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炎

(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历史与哲学系)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第1期

内容提要:明清以及民国期间江汉平原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纳移民、垦垸田、输米粮，但同时也不断遭受洪涝之灾。其经济变化与环境变迁既有本地区内在的联系、也与周围地区及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其它地区的经济、环境变化有着不同的联系。文章显示江汉平原纳移民、输米粮、水灾频发既是当地次第发生的现象，也是两湖地区、特别是整个长江流域经济与环境次第变迁的一环。

关键词:移民环境清代民国江汉平原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农业开发是明清经济史中的重要现象之一，这其中又以两湖地区(主要是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的垸田开发最为引人注目。作为继长江三角洲之后的新的农业中心之一，研究者们往往将两湖地区与江南进行比较以期发现两者的异同与联系。从两湖作为一个地理单元的角度出发，这些研究主要从移民迁入与粮食输出两方面探讨了两湖与江南及全国其它地方的关系。

根据张国雄以族谱为基础的研究，明清时期迁入两湖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尤其是江西省，而迁出两湖地区的移民则主要流向长江上游地区特别是四川省。这一由长江下游向中上游的递进式人口迁移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人口主要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徙的移民方向，也重新塑造并促进了长江流域人口的合理分布，并为近代多元化移民打下基础[1]。

明清两湖地区对全国经济影响最显著的方面则是粮食输出，大量研究因此侧重于从“湖广熟、天下足”出发进行分析。据研究，该谚语所反映的是明中后期至民国期间南部中国的粮食流通情况，亦即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对湖广(实际乃两湖较发达的农业区)粮食的依赖。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形成归因于湖广地区土地肥沃、主产水稻、产量相对较高以及人口密度相对较低，汉口乃华中地带的米粮集散中心(包括转运川米、赣米)，以及外省区尤其是江南大量种植非粮食类经济作物形成对华中米粮的依赖等[2]。这一现象同时也反映出江南与两湖地区农业经营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城镇工商业经济对当地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而江南与两湖地区大规模粮食、丝棉织品与木材等的物质交流自然对两地的经济结构与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长江中上游地区向长江三角洲的米粮输出不仅是全国商品粮食大流通的一部分[3]，而且对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转型有很重要的辅助关系，正是因为可以从市场上购得米粮而有助于江南向棉纺织业、丝织业的转移[4]。

这些谈的都是两湖地区，研究者们是把江汉平原作为两湖地区的一部分对待，鲜有专论江汉平原与外界联系者，而且上述研究也没有深入探讨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虽然明清以来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的农业开发均以围垸造田为特征，但两地在粮食生产与环境变化等许多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如江汉地区农业开发相对较早、江汉地区既产水稻也出产大量旱地粮食作物(而洞庭湖地区主产水稻)、江汉平原沿江大堤与垸堤都很重要(而洞庭湖地区主要依赖垸堤)等。因此江汉平原并不等于两湖地区。

从环境变迁角度出发，江汉平原当然也不是孤立的地区，长江上下游之间的水文关系密不可分，横贯其中的长江把江汉平原带入一个大的地理单元即长江流域之中，粮食及棉丝织品交流更把江汉平原带入全国市场流通体系。这些都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江汉平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与周围地区及全国其它地区均有着不同的联系。为了更好地了解江汉平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有必要一方面将江汉平原从两湖地理单元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又将其放在更大的背景(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中予以考察。本文将主要考察江汉平原与外地之间人员与物质的交流及江汉平原环境变化与周边地区环境变化的互动关系，以有助于认清江汉平原在全国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与外地的移民交流

这里所说的移民交流主要是指移民的移进迁出。江汉平原明清时期的经济兴衰与移民活动关系十分密切，因为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即来自于大量垸田的垦辟，而正是移民涌入为江汉平原垸田的开辟注入了活力。按张国雄的族谱统计，这些移民的移入时间横跨宋、元、明、清四朝，而来源则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江西省(表1)。

资料来源: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附录一移民档案:第257—275页。上表中的江汉平原包括江夏、江陵、沔阳、监利、孝感、云梦、应城、汉阳、汉川、天门、潜江、荆门、石首、公安、枝江、京山等州县，与原移民档案中的江汉平原略有不同。

因为这是以已发现族谱为基础的研究，它反映的并不是准确的移民过程。但从这些样本仍然可以看出某些大致的趋势，亦即其一，移民进入持续时间长，但以明代为主;其二，移民来源广泛，但以江西籍为主。考虑到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实际上在清初还有一个新的移民高潮[5]。

这些进入江汉平原的移民包括战争难民、工匠、小商人、卸任政客等，但总体上说多系经济移民，且其中绝大多数系农业人口。他们移居江汉平原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当地存在的大量可垦湖荒地，以及明清两朝政府初期为鼓励垦荒而推行的优惠政策，包括轻徭薄赋等。因此随外地移民的迁入，江汉湖区大量垸田被开辟出来[6]。

这些移民进入湖北有一个由东至西逐渐推进的过程，即先是进入鄂东地区，然后才进入江汉平原，再次是向鄂东南及鄂西南扩散。移民的不断涌入加上移民后裔及当地居民的自然增长，江汉平原人口增长很快，它在清代成为两湖地区人口最多的区域[7]。然而随着江汉人口的迅速增长，垸田也开垦日多而达高峰以至于滥，水灾日益严重，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19世纪中期，移民输入也基本停止，并转向移民输出。

移民输出入其实是一个一直在进行的动态过程，上述移入两湖的移民中的部分继续往长江上游尤其是四川盆地迁移(尤以清前期为甚)，此亦即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运动。迁移者中也包括部分江汉平原居民。但张国雄指出，湖北向外的移民以鄂东地区为主，以荆州为主的江汉平原地区只占很次要的地位。因此就江汉地区而言，则是移入者多、移出者少。嘉庆后移入基本中止，相反，频受水灾的当地居民大量外移，包括移向湖南洞庭湖平原垦荒以及移民海外谋生[8]。

以江西籍为主的移民于明代及清初大量进入江汉平原促进了当地垸田的开发而改变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环境，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水灾，因此到了清代后期该地不再输入而是输出移民了。

二、环境变迁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在人口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一些湖广居民移往沿边山区，他们与来自其它地方的移民一道成为鄂西山区、秦巴山区的垦殖者。他们进山垦殖有利于部分缓解其原籍的人口压力，但他们刀耕火种的垦殖方式却给平原地区带来了更多的水灾。对此当时人已有清楚的认识，不少官员上奏明确指出江汉平原的频繁水灾即与长江、汉水上游的过度垦殖有关。其中魏源可能是将人口压力、山区垦殖、环境恶化等因果关系认识得较清楚的一位，他指出:

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遗利，则地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泄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9]

魏源在此总结了盲目垦山的几大负作用，其一是大大降低了长江中游大小支流两岸地带蓄留水分的能力，致使山洪频发，加大中游主干流蓄泄洪水的压力;其二在于流失的水土在各支流下游及荆江河段沉降淤积抬高水位又增加对堤防的威胁;其三是江河湖泊的淤积刺激当地人们围垦，结果是行洪水面的进一步缩小。而所有这一切不仅增加决堤危险，也增加涝灾可能性。

就江汉平原所处的两湖地区而言，在江河湖泊之间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长江与洞庭湖的关系最复杂也最重要。江汉、洞庭平原都以围垦为特色，两地都靠堤防保护，但大水时两者往往不能同时兼顾。由于江汉平原相对重要的经济地位，在荆湖关系的变迁中逐渐形成“弃南保北”的趋势。

19世纪后期藕池、松滋决口未能堵复或控制，最后形成四口分流的局面。四口分流明显降低了荆江洪水对江汉平原的威胁。同时大量江水挟带泥沙南入洞庭，导致大规模围垦而使洞庭湖面积日益缩小[10]，结果是进一步降低了其调蓄长江洪水的能力。长期南向分流及泥沙淤积已使荆江“南岸地面较北岸地面平均高出约5米，汛期，洪水位则高于荆北地面10—14米”[11]。这实际上是把江汉平原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所以江汉地区的水灾在整个长江流域越来越突出。在明代及清前中期，江南一直是朝臣们关注的地方，因此充斥于史籍的多是有关江南水灾的记述。有时甚至连皇帝(如乾隆)也会亲临江南视察有海上长城之称的海塘工程。但从清中后期朝臣们有关长江洪涝灾害的奏折中则可看出，江汉地区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也就是说江汉地区的洪涝灾害越来越频繁。据对1736—1911年间(172年)有关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奏折的统计发现，江汉地区出现的频率高于长江流域任何一个地区(表2)。

资料来源:水利水电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21页。

原表说明:年次———每年以1次计。1年中出现两次或多次，均以1次计。

注:其中沔阳与荆门原书放在长江干流区，但本人将其放在汉水流域，因为沔阳在水灾上受汉水影响更大;而汉水横穿荆门一隅、荆门却并不与长江接壤，故将其放在汉水流域。

不能否认，一地有否水灾与当地的经济地位有必然的联系，同样的水情在地广人稀之区根本不会成灾、也不会引起朝臣的注意。但也不能完全以经济地位来解释反映各地洪涝灾害奏折的多少(出现次数)，清代中后期江汉平原的经济地位绝对没有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但有关奏折却多得多，只能说明当时此地水灾确实比别的地区频繁、严重[12]。这一比较也表明长江流域环境不稳定区已从长江下游移往中游地区，或者说长江中游的环境变得比下游更加不稳定。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洪涝灾害年次频率又比洞庭湖平原高，江汉平原之内又以汉水流域诸县年次最高。上表中超过100次的州县除了江陵外全部在汉水流域，但清代的江陵也有部分受汉水影响，加上又是荆江大堤所在地，故频次最高。沔阳北有汉水、南有长江，任何一条河流泛滥都会对该地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更何况汉水及其支流东荆河在清末几乎是无年不溃。民国时期，水灾仍是江汉平原地区最普遍的自然灾害之一[13]。

其结果是江汉平原输入移民亦输进泥沙。上游山区毁林开荒所引发的水土流失抬高江汉河床、增加对堤防的威胁;围垦新淤又减少行洪水面。这一切都加大了江汉地区的水灾频率并使其成为清代长江流域环境最不稳定的地区。

三、与外地的物质交流

据吴承明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国内长距离商品年流通额约为3.88亿两，其中粮食占42.14%、棉布占24.39%、盐占15.1%，以下依次为茶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14]。其中粮食、棉布与盐均系重要的日用品，且都与江汉平原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15]。下面即重点分析它们的消长情况。

(一)粮食

清代前期主要是稻米。自明代后期起，包括江汉平原在内的两湖地区开始向外大量输出米粮，于是宋元时期流传的“苏湖熟、天下足”之谚明清时被“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所取代。在洞庭湖平原于清中后期成为更重要的产米区之前，江汉平原是两湖地区最重要的产米之区。据全汉升估计，雍正十二年一年自湖广运至江浙的食米估计在1 000万石上下[16]。其中多少为江汉平原所产不明，输出当以民间贩运为主[17]。

通常认为清中期以后湖北不再大量输出米谷。不仅如此，且反需仰赖湘米、川米。这一方面可能是指汉口米市的需求(转运口岸)而言，一方面也指武汉地区的消费而言。武汉地区以外的江汉平原各县则不尽然，因为这些地区乃湖北重要的粮食产区。如果缺粮，各县县志应有充分反应，但除汉川等少数县分外其它各县清代方志中缺米的记载似乎并不多。也就是说，江汉平原可能并不靠外地接济。这与江南大致相似，因为江南缺粮的实际上也只是城里人及主要以纺织、丝织业为生者。江汉平原虽然没有江南那么多的工商业市镇，但汉口一地的消费也够可观[18]。

另外，江汉平原的粮食并不只包括水稻，也包括杂粮。江汉平原的杂粮倒不缺甚至可以出口，19世纪末汉水流域即出口不少杂粮(虽然其规模不能与此前的稻米输出相比)[19]，20世纪前期仍然如此[20]。考虑到江汉民众大米为主、杂粮为辅的饮食习惯[21]，其缺粮程度更可降低。一份较粗略的调查即表明，一般情况下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各县尚能衣食自给[22]，当然这种自给是一种生活水平较低状况下的自给。

因水灾频繁，江汉平原的粮食生产显然亦受到环境及其变化的影响。一次大范围的水灾就可能造成粮食全面歉收而不得不从外地进口;而堤防决口堵塞之后又有利来年粮食丰收。下面即选择1935年来分析水灾对江汉平原粮食生产的部分影响(表3)。

资料来源: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986年，第4辑(无出版者)，第109—111页。数据系调查填报，其中汉川为1934年数。原表中字迹不清处未抄录。

注:*另一调查却表明武昌农产有剩余并输出谷米、大小麦、豆类等(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武昌县农村调查报告》［1938年］，第42页)。

**原表此栏缺，现据湖北省政府民政厅编辑出版《湖北县政概况》(1934年)第70页补入。

此表虽然说的是常年粮食概况，但以1935年统计为主，而1935年乃大水年，正好作为受灾情况下的代表年。作为调查填报，此表当然不会很准确(所以本表舍弃了原表中具体的余缺数字)，但仍可以用来分析某些大致的特点。

首先，缺稻的以汉水下游县份为多，这些地方由于地势低、受水灾频繁且渍灾重，故稻产不够;在旱地生长的杂粮反而不缺(因其不受水灾特别是渍灾影响或受影响小，也有补种的因素在内)。而汉水中游京山、荆门、钟祥则可以提供稻谷，因此三地地处平原边缘，地势较高，受汉水洪灾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长江流域除武昌、江陵、枝江外多系粮食有余区。武昌乃省会所在地、江陵则是商业大镇沙市所在地，粮食不够尚可理解，枝江原因不明。

第三，存在相邻县份粮食互相调济的情况，有些粮食不足的县份同时又出口粮食。这虽然使得判断某县是否缺粮变得更加困难，但因此提醒我们不能低估江汉平原作为一个整体的粮食自给能力。

第四，只有武昌、汉阳、沔阳需求外省(江西、湖南)米。这说明江汉平原对外地粮食的需求即使在灾时也不强。因为那些缺米的县同时却往往能杂粮自给。

第五，收成成数高低与余缺无关(有的县收成虽低却并不缺粮，有的县收成虽高却仍缺粮)，这说明即使在丰年情况下某些县份的粮食生产形势也不乐观[23]。同时，除武昌外，上表中粮食不足的县份(枝江、江陵、汉阳、汉川、天门、沔阳、潜江)往往也是棉产(尤其是织布)集中的县。

(二)棉布/棉花

江汉平原清代也外销棉布。方志所见清初已输出棉布的地方有汉阳县:“扣布:南乡家家春作外以此资生。妇女老幼机声轧轧，人日可得一疋，长一丈五六尺。乡逐什一者，盈千累万买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24]及江陵县:“棉布:乡民农隙以织为业者十居八九。其布有京庄、门庄之别，故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25]这里的十居其九当然不是实指，只是极言其多而已。在19世纪后期所修的方志中，有外输棉布记载的有监利，其“所产吉贝大布西走蜀黔、南走百越，厥利甚饶。”[26]汉川则“布有大布有小布，近而襄樊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市焉。”[27]孝感“棉布有长三十三尺宽一尺五寸者为大布，细薄如绸三十尺以下皆曰椿布，西贾所收也。至呼为孝感布”[28]等。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清代江汉棉布的市场主要在西北、西南，也就是中国经济相对较落后的地区。实际上相对于全国的贸易量而言，江汉平原的输出额也非常有限。据吴承明估计，鸦片战争前进入全国长距离运销的棉布总额约为4 500万匹，其中约4 000万匹为江南地区所产[29]，亦即江南仍是衣被天下之区。剩下的500万匹中即使五分之一即100万匹系江汉平原所产，也只不过全国总销量的1/45而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棉布市场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江汉棉布仍大量输出，某些地方甚至有增加趋势。如1900年左右每年自沙市及江口地方输向外地的荆州布约十四五万担，江汉地区所产其它名称各异的布销于全国各地，其销路虽然仍以传统的西北、西南市场为主，但已扩大到粤赣皖豫等地[30]。民国初年，仅沙市一地即年销土布约300多万匹(应系周围地区所产)，后因日纱倾销，川、湘等地织布增多，沙市土布销地减少、销量渐降[31]。

但据抗战前调查，湖北全年最高土布产量仍达3 000多万匹，仅每年集中武汉向外运销的湖北土布就达七、八百万匹[32]。这其中假使有一半系江汉平原所产，则有350—400万匹，加上沙市市场外销量(假设此时只有50—100万匹)，则年销量也在400—500万匹之间，远比清中期为多。

清代江汉平原亦输出棉花。清前中期棉花输出情况不明，从19世纪后期方志中可知至少有三县输出棉花，即汉川、监利、枝江[33]，但输出数量不明。不过可以推知其总量不大，因总产有限。根据较早可知的棉花产量估计，宣统二年湖北全省皮棉产量约150—160万石，其中汉阳府属约60万石，武昌、德安、安陆、荆州等属30—40万石[34]。汉水流域比长江流域产棉明显要多。但进入民国以后，长江流域棉区产量明显增加、其产量与输出量均超过汉水流域棉区(表4)。

资料来源: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2辑，第65—66页。原表产量据1937年统计年鉴，输出量据各银行报告。

注:*指沙市输出量。从原表看输出量是指经由当地某一集散中心输出的数量，因此常比本县所产数量更多，而有的县却没有输出统计，可能即是该县棉花靠邻县某一集散中心运出。这些棉花除供武汉、沙市工厂外大部分由沙市、武汉转运上海出口(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汉口调查分部编《湖北之棉花》［1938年］(出版者不详)，第74—76页。)。

从表4中可以看出，长江流域棉区产量、输出量均比汉水流域棉区要大。这与长江流域棉区在20世纪初的扩展有关，荆州所属7县的棉田面积由1919年的144.2万亩扩展到1928年的349.8万亩，扩大200多万亩[35]。而此扩展也相当程度上受四口分流后荆江洪水压力减小、万城堤(荆江大堤)相对稳固、当地水灾相应减少有关[36]。汉水流域输出量少可能是因较多的农户仍留棉织布，因天门、孝感等地所产之布在西北、西南还很有市场。且此地环境比长江棉区更不稳定，织布则可以对此有所缓冲(受环境变化影响小)。清末民初已有洋纱开始输入，且越来越多;由于洋纱便宜，老百姓乃卖棉而用洋纱织土布，土纱因质量差而败北。但洋布却不敌土布，主要是不耐穿。结果洋纱进口日多，棉花出口也日多[37]。

(三)盐

作为清代长途贸易中的第三大物质，可以想见盐对老百姓生活的重要意义。研究表明，盐“在长江三角洲占小农购买量的6.1%，在华北占5.4%”[38]。江汉平原比例尚不清楚，但可从宏观上推测。清代湖北属两淮盐场专销区，而运程越远、盐价越贵。据研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乾隆末时每年用于购买食盐(不全是淮盐)的银两约3 000万两(湖南湖北又占四分之三)，以当时米价(1石/1.5两)论，要出售2 000万石商品粮[39]。湖北湖南则要出售约1 500万石商品粮，比雍正年间湖广一年输往长江三角洲的估计米粮额还多三分之一。而鸦片战争后对盐课税更高，农民支付盐价更多。有人即认为湖广人售粮购盐，虽辛苦一年、外销商品粮多，却难免贫困[40]。也就是说其商品粮食输出并未对当地经济有多少资本积累的作用[41]。这是湖广总的情况，江汉平原先是输出水稻、后是棉布，其收入与购盐之间可能会有赢余，但这种赢余数量当不会太大[42]。

另据调查表明，民国时期食盐仍是江汉平原多数县份的主要进口物品[43]。只是此时因可行销川盐、应城盐，可能价格相对清时要稍低，每斤盐价合银0.15—0.18元[44]。但可能是老百姓的购买力太差，而盐又系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当时不少调查仍认为老百姓生活之苦原因即系他们生活中缺盐[45]。

简言之，在与外地的主要物质交流中，江汉平原向外输出的次第是粮食(含稻米、杂粮)、棉布(及棉花)，其输出的多少有无均受制于环境的影响。一直要进口的重要物质则是食盐，它可能抵销了江汉民众从出口粮棉中所得的部分资本积累。

四、在全国的意义

从上面江汉平原与外地联系的讨论可以看到江汉平原的经济与环境互动发生了几个相随而至的变化过程，即人口迁入移出、粮食、棉布、棉花输出及水灾日频，而这些变化的发生都与全国性变化有关。

首先，人口西移。明清时期湖北吸收移民的地区由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南逐次展开。这是宋、元、明、清长江流域西向移民大运动的组成部分，该移民流向与中国历史上由南向北的移民及后期由平原而山区由本土而连续、海外的扩散式移民不同[46]。在此过程中江汉平原虽然不是主要移民迁出地之一，但却接受了大量移民。

其次，因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多系以农为主的生产者，因此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作物生产的迁移过程。唐宋之间人口由北向南的迁移也是粮食生产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过程，主要作物则由小麦等旱作变为水稻。明清时期人口沿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的迁移则表现为水稻生产中心由东向西的迁移，从长江三角洲、江西到湖广(两湖之内还存在由湖北向湖南的转移)、再到四川盆地(虽然不一定是与移民过程完全重合的直线转移过程)。在长江流域还表现为棉花生产的西向扩展，民国时期湖北成为继江苏之后的第二大产棉省，而江汉平原乃湖北最主要棉产区之一、并存在棉产区由汉水流域县份向长江流域县份的转移。

第三，伴随着这一过程的还有长江流域水灾由下游向中游的转移，江浙水灾相对变少而湖广相对变多———不是说江浙没有水灾，而是成灾重点转至湖广，主要是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江南圩田系统在宋元时既已成熟，清前期又进行大规模的海塘修筑，这对保障江南农业生产的安全均有作用。清代江汉垸田垦殖进入高峰，晚清时长江中游水灾日益严重。当然这与记载的多少也有关，但清后期江汉水灾的确成为朝廷大员议论更多的话题。这种水灾转移甚至还可以认为是环境破坏的扩展[47]。两湖内部也如此，清末江汉平原人口压力加剧、环境恶化之后，部分当地人即移入洞庭湖平原垦殖，洞庭湖平原粮产因垦殖而增加了，其环境也急剧变坏。

这种变化与比较仅代表大的趋势，并非一一对应。这些变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意义可以简括如下，即移民迁入移出江汉平原是中国东西向移民过程的组成部分之一;粮食生产的变化则是长江开发由下游向中游上游递进或长江流域开发重心区域由下游向上游扩展的一部分(江南—湖广/四川盆地);江汉水灾频发代表的则是长江流域环境恶化由下游向中游递进的一部分(江南—湖广)(上山垦殖乃清代向边疆、山地拓殖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在长江下游的丘陵地带同时发生着)。这三项转变是前后相随的过程，虽然发生地点并不完全重合(若以长江上、中、下游论可以大致这么认为)，但转变间隔趋短。这一切强调的是江汉平原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属于全国尤其是长江流域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中的一环。

小结

江汉平原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东西向移民的重要中转地，但进多出少。这些移民促进了当地垸田的开发并不断改变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水灾，因此到了清代后期该地不再输入而是输出移民了。

江汉平原因粮食流通而融入全国大市场中去，稻米乃江汉平原最重要的输出品;江汉地区又因棉布的输出而与边陲地区搭上关系，但只参与局部市场，且对全国而言也不十分重要。江汉平原在输出粮食与棉布的同时却要进口食盐，它影响到江汉民众从出口中所得之资本积累。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是以粮食为基础，以布、盐为主要对象的交换方式，江汉平原对外物质交流正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表现。

江汉地区蓄泄长江洪水能力的大小则又影响到不仅是长江中游也包括下游的水灾程度;中上游山区的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表明江汉水灾不仅是一个平原的事而是许多地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人口由长江下游向中游迁徙、水稻生产中心由长江下游向中游转移的同时，也存在水灾重心由下游向中游的转移，清中期以后主要以长江中游为重点，特别是江汉平原及其中的汉水流域县份。

概言之，江汉平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是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一环，其影响主要也是在长江流域经济区内，虽然它的不少特点在全国、在历史上都有相似性，特别是以移民为主体的开发方式、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的至深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