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01年的陕西旱灾与义赈

朱　浒

《清史研究》2006年02期

[摘要] 在通常以地方史路径为指导的社会史研究中, 地方性实践既无法越出地方空间的范围, 也只能维持在地方社会的层次上。本文的论述表明, 在1900至1901年的陕西旱灾期间, 活跃于这场灾荒中的义赈力量虽然以江南地方性系谱为基础, 却构成了对国家层面上赈灾机制的直接冲击。这就展示了地方性实践逻辑为以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又一个面相, 从而为进一步突破地方史路径的局限提供了某种帮助。
[关键词] 灾荒　义赈　地方性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6) - 02 - 0027 - 12

The Growth of Loca l Genea logy in to Na tiona l Field: The Drought and Char ity Fam ine
Relief in Shanxi, 1900 - 1901
Within the course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local practices normally do not extend beyond the lo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arise and they can only survive at the basic level where they originate1 This paper finds that, from 1900 to1901, in drought - stricken Shanxi, although the very active power of charity famine relief ( yizhen) originated in the localclans of J iangnan, this type of relief did broke out of its local origins and became a national institution of famine relief1 This case not only shows a rarely noticed face of local p ractice, but also expands the app roaches to local history.

    无论是在义赈发展史还是在清朝荒政史上, 1900至1901年的陕西旱灾都占据着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这是因为, 这场旱灾中的义赈活动是清代历史上第一次由朝廷公开向地方社会求助的情况下而开办的, 并且这股义赈力量还来自于数千里之外的江南。对于这场旱灾及与其相关的赈济活动, 学界以往甚少给予过注意。本文也不打算对之进行全面的论述, 而是侧重探讨义赈在这场旱灾期间的活动及其实践逻辑。其原因在于, 这背后牵涉到了一个在当下颇受关注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即如何克服通常那种地方史或区域社会史研究造成的“破碎的历史”, 或者说在整体认知与局部研究之间怎样进行沟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解决的尝试。本人此前亦从不同的向度出发进行了探讨, 本文主旨也正是对这种探讨的进一步发挥和深入。

跨世纪的陕西旱灾
    早有学者注意到, 在19、20 世纪之交,国内不少地区都遭到了旱灾的打击, 尤其是北方各省灾情最重[1]。与光绪初年“丁戊奇荒”爆发时的气候因素相同, 这场旱灾也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密切的关系。根据美国学者戴维斯(Mike Davis) 的研究, 1896到1902年间,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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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5 - 9 - 15
[作者简介] 朱浒(1972—) ,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10000672

    一次发生了由厄尔尼诺引发的全球性干旱, 其后果是干旱和饥荒再度横扫了印度、中国华北、朝鲜、爪哇、菲律宾、巴西东北部以及南非和东非地区, 从而完成了戴维斯所描述的“厄尔尼诺饥荒( El Nino Famine) ”的第三期发展[2]。因此, 尽管这场旱灾比“丁戊奇荒”烈度稍逊, 却也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相当严重的灾荒。
    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这场旱灾中直隶、山东两省的情形曾得到了较多的注意[3]。但实际的灾情并不比陕西和山西两省严重[4]。其中, 陕西的灾情又相对更重, 至少跨越了三个年份。还在1899年秋间, 陕西就爆发了大面积旱荒。据时任护理陕西巡抚的端方年底奏报, 陕西本年“自秋徂冬, 雨泽愆期, 二麦未尽播种, 即种而出土者, 亦待泽孔殷, 蟠根未能十分深稳。现已仲冬, 天犹亢旱” [5]。按照他的统计, 本年陕西遭灾至少达45州县[6]。与此同时, 不仅朝廷仅允准端方从该省厘金银中拨六、七万两以办理灾赈, 而且这笔赈款似乎并没有落实[7]。
    次年, 陕西灾情进一步扩大。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于十月( 1900 年11 月) 间奏称:“本年亢旱日久, 灾区甚广, 且大半连年无收, 绝少盖藏, 情形十分困苦。”仅他汇报上来的成灾州县就有56个, 饥民约为一百数十万[8]。而据会办陕西赈务、刑部尚书薛允升与护理陕西巡抚、新授湖北巡抚端方的奏报, 成灾州县甚至在60开外[9]。进入1901年后, 陕西大部地区仍持续干旱。当时曾有报纸报道说: “西安饥荒, 以西北为甚。正、二月来,无日不求雨, 赤地千里。” [10]到本年夏, 陕西旱情虽说略有缓解, “然田亩之可耕种者, 已不及五分之一, 耕牛又皆不足于用, 致三农等莫不愁眉双锁, 有今冬难以卒岁之叹” [11]。
    同时, 陕西灾情还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造成的一个后果而加重了。那就是, 在联军开始向京师进军后, 慈禧携带光绪帝于1900 年8月15日凌晨逃出京城[12], 这就导致整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 也使国家的赈灾能力更加有限。况且, 朝廷出逃的目的地恰好又是陕西, 而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亦成为所经之地的额外灾难: “自太原以西旱, 流徙多, 而州县供亿, 皆取于民, 民重困。诏乘舆所过, 无出今年税租。然大率已尽征, 取应故事而已。武卫军又大掠, 至公略妇女入军。” [13]陕西又加以“江西、安徽两省入卫各军, 皆言奉旨驻扎潼关, 均已列营城外, 不但市面拥挤, 且恐圣驾到时未能肃静。值此荒岁, 米麦柴草不遑兼顾” [14],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有亲至陕西者称: “一入陕境, 即见饿殍载途。目下市面灰麦每斤售钱八十文, 然仅八两。居民咸以树叶树皮煮食充饥, 憔悴情形不堪寓目。” [15]而最能说明糟糕程度的现象, 则是当时《申报》报道的“屠户□人肉作丸, 煮熟出售。华官严禁不听, 后将一屠户正法, 事始止” [16]。事实上, 这类事件根本没那么容易禁绝, 正如另外两则报道所称: “近日陕西饥荒更甚, 致有食人之事, 地方官亦不能禁止” [17]; “目下不特民人相食, 甚且公然设肆货人肉, 官吏力不能禁, 付之无可如何” [18]。就连主持官赈的岑春煊也承认: “转瞬严冬, 树皮草根且尽, 不至于人相食不止” [19]。有关这场旱灾的实际死亡人数, 目前尚无确切数字。据当时前往西安的一个美国人估计, 陕西“通省人民九百万名口, 死者二百余万” [20]。

行在对义赈的期望
    公允点说, 行在的到来倒也不完全是加重陕西的负担, 因为这毕竟使该省赈务得到了一定的帮助。例如, 就在慈禧决定从太原移跸西安之后, 因“该省适值旱灾, 需粮甚多, 亦甚急”, 才使陕西得到了自受灾后拨解来的第一批漕粮30 万石[21]。另外, 端方于本年闰八月间奏请“颁发帑银, 改拨饷需, 以备赈济”时, 立即得到批准: “著照所请。将该省应解京二十五年烟酒等厘税, 以及新海防捐输银,共银二十万九千五百六十余两, 准其截留备用。所拨各省协济银三十万两, 即著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四川各督抚迅速如数筹解,毋稍迟延” [22]。不过, 这些粮款肯定不足济事,所以岑春煊在十月十四日( 12月5日) 的奏折中还在抱怨: “兹蒙圣恩准拨京饷三十万⋯⋯就以百万人日给五合、通赈半年计之, 需粮十九万石。以踊贵之价, 加以运费, 非银八九百万不办。” [23]据后来的陕西巡抚升允奏报,为此次陕灾部拨赈款前后共五次, 总数不过170万两[24]。
    对于朝廷此时窘迫的财力, 户部当然最清楚。因此, 就在行在抵达西安后第十天, 即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1900年11月5日) ,户部尚书崇礼就出面上奏, 希望全方位地引入义赈力量来办理此次陕赈: [25]
    陕西抚臣岑春煊正议办赈, 而目前军需浩繁, 库储空匮, 官赈之力有限, 必须兼办义赈, 方足以纾民困而广皇仁。查有江苏候选教职严作霖, 见义勇为, 办理义赈多年, 不辞劳瘁, 绝无名利之心。从前直隶、山东、山西、四川等省水旱偏灾,经该员募款运粮, 邀集同志, 亲查亲放,缓急得宜, 活人无算, 屡蒙传旨嘉奖, 钦遵有案。惟目下东南商务情形日见凋敝,筹款之难更非昔比。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督办招商、电报各局, 熟悉商情, 劝募赈款, 较易为力, 即将来汇兑转输, 亦须该京卿主持一是。此外如补用道直隶候补知府施则敬、候选道严信厚、周宝生, 曩时经募赈捐, 均著成效。若今其分投劝捐,亦足源源接济。应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转饬严作霖, 约齐向来同事, 或司劝募, 或司采运, 一面亲赴灾区, 专办义赈事宜。并请敕下三江、两湖、闽广、四川各督抚出示晓谕绅商, 量力捐助。仍檄饬各该地方官会同义绅, 妥为经理。如果集成巨款, 力能旁及, 则晋、豫被灾各区,亦应量为推广, 一切办法, 统由该教职等妥定章程, 与官赈相辅而行, 庶几实惠及民, 且以收群策群力之效。
此奏递上之日, 立即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完全同意:
    谕军机大臣等: 户部奏, 陕西灾象已成, 拟遴派义绅募捐办赈一折。陕省连年歉收, 今年亢旱尤甚, 灾象已成, 自宜亟筹赈抚。江苏候选教职严作霖, 办理义赈多年, 不辞劳瘁, 叠经传旨嘉奖, 著刘坤一、松寿、聂缉规饬令该员邀集同志, 来陕办理义赈。补用道施则敬、候选道严信厚、周宝生向办义振, 均著成效, 并著饬令该员筹分投劝办。惟灾区较广, 需款甚巨, 盛宣怀久驻上海, 熟悉商情, 并饬劝募巨款, 源源汇解, 以资接济。该督等仍咨行江西、安徽、两湖、闽广、四川各省督抚出示晓谕绅商, 量力捐助。仍檄饬各该地方官会同义绅, 妥为经理, 不准稍有勒派等情为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在整个清代历史上, 由朝廷出面主动向民间义赈表达全面求助之意, 这还是第一次。而后面还将阐明, 义赈力量在此次陕赈中也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户部的上奏和慈禧的上谕之外, 行在中另有一些高级官员更是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向义绅发去了求助信息。大约在户部上奏之前, 时任陕西巡抚的岑春煊就致电盛宣怀, 请其“转严善士作霖, 并恳分送各协振公所诸位善士”, 殷切希望义赈同仁能够“一面派人来陕查看灾情, 一面广劝义捐, 迅解关中, 以拯救亿万灾黎之命” [26]。而朝廷旨意传达到江南的时间, 大约是九月底十月初。这是因为, 严作霖(字佑之) 在此时才接到军机大臣王文韶发自行在的电报, 知道了户部奏请开办义赈的消息[27], 同时《申报》上也公开披露了户部这份奏折的全文[28]。然而, 严作霖等人毕竟不可能即刻动身, 因此来自西安行在的告急函电依然接连不断。继王文韶之后, 岑春煊亦向严作霖发去言辞急切的电报: “官中无银无粮, 请款缓不济急, 且不敷甚巨, 会城之内, 饥民已有攫饮食财物者。果其聚而谋食, 亦正可危。务望广约同人, 迅筹巨款银米, 速运来秦。全陕幸甚! 大局幸甚! ” [29]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 行在方面对严作霖简直可以说是望眼欲穿。十月二十四日( 12月15日) , 行在军机处电令盛宣怀赶紧催促严作霖动身: “陕省灾重振急, 迅饬义振各员赶紧前来, 并设法劝捐, 先行筹款, 交严绅随带赴陕办理急振。” [30]岑春煊焦急地询问盛宣怀和施则敬(字子英) : “佑翁何日起程, 盼示。” [31]行在的一批京官也不断向上海致电称,“佑之未到, 令人盼煞”, “惟望严佑翁速来,庶几早救灾黎, 不致遂沦沟壑也” [32]; “陕省官振因款项不敷, 办理颇觉为难⋯⋯只能留待严佑翁到来住振” [33]。就连严作霖已经启程而未抵陕境之际, 王文韶的焦虑之情仍然溢于言表: “惟望严佑翁早来一日, 庶灾民早　一日之困。不知现已行抵何处, 不禁日夕望之。” [34]
    在期盼严作霖早日来陕的同时, 官方对义赈筹集赈款的问题同样关切。十月初, 岑春煊就致电施则敬称: “务恳我兄广约同志, 设法劝募, 活此灾黎。泣祷。” [35]十一月初, 他为集款事再次催促施则敬“约集同人, 广为劝募,庶几积流成海, 拯此元元。亿万灾黎忍饥相待, 无任叩祷之至” [36]。王文韶也致函施则敬称: “山陕奇灾, 真令人目不忍睹, 耳不忍闻, 业由岑中丞奏办官振。无如地广人众, 必须辅以义振, 始克有济。是以行在户部奏请饬下江督, 行知严佑翁来此查放义振, 而以阁下暨小航(按: 即“筱舫”, 严信厚之字) 、鼎臣(即周宝生) 两观察劝募振款⋯⋯惟是灾情惨毒, 非转西江之水, 不足　此涸鲋。所望广为劝集, 源源接济, 俾严佑翁诸君得以放手开办, 于以上绍先芬, 下起枯瘠, 其为功德,何可限量。尚祈勉力图之。” [37]此外, 官方甚至希望部分赈粮问题也由义绅们来设法解决[38]。由此可见, 尽管户部在上奏中说义赈不过处于“兼办”的位置, 却是“必须”的了。

义赈及其行动旗号
    那么, 被国家寄予厚望的义赈是一种什么样的赈灾力量, 国家又为什么会想到向它求助呢? 原来, 这时的义赈并非是对民间赈灾力量的统称, 而是专指一种有着特定地方背景即以江南地方社会为核心系谱的赈灾机制。光绪初年, 以华北爆发的“丁戊奇荒”为引线, 以李金镛、谢家福、严作霖和经元善等人为首的一批江南绅商自发动员江南社会资源, 掀起了“民捐民办”、赈济华北灾民的活动, 是为义赈之始。并且, 在深入江南之外的地方社会中开办赈务的同时, 义赈又明确地保持了对江南地方性的认同, 从而成为一种“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 [39]。此后, 义赈迅速发展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强大活动能力的民间赈灾机制, 不仅大大突破了传统民间赈灾活动局限于地方空间的状况, 而且对国家实施的官赈形成了强烈冲击[40]。到19 世纪90 年代初, 已是“海内成为风气, 一若非义赈不得实惠” [41]。与此同时, 义赈以江南为立足点的状况始终没有变化, 其主持群体虽发生了几次变动也一直以江南绅商为主体。首先被朝廷提到的严作霖从义赈兴起时便是义赈队伍中的一名干将, 严信厚和施则敬则在此次陕灾发生前数年就是整个义赈活动最重要的主持人[42]。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严信厚更多地以宁波帮开山鼻祖和上海总商会创始人的身份而知名, 但他在此次陕灾发生时并非一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绅商。严信厚早年曾在李鸿章幕府任事, 以督销长芦盐务官运事起家, 光绪中期始至上海专门经商[43]。大约从光绪十九年(1893) 开始, 严信厚全面参与义赈事务并迅速成为上海绅商圈子中的头面人物[44], 这才为其后来赢得更高的知名度打下了基础。施则敬作为上海总商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的知名度同样是后来的事情[45], 他能够跻身义赈主持人之列, 主要是因他本人从光绪九年( 1883年) 起就投身义赈活动[46], 并且在光绪二十二年后全面继承了其父施善昌的义赈事业[47]。因此, 他们两人不仅接续了李金镛、谢家福等人所开创的义赈局面, 其本身此时也完全属于地方绅商。另外, 时为大理寺少卿、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之所以被特别谕令协助义赈, 肯定并非仅仅因为他“熟悉商情”, 还在于他从义赈初兴时起就一直与之有着密切关系[48]。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 他在这时也往往明确地站在义赈的立场上。
    应该说, 陕灾时期义赈的江南背景仍然有着非常清楚的显现。例如, 就连陕西地方人士都知道: “光绪年间来陕放赈之义绅, 如严作霖、刘钟琳、唐锡晋等⋯⋯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原其始, 皆董理南邦善堂之首事也。” [49]另外, 与义赈的江南系谱相对应, 义赈原先主要使用的是一种带有地方性认同的助赈话语, 其基本逻辑是“办他省之灾, 弭本省之患” [50]。然而, 到了朝廷向义赈发出要求助赈旨意的这个时候, 义赈同仁用来阐述自身行动合法性的话语再也不局限于地方性认同的层次, 而是转换为对国家的认同。对此, 在严作霖发出的、也是第一份义赈为陕灾募捐的公启便是一个显著证明。严作霖在这份公启中首先明确指出: “好善之士, 凡遇各省灾荒, 无不慷慨解囊, 救援恐后。然未有一省之灾关系天下全局, 普天率土, 皆当引为切肤之痛, 而不容稍存漠视, 如今日秦中之振务者也。”继而又强调自己也是激于报国之义才又一次出山的: “作霖年逾六十⋯⋯本拟息影蓬庐, 杜门不出。兹者时局奇变, 蒙王中堂电谕敦迫, 谊无可辞。自维草莽之臣, 受国家豢养之恩, 愧无寸报, 所幸精神尚健, 犹可勉力驰驱。惟有拼此余年, 藉报涓埃于万一。” [51]
与此同时, 义赈在上海的重要机构之一即《申报》馆赈所也在自己另行发出的劝捐公启中使用了立意相同的说法: “惟陕省之振不但非别处可比, 且非当年顺直可比, 有不能一日稍缺, 且不能一日稍缓者。” [52]这是因为:
    窃意现在办振, 不但为陕西全省饥民起见, 而实关系大局。向来水旱偏灾, 朝廷无不立发内帑以振, 而各疆吏亦各筹公款, 源源接济。民间义振不过如泰山之土壤, 河海之细流, 略助官振之不足耳。乃自联军入京, 銮舆西幸, 神京之府库一空。朝廷即视民如伤, 而已苦无帑藏可拨; 各疆吏力筹军饷, 支绌万分, 安有余资再拨振款? 然则所望于陕振者, 惟民间踊跃输将, 绅富竭诚报效而已。[53]
    接下来, 两位义赈领袖施则敬和严信厚同样立足于报国之志而各自刊发了公启。施则敬的说法是: “陕省被灾奇重, 民不聊生。仰蒙圣恩赏银四十万两, 发交岑中丞督饬地方有司, 分头振抚。凡属臣民自应及时筹济。” [54]严信厚在公启中称: “两宫驻跸西安, 目睹灾状, 圣恩高厚, 先拨帑银四十万两, 振其所急。当此时事多艰, 犹且加惠灾黎, 凡属臣民, 自应及时筹济。东南数省俾赖皇仁, 得以安居乐业, 尤宜慷慨捐助。” [55]
    不仅如此, 这种话语还在更广泛的义赈圈子里流传开来。例如, 接受施则敬委托代为募捐陕赈的杭州协德堂同人除回信称“同人佥谓陕省系两宫驻跸所在, 凡属臣民, 岂容袖手”之外, 并在自行刊发的募捐启中同样采用了这个说法: “敝堂同人等, 谁非臣庶? 谁乏天良? ⋯⋯况陕西系驻跸省分, 灾情尤重,岂容袖手。” [56]安徽代办赈捐处同人亦称: “救灾恤邻, 国家代有, 而饥民相食, 实为近今罕闻。况复圣驾巡幸西安⋯⋯当此外侮未平, 内忧迫切, 凡属臣庶, 有不摩顶放踵, 冀效涓埃者, 必非人情。” [57]江西辅善公所同人在接到施则敬所寄捐册后的反应是: “同人佥谓陕省系銮舆驻跸之所, 昔本奥区, 今同畿辅, 率土臣民, 自应广筹振款。” [58]苏州助赈同人亦言:“目前山陕奇荒, 尤倍往昔, 一切情形, 惨难尽述, 况当辇毂之地, 益关宸廑。” [59]
    另外, 能够与这种报国话语相配合的首要举动, 当然是迅速筹措赈款解往陕西。而施则敬和严信厚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才会表示, “则敬备员畿辅, 钦奉谕旨, 饬令劝助义振⋯⋯敝所拟先筹解大批, 以期款到即行查放”; “信厚⋯⋯钦奉谕旨, 万分忧急。严佑之善士已经到沪筹款, 尚无眉目, 只得由沪上同仁先行垫解, 克日起程” [60]。为了落实这个举动, 在各处捐款尚未有头绪的情况下, 施则敬就表示“现拟借垫库平足银一万两” [61], 严信厚“亦勉力筹垫库平足银一万两” [62], 准备先行发往陕西灾区。可是这点款项肯定不敷应用, 于是他们又与盛宣怀商量, 决定由“盛京卿垫二万两, 并商沪关道借五万”, 加上他们自筹的款项“约共凑库纹十万” [63]。稍后,在盛宣怀的斡旋下,义赈垫解的第一批赈款共计“现银十三万二千两。内计轮电局二万,施则敬一万二千,严作霖、严信厚各筹垫一万,聂护抚交严作霖一万,宣怀向聂护抚借一万,向沪关借五万,余藩司联沅捐助一万” [64]。正是有了这笔款项,才保证了严作霖的顺利起程。

被义赈笼罩的陕赈
    由于这时救助的目标正是行在所在的陕西, 所以此次义赈在国家场域中的地位也是在那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还在江南义赈同人正忙于准备行动的阶段, 盛宣怀就致电岑春煊, 力促其在义绅没有赶到以前先行采用义赈办法来办理官赈:
拟请台端遴委贤能, 分赴各州县先办普振一次。如能按照义振章程, 委员亲查户口, 分别极贫、次贫, 随查随放, 不假衙署书差之手, 尤霑实惠。向来义振只能择极重州县提办加振, 此次严作霖到陕已在腊月初, 带款无多, 人手亦少, 其势只可提办加振, 专恤重灾, 切不可守候义绅义捐, 转致延误民命。我公饥溺为怀, 弟与施、严诸同人无不仰体仁慈, 竭尽心力, 断无推诿, 惟事关民瘼, 不敢不据实直陈。[65]
    稍后, 盛宣怀除电请军机处将义赈办法加以推广外[66], 还把这个意见直接上奏了朝廷[67]。正是由于户部率先奏请“必须兼办义赈”, 所以朝廷肯定不会对此意见表示异议。
其实, 大约在盛宣怀的上述意见到达陕西之前, 已有义赈之外的人士借用“义赈”名义开始行动了。当时, 一部分跟随行在到达西安的京官目睹灾状, 便自发筹集资金, 仿照义赈办法散放赈济[68]。不过, 这批京官所办义赈的规模并不大[69], 而且并非唯一带有义赈色彩的举动。当时一位行在中的官员曾对此次赈荒活动的整体情况作了一个有趣的归类: “现在赈务, 合官振义振计之, 共有四起: 官振是蒙恩赐之四十万两, 及前次行在户部奏拨之若干万两, 数不清晰, 是为官振; 又由岑中丞出册劝募, 是为官振中之义振; 又由行在户部奏请敕下两江督臣, 行知严佑翁来此办振, 并由吾兄及严小翁、周鼎兄、盛京卿筹款者, 是为行在户部之义振; 若聪肃、管士修、柯凤孙、马积生诸君所办者, 是为京绅之义振。” [70]按照这种归类, 义赈在赈济形式的种类上已是四居其三。另外, 就连慈禧太后在恩赐40万两内帑时也明确指出: “该抚(指岑春煊) 务当督饬藩司, 遴派廉能印委各员并公正绅董, 查明灾区轻重, 妥议章程, 分别核实散放。总期实惠均沾, 不得假手吏胥, 至滋弊端。” [71]由于这个谕令显然与义赈办法也有很大程度的吻合, 那么称其为“太后之义赈”似乎并无不可。
颇为有趣的是, 与陕西相隔遥远的安徽居然也出现了针对陕灾的“义赈”活动。光绪二十七年( 1901 ) 初, 署安徽凤颍六泗道、凤阳府知府冯煦便“将历任所入廉俸并借贷,凑合银一万两捐助以为之倡, 复筹垫赈银一万两, 拣交朴诚耐劳、曾办义赈之绅士八员, 驰赴陕省, 会同候选教谕严作霖择尤查放, 另行筹备以资薪粮, 不在赈款内开支” [72]。稍后,总部设在安徽的安济公司在官方支持下, 发行了号称为陕赈筹款的“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并把广告打到了上海[73]。实际上, 安济公司根本与义赈没有任何关系, 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把这种“义赈彩票”筹得的款项转给过义赈同人。
真正在陕赈期间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名副其实的义赈, 当然只有严作霖等江南绅商所办理的义赈。严作霖约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十一月中下旬间从江南动身, 率领总数达40余人的放赈队伍, 分两路向陕西进发, 于十二月底抵达西安[74], 并立即在受灾最重之地开办了赈务[75]。后来, 在办理邠州等十州县的过程中, 他们因从江南接收的赈款不敷所用, 便向王文韶请援, 结果由户部拨解了银10 万两、米1万石供他们接赈之用[76]。最终, 他们经手施放的赈款总数达532000余两, 而且其中户部直接交由他们散放的就有135000两之多[77]。而据后来盛宣怀向朝廷奏报, 严作霖等人共放赈款将近79 万两[78], 那么这里很可能还有另外的非民间来源。
    不过, 这还不是江南义绅承担的全部散赈任务。因为在严作霖和唐锡晋之外, 还有两路义赈队伍分头展开了行动, 那就是周宝生和常州义绅潘振声各自带领的一拨人。这两路队伍和严作霖等人一样, 都是各自认办一路。其中, 周宝生率队赈济蒲城等县, 共支赈银约77000两; 潘振声分赈同官等县, 共支赈银45000余两[79]。这样一来, 义绅们经手散放赈款总数就达到了91万余两。在此次陕赈总共动用的924万余两赈款中[80], 义绅们所负责的部分已近十分之一。虽然这个比例看起来不太大, 可是考虑到他们经办赈务的人数, 所以其承担的任务并不算少。
    而且, 义绅们为陕赈操心的还不止是筹赈和放赈。前面已经说过, 岑春煊还希望他们能
解决一部分赈粮问题, 而他们对此也确实作出了努力。严作霖还在前往陕西的途中, 就“与徐道豫滇藩熟商, 能将粮道开通, 晋陕豫三省均有裨益”。当时, 官方曾拟订了一个运粮计划, 准备用“大车千辆, 轮流转运”, 严作霖也趁此想“请徐道提振余款作一万石粮本”, 再请施则敬等“可否请垫四万金运费,到陕可抵十万金用, 官为先路之导, 商人有利无害, 必争先恐后” [81]。可是官方的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困难颇大, 严作霖便向留守后方的同人寻求良策: “两次在武庙拈香, 皆以运粮为是, 但霖等万不能运, 公有何善策?” [82]施则敬等人虽然一时也苦无善策, 但也没有轻易放弃这个责任, 甚至还想出了登报求助的办法, 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人士起而襄助此事[83]。
    在施则敬等人的呼吁下, 有关运粮的问题很快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光绪二十七年(1901) 初, 另外一批南绅焦乐山、黄公续、陈润夫、周舜卿、王松堂、陆纯伯等人为运送陕西赈粮事专门成立了一个义赈组织, 初名廉运公会, 后更名有道大会[84]。他们“先凑洋二万余元, 特请苏君筱斋等躬赴陕省, 采办杂粮平粜”, 后又为此“续集洋银三万元” [85]。但由于该会系属初创, 还缺乏必要的活动能力, 于是委托施则敬、杨廷杲等老资格的义赈同人出面禀请岑春煊, “有廉运公会绅董公举职贡苏秉彝在鄂省樊城等处采运杂粮五千担, 分批运至灾区平粜, 请飞饬经过陕境州县保护”。并且同时禀请湖广总督张之洞“给发护照十张,每张五百, 饬令沿途各卡免厘, 州县保护, 俾便遄行” [86]。经过这些义绅们的努力, 大约在是年三月上旬, 这批赈粮终于运到了陕西[87]。
    对于义赈和义绅在这次陕赈中的地位和作用, 官方显然心知肚明。陕赈结束后, 新任陕西巡抚升允便立即专折奏请“为办理义振各员绅异常出力, 恳恩仍予优奖, 以示鼓励”。计开保奖人数为: 帮同严作霖办理义振各员绅共25名, 帮同直隶永平府知府管廷献办理义振各员绅共7名, 帮同潘民表办理义振各员绅共8名, 帮同江南举人刘钟琳办理义振各员绅共12名, 帮同候选道、前刑部郎中周宝生办理义振各员绅共11 名, 合计保奖义绅63 名(其中有一批是京官, 所以多于前面说的40余人) [88]。虽说保奖义绅早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但是这般数量的义绅同时被保奖的情形还是第一次出现。而且, 正是因为官方对义赈各员绅如此优奖, 还引发了一件企图浑水摸鱼的事情。有位已革中书孙毓林居然在陕赈期间冒严作霖之名致函陕西筹赈局, 称自己办赈有劳, 恳予咨部立案。幸亏后来严作霖得知此事, 向陕西官方表明自己与这位革员孙毓林素不相识, 而且从未请他办理过赈务, 才使此人的伎俩终于被戳穿[89]。

义赈与秦晋实官捐
    乍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是, 上面提到由严作霖等人经手支放的赈款总数为91万余两———这甚至还包括了一部分官款, 而上海各赈所同人最后禀报的收捐数字则是126万余两[90]。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上海各赈所收到的这笔款项并非全属向社会无偿募集来的义捐, 而是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官方为陕赈开办赈捐即捐纳所得。那么, 义赈同人的收款中为什么会含有官捐款项呢? 其主要原因是, 义赈与朝廷此次决定开办赈捐之举有着极深的关涉。这样一来, 也就构成了义赈对国家场域产生影响的又一个方面。
    为陕灾开办赈捐的要求首先就是由义赈方面提出来的。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1900年11月22日) , 大约也是施则敬刚刚接到朝廷饬其筹办义赈谕令的时候, 他便向岑春煊发去了这样一份电报, 要求朝廷开办实官捐[91]。在有清一代, 实官捐一直是件引人注目并备受攻击的事情, 朝廷亦多在迫于无奈之时方开此种捐例, 平时只开常捐即无实职的虚捐。但无论如何, 开捐之事历来属于政府职权, 普通绅民根本无从置喙。而且, 在陕灾发生期间, 惟有江苏曾因防务需要向朝廷奏请开“江宁筹饷事例”得到允准, 其他再无实官捐例[92]。因此, 施则敬提出此种要求实在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而岑春煊也并未拒绝这个要求, 他在初八日(11月29日) 的回复是: “颁发实职照, 已电晋省查案, 遵当援案奏请, 或能邀俞允。” [93]不过, 他对此次开捐规模尚无成算, 故而于十六日( 12月7日) 再度致电施则敬: “实职空白照, 奏请奉准, 容当寄呈。上海诸善长分劝, 约需若干张, 乞示。”施则敬倒也不客气, 立即提出: “实职、衔封、翎枝、贡监各照, 请即发五千张分送。” [94]
    岑春煊的第一次奏请并未得到开办实官捐的允准, 因为他在二十一日(12月12日) 致电施则敬的说法是: “实职照虽经部议, 如何尚未知, 发到即飞递。衔封、翎枝、贡监各实收捐章, 已饬飞寄, 空白照续寄。”施则敬闻此立刻表现得有点着急, 他本以为岑春煊上一封电报中说“奏请奉准”意味着已经准许开捐, 所以他在接到这份电报前就把开捐消息传出去了, “并刊印捐册分送”, “若仅准奖衔封等项, 断难踊跃” [95]。他同时禀请王文韶为开实官捐之事助一臂之力[96]。
    施则敬的这一番催促和游说工作肯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是因为, 不仅岑春煊于十月二十五日( 12 月17 日) 再次将此事上奏朝廷, 而且还顺利地得到了批准。当然, 他本人也做了不少工作, 特别是还找到了一个同盟军———山西巡抚锡良。由于当时山西受灾亦重,所以锡良当然同意合并上奏, 并很快得谕旨:“锡良、岑春煊奏请开办秦晋实官捐输以资赈济一折, 山西、陕西全省灾区甚广, 筹赈维艰, 著照所请, 准其开办实官捐输。” [97]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捐例之一“秦晋实官捐”正式出台。并且, 仅仅依靠这个捐例, 陕西省最后就得到了360余万两赈款, 超过了部拨赈款一倍还多[98]。
    在朝廷批准开捐后, 岑春煊立即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施则敬: “实职照前虽奏准, 因有未尽, 须续奏。今日会同晋抚奏请开秦晋实官捐输一折, 已奉明谕允准。原奏系请五品以下实官划归秦晋振捐铨补, 一切悉照新海防例核奖, 系三成花样, 惟遇缺先仍归新海防, 余亦归振捐, 如此劝办必易。” [99]施则敬接到这份电报后, 做出两个重大举动: 除把自己主持的丝业会馆协赈公所挂上“奏办陕西义振驻沪总局”的牌子外, 他还特别声明“此项义振捐款一律奖给实官”, 因此与官捐具有同样的性质和效果[10]。由于义赈从兴起时就一直坚持义捐“概不请奖” [10], 因此施则敬的这些做法不仅大大突破了义赈原先的范围, 也显然构成了对官捐体制的冲击。
    不仅如此, 为了更加名正言顺, 施则敬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要求, 即给自己主持的“奏办陕西义振总局”申请一个关防。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聂缉规、陕西巡抚岑春煊提出了这个申请: “查此次办理义振, 收解款项, 核造奖册, 事极繁重, 理应刊发关防以昭信守。惟路途迢远, 往返需时, 事关振济要需, 恐滋迟误。兹由职道等自行刊刻木质关防一颗, 文曰‘奏办陕西义振驻沪总局关防’, 于十月二十九日启用。除分别呈报外,理合备文申请宪台俯赐察核, 备案施行。” [10]看来, 这个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因为施则敬紧接着便移会苏松太道、上海知县和英美法租界会审分府, 声明本局木质关防已经起用, “为此合移贵道、县、分府, 请烦查照施行” [10]。对此, 以往的赈所更加只能望其向背了。

插曲: 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上述针对陕灾而举办的义赈活动, 还不足以体现这一时期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全部能量。就在此次义赈行动之前, 以义赈同人为主的大批江南绅商还发起了另一项大规模的跨地区救援行动。至于这项救援行动的起因和救助对象, 则是京津地区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制造出来的难民。与陕赈的情况不同, 这场救援行动发起时, 京津地区已因朝廷的全体外逃而处于无政府状态, 因此这时的江南绅商并非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而是自发动员社会资源, 并在中外战争状态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即深入京津地区开展行动的。这场行动开始于1900年9月中旬, 大约结束于次年3月, 持续了近7个月的时间, 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民间自发举行的大规模、跨地区救济战争难民的行动。
率先开展这场救援行动的人士, 就是前述有道公会的发起人之一、浙江湖州籍绅士陆树藩(字纯伯)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八月中旬, 陆树藩在得知北方兵灾的大致消息后, 即与数位同人在上海成立了名为“救济善会”的救援组织, 并禀请上海道余联沅照会各国驻上海领事给发护照, 以便前往华北[10]。在这个请求得到允许后,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9月9日) , 即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逃到太原的前一天[10], 救济善会同人在《申报》上刊出了募捐公启, 正式宣布了该会的成立, 并称该会“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 [10]。
    尽管这个时候的陆树藩等人还不完全属于义赈同人的行列, 但是救济善会的运作借助于义赈机制提供的实践基础是确定无疑的。这首先表现在, 该会的一些活动方式分明就是对义赈的翻版。例如, 它的章程中有这样的规定:“⋯⋯兼请札饬电报局委员, 凡有救济善会往来电报, 援照办理灾振成案, 一概不收报费;一、议上海公所所收捐款, 逐日录请登报, 各处分所所收捐款, 逐批录请登报。一切开销,每月结总后, 请详细登报, 以昭大信。” [10]这些都是义赈中早已屡见不鲜的做法。再者, 该会委托的收捐处有不少也是义赈网络中经常出现的地方, 最明显的就是《申报》馆协赈所直接以赈所的名义参加了救济会[80]。
    严信厚、施则敬等义赈领袖在这场行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主要表现是他们另外成立了规模较救济会更大、组织也更完善的济急善局(亦名济急会) 。就在救济会发布公启后九天, 即八月二十五日(9月18日) , 严信厚等人也发布公启, 正式宣告了济急会的成立[10] 。而且, 该会对义赈的借助更为明显。不仅他们在章程中特地声明“此次承办同人,仍延历届助振诸君, 以期得力而归实济” [11]甚至被派遣北上的刘兰阶也正是以“放赈之法”来具体开展救护行动的[11]。
    到此次救援行动结束时, 救济会总共从京津一带接运7000 余人回到南方[11], 用去经费20余万两。济急会救助的人数虽不详, 但其救助规模肯定更为可观, 因为该会最终用费达到了50 多万两[113]。另外, 两会还对运回上海的难民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照料。例如, 救济会就请求“寓沪各省官绅顾全乡谊, 各先预备房屋、床桌等件, 免致临时局促。一面并请郑陶斋观察派友分恳各栈主, 量予通融, 暂准免收房饭等资, 以期时艰共济” [11]。济急会也是一样, 如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 下午三点钟, 该会委托运送难民的“安平”轮船行抵上海金利源码头时, 任锡汾和施则敬不仅亲自前往查看”, 还特地安排“广东人苏邦, 大小各二口, 穷苦堪怜, 即嘱赴长发栈暂住。浙江杭州人田永泉, 大小各五口, 安徽合肥人口张万珍, 大小各两口, 均嘱处鼎升栈暂住, 各给本会票据为凭” [11]。
    应该指出, 这场救援行动带有浓厚的地方本位主义色彩。这主要表现在, 两会起初意欲救助的主要对象其实都是在京津地区被灾的江南籍人士。例如, 救济会在章程中就声明自己此举“专济东南各省之被难官商” [11]; 济急会也公开宣称自己的行动“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 [11]。只是在这种做法遭到其他许多省份人士的质疑之后, 济急会才重新设定了救助对象的范围[11], 而救济会也在实际行动中救助了不少他省难民。就此而言, 这场行动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地方性的跨地方实践”, 因此与义赈通常那种不分畛域的“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不过, 这场救援行动的后续脉络并没有沿着地方主义的道路前进。这主要是因为, 该行动还借用了另外一种资源, 即西方传入中国的红十字会机制。不仅济急会与救济会一样公开宣称自己“系仿照红十字会意办理” [12], 而且《申报》对此两会都认为其宗旨与“泰西红十字会相同”[12]。由于此前的戊戌时期正是红十字会知识在中国系统传播、而国人也开始呼吁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的阶段[12], 因此这场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红十字会在中国最重要的早期实践。在这种意义上, 尽管这场行动是一次地方性实践, 但它确实也如闵杰所说的那样, 可以被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12]。
更重要的是, 正是由于红十字会的关系,这场救援行动的意义很快开始向着超越狭隘地方性层面的方向转化。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申报》就刊出“劝中西官绅急救北方难民说”的社论, 认为完全可以借鉴庚子年间的救援经验来救济此次战争难民: “此次东三省变起⋯⋯窃以为宜师前者救济之法, 由沪地商派轮船, 驶往援救, 一切办理, 前规未远, 尽可仿行。” [12]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七日(1904年3月3日) , 以前办济急会同人为首的一批上海绅商即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并在章程中称: “庚子之役, 上海有救济善会之设, 各国义之。今东三省复有是举, 固被难人民所亟盼, 而亦两战国所乐从也。” [12]然而, 这次东北救援的目标已不是流落在外的江南难民, 而是当地被难的所有灾民, 所以它虽然承继了庚子年间的经验, 实际却演变为一场“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了。
    不仅如此, 普济善会成立7天后, 整个事态又发生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变化。格于国际红十字会“会中公法, 窒碍难行”, 该会同人决定“商请寓沪西国官商及工部局值年总董同行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来开展东北救援行动[12]。正月二十四日( 3月10日) 午后,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聚集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 正式宣布成立万国红十字会, 而严信厚、施则敬等人又当仁不让地成为董事会中的华董。并且, 次日午后三点钟, “施君子英复邀各华董在丝业会馆会议, 先行筹备五万金, 以期及早开办” [12]。对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显然不能再将之归入地方性实践的脉络。首先, 就连该会中的华董们都意识到, 此举明显带有民族国家的意味: “溯自中外通商以来, 万国一心, 踊跃奔赴, 能与我华合办大善事者, 在上海当推此为第一伟举” [12]。其次,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不仅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直接起步基础[12], 而且后来也被民国和新中国承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点[13]。这样一来, 庚子年间的救援行动也为江南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开辟了另一条渠道。

结　　语
    在通常以地方史路径为指导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 既定的地方空间作为舞台背景是一个颇具规范性的认识前提。周锡瑞( Joseph W1Esherick) 和兰金(MaryBackus Rankin) 在根据以往的地方史研究来概括地方史路径时就称: “地方精英在地方舞台的范围内活动;⋯⋯为了保持自身地位, 地方精英常常也会寻求更高级行政机构的影响, 或是依赖本地之外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资源, 但他们的能动性和根本目的仍集中在地方舞台上” [13]。黄宗智也认为, “在清末民初的脉络里, 所谓绅商公共活动的第三领域主要是在地方和乡村层面上运作的, 而不是在国家与城市层面上运作的” [13]。根据这种判断, 地方精英的能动性或活动能力也就只能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在这方面, 其与魏丕信更早时候表达的一个看法是一脉相承的。魏丕信曾经通过对清代荒政的考察, 断言地方精英绝不可能像政府那样“进行粮食和资金的区际调运”, 并“独力承担起大规模、长时期的救灾活动” [13]。可以说, 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地方史或区域社会史研究都突破不了如此这般的限定, 这也导致它们只能不断制造出大量的“微型叙事”, 却甚少能够推进我们关于中国国家整体演变的认识, 也无力为沟通整体认知和局部研究作出多少贡献。
    应该承认, 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察觉到地方史研究缺乏整合性的状况, 并为纠正这种状况作出了努力。总的说来, 这些努力的方向都是致力于反思国家在地方社会和地方性构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 科大卫(DavidFaure) 和刘志伟通过剖析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认为, “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 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 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 从而形成了一个“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 [13]。杨念群则特别强调, 由于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动员大大突破了“区域”所划定的传统界线, 因此“从‘地方性逻辑’出发来理解近代政治的形成与国家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 必须具备从‘跨地区逻辑’的视野解读现代政治的能力” [13] 。尽管他们也都认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构建作用并不意味着后者完全屈从前者, 但是处在这种反思路向下的地方社会至多只能对国家象征进行地方化的应用和改造, 仍然不能突破地方空间的边界。因此, 这种反思固然富有启发性地揭示了以往地方史研究所不及的一个向度, 却没有触及到前述地方史路径的空间认识前提所存在的问题。
在我看来, 要彻底反思地方史路径的空间认识前提, 对地方性本身的逻辑进行更为细致和充分的考察乃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个向度。我们当然承认, 正如地方史路径考虑的那样, 不同地方空间之间的确存在着“非均质性”。然而, 这决不等于说地方性逻辑只能在孤立和自
    足的地方空间内部才能被实践, 也不等于说它只能维持在地方社会层次上的实践。本人曾在此前的两篇文章中, 分别通过晚清义赈的兴起和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移植的例子, 表明在保持地方认同的前提下, 地方性逻辑可以自主地、跨地方地运行, 地方精英也完全具备在其他地方空间中开展地方性实践的能力[13]。而这并非地方性逻辑所具有的全部面相, 本文通过检示义赈在1900至1901年陕西旱灾期间的活动, 主要是试图阐明地方系谱还具有自下而上地向国家场域中蔓延的面相。这具体表现在,以江南地方社会的能动性为基础, 无论是针对陕西旱灾发起的义赈活动还是针对京津战争难民举行的救援行动, 最终都构成了对国家层面上制度系统的直接冲击。因此, 尽管本人目前探究到的地方性逻辑的三种面相, 即“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和“地方性的跨地方实践”, 都是从江南一个地方引发出来的, 但是这足以证明地方性具有以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复杂逻辑。这就提醒我们, 只有首先深入发掘经验事实自身的实践逻辑, 才不会轻易落入认识论上的陷阱,也不会过早地进行一些注定没有结果的方法论争论。
[1] [4]李文海、周源: 《灾荒与饥馑, 1840—1919》,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201页; 第208 - 210页。
[2]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2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Verso: London•New York, 2001. pp1119, 138 - 1391
[3]林敦奎: 《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 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柯文( Paul Cohen) :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57 - 81页。周锡瑞( JosephW1 Esherick) 虽然更早地强调了灾荒与义和团的关系, 但他主要涉及的是山东1898年的水灾, 见其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02 - 204页。
[5] [6] [8] [9]l~转引自李文海等著: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第656页; 第654页; 第665页; 第665页; 第665页。
[7]李允俊: 《晚清经济史事编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第788页。
[10][11] 《北京新闻汇报》(四) ,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初三日。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第686、687页。
[12][10] 李文海主编: 《清史编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十二卷, 第222 - 223页; 第228页。
[13]李希圣: 《庚子国变记》, 载中国史学会主编: 《义和团》(一)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32页。
[1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683页。
[15][16] 《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三日。
[17] 《义和团》(一) , 227页。
[18][27][51][52]《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
[20][33] 《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1][22]《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 卷470, 第178页; 卷471, 第189 - 190页。
[23]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4]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 , 卷129, 第17页。
[25]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四) , 中华书局1958年版, 总第4565 - 4566 页。此奏折另见《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上谕另见《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和《清德宗实录》卷472 (第211页) 。
[26]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28]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29]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七日。
[30] [64] [66]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31] [62] [63] [95] 99]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32] [68] [70]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34] [37] 《申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
[35] [61] [91] [93] [94]《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36] [96] [10]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38]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
[39] [50]朱浒: 《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 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40]李文海: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41] [42]虞和平编: 《经元善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118页; 第326 - 327页。
[43]陈伯熙: 《上海轶事大观》,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第51页。
[44]《申报》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一日。
[45]徐鼎新、钱小明: 《上海总商会史, 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版, 第44 页; 池子华: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25页。
[46]《申报》光绪九年八月初五日。
[47] 《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48]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致情形, 可参见冯金牛、高洪兴: 《“盛宣怀档案”中的中国近代灾赈史料》, 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9]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130, 第37 - 38页。
[53]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
[54]《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55]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56]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57]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58]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59] [572]《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60]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二十七日。
[65]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
[67]《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盛宣怀:“遵旨筹办陕西义振折”,《愚斋存稿》卷5,第14 - 16页。
[69]《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十二月二十六日。
[7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 ,总第4583页。
[73]《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74] [76] [77]唐锡晋编:《筹办秦湘淮义振征信录》(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卷上,第7 - 8页;卷上,第12 - 14页;卷下,第1 - 9页。
[75]《申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78] [79] [90]盛宣怀:“遵旨筹办陕振陕捐汇案具报折”,《愚斋存稿》卷8,第23 - 30页。
[80] [98]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129,第18页;第18 - 19页。
[81] [82]《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83]《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84] [85] [87]《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86]《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88]《申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89]《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92]参见许大龄:《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7]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 ,总第4587页。
[10]《齐豫晋直赈捐征信录》(苏州桃花坞光绪七年刻本)卷3,“南豫赈捐收解录下”,书第1页。
[20] [10]《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0]《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
[10]《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10]《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10]《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10] [11]《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11]《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11] [11] [11] [11]《救济文牍》(苏省刷印局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卷4,第27页;卷1,第41页;卷1,第19页;卷1,第2页。
[41] “戴鸿慈奏稿”,《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
[11]《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11]《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11] [12]《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七日。
[12]《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闰八月初九日。
[12]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周秋光:《晚清时期的红十字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 》,载《政大史粹》2000年第2期;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2] 闵杰前引书, 185页。
[42]《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五日。
[12]《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12] [12]《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12]《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12] 盛宣怀:“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愚斋存稿》卷15,第1 - 7页。
[13] 民国时期的表述可参见行政院新闻局1936年印行的《中国红十字会》,第1页;新中国时期的表述见中国红十字总会1981年印行的《红十字与我国》,第30页。
[13] Joseph W1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s1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Dominance. Universi2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110 - 111
[23]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3] 魏丕信( Pierre - 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43]科大卫(David Faure) 、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3] 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3] 朱浒:《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华南研究年会”论文,广东广州, 2004年12月。

（储著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