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敦奎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1年 04期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发自底层贫苦农民的反帝斗争，威力之大，曾震撼中国，震撼世界。封建统治者以“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势甚燎原”和“万难收拾”等词句，来形容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1900年夏，山东禹城县令更形象地描述当时运动的情景：“一人道拳之非，一家必遭其祸。一户拒拳之扰，一村皆受其屠。民不随其教，则曰民人［入］教矣。官或拂其为，则曰官向教矣。”(《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267页。)剔去文中污蔑之词，这位基层官吏从其切身体验中说出的这一段话，毕竟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状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原因起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过历史现象纷纭复杂，对义和团的研究还需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才能逐渐把握这次运动的全貌。本文基于这样的目的，试图从1898年至1900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问题，作粗浅剖析。

灾情与民情

　　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与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缺乏抗灾的能力有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清朝吏治腐败造成的。天灾人祸，互为因果。义和团运动前二年即1898年，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腥风血雨，笼罩在中国大地上。际此年月，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自1898年至1900年又遭受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的袭击，进一步激起了反帝反封的怒潮。限于篇幅，本文只着重叙述北方省份尤其与义和团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直隶、山东两省的灾荒情况。

　　首先从直隶谈起。根据史料记载，直隶自1890年以后持续发生水灾，气候变异，实在罕见。1898年，直隶仍然以涝为主，特别是京、津之东南部地区，水灾尤为严重。这是因为这一年7、8月（旧历六、七月）间，滹沱河因大雨水势暴涨，漫溢成灾，“上下百数十里，南北四五十里，其间若深州、饶阳、安平、献县、大城各州县境半成巨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御史攀桂折。本文所引《录副档》、《朱批档》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同时在“宝坻县属新安镇、黄庄之间，南北百余里，林亭口、黑狼口迤东五六十里，均被水甚重。又丰润县属唐山西、丰镇东百余里同时被灾，道殣相望。”(《录副档》，光绪二十四年片，该片奏主及月日不详。)而天津附近“永定河下游如霍家场、葛渔城两处溢出之水，灌入凤河。该河下口自韩家墅至双口一带早成高仰之势，水不下行，致将萧庄、艾蒲庄之凤河东堤冲决两口，直逼北运河西岸，决口十余处，至今一片汪洋，上下百余里，数十村庄，皆在水中。该处罹此害者，非一年一次，十室九空，困苦已极。”(《朱批档》，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直隶总督裕禄折。)全省水灾地区共五十二州县。

　　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这一年伏汛期内，淫雨连绵，坡水山泉汇注，河身不能容纳，8月（旧历六月下旬），黄河在历城南岸杨史道口等处决口。大家知道，黄河于1855年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后，河流改道，山东地处下游，河身淤垫日高，急流旁趋，年年漫决，黄害不断。而1898年的决口确是灾情严重的一次。山东巡抚张汝梅认为“水势之大，灾情之重，从未有如今岁伏汛之甚者。溯自历城南岸杨史道口等处民埝漫溢后，各属报灾者纷至沓来，就目前而论，”已有历城等二十九个州县。(《朱批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张汝梅折。)奉旨查看山东赈务的溥良于次年在一个奏报中，对此次水灾情况的描述更为详细：“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纵横泛滥，各州县平地水深一二尺至三四尺不等，广自十余里至五六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百余里不等。”“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各州县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广自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且溜势甚猛，涸退又迟，即地势稍高之处，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亦坍塌殆尽，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毙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且立春前后，田野犹多冰凌，春麦犹未能补种。即东风解冻，可以补种春麦，而麦种亦复难得，麦秋仍无可望。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齐东一县又与各县灾区四面毗连，其民尤为困敝”。(《朱批档》，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溥良折。)

　　灾害旷日持久，民心哀怨浮动。1899年大批饥民在山东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日益发展壮大。很奇怪，这一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一反以涝为主的态势，又普遍发生严重的干旱。清廷上谕称：“本年夏秋以来，雨泽稀少，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被旱之区甚广”。(《朱批档》，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裕禄折。)

　　当时直隶的灾情有这样一段记载：“光绪甘五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义和团史料》，上，第4～5页。)总计全省遭受旱灾地区共三十三个州县，“穷黎困苦，户鲜盖藏”。

　　山东的灾情较直隶更重，既遭旱灾又发虫害。(时东平、高苑、历城等少数州县也发生水灾。)据10月16日（九月十二日）上谕云：“有人奏，……本年山东登、莱、沂、青四府春间亢旱，二麦欠收。七月间，虫食禾稼净尽，粮价昂贵，较光绪二年加倍。其被灾情形，登州以海阳、莱阳、招远为最，莱州以平度、即墨为最，沂州以莒州、沂水、日照为最，青州以诸城、安丘为最，饿殍枕藉，饿毙在途”。(《清德宗实录》，卷450。)东抚毓贤虽饬令“赈抚局筹款，或予购粮以备平粜，或设厂煮粥隆冬散放”，(《录副档》，毓贤片，上奏日期不详，朱批日期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但因“前此被水连年灾祲之余，元气未复”，(《朱批档》，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山东巡抚袁世凯折。)灾区人民的生活处境还是非常困难的。

　　与此同时，毗邻直、鲁的晋、豫以及西北之陕、甘，亦同遭旱魃困扰。河南旱情以黄河以北的怀庆、彰德、卫辉三府最严重，由于秋旱，上述地区“上芒麦收减色，秋禾枯槁，颗粒未熟。加以冬无积雪，土膏未发，二麦未能播种。弥望千里，飞鸟尽绝。饥民百什成群，聚众攫食”，(《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存片，奏王及上奏月日不详。)如此悲惨情景，读之催人泪下。

　　到了1900年又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北方的旱灾也进一步发展。

　　首先是顺直地区，自春入夏，雨泽愆期，大名、顺德、广平三府属二麦收成减色。6月底（旧历六月初旬）虽下了一场透雨，但人秋后，直隶南部一带地方连续干旱。据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献县、曲周、高阳、沙河、平乡、广宗、永年、肥乡、广平、磁州、元城、大名、隆平、宁晋、饶阳等十五州县各有数十或数百村庄“成灾五、六、七分，及欠收三、四分不等，民情困苦异常”。安州、青县、静海、沧州、南皮、邢台、南和、巨鹿、任县、邯郸、成安、鸡泽、威县、新河、深州等十五州县各有数十或数百村庄“欠收三、四分不等，总均勘不成灾，但收成既已欠薄，民力不免拮据”。(《录副档》，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折。)在这份奏报中，李鸿章为了保住乌纱帽，推卸责任，力图缩小灾情的严重程度。例如在他奏报中没有提到顺义、柏乡等县的县志中，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从而造成“畿辅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的悲惨画面。

　　山东省入夏以后，不少州县又因旱成灾。如《续修济阳县志》记：“二十六年六月，旱，日赤如血”。《清平和临清县志》记：“二十六年夏，大旱，饥”。全省被灾地方达七十六州县。(山东灾害，除旱外，因春暖，黄河上游冰解较早，河水猛涨，2月，黄河在滨州决口，滨州、惠民、阳信、沾化、利津五州县被淹。)那时，陕西、山西也发生旱灾，而且旱情比直隶、出东更重。陕西受灾地区计“六十余州县，饥黎至百数十万之多”。(《录副档》，薛允升、端方折，上奏日期不详，朱批日期为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饥饿流民，络绎于道，所过之处，吃尽树皮草根，最后竟发生人相食的惨状。

　　山西情形与陕西相似，自春至秋持续干旱，全省成灾共计六十余处，赤地千里，致“饥民孔多，饿殍枕藉，三晋人心，莫不皇皇”。(《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第11页。)“旱乡之民壮者多逃于外，老弱妇女四出拾槐豆、扫蒺藜以食，树皮都刮尽。椽屋器物等鬻价极贱，无人过问矣。”(《义和团史料》，下，第1019页。)

入坛灾民动机的分类考察

　　无论从义和团运动的资料或从近代灾荒史料之记载来看，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进入高潮，几乎与北方数省自然灾害的日益严重状况同步行进。这就给运动输入更多的群众，形成波澜壮阔的反帝高潮。

　　对待自然灾害，清朝政府确实制定了一套救荒的措施和具体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随着清王朝吏治的日益败坏，政治机制运转失灵，救荒政策无法落实执行。等于一纸空文。各级地方官员，每遇灾荒，或则捏报灾情，或则匿灾不报，更有甚者有的拒不放赈，有的丧尽天良贪污尅扣赈款，以饱私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1898年山东黄河决口，三十余州县被淹，灾情甚重，但是，山东地方官吏延不放赈，至清廷委派博良调查山东赈务后，“始张皇失措，草草查放”，且“所派委员与首事人等勾通，从中分肥。十户之中，领者一二，逼令合村具领赈甘结。以致各处哗然，情愿不领。而该抚乃在省城派委员十余人，书手数百人倒填月日，连夜赶造赈册。是今虽已放，而任用非人，百弊从生，半归中饱。百姓当时溺毙者五万余人，至今饿毙者不计其数”。(《录副档》，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折。)又如1899年河南怀庆、彰德、卫辉三府的旱灾严重到“秋禾枯槁，颗粒未熟”，“弥望千里，飞鸟尽绝”的程度，而地方官员“不之省恤，转讳言灾。大吏不以上闻，徒虚待赈”。(《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存片，奏王及上奏月日不详。)上述两则材料，仅仅是清政府救灾工作中各种弊端的一小部分，即小见大，沉疴难治。当时的灾区人民在这一班贪官污吏的敲榨勒索下，生活陷于绝境，有的饿死，有的四处逃生，大量饥民相属于道。1898年，山东大批灾民流亡江苏、河南求食，仅被河南地方当局资遣回藉者，即有近六万人，人数之多，可想而知；直隶玉田县属淫雨为灾，“小民流离冻馁”。1899年，山东登、莱、沂、青四府饥民，许多人在流亡中“倒毙在途”；河南仅济源一个县灾民即有十一万九千八百一十七人之多，“百什成群，聚众攫食”。1900年陕西饥民有一百数十万人；山西饥民也很多。统治者没有给我们留下当时饥民流民的准确数字，我们也可以从上面的一些零星及笼统的数字中，举一反三，看到北方数省数以百万计的灾民，生活无着，背井离乡，道殣相望的悲惨画面。作为一种历史的巧合，正当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在山东和直隶以反教会斗争形式展开反帝斗争时，也正是自然灾害在这些地区频繁发生的严重时刻。官逼民反，灾区的庞大饥民在求生无路的绝望时候，看到这些组织是他们反对压迫和饥饿的依靠力量，纷纷加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规模和声势。此种情况，正如佚名《综论义和团》所说：“北方久罹河患，今年又久旱，不能播种，农夫仰屋兴嗟，束手无策，以致附从团匪者，实繁有徒”。(《义和团史料》，上，第172页。)山东武定府给袁世凯的一个禀报中也说：1900年6、7月间，“直隶拳匪倡乱，窜扰东邦。其始以仇教为名，故乡愚无知，被其煽惑；其继聚众既伙，志在得财，遂至民教不分，专事抢掠，到处勾结，荼毒生灵。郡属九县一州，几无完土。”(《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617、809、811、587～588、88页。)这恰好说明饥民加入义和团后斗争更为激烈，他们一方面乘机夺取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一方面也一起加入反对洋教士，使义和团运动在主要反帝的同时，又增添了反对封建压迫的色彩。

　　当时，灾民参加义和团的斗争大致可分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自然灾害发生时加入，灾害解除后散去。

　　1896年山东曹州府曹县刘士端创立大刀会，义和团反帝斗争最早从这里开始。大刀会宣传入会可避枪炮，保卫身家，打教堂反洋教，劫富济贫。这些口号，在甲午战后，深得民心。恰好这一年曹州府一带天旱不雨，吸引不少灾民加入。据《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记载：“刘士端组织的是金钟罩，也叫大刀会。那年天旱，麦没收好，人心慌慌，饥饿所迫，激起民愤，鲁西南几个县在大刀会旗号下动起来了，聚集在安陵崮堆一带，声势浩大。刘穿着戏衣，骑马拿刀，自称皇帝，穿黄衣、坐轿。结果麦后下了几场大雨，群众分散回家种豆子去了。当地群众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刘士端后来被曹州府知府毓贤密令曹县知县曾启埙谋杀，“刘的徒弟便在金乡县万福河一带集结大刀会众竖红旗起义。原拟先打曹县，后打单县，然后正式起义。因连下三天大雨，一片汪洋，于是旗倒兵散，各自回家”。(《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7页。)1900年在巨野也有同样记载：那时北方数省大旱，直隶阳谷县有一个大刀会女首领叫韩姑娘的，被荷泽城东沙土集东南大徐庄人徐传忠从河北请来。“当地麻布会（大集会）那天五月二十七日，她骑着马，领十多人到龙堌住店，她管吃。当时正是大旱天，这样两三天中，加入她的大刀会的有上千人。她供给大刀会众吃粮食，是从富户拿过来的。过了两三天，下了场大雨，第二天就不见大刀会的人了，都没了。原来那些人是来吃饭的，天一下雨都各自回家种庄稼去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66页。)这些材料表明自大刀会初起之时至义和团高潮之际，有不少灾民是以天时好坏作为参加运动的主要动机。

　　第二，灾民配合反洋教反压迫斗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全国反洋教斗争普遍发生，高潮迭起，重大教案屡见不鲜。卷入这场范围广泛运动的人，成份复杂，有地主士绅直至下级官吏，但更主要的参与者还是被压迫的农民群众，这里自然也包括因连年灾荒与土地分离的一大批灾民流民。在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有一个惊震中外的山东平原教案，我们看到一则记录灾民参加斗争的材料，这就是御史高熙喆于1900年1月5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的奏折中所称：“山东平原教案，初起之时，实因连岁欠收，贫民无所得食，而教民恃教士之势，借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积居奇，穷民正在嗷嗷待哺之际，必不容若辈之剥削，遂至事起仓猝，纷争不已。平心而论，罪在教民，不在平民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9页。)平原教案发生在1899年春，因为在1898年前后，平原连遭灾荒，此时外国传教士与教民相勾结，横行乡曲，欺压人民，尤其在自然灾害严重之际，饥民遍野，他们却乘机高抬粮价，囤积居奇，必然引起灾民的愤怒，斗争矛头直指教会和教民，是理所当然的事。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敌我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尤其是在1900年夏帝国主义进攻大沽，蹂躏京、津之际，我们从《山东义和团案卷》中看到，各处灾区饥民纷纷起来参加斗争，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吓得地方官吏如掠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下举数例：

　　1900年7月（旧历六月），东昌府禀：“卑属天时亢旱，贫民过多，麋集之众虽皆声称系属义团，然查看情形，实皆无业穷民，居其大半。昨卑府赴茌、博一带巡辑，见田间土脉焦枯，不但梁菽生气不畅，即苇草亦不过仅高尺余。如此处如是，即彼处亦何莫不然。月前茌、博、清平不靖，则馆、冠亦告警矣。日积月累，势必至于遍地皆是。”(《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66～367页。)

　　8月，先锋队后路左营张勋禀：直隶盐山、庆云“一带各匪，本由各乡村煽聚，约共二万余人。有事则调集一处，无事复散归各村，忽少忽多，或东或西，传食各方，并无一定巢穴。盖是处粮食渐少，即往他处就食，匪党所谓安粮台是也”。(《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47页。)

　　7月，夏津县禀：“本年入夏以来，天津大沽一带洋人开衅，义和拳会随同官兵助战。而各处土匪乱民冒充拳民，百十成群，以仇教为名，四出焚掠。加以自春徂夏，雨泽稀少，饥民被其煽惑，人数愈聚愈多”。11月（十月）又禀：“卑县界连直隶，俗尚强悍。本年春夏之间，天气亢旱，不逞之徒被邻境拳匪勾结，始则焚掠教民，继则平民亦受其害”。(《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617、809、811、587～588、88页。)

　　从上述摘引的几则史料中，可以看出正当直隶前线硝烟弥漫，战火连天之际，直、东灾民为配合斗争的需要，揭竿而起，势如燎原。当时，山东各级地方官吏报警之禀如雪片飞来，弄得山东巡抚袁世凯如热锅上蚂蚁，焦头烂额，难以应付。

　　第三，加入义和团组织。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纷繁复杂，上引史料对灾民参加斗争情况的记载并没有给以明确的分类，也许上述的第二种类型中，就有不少人参加拳会组织，这是预料得到的。不过，为了找出其中的差别，作这样的分类，也有必要。关于灾民参加组织，进行反对教会、教民的斗争，山东长清县令在审讯贫民陈洪山加入神拳反教的案件中有一段较为具体的记录。据1900年7月（旧历六月）长清县禀：据陈洪山等供称，“均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春间，伊陈洪山与茌平县人素习神拳之武洪生会遇，说起家贫难度。武洪生劝伊入伙，每日给与饭食，并称扰害洋教可以得财，伊贪利应允。六月十四日，在逃之武洪生起意扰害教民，邀集不识姓名十余人，嘱伊陈洪山邀人。伊陈洪山又转邀伊刘京莪、王敬柱、陈光兴、于三、路廷保、陈光道、陈洪喜、王振兴入伙。即于是夜同伙二十余人，分携枪刀，行至中途，伊陈光兴、于三、路廷保、陈光道、陈洪喜、王振兴均因畏惧，行走落后。伊陈洪山等储抵后小庄平民刘金声家，抗开大门进院，声称不应习教。刘金声惊起喊捕。伊刘京莪、王敬柱闻声先逃。武洪生即与伊洪山并不识姓名多人分赴各屋，将刘金声之子刘升仔并牛、骡、衣物、钱文一并掳掠逃逸，遗火烧毁房屋。后因团众跟踪追捕，将赃物器械撩弃，并将刘升仔放回，不意即被团丁勇役围住拿获”。(《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617、809、811、587～588、88页。)这段审案记录表明陈洪山等因为当时长清旱荒，生活无着，加入神拳，目的在解决饥饿问题。但是，一入组织，也受一定纪律约束，斗争目标主要是外国在山东设立的教堂和教民而不及其它，与上述第二种类型灾民的斗争范围有明显差别。然而，作为民间结社的神拳又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辛苦耕耘的农民，朴实忠厚，一旦听说要去抢东西，一些人中途畏惧，又回家种地，这种忽聚忽散，流动飘忽，视每个地区的自然灾害严重程度而定，正是灾民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一个特点。

义和团的天灾观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的确看到灾荒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但绝不等于说灾荒是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引发这场运动的主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反帝斗争的需要，义和团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巧妙地把民族危机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作广泛动员，这样来吸引、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确有紧密的联系。

　　中国近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翻开历史资料的记载，尽管作者都是义和团的反对者，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出当时全国上自官绅下至庶民，人们或在官府深宅大院，或在茶肆酒楼，都在谈论这次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引起的，甚至连外国报刊也承认这个事实。那时人人喜谈国事，已经成为一种可喜的社会风气。有一个外国人说：过去在“此庞大放任之国都，颇恶人谈论国事，故平日凡公共场所，皆有‘莫谈国事’四字之纸条于壁间，人人皆莫敢轻犯，盖犯之者，常被执至附近官厅打板子也。但今日则不然，人人皆昌言无忌矣”。(朴笛南威尔撰：《庚子使馆被围记》，上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第215页。以下均称《义和团》。)谈甚么呢？无非是说义和团运动的起因，赞义和团的神力，谈复仇雪耻事：

　　“先是直境义和团纷起，怀来毗邻各邑，亦以次波及，风声所播，群信为天神下降，到处传述拳民神技，争相炫饰，谓能吞刀吐火，呼风唤雨，宛然为封神传中人物。村闾妇孺，咸交口喷啧，希得先睹为快。盖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三），第385页。)

　　“夫中国外交之起，出于不得已而成互市，其间丧师辱国，赔款割地，盖儿乎无约不损，无战不败。故其时通国臣民上下，以复仇为雪耻，以积愤思报怨，以下令逐客为最快人意，以闭关绝市为复见太平”。(1900年6月9日（五月十三日）《中外日报》。《义和团》（四），第182页。)

　　“大拳会匪，似非欲与中国国家为难者。细揣其故，谅因近年来欧洲各报，屡倡瓜分中国之议，华人闻之，自必不悦，因怒生恨，积成今日之变”。(国外舆论：《巴兰德中国会党论》。《义和团》（四），第241页。)

　　“据东亚同文会会员报告云，中国事变之原因不一而足，然其要者，约有三端：

　　一、列国无故分据中土。二、当设铁道时毁坏坟墓，拆卸民房。三、基督教民，倘犯不端，皆极力袒护”。(国外舆论：《日人之言》。《义和团》（四），第255页。)

　　上述四条材料，除第一条出自怀来县令吴永之口外，其余皆是当时国际间的评论。他们在文中尽管攻击、污蔑义和团，但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导致这次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却无法否认。作为这次运动的领导者——义和团的各地首领，也正是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和封建暴政所引起的天灾人祸，把农民大众内心潜在的对侵略者和清王朝的愤懑情绪激发出来，推动革命运动走向高潮。这在义和团的文书、揭帖中有着鲜明的反映，义和团明确指出：“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外国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横施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表示“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见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际此民族危机时刻，义和团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侵略，大家“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从此天下安宁”。不仅如此，义和团还进一步把抨击的矛头，指向腐败的清朝政府，斥责他们对内“卖官鬻爵”，“大小官吏，辗转盘剥，鱼肉百姓，劫掠民食，陷黎民于水火”；对外卖国投降，“割地赔款”，“羽翼洋人，趋炎附势”，“上行下效，民冤不伸”。骂李鸿章“在北洋卅年空有虚名，所谋皆成画饼”。更令痛快的是，这种批判还直指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一慈禧太后，警告“帘内休问国家事”，无情地揭露她穷奢极欲，正当甲午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她还执意举行“六十万寿”庆典，“朝廷骄纵至甚”，“是时文嬉于内，武驰于外，以致用兵一败涂地”。(见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义和团的首领们从历史的真实和他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概括出这些通俗易懂的宣传品，对中外反动势力的罪行作十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作为一次自发的农民运动来说，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难能可贵。

　　把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清政府的腐败与自然灾害的发生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灾区进行广泛的动员，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义和团的传单、揭帖等宣传品中反复强调当时北方久旱不雨的原因，正是由于洋鬼子在中国的行径引起“玉皇大怒”而降下的灾难，“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所以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见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义和团在揭帖和传单中说天旱的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灾荒观有关，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经常用灾荒来说明“天象示警”，即所谓“天变之兴，皆由人事之应，未有政事不阙于下而灾眚屡见于上者也”。很清楚，在这里“示警”的对象是对封建统治者的警告。可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此时此地义和团首领们则认为“示警”的对象已从封建统治者转移到洋人的身上，这表现了义和团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强烈愤激的程度，把大家的仇恨集中到帝国主义身上。这表明义和团既有仇恨和勇气，但又缺乏从政治上揭露敌人的能力，同整个运动的水平是一致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义和团通过这样不尽科学的宣传手法，在充满封建迷信思想的农民大众身上，却起了颇大的作用。据《天津政俗沿革记》记载：“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义和团史料》，下，第961页。)这些生动具体的材料告诉我们：义和团的活动同旱情的发展是同步增长的，义和团的鼓动宣传工作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义和团史料》，下，第541页。)这个看法，从一个视角说明当时山东、直隶等北方省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确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