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草原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影响

    清末科尔沁地区的开发，使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民族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批内地农民进入蒙地定居，使当地人口分布不均状况得到改善。以洮南府为例，光绪三十四年时，“其地户数不过三四十”，到民国三年(1914)人口已达“一万数千矣”，⑦对改变蒙地由于地旷人稀造成的边防空虚状况具有积极意义。

蒙地开发改变了科尔沁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原来比较单一的游牧经济，发展成有牧有农及一定规模商业和手工业的多种经济，蒙古族也由原来只从事畜牧业开始转向牧、农、商、手工业的多种经营。科尔沁地区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洮儿河中下游、伊通河流域、嫩江下游以及东清铁路沿线一带，在各族(主要是汉族)劳动人民的辛勤耕作下，出现了大面积连绵成片的农耕区，其中一些积极放垦的蒙旗，除不适宜耕种的山地、沙地、盐碱地之外，几乎垦辟殆尽。

    这些垦区不久即发展成为颇为富庶的几大产粮区：以昌图府为中心，北起怀德、南至彰武的农业区；以洮南府为中心的农业区；中东铁路沿线的安达地区，包括林甸、明水、肇东等l3个县的农业区；松花江、嫩江交汇处的肇州、大赉、泰来、抚余、乾安形成的农业发展区域。尤其是中东铁路修建后垦辟发展起来的安达地区，20世纪20年代成为黑龙江省农业最发达、产粮最富之区。以洮南为中心的科尔沁右翼三旗南部和郭尔罗斯前旗(今吉林省白城地区一带)，很快就以盛产玉米、高粱、谷子等杂粮著称，一直是东北平原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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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东方杂志》第10卷，第8期。

广大移民以惊人的毅力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将辽阔草原开辟成良田，农业区由南向北迅速推进，华北乃至江南地区的作物品种和耕作技术不断传入东北。《吉林通志》所载作物，计谷属23种、蔬属42种、瓜属9种。《黑龙江志稿》所载作物，计谷属28种、蔬属42种、草属39种、瓜属10种、果属34种。值得注意的是，大豆种植有了迅猛发展，东北地区成为中国和世界最重要的大豆生产地。同时，小麦、玉米、高粱、谷子以及黄麻、烟草、柞蚕丝等的产量也都相当可观。

    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当地农牧民日常所需的粮食和牲畜饲料、饲草，而且还有大量剩余农产品外销。如哲里木盟，“自开边禁以来，燕、齐之民，不恤悌航，跋涉聚族于斯。初则从事耕凿，继乃营业工商，平沙莽荡之中，时复有麦秀黍苗，纵横阡陌。秋登而后，懋迁者踵接于途，布帛菽粟，以有易无”；过去是伏莽梗塞、广漠无垠的昌图额尔克地区，“在未开垦之前，不过蒙古一游牧场……迨至开放以后……遂变为产粮最盛区，年产额以百余万石计，自给而外，尚可运输出口”(《昌图府志》卷四《实业志》)。

蒙古牧民与迁入蒙地的汉族农民交错杂居，濡染日深，渐知经营农商之利，一部分蒙古族从游牧业生产中分化出来，逐渐变为半农半牧的定居民。牧民在固定的地方建筑一定数量的牲畜圈舍，贮存饲草，挖掘水井，从而增强了畜牧业抗灾能力。农业生产的粮食和副产品，又补充了饲草的不足。同时，汉族农民领垦蒙荒定居后，“为衣食住计，皆半耕半牧”，“举凡马牛骡驴羊猪鸡犬鹅等类，有田宅之农家率皆畜之……视为副业”；蒙汉两族人民在农牧相间的生产和生活交往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长子孙，缔姻好，田连阡陌，牛马成群”，各得其所(《奉天通志》卷一二○)。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加强了科尔沁地区同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蒙地开发后，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除供当地蒙汉居民食用外，大有约余。如洮南府，设治后每年所产粮食即达30万石左右，府界人丁尚不及4万口[4]10，可见余粮数量不小。蒙地汉民中的手工业者带来先进的手工技术，使得农产品加工以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手工业，包括烧锅、油房、豆腐房、粉房、酱醋房、铁匠炉、木匠铺等，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也推动了原来制毡、制革等手工业的发展，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逐步出现了。

    商业在蒙荒开放之前，以畜产品和茶业为主，而且大宗贸易主要控制在外国洋行和少数汉族大商人手里，一般商人所经营的分散商业，主要集中在少数寺庙、王府和军营周围。蒙荒开放后，一些新设置的府县治所，很快发展成为商品集散地和运销中心，从而扩大了商业网络。农业的发展和农副产品的增加，则提高了商品销售额。如洮南府，在清末民初就已经成为该府属各厅、县粮食和畜产品等货物的交易中心，每年在该地销售的粮食一项就达1500余石，马牛羊各项皮张约千余件，出境牲畜年约1000余头匹，销往辽源、法库门、昌图府、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等地(《洮南府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本)。光绪二十八年设治的辽源州，民国初年改为县治，治所郑家屯有大小铺户500余家(《辽源县乡土志》，民国十九年本)。其他地区商业网点也遍及各个县镇。科右中旗，汉民经商者五六十家，其中突泉、瞻榆两县更是商贾云集。科左中旗不仅辽源，梨树、怀德、双山、通辽四县商业也很繁兴。翁牛特右旗，乌兰哈达为巨镇，有烧锅、当铺、银钱号、杂货铺。

    开放蒙荒与行政设治、开拓蒙地交通相结合。东三省总督于光绪三十四年开放辽源州至洮南府之间200余里的官道两旁共20里宽的荒地，并在官道扼要之地设立了安乐、保康、开化三镇，以十里为一段，每段设立一屯。官道的开辟，加强了辽源州与洮南府的经济往来，促进了两个新兴城镇的经济发展。地方设治，对于移民安置和新放蒙荒的开垦，起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清末十年间在哲盟各旗境内新设治达13个。①截至清末，在哲盟十旗开发地段内，落居的汉回民28100多户，210多万口，形成了5000多个村屯。蒙边空旷状态大大改善。人口的增加改善了劳动力不足的状况，为开发蒙地的丰富自然资源提供了条件。如科右前、后二旗及扎赉特等旗境内，煤、铁、金、硫等矿所在，森林茂郁垂数千年，高十丈、大数围之松木遍山皆是。随着蒙地的开发，这里先后成立了几家商办性质的林、矿开采公司[7]，开始用比较现代化的手段来开发、利用林矿资源，这在蒙地开发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渔业资源在科尔沁草原也很丰富，松花江、嫩江、洮儿河、西辽河、西拉木伦河等河流，均流经该地。但在开发前，渔业历来不受重视。蒙人迷信宗教，相戒不食鱼鳖，汉民之捕鱼者往往为其禁阻。放荒设治以后，从事网罟者日多，蒙人贪其租课亦不为之禁。如在郭尔罗斯后旗，每年所收渔业税多至2000余两(卓宏谋：《蒙古鉴》卷三)，不仅资源得到开发，而且还增加了蒙旗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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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东三省政略》、《奉天通志》统计。

清末科尔沁地区的开发是清政府为了挽救边疆危机而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因此，在肯定其开发成就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事前并未进行周密的调查和充分的准备，更缺少全面、系统和长远的科学规划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实施开发过程中，地方官府重视的是通过移民实边，解决筹饷问题；蒙旗领主接受移民实边，是要解决财政困窘的问题。他们只承认农业重要，看不到牧业的作用，蒙地开发被人为地扩大化了。因而放垦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带来严重的后果。

    清末十年间，地方官府和蒙旗领主都把卖荒视为筹款的重要手段，“取游牧之地而垦之，而蒙民怨矣；夺垦熟之地而卖之，而汉民怨矣”。当时，各旗放垦后留下的牧地大多很窄，多数是水泡碱地或山洼不毛之处，而且一步步向气候寒冷的北部移动。如哲盟科右前旗，全面放垦后，只剩下北部山边的狭小地段作为牧场。许多不适合耕作的草场、陡坡地、沙地也租给农民耕种。垦荒农民耕作技术极其粗放，地力消耗甚烈，开垦后的土地往往用不到几年，生产率就急剧下降，只好再向附近的牧区发展新耕地。不合理的开发，形成草原—耕地—撂荒地—土壤沙化的变化过程。这种毫不顾及游牧业经济生产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土地滥垦乱放，不仅令许多蒙古牧民失去了牧地，致使其生产和生活无所依托，同时也严重破坏了蒙古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畜牧业游牧经济基础，导致清末科尔沁草原上牛群少于羊群，马群又少于牛群，驼群就更为罕见了[8]。有些地方甚至形成“农业吃牧业，风沙吃农业”的恶性循环。农牧矛盾日益尖锐突出，官逼民反的武装抗垦斗争也愈演愈烈。社会矛盾、环境问题同时发作。

    众所周知，对草原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遵循草原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在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限度内进行开发，否则，就会导致生态平衡失调。科尔沁草原处于大陆性气候的寒暑剧变地带，受季风气候不稳定性的影响，降水变率较大，蒸发强烈，经常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低温、洪涝，尤其春季，少雨干燥多大风，风蚀沙化危害严重，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被开发的科尔沁原生草场，多为沙质土壤，一般地表仅有10～20公分厚的腐殖质层，再往下即是黄沙。在这样的土壤基质上，草地、森林一经开垦、砍伐，植被被破坏加之无任何保护措施，采取广种薄收、轮荒撂熟的极其粗放的耕作方式，结果造成“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便撂荒，以后变沙梁”的严重后果。这些草场，沙土的质地贫瘠，蓄水保肥能力差，农产品的产量也相当低。随着人口的增长，轮歇耕地周期缩短，过去耕种2～3年要轮休8～10年，而现在只轮休3～5年甚至2～3年，轮歇周期的缩短使枯落物减少，造成有机质不能归还土壤，引起土壤逐渐贫瘠，冬天阻雪能力减低，春季蒸发增加，土壤变干。在草没有完全长起来之前又开垦种植，且不施肥，结果使原来的生草荒地变成熟荒地，熟荒地又变成土壤贫瘠的老轮种地。这些沙质半裸露状的轮种地，土壤风蚀强烈，为沙漠化提供了环境条件，遇上这里几年一度的干旱或偏干旱年，更加速了草场的沙漠化过程，最后演变成白沙坨子。据报道，翻耕土的总风蚀量相当于未翻耕的14.8倍，结果破坏了表土，使古沙翻新，古沙总风蚀量相当于土壤表面的132倍。风沙常常淹没农田，毁坏草场。在科尔沁草原，平均每年8级大风日可达50—70天，大风将地面沙尘吹起，造成沙尘暴天气。

由此可见，草原环境内，人口过度增长是导致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这里最关键的是人。科尔沁在清代中叶大规模开垦前每平方公里只有0.6人，到光绪三十四年增至6.7人。①大规模的省际和省内的人口迁移，使得草原的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占有量相对下降，在科尔沁广种薄收、单产较低的条件下，只能靠扩大开垦面积来维持生活。这就造成一方面不断向草原夺取耕地，另一方面垦地却又不断变成撂荒地的局面。这也是科尔沁草原地区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在。

耕地的扩大，势必造成草场面积的减少，直接打击了牧业经济，也必然引起单位面积草场载畜量过多的局面。②从生态学上讲，草原土地面积承载力是有限的。它受土地的生物潜力(土地上的植物提供衣、食、住的能力)与环境阻力(干旱、灾荒等)的限制，即土地面积承载力=土地的生物潜力：环境阻力。那么，牲畜对草场的采食率必须控制在一个限定范围内。载畜量过大必然导致草场质量下降或遭致毁灭、根绝的境况，进而造成牧业的萎缩，形成恶性循环。③如雨时所言：“今蒙古纯粹放牧之地，仅于哲里木盟之西北部及至锡林郭勒盟为限，而其放牧之状况，亦不能如昔日之盛。”④由于压缩了牧场，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牧业不能为农业提供充足的有机肥料，耕地只出不入，从而肥力下降。土壤结构变坏，抗风、抗水蚀能力，粮食产量也随之降低。对牧业而言，由于滥垦和相对的超载过牧，草场破坏，过冬所需的饲料，只能取自于耕地上的作物秸秆，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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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雨时《满蒙之农业》，《农商公报》第58期。

    ②载畜量是指在一定的放牧季节内，在一般正常的放牧条件下，牲畜生长良好，一定面积的草场所能饲养的最多牲畜头数。

    ③所谓“恶性循环”，即为了解决人的温饱必须保证牲畜有足够的存岷栏，而为解决牲畜的温饱又必须有足够的草场，但草场退化、可利用草场面积减少，产草量下降，承载能力减弱，超载现象严重，人、草、畜之问失去生态平衡，草地处在一种恶性的利用当中。这些就是所谓对土地资源利用上的滥垦、滥牧和滥采。

④雨时《满蒙之农业》，《农商公报》第58期。

机质不能还田，地力下降加速。此外，科尔沁草原每年无计划的乱挖麻黄、甘草等名贵药材，结果导致对草地的肆意破坏。①农牧民日常生活乱打乱搂柴草现象相当普遍，植被破坏速度极快。覆盖在沙丘上的草甸一旦被毁，则使沙丘裸露于地表，水土流失严重、沙化趋势日甚，形成生态环境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

    科尔沁草原在历史上曾以水草肥美闻名于世。直到清代中叶，还保持着“万木参天”的原始大森林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大草原风光。到了清末，清政府鼓励移民垦边，于是，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遍布科尔沁草原的各个角落。大规模的毁林毁草开荒，必然造成科尔沁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

    在西辽河流域的哲里木盟南三旗(科左前、科左后旗、库伦旗)，光绪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间被大规模开发，到三十二年时仅养息牧场就开垦土地263.7万亩。今天，养息牧河北岸的大片流沙与那时的开发有着密切关系。民国时期实行“蒙地汉化”政策，于1915年发布蒙荒开垦奖励法，对开垦有功者，根据其开垦面积大小分别给予勋章、誉职和爵衔的奖励，使南三旗农垦又更加扩大。仅绥东县1930年开垦土地达212950垧。新中国建立后，受“左”的影响，片面强调粮食生产，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压缩林草面积，使林牧业遭受严重破坏，农业也没有搞上去。科左后旗的潮海公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潮海公社与自然保护区大青沟紧紧相连，潮海(蒙语意“森林”)在50年代初还是有一片保存较好的原始疏林草原，由于乱砍森林和成片开垦草牧场，特别是1964年以来，拱坨子开荒种地，每年新开生荒或熟荒在4000多亩，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演变成为强烈发展的严重沙漠化土地，由“树海”演变成“沙海”。现在土地沙漠化面积达17.7万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4.4％，其中严重沙漠化土地达6万余亩。据初步考察，当前科尔沁草原的南三旗生态破坏严重，其中奈曼旗不同类型土地沙化面积达930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76.5％，其中严重沙化土地达102.9万亩；库伦旗沙化面积420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60.8％，其中严重沙化土地约占100万亩；科左后旗沙化土地已达300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17％。横亘其中的科尔沁沙地沙漠化土地已占总面积的75.2％[9]。从空中俯视，科尔沁沙地腹地几乎是一片白沙。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慨叹：昔日松涛声声，今朝流沙滚滚。

    总的看来，清末科尔沁草原的开发，对于改变落后单一的牧业生产状态，促进该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些垦荒多、农业播种面积大的蒙旗，恰恰是现在土地沙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对资源的需求总量与消耗量日益增加，使得由于草原的过度开发所引起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渐趋加剧。在这里，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其中，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人是对生态环境开发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传统经济学中，把经济增长作为人口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它没有考虑自然界会发生恶性变化，只是把自然界当做获取资源的仓库，掠夺式地开发活动可能会获得短期效益，结果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类也就屡遭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早在100年前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0]

    在现代经济中，人口越是增加，对不可再生资源——环境的需求也越大。要想两者兼顾，就必须对环境进行适度的科学开发。那么，怎样才是适度的开发呢?在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和输出在较长时间内趋于相等，这就是生态平衡。而在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动转过程中，构成食物链的各个营养级的生物量，遵守着一个“十分之一定律”，即顺着营养级向上每一级的有机体个数和生物量都急剧地递减，后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只相当于前一级的十分之一。形成所谓“金字塔式”结构(称生物量金字塔或食物链金字塔)。人处于食物链的末端，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性压力。在人口猛增、粮食短缺、能源匮乏的压力下，滥肆开垦(毁林垦荒、毁草耕殖)、过度放牧、竭渔滥捕等过度经济活动往往造成生态平衡的严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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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观察，一般甘草坑深多在40cm～70cm，坑周围堆起的沙土约有50cm高，压盖草地。以此计算，挖一个坑大约2倍于坑面积的草地遭到埋没，再加上经风吹扬，下风面的草地也要被埋覆。据测定，每挖5kg甘草或5kg麻黄即可使1亩草地极度退化。

从科尔沁草原环境演变过程与草原开发历史的关系及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必须提高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正确认识，增加开发中的科技含量，提高利用率。科学地控制草原载畜量和草原的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防止过多的人类经济活动干扰和破坏生态地理环境。借鉴和吸取各种科技成果，对草原进行全面综合治理。只有把人口、资源、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适度的科学开发，才能获得最佳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草原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框架。在这里，研究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