砂石之区土薄水浅，数十年后，山水冲塌，半类石田，尚何物产之有?”③道光初年，恩施山区“种山地度日者居多，近来土地瘦薄，每岁种植欠(作者按：原文如此)收，是以穷多富少”的现象已很突出，引起官民高度重视。④咸丰年间，鹤峰等地就出现了柴草艰难的情况，以至于各地歇店要公议收取专门费用。⑤

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当时已有人根据自己的观察，将山林童秃与“雨呖不时”联系在一起，并视为水旱灾害增多的重要原因。正德《华亭县志》就记载了陇东山区“林山童，风蔽日喧”的现象。同治《乾州厅志·气候》则明确指出了前后两种不同天气状况及导致变迁的因素：“前此四山树木荫森，故烟岚雾瘴最甚。今则斫伐无存，天空野阔，转觉熵阳逼人。而入夏雨泽常少，每岁有旱暵忧，蚊螨亦多螫人，则今昔之相殊也。”这是对环境、景观变化影响气候的直接记述。此外，间接的记述更多，不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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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续篡句容县志》卷6上《水利》。同书还载有王荣浩的《顾家坝水利说》，反映出类似问题。

②道光《鹤峰州志》卷6《风俗》。

③同治《利川县志》卷4《物产》。

④道光四年(1824年)刊立宣恩县李家河乡《永镇地方碑》，见王晓宁编著《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⑤咸丰十年(1850年)三月十五日刊立鹤峰县走马乡《公同议定碑》，见王晓宁编著《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