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

五 道光初年以后的霍乱与江南

我们前面提到，真性霍乱在嘉道之前，就有可能传到过中国，但却未能生根、蔓延。不过这一次显然没有这般幸运。自1917年在印度大流行并向外流传后，这一冷面杀手就在世界各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肆虐。包括江南在内中国也概莫能外。根据已有的研究，世界医史学界一般认为有6—7次世界性的霍乱大流行，其中伍连德认为是7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2，1864—1875，1883—1887，1892—1895，1910—1925[1] 。而中国的上官悟尘则列举了6次，前4次与伍相同，后两次为：1883—1896，1902。[2] 很明显，上官实际上是把伍的第5和第6次合并为第5次，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最后一次，伍没有注意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情况，而上官对清末以后的情况没有顾及。不过就我们搜集的有关清代江南的资料看，霍乱的流行与上述流行时间虽有相合之处，但似乎更为密集。除嘉道之际这次疫情外，自道光十七年（1837）至宣统三年（1911）的75年中，整个地区有23年有霍乱流行记录，涉及范围较广或比较严重的就达10次之多：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44）在浙东和浙西有零星流行；咸丰元年（1851）至六年（1856年）也在浙江局部地区流行；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三年（1864）伴随着战乱，出现了全区域性的大流行；光绪三年（1877）至八年（1882）在上海、苏州和宁波等地有小范围的流行；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四年（1888）又一次出现全区域性的大流行，特别是浙东，为害尤烈；光绪十六年（1890）至十七年（1991）在苏南出现较大范围的流行；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苏州、松江和宁波府出现疫情；光绪二十五年（1899），杭州城有霍乱流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苏州、松江、嘉兴、绍兴等地有较为严重的霍乱流行，而且与疫喉痧相伴随；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在上海、南京和宁波等地流行霍乱。其中有三大特别严重的流行高潮：咸同之际（1861—1864）、光绪中期（1885—1895）和光绪二十八年[3] 。而且进入民国后，这一流行趋势亦为停止，根据苏州市区的比较确切的统计，民国期间，苏州市共爆发有明确疫病名称的瘟疫25次，其中10次为霍乱，另有两次包括霍乱[4] 。

这些无疑表明，霍乱不仅在此后的江南频繁流行，而且还在众多的传染病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出现，首先应该跟江南稠密的人口有关。江南地区人口之繁密，无疑为全国之冠，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该地区人口每平方公里多达596人，大约是全国平均密度86人7倍[5] 。而人口密度，在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定的限度内，乃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6] 。其次也与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有关生活习俗密切相关。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大都爆发流行于夏秋湿热季节，主要通过食物、水和接触传染，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习惯，非常有利于其滋生流行。我们知道，江南以“水乡泽国”著称于世，河网湖荡星罗棋布，对于江南民众来说，水不仅赐予了他们丰富的物产，还极大地便利了其日常出行，实在无异于衣食父母。不过水也像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密布而四通八达的水网既给予了人们出行的便利，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方便。这种方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霍乱弧菌在水中极易存活，在河水中可活2周，是在蔬菜和水果上的3—5倍[7] 。丰富的水源自然就为病菌提供了优越生存环境。其二，相互流通的水流也为病原的四处流传提供了可能。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江南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有利于霍乱等病菌的传播。这些生活习惯包括厕所简陋、在河水中洗涮马桶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这方面的情况，虽然当时的记载较少，不过从当今江南农村的状况和此前的一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一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出身广东张国高来到江南的城乡后，便对这里有利于疫病传播的环境颇感惊诧，其中对这里厕所之简陋就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习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蓬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荡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8]
    对此，从苏州人流传已久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9] 的说法中也能看出一二。而且这些厕所不少就建在河边，“由于平时不断的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10] 。人的粪便一直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肥料来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粪的身价也日趋高涨，甚至出现了“粪便即金钱”的说法[11] 。所以，农民肯定不会轻易将粪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粪便也都有专人收集并运到乡下出售。在清代，这已成了专门的产业——壅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禀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12] 。说明这种状况清初已然。嘉庆时，昭文的吴熊光在与皇上谈话时也说：“（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13] 这里所说的粪船，显然就是壅业商人的运粪船。粪船在河中来回穿梭，船身摇晃，自然难保粪便不泼漏河中。而且，在河中洗涮马桶，也是江南普遍的行为。根据笔者的生活经历，这样的情形，至今在江南农村，仍还不时可以见到。张国高在文中也指责说：“倒了粪桶，在河中冲刷，只晓得要洗净马桶的污秽，却不顾这些污秽已污染了大众用作饮料的水源。”[14] 这样，一方面是粪便等污染物不时流入河中，另一方面，人们以这同一河流的水为生活用水，不仅汲取饮用水，而且于此淘米、洗菜、梳洗乃至游泳嬉戏[15] 。霍乱等病菌无疑主要通过粪便派出体外，而江南的河水，经常地会受到粪便的污染，这些被污染的水源同时由是江南人的生活用水，在这种情况下，霍乱一旦出现，便在江南迅速反复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在现代编辑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中，往往会谈到这一点。比如，绍兴江河密布，湖泊众多，解放前，水乡农民习惯饮用河水、天落水，山区、半山区饮用溪水、塘水，且人触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饮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16] 。

（民国时，无锡）城区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污水塘、臭水沟较为多见。病媒昆虫大量孳生繁殖，居民饮用水采自河道，倒洗马桶和淘米洗菜同在一个码头，一些烈性传染病经常大流行[17] 。

此外，随着十八世纪以来的人口的急剧膨胀，嘉道以后，江南环境不断恶化可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虽然仅就地形地貌来说，清代江南似乎没特别明显的变化，不过从总体环境来说，清代可能是历代中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巨大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对山林的滥垦；2、在人口密集之地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工业废物对环境的污染。由过度开垦而造成对环境破坏，目前已引起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对于江南及周边地区，更是有不少成果论及棚民对当地山丘地的开垦及其后果。这些研究认为，从清代中期以后，不断有浙南、皖中以及湖广等地的农民进入浙东西和皖南的山丘地，开山垦种靛青、苞谷等作物，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18] 。当时的一些文献纷纷指出：“近今棚民开垦山场，多致浮土下泻，塞港填溪，尤为水利农田之大害。”[19] “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20] 显然，当时对山林的滥垦已造成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至于说这种变化与霍乱是否存在直接关联，虽然现有的资料还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这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然界对社会污染的自净能力。

与目前对棚民垦植关注较多形成对照的是，对当时环境的污染情况至今还很少有人作过专门论述。而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显然与疫病流行的关系更为直观和密切。就目前掌握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一时还很难对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作出全面的描述，不过在人口稠密、工业生产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苏、沪、杭等大城市，还是有些资料表明清代自中后期起，污染已经出现并渐趋严重。比如，在苏州，乾隆二年（1737年）所立的一块石碑对此有着较为典型的描述，兹节录如下：

元和 张
江南苏州府长洲县正堂沈，特调江南苏州府正堂加□级记录□次黄，（中缺）
吴 陈
等下，则请□□匝，高僧桂锡□供皆题再建圣祖仁皇帝行宫，万年御书龙案，必当肃敬肃□。蓦有狡狯，于皎□□□□□缸（中缺九字）染作□□过（中缺七字）荡□布（中缺十五字）渐致纠壅河滨．流害匪浅，圜山四□，□雨灌溉，定伤苗□。□□□姓之饔餐等（中缺七字）且白公堤衅，口口口口在生（中缺十五字）系民生物命。缘塘花市．红紫芬菲，口口相承，滋生时口口虎丘口胜概，荡（中缺六字）桥年代口之于水前（中缺六字）兹（中缺八字）概且毒口肠胃。更有甚焉，傍山一带，到处茶棚，较资（中缺二十五字）味．不堪饮啜，（中缺十六字嗟）嗟嗟！亘千百余选佛名胜之场．一旦渐成湮（中缺七字）蒙（中缺）介（中缺七字）获准（中缺）作口飞不寒心。雍正二年，曾有异籍冀创漂（中缺十四字）奉批：虎丘（中缺二十二字）故敢口口口口，伏乞俯电舆情，即赐饬县查案[21] 。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损，花园胜景遭到破坏，饮水更成问题。由于这种污水有害肠胃，因此市民深受其害。许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质而使茶无法饮啜。更有甚者，名山景观也随之默然失色，昔日之情流，变成满是“青红黑紫”散发使人窒息臭气的污水沟。这是典型的工业废水造成的污染，这种污染除苏州外，在晚清的上海，由于建造了大量的近代机器工业，无疑更为严重，比如，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日，上海城边的嘉定“晨降微雪，色黑，按之即消”[22] ，黑雪的出现，显然是当时上海严重工业废气污染的结果。不过总体而言，当时的环境污染更为主要的还是由生活垃圾不能得到适当的处理造成的。当时的城市，基本没有有效的下水设施[23] ，而且也多缺乏对垃圾的专门管理[24] ，故垃圾不能及时外运。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谈到，清代苏州的粪便是由壅业商人的粪船运出城外，其它城市也应大体相同。通过粪船外运，一般很难避免污染环境。比如，在一份有关晚清上海的研究指出：“这些臭气难闻的垃圾粪便完全用驳船运出上海，多数驳船是敞开的，在流经市区的各条水道上，这种驳船过去到处可见。”[25] 而对其它生活垃圾，往往扫地出门后便不再理会，比如在杭州，“道路窄狭，各家扫出砖灰泥土，水洗鸡鱼菜等，泼堆墙角路侧，行人有碍，秽污浊气熏蒸。”[26]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气候炎热，势必会造成秽气熏蒸，蚊蝇丛生。比如，晚清上海的一些地区，“矮巷旧屋愈形洼下，小沟积水竟无出路。交夏后，聚蚊成雷，难免湿郁之患”[27] 。由于这双重的污染，在一些中心城市，嘉道以后，污染已不容小视。比如，苏州的潘曾沂在道光时，感到当时人生疾多因不用井水，而饮污浊之河水之故。他说：
    盖凿井而饮，其语最古。《易》只六十四卦，而有井卦，信有二十八宿，而有井宿，其要可知。而今人乃匀焉不察，听其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宜其饮水而多疾，服药而不灵，皆不明乎资一之故也[28] 。  

这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所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29] 的观念已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当时苏州水质状况的恶化。而咸丰时王士雄到上海后，看到此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30] 由于大量城市工业和生活垃圾大多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中，使水质遭受污染，“在20世纪初，市内的众多小河浜已经变成了肮脏的水沟”[31] 。在棚户区，情况更是糟糕，比如，在沪西药水弄，数千间破烂的草棚和“滚地龙”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曾有一首民谣这样反映道：“走路不平，吃水不清，点灯不明，出门不太平。”[32] 而且，在一些人烟稠密的乡下，水污染也与时疫发生了关系。下面这样一则带有些“迷信”色彩的故事中，似乎有所反映：

华藏寺前，旧有望湖亭，今遗址荡然，其西南有一泉，泉水清澄，合湾取汲。清光绪二十五年间，泉中青石上现光绪元宝一文，迄二三月忽然不见。宣统时，现同上金钱六七文，逾年余而没，其时四方疫气厉行，惟此湾人民无恙[33] 。      

显然，该地未受时疫之患的原因，不是泉中出现铜钱，而极有可能是合湾取汲的泉水清澄。

以上所言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显然有很大一部分，特别是上海的城市污染，主要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机器工业造成的，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江南的这一进程并不是始自机器工业的传入，而是从乾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嘉道时，已趋向严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虽然与霍乱在江南的出现和反复流行并不直接相关，但无疑加剧了其在该地区的蔓延和肆虐。于此亦可充分说明，疫病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更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习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交通与国际交流等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

六 霍乱对医药卫生事业的触动

瘟疫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刺激和触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34] 。这一世界性的霍乱流行发生后，在欧洲，不仅引起了医学界瘴气学派和接触传染学派的论争、新式卫生保健法的陆续出炉，还直接促成了英国新下水道系统的建立[35]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生机，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的社会，那么，古老而被认为衰败的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霍乱在中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名称，不过此前的霍乱多为急病胃肠炎一类传染性不是很强的疾病，故在嘉道之际南亚真霍乱传入之前，专门的论述并不很多，更没有专著问世。然而，在此次大疫之后，在真性霍乱反复流行的刺激下，不仅相关的论述在大量的医籍中涌现，而且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专门论著。最早作出反应的是当时江南的温病学大家王士雄，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刊行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霍乱的专著——《霍乱论》[36] ，二十余年后，经过修订，同治元年于姑苏再梓，更名为《随息居霍乱论》[37] 。此后，相继出现比较重要的专著还有：徐子默《吊脚痧方论》（咸丰十年，1860年）[38] 、江曲春《霍乱论》（光绪十四年，1888年）[39] 、许起《霍乱燃犀说》（光绪十四年）[40] 、田宗汉《伏阴论》（光绪十四年）[41]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2] 、姚训恭《霍乱新论》（光绪二十八年）[43] 、陈虬《瘟疫霍乱答问》（光绪二十八年）[44] 等。这些的著作的撰成，无疑与当时霍乱的凶猛和不时流行有关，比如，苏州许起自述其著述源起曰：“是症也，每于夏秋之间，甚则流人似疫，合境皆然，而莫甚于去年，往往有灭门之染。谓非暑、湿、热三气所酿，兼之医药之害，抑何至于斯极乎？余目击病霍乱，而疫者之丁附姜桂，服之无不含冤而毙。每一念及，辄为心痛。兹姑缕述钱仁之名论若干，……”[45] 钱塘的连文冲之撰书缘由则为：“目下霍乱盛行，同人悯之，鸠资为施药举，……故不分寒热，胡乱施治，爱人之心，转为杀人之事。……爰发秘籍，撷群书，猎菁华而荟萃之，……遂撰《霍乱审证举要》。”[46]
    即使仅仅是以上表面化的列举，已不难部分看出传统医学对疫病刺激的能动方应。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是如何应对新疫病的出现的，以下就进一步对传统医学对这一疫病的认识和治疗发展过程作一探索。             

上文曾谈到，霍乱刚刚出现时，社会一时出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景象。即便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还是使不少人留下了不少对疫病症状颇为准确的描述。比如我们前面引述的一些地方志中的记载以及郑光祖的描述。疫灾过后，一些医家便纷纷开始积极探索这一疾病原理和疗法，十几年后，王士雄出版了《霍乱论》。虽然王著并没有把真霍乱与传统的霍乱作区分，但他在论著中提出霍乱有“热霍乱”与“寒霍乱”之别[47] 。寒霍乱说法实际已部分表明了真霍乱的特性，民国年间鄞县的曹炳章在编纂《中国医学大成》时对《随息居霍乱论》所作的提要指出：

霍乱本有因寒因热之分，而属热属湿者多，寒者俗名吊脚痧，西医谓真性霍乱，死亡甚速。此书对于属寒属热属湿，俱各分析详明，实为治霍乱之最完备之书也[48] 。

继王之后，山阴田雪帆著《时行霍乱指迷辩证》一书[49] ，对真霍乱作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提出颇见成效的治疗方法。据陆以湉的转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俗所称吊脚痧一症，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阳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知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着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十香九、卧龙丹之类），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二钱、炒白芍钱半、桂枝钱半、炙草一钱、通草一线、吴萸钱半、细辛八分、生姜三片、黑枣三枚，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日中须须进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数剂，立可回生，百治百效，其神方也[50] 。
    有人认为徐子默是中国对真霍乱作出典型和准确描述的第一人[51] ，不过从以上的描述来看，这一荣誉似乎应归于田雪帆。而且田所用的四逆汤也确实有效，据章太炎的回忆：
    余十六岁时，尝见一方数百里中，病者吐利厥冷，四肢挛急，脉微欲绝，老医以四逆汤与之，十活八九。三十岁后，又见是证，老医举四逆汤吴茱萸汤与之，亦十活八九。此皆目击，非虚言也[52] 。
    此后，嘉兴徐子默不仅再次对真霍乱（即其所说的吊脚痧）做出典型、准确的描述，并进一步对真霍乱和类霍乱（即其所说的霍乱）作了比较。他说：
    古无吊脚痧之名，自道光辛巳夏秋间，忽起此病，其症或吐或泻，或吐泻并作，有腹痛者，亦有不痛者。吐泻数次后，即两腿抽搐，或手足并皆弯挛，痛愈甚，抽亦愈甚，顷刻肌肉近削，渐觉气短声嘶，眼窠落馅。渴欲饮，冷周身，冷汗如冰，六脉渐无，或半日即死，或夕发旦死，或旦发夕死，甚至行路之人，忽然跌倒，或侍疾之人，传染先死。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余创为温经通阳之法，遇所见信者，必苦言相劝，或候其服药，坐守片刻，治之未有不生者[53] 。
    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从无愈吐愈重，愈下愈剧者，此吊脚痧之不同于霍乱也。盖霍乱为病发于阳，吊脚痧为病发于阴，霍乱为热，霍乱为热一语，似未尽然，盖霍乱尚有寒热之分，若吊脚痧则未有不因寒者。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吊脚痧为寒。霍乱初起，心中不爽，不吐不泻，必须引吐引泻，使其热毒一出，中脘即松，则四肢必温；吊脚痧初起，心中不爽，非吐即泻，必须治吐治泻，倘阴寒不散，中脘关住，四肢渐冷。更惨之病机外象，何致涉于疑似哉[54] 。
    同治元年，王士雄重订《霍乱论》，虽然仍将类霍乱和真霍乱混称为霍乱，不过他在原有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增加了不少的新内容，特别有关“寒霍乱”的内容。比如，他说：
    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同治元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定。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为患者，证候则一，病情回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55] 。
    这里王显然已准确地认识了当时所流行瘟疫的性质，而且还以自己深厚温病学理论素养，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
    从嘉庆季年到同治建元，不过40余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并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江南的医学人士已初步完成对真霍乱这一新疾病的医理和疗法的探索。不仅如此，霍乱还促进了一些新的卫生观念的形成。我们知道，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基本是建立在吴有性的“戾气说”的基础上的，故对空气传播以外的疫病传染途径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认识。虽然，人们很早就对污泥秽水抱有本能的排斥，但却几乎没有人将疫病的传染与水质的污染、蚊蝇的叮咬等直接加以联系[56] 。但自真霍乱传入后，这样的认识便开始出现了，比如汪期莲在《瘟疫汇编》一书中提出：
    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疫而亡者[57] 。
    该书首刊于道光八年（1828年），嘉道之际的大疫刚刚过去。汪为安徽旌阳人，不过道光元年他似乎在南京亲眼目睹了霍乱（他称之为脚麻瘟）的流行[58] ，因此，他所谓的昔年入夏之疫很有可能指的这场瘟疫。若如此，则显然是霍乱流行促发他观察到了苍蝇能传播瘟疫，并进而提出了驱蝇避疫的新思想。此后不久，王士雄根据他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明确指出了环境污染与疫病的关系。他说：“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证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59] 并针对这种情况，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一、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
一、当此流离播越之时，卜居最直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毋使略无退步，甘于霉时受湿，暑令受热，平日受秽，此人人可守之险也。
一、 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黄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60] 。
    虽然，我们很难将这些认识的提出完全归功于霍乱的刺激，但它所起的激发和推动作用应该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这些论述，显然不是为了给霍乱表功，而是希望藉此表明，无论是对新疫病的认知和治疗的探索，还是对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江南地区的社会和医学文化资源都显现了相当能动的应变能力。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统医学卫生的发展，还有清代江南社会所具有的活力。

七 结语

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各种地方性的传染病就愈益容易越过原有的地理界域而远播各地，人类共享同一个“疾病库”的程度也便越发加深。在人类社会重要的传统烈性或急性传染病中，真性霍乱乃是最后一个加入世界性疫病行列的成员。尽管这场发生在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在人类乃至中国的疫病史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个案，但它显著地体现着国际交流日趋加强的时代背景，亦为疫病国际化进程序列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自鸦片战争的炮声打响以后，中国人民便开始经历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对江南民众来说，除了西方的影响外，还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太平天国战乱。然而比起这些，霍乱这一冷面杀手显然是捷足先登了。由于这一疫病明显属于“舶来品”，因此，如果从一些通行的历史理念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新的罪证，或者西方对中国影响日趋加深的又一例证。这些认识尽管都不无道理，但似乎都是以西方为基点而展开的。不管怎样，假如我们抛开各种既有的成说和预知的结果，回到历史本来的起点，从中国社会自身演进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便很容易发现，这场大疫的出现，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又与对外交往频繁和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似乎是不可避免又十分自然的事。通过以上围绕这一事件的论述，我们已然看到，当时的江南社会，既不封闭，也非停滞：对外贸易持续增长，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渐趋昌盛，人口日渐加增，由滥垦山林、早期工业化[61] 以及不断增多的生活垃圾造成的社会环境破坏正趋加剧，传统的医学和社会人士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新的疫病做出不无成效的能动反应，如此等等。由此显现出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

真性霍乱主要由于工业革命的车轮滚滚而流播四海，最终又因现代医疗技术的改进和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在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同传染病恣肆相互竞逐的典型案例中，中华文明尽管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但没有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显然是无庸讳言的不争事实。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十八世纪以来中西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比较和思考，固然是必要而深具意义的，但如果这种比较和思考不能建立在实事求是地深入认识各自社会变迁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那又将会具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呢？！

注释
[1] 参见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50页。程还罗列了其他五家的说法，迄止年代都互有出入，不过差距不是很大。伍是其中唯一熟悉中国情况的学者，故这里仅举其一例。
[2] 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第3—4页。
[3] 详细的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55—57、209—221页。
[4] 苏州市卫生局编：《苏州市卫生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5] 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七十本，第二分，1999年6月，第376—377页。
[6]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10—112页。
[7] 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4页。
[8] 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1950年6月号），第79页。
[9] 《苏州解放前公共卫生概况》，第6页，见《苏州市志·卫生分志》（送审稿，手稿本），第2卷，第4篇，《预防》，苏州市卫生局编志组1988年。
[10]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1] 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0—38页。
[12] 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1页。
[1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1324页。
[14]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5] 如道光时期，江宁的梅伯言曾指出，“沿河居民，日倾粪桶污水，荡涤无从，郁积日增，病症日作。”（甘熙：《白下琐言》卷9，第10b页。）并参阅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下半部的两幅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及根据笔者多年的生活经历。
[16] 《绍兴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市卫生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17] 《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无锡市卫生局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1987年，第3页。
[18] 可参阅：安·奥思本：《丘陵与山地：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生态互动》，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349—386页（原载Late Imperial China No.1，1994，pp1—50）；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植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211—215页；罗桂环、苏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3、59—69页；张芳：《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第50—61页。
[19] 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序》，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4页。
[20] 梅曾亮：《柏梘山房文集》卷10，咸丰六年刊本，第6a页。
[21] 苏州博物馆等遍：《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3页。
[22]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第1册，第224页。
[23] 比如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上海到光绪年间才彻有阴沟。（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无锡到民国十八年时，城区尚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第3页）
[24] 比如在常州，清道事业要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由商会创办。（《常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卫生志》，常州卫生局1989年，第283页）
[25]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26]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扫除垃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1页。
[27]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2页。
[28] 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咸丰九年刊本，第12a—12b页。
[29] 傅树勤 欧阳勋译注：《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30]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
[31] 参阅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32] 参阅刘吾惠编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 398—399页。
[33] 奚铮：《无锡富安乡志》卷28，《杂著》，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下，第948页。
[34] 马伯英曾提出“灾难激发机制”一词，其涵义为：“古代疫病流行如此频繁复杂且危害巨大，历代医家目睹惨状不能不怦然心动，积极寻索治疗遏制之法，并创造出新的理论。”（《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以笔者的意见，就医学发展而言，灾难一词范围似嫌过宽，或许以“疫病激发机制”为名更为恰当。
[35] 参阅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307—321页。
[36] 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7]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38] 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9] 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40] 见裘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册，《内科类》。
[41]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2]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3] 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第207页。
[44]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5] 许起：《霍乱燃墀说·自序》，第1页，《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
[46]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序》，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714页。
[47] 《霍乱论》卷上，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第2426—2433页。
[48] 曹炳章：《随息居霍乱论·提要》，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43页。
[49] 该著笔者未见，有关情况转见于陆以湉原著 朱伟常考注：《冷庐医话考注》卷3，《转筋霍乱》，第151页。该著成书年代不详，不过从王士雄《霍乱论》并未提及这一情况看，应晚于《霍乱论》而早于《冷庐医话》，《冷庐医话》完成于咸丰八年（1858年），故该著成书时间当在道光二十年到咸丰八年间。
[50] 陆以湉原著 朱伟常考注：《冷庐医话考注》卷三，《转筋霍乱》， 第151页。
[51] 比如马伯英，见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99页。
[52] 章太炎：《霍乱论一章》，见徐衡之、姚若琴主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正编），附录《章太炎先生论医集》，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下册，第1236—1237页。
[53]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总论》，《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页。
[54]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1962页。
[55]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6页。
[56] 参阅拙稿：《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57] 汪期莲编：《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逐蝇驱疫法》，道光八年刊本，第15b页。
[58] 他在该书中写道：“麻脚瘟，其症脚忽麻木，肚疼痛，吐泻交作，朝发夕死。道光元年，金陵患此者甚众，用此多有生者。”（《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三物备用》，第7a页。）
[59]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
[60]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67、668页。
[61] 这一概念由李伯重从西方借用而来，有关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情性可参阅他的最新论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