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海燕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09年10期

【作者简介】衷海燕，华南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42）。

【内容提要】粤东山区地理环境复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虽然历史上较广东其他地区的开发为迟，然而水土流失现象却极为严重。粤东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明中叶以后大量移民的进入，无序盲目的矿产开发，以及粤东一带流民、矿徒“亦耕亦盗”的生存方式有密切的关系。频繁的盗矿现象的发生，以及矿乱不断，不仅使粤东成为时人眼中的“盗区”，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极大，而且也破坏了当地的森林植被，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虽然地方官民与士绅也都采取了一些治理与控制措施，但是取得的效果甚微。

【关 键 词】粤东山区/矿产开发/环境变迁

        “粤东”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泛指广东省东部、惠州以东地区。① 粤东处于东江流域，多山地丘陵，从地形上又可划分为粤东平行岭谷（粤东山区）和粤东沿海丘陵区，明清时期为惠州、潮州二府及嘉应州地。本文所指的“粤东山区”范围包括现今的梅县、兴宁、大埔、丰顺、五华（长乐）、平远、蕉岭（镇平）等县，河源的东源、龙川、紫金（永安）、和平、连平等县，惠州的龙门、惠东（归善）两县。以及饶平、揭西、普宁、陆丰、海丰等县。
      粤东山区地理位置特殊，处于几省交界处，在地理空间上又相对独立，居住人群、社会历史较为复杂，因此学术界对该地一直较为关注，尤其对粤东的族群、民间信仰、宗族、移民等问题都有较深入的研究。粤东一带也是广东省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而以往对明清时期矿业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矿冶的经营，矿务政策，矿课的征收，矿产的营销等方面展开，较少讨论到矿产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② 本文则试图从矿产开发的角度来分析粤东山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地理环境与时人眼中的粤东山区
      粤东是广东著名的山地与谷地平行相间的山区。粤东山地，山林叠嶂，由西向东的主要山脉有九连山、白叶嶂、罗浮山、乌禽嶂、莲花山、铜鼓嶂、凤凰山，海拔大约在1000至1300米之间，其中位于西边的粤、赣边境的九连山，是赣江与东江的分水岭。粤东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梅江的上源琴江，发源于广东惠州永安（今紫金县）而流入潮州大埔县，最后汇入韩江。该区丘陵山地面积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80％以上，河谷盆地狭小，农田耕地受到限制。
      明代，粤东山区由于山险邑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又位于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四省交界之处，一向为“四不管”地区。地缘的限制，使得官方难以掌控，而教化又未能及于乡里，造成盗匪猖獗，成为闻名全国的“盗区”。[1]据《惠志略·沿革表》记载：“烟火鲜少，土旷不治。故其民寡积黎，加以窟盗间作。”明代南赣都御史王守仁也认为：“龙川县和平峒地方，实山林深险之所，盗贼屯聚之乡。当四县交界之隙，乃三省关余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至。”[2](卷1，图经)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粤东山区在时人眼中被视为“化外”之地，如明代乡绅林大春云：“五岭以外，惠潮最称名郡，然其地跨山濒海，小民易与为乱，其道通瓯越闽楚之交，奸宄易入也，以此故称多盗。”[3](卷11)再如：“看得九连山以盗薮之名甲天下，然其广遂崎岖，所生草木禽兽，非能生盗也。惟环山中外平原沃衍错壤，而居之民以远于有司之政令，遂凭山为巢，而莫之敢问，实驱民于盗之原。”[4](卷1)据明代盛端明《龙川三大事记》记载：“惠之属邑曰龙川，地接汀赣，与潮为邻，多深山绝壑，连络蹊径，百十贯穿，每有盗贼，则如循环探渊，莫究端底。又加以林薄翳密，陡崖峻坂，难于驰突，以至出没若鸟聚散，鲜能薙狝。且邑多侨寓，往来境内，大抵盗贼杂于平民中，莫之能辩，奸黠潜为结纳，官稍举动，彼即侦知，百诈支吾，民益困而盗益炽，积有百年矣！近者张号立帜之酋，聚党数千，横行旁邑，惠潮绎骚。”[2](卷16，同翰志)
      在粤东惠州府的大部分县，向为“畲”（輋）、“猺”（瑶）分布集中的地区。为了治理少数民族，正统七年（1442年），惠州兴宁县各地设“抚猺巡检”以安抚瑶民，并采世袭羁縻制。[5](卷4)与瑶族关系密切的畲族，昔称“畲瑶”，正德《兴宁县志》载：“猺人之属颇多，大抵聚处山林，斫树为輋（畲）。”[6](卷4，杂记)据记载，猺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猺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亦以盘、蓝、雷为姓”，“明初设抚猺土官，今抚绥之。”[7](卷96)嘉靖《惠州府志》则记载：“有刀耕火种曰猺、舟居而渔曰蛋，各从其类，与城市少通。”[2](卷5，地理风俗)土著山民畲族透过据山方式，在明代早期掌控了广大的山区资源。不过，随着官方不断的打击，以及大量移民入山，畲民原有控制的资源相继流失，逐渐丧失了山区开发的主导地位。[1](P63)
      二、移民的进入与矿产的开发
      明初为了恢复战乱后的稳定，除设置卫所、开设军屯外，还在粤东、粤北采取就地招抚流民的政策。明初惠州兴宁知县夏则中为了招集流亡，上请减免官田税，以挽救“编民户绝者百余户，田土荒芜者五百余顷”的窘境。[8](卷208，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壬戌)在官方的积极运作下，明嘉靖间，惠州地区已经“渐实以汀、吉、抚州之民，城中皆客廛”。至明万历间（1608－1609年），“兴宁、长乐之民，负耒而至，无援无节。邑人摈之。当事者谓，兴、长稠而狭。……自是两邑之民，鳞集拱布。闽之汀、漳亦间至焉，流寓与地著杂处”。[5](卷4)吴建新、曹树基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此一时期有大量的移民涌入粤东山区一带。③
      由于移民大量往山区移动，使山区内的农业出现大规模的开发变化。[9]移民主要针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作垦殖开发，进行着多种经营。如山中“所产旱谷薯蓣之类，足饱凶岁”，可以耕种。除了生产粮食作物外，他们也进行适合山区经济作物与手工业的生产。清初屈大均指出，粤东永安县内的“秀氓”之辈，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湖、惠诸县转徙而至，名曰“客家”。他们在山区“锄輋莳谷，及薯蓣、菽苴、姜、茶、油，以补不足”，名曰“种拳”。[10](卷14，风俗)因蓝靛能卖得高价，移民在山区喜种植，可起改变落后经济的作用。拥有山地者，多将其山“俾寮主艺之”，这些资本雄厚的寮主，在各邑山区“披寮蓬以待菁民之至，给所艺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11](卷12)
      明中叶以后，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而资源又相对有限，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为获取更多或相对有利的生存资源，人们势必要多方寻求谋生之道。据康熙《程乡县志》载：“程之壤地虽广，而崇山峻岭居其半，佃牧之地少，灌莽之区多，故其民贫，贫则思乱。”[12](卷1，风俗)
      粤东地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据现代科学技术探测，粤东的多种矿产资源，如煤、铁、锰等在广东省内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存在构造带的错杂分布，岩浆的侵入与喷出及不同地层沉积相的影响，使得该区的矿产分散，多中小型，缺乏集中的大型矿床。如康熙《长乐县志》卷6《锡产论》中记载：“粤土产铜锡，诸郡邑山泽盖有之矣。”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加上明代宣德以后，国家放松了对民间采矿的禁令，使得觊觎矿利的移民纷纷投入，导致粤东出现开矿浪潮。如嘉靖《惠州府志》载：“归善、河源之境产铁矿，聚顽徒。”[2](卷10，兵防下)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归善县普遍生产铁矿，地方开炉急剧增加，由原来2座增至23座。而政府为筹集军饷也支持地方开矿。如布政司决定，每炉增银5两，并原饷共15两，以后又不断增加。惠州博罗的丫髻山多锡矿，导致“他境奸民赴之”。[13](卷2，舆地·关隘)河源的蓝溪山产银、铅、铜，于明嘉靖时开采。[14](卷11)《广东通志》亦载：“韶、惠等处，系无主官山，产出铁矿。先年节被本土射利奸民，号山主、矿主名色，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每年于秋收之际，纠集凶徒，百千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峒，创寮住剳。”[15](卷30，铁冶)据《丰顺县志》记载，该地多产银铅，明代时聚集的矿工多达20余万人，其中多数为外省人。[16](卷1，地理)许多贫民以采矿维持生计，惠州府长乐县“峡谷、石涧多出矿沙，煮之成锡，坚白甲于它处，而锡坪、龙窝、中湖、桓洋为最，贫民采取，赖以资生”。[17](卷7，系年志)在发生大饥时，“谷一石价二两五钱，而鲜饿死者，实赖采矿存活”。[18](卷7，前事略)因此，不少贫民铤而走险，开挖为官府所禁止的官山。据史料记载，广东“粤东地方，山海交错，民惟利是图，每于封禁之矿山，潜往偷挖”。[19](卷34，鄂弥达·开垦荒地疏)
      “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空间，加大了政府治理粤东矿产开发的难度。明代官府一方面想开矿抽取税银，以充军费；而另一方面又对聚集而来的矿徒无力进行有效管理，矿徒往往聚众生乱，由此发生多起“矿贼之变”。据两广总督姚镆言：“广东惠、潮二府，接连江西、福建二省，先年盗贼相继为害；盖由各处射利之徒广置炉冶，通计约三、四十处，每冶招引各省流民、逃军、逃囚，多则四、五百人，少则二、三百人不等，以煽铁为由，动辄倚众恃强，或流劫乡村，放火杀人，或奸夺妻女，虏掠财畜，为患地方，已非一日。”[20]康熙《龙门县志》卷9《山寇》中也有记载：“（弘）治初年，由开采起，西北一路，多东莞新会之奸；东南一路，多程乡海丰之寇，依山鼓铸，争利相斗……遂成大乱。”
      明中叶以后，关于粤东山区的历史记忆中充斥着盗矿、矿乱的记载。明代嘉、万年间，粤东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矿乱。面对矿徒的作乱，一般民众只能等到“贼去则耕，至则闭垒而守”，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关于此次矿乱，本人将在另文中详述，此处不再赘述。
      清代前期基本采取封禁矿山政策，直到乾隆以后，矿禁稍弛，于是粤东山区私自盗矿现象屡禁不止。如清乾隆年间，有射利之徒在平远县挖取煤炭。[21](奉县主示禁碑，P884)蕉岭县，在乾隆、道光年间，有“外境婪商，潜勾土著狡棍”多次私行挖煤取炭。[21](奉县宪示禁采煤碑，P888－889)大量矿徒聚集在一起，也成为地方安靖的一大隐忧，地方官员多次上奏请求禁止开矿。如清代进士、曾任丰顺知县的景日畛《禁开矿疏》中所言，康熙年间，连山县“民瑶杂处，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丰顺县仲坑山铅矿，商人何锡“奉文准其开采，公然号召，丑类漫山满谷”，“党羽不下十余万”。[16](卷23)清中后期，由于政府禁矿态度并不坚决，商人又趋利而至，粤东一带的情形仍然是“矿徒”开矿不绝。如乾隆间，镇平县牛子嵊“为商民铁炉采铸之所”。[22](卷6，地志)至嘉庆、道光时，当地铅矿为“外匪视为宝藏，聚至六、七千人”。[22](卷2，日用)而白马、丰田的矿山，在道光间，因“土人复谋开采，奸匪主之，州牧县令成之，大府复有准其入山探采之谕”，于是大量矿徒聚集至此，“矿徒之势汹汹然”。[22](卷3，教养二)
      三、粤东生态环境的变迁
      明中叶以后，由于粤东的矿产资源始终是在无序状态下的过度开发，使得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流民的无序开矿对农田的破坏极大，如博罗县“流民盗锡矿，坏民田”。[23](卷2，编年)再如海丰县，康熙间有商人谋开锡矿，“聚众数千，乡民弃家逃窜，凿崩坟墓，淹没田产不计其数。”[24](卷1，舆图)
      其次，矿民采挖的矿山，有不少为当地人的坟山，因此采挖中往往有“发掘民墓”之举，以致激起民愤，民众普遍认为此举破坏了本地的风水。[13](卷29，人物志·名宦·任可容)如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平远县谢、刘二姓请求政府禁止在当地开矿，“今有小拓乡中村炉下坑等处，系生等二姓祖坟所葬之地。因有射利挖取煤炭，大有伤害祖坟，伏乞金批示禁。”[21](奉县主示禁碑，P884)
      再次，矿产开挖，往往十分危险，“空穴土崩，致伤多命”。同时在“开采穴地，穿窖陷入田地，伤人坟墓”外，其“淘洗黄泥之水，通溪浊如黄河，民苦吸饮，此水经过之田，酸涩伤苗，数岁无收”，容易造成环境污染。[25](卷3，淘锡议)据乾隆《河源县志》卷10《源圳》记载：“河源山场产矿，官为封禁，民亦自禁多矣。盖凡矿气甚毒，洗砂流出，必伤禾稼，所谓有害坟墓庐舍者，犹其后焉者也。即或石煤，虽非银铅铜锡之砂可比，其气亦毒，必且杀稼，……有碍田亩。”
      复次，冶炼矿产时，需要砍伐大量的山木，森林资源由此遭到严重破坏。山区冶铸，其燃料为木炭，开炉之处，必有砍山烧炭者。正如《广东新语》卷15《货语》中所言：“产铁之山，有林木方可开炉，山苟童然，虽多铁亦无所用。”不少商人为谋取矿利，不惜跨境取得燃料，如清乾隆二十六年，商人邹聚锦在丰顺县设铁炉炼矿，越境到长乐县取木烧炭，砍伐树木，遭到当地人的反对。[21](廉明太爷丁奉道宪审详给风围水口碑，P904)
      此外，矿乱不断及其政府的军事镇压，都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如顾炎武所言“连年用兵，始克剿平”，“而山木既尽，无以缩（蓄）水，溪源渐涸，田里多荒”。[7]
      对于开矿造成的上述破坏，《埔阳志》中作了较好的总结，兹录如下：
      况大炉一座，其所需倾炉之炭，即用小炭窑八十余座，彻日夜，终岁月，一斤紫霞天色，千家烧炭烘声。一隅之十几，何堪此残毁哉？数年后，草根剥落，地气焦枯，其不便于灌溉者，生人之患，犹可言也，其冲伤坟墓，大损龙脉者，地下枯骨之冤，不可言也。……盖乌合数十百众咆哮团聚，几易岁，一旦歇手，全无生涯常业，势必聚众为盗，劫掠乡村……实潮地无穷之祸也。[26](卷2，政纪)
      无序、过度的矿产开发，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沃土变沙石。如乾隆六年（1741年），两广总督马尔泰等给朝廷的上奏中描述耕地形势时说：“粤东旱地凡枕近溪河、膏腴可耕之上，历年报垦升科，开辟殆尽，间有山僻岭畔畸零地土”，由于土地变得十分贫瘠、水利条件很差，“天雨一过，随即漏尽”，引起水土流失，“仅可广种薄收。即种以薯芋烟蔗各项杂物，须一易再易，然后滋生。”[13]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清中期以前最肥沃的土地已开发殆尽，人们只好将开发的目标投向次级的土地，尽管开发的成本要高得多，并且也会引起对环境的破坏。
      清初屈大均游永安县，曾经在《广东新语》中赞美了当地的森林植被和农业生产。但是到了道光年间，水土流失已经相当严重，如道光《永安县三志》记载：“昔时林木蔚荟，蔽日干霄，山有丰草茂树，则泉不竭而川水大，今则斧斤不入。非其时萌蘖之生。纵而牧，野火之烧……静流之源涸，溪流小矣。缘长溪作转轮取水上田，不可潴畜，然或河涨水溢，车辄坏，水浅不可东。”由于水源林减少，水土保持的能力有限，使与灌溉设施相配套的提水工具也发挥不了作用，而低地农田“向皆有池塘蓄水，以备不雨，大抵一处田若干，即开塘若干，田各自为业，塘以资灌溉……后世不知水利，皆淹塞为田，今之塘视昔存者十之一耳”。由于过度开垦，山塴导致泥石流，河道变窄，“今之河视昔不知高几丈尺，有上流滨河，贫民排山倒水，山塴一尺则河广一尺，即分疏下流，其如一番大水一番沙……”[27](卷1，附治河议)在粤东的镇平县，虽“多山少田”，但由于植被多，乾隆以前方志记载当地仍是“山岚郁蒸”，可是到了乾隆《镇平县志》，则记载到“考之多不合”，由此说明乾隆年间当地的环境已发生了变化。[28](卷1，气候)
      开挖矿山，致使山林过度砍伐，进而又导致水旱灾害频发。据统计，历史上广东水灾，宋朝约17.8年发生一次较大祸害，元朝约每5年一次，明朝每1.7年一次，清朝每1.1年一次。[29]其中明清水灾频率倍增，便是这一时期山林被毁所造成的后果。嘉庆《大埔县志》的作者认为大埔县在嘉庆以前很少水旱灾害，可是到了嘉庆年间，“病涝者什不二三，病旱者什常七八，何哉？”并进一步分析泥沙淤塞沟渠，破坏水利设施：“生齿繁而樵采者众，地力辟而烧畲者多，童山濯濯，倏逢大雨，百道流潦，沟渠颓塞。夫山无茂木则过雨不留，故泉易涸也，水挟泥沙则停淤多滞，故圳难通也”。淤塞之后的水利设施又因为缺乏修复的措施而被开垦为田地。[30](卷2，水利)肖文评在研究明末清初粤东北的山林开发时，也指出自明代中叶以来，粤东北客家山区由于人口大增，除垦种有限的盆地外，人们靠山吃山，以山养人，山林成为重要的生存资源。开发山林，给人们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但也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产生一系列生态灾难和社会危害。[31]
      当地人亦意识到无序开矿、滥伐山林对自然环境及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并采取了一些遏制破坏环境的措施。这主要表现在入清以后，粤东一带竖立了大量的禁碑，以限制上述开矿行径，并制止滥砍滥伐的现象。乾隆三十年（1765年），长乐县民因商人来此处冶铁烧炭，致使本地树木被大量砍伐，而请求官府立碑禁止伐树：“丰邑奸商邹聚锦于乾隆二十六年顶接丰顺县属前山铁炉，觊觎越境取木烧炭。……敢命工人来村砍树，通乡不依。”[21](P904)乾隆三十七年（1773年），博罗县罗浮山道士童复魁指出：“罗浮实粤东之名山，博邑之胜地”，“独是山林幽隐，树木荫翳。”但是由于附近的居民，“任意毁挖”，使罗浮山变成了“濯濯之牛山”。于是请求政府颁布禁令，勒石严禁私行砍伐。[21](奉宪严禁碑，P802)道光十九年（1839年），对开矿的诸多弊病，镇平县乡绅认为本地过去“荫翳冠诸山，水源滋以灌溉”，但是“外境婪商，潜勾土著狡棍，假冒名色，将以久经植树栽禾之地，擅挖煤取炭之场”，而导致“有碍生等田园庐墓水道”。于是当地设立了严禁采煤碑，以示警戒。[21](奉县宪示禁栗煤碑，P888-889)
      明清时期地方社会还以保护“风水”为由，禁止盗斫山林，焚山开荒。如《兴宁县志》载：“按佛子岭穿旧处原有七墩，堪舆家谓珠丝马迹也，乃龙之最贵者。居民谋为己利，多方开垦，去其墩五，今仅存古柱。……以一人私利坏通县龙脉，……崇祯八年众人呈诉，蒙知县刘熙祚批勒石以垂永久，盖亦以往者难追，而将来之射利者宜禁云尔。”[32](卷1，山川)即以破坏一县龙脉为由，禁止开垦。康熙三年，海丰县也奉令禁止开矿，“明季及国初，奸人射利，钻营开凿……于附县小溪坣尾地方蝇聚挖锄，致伤本县龙脉，毁人祖墓，崩陷粮田……禁锡矿，以全龙脉。”[24](卷10，邑事)另据《河源县志》载：“查得龙川上流至虎头冈，巨石临江，回浪疾转，直冲柳地墟场，所幸墟场之麓有巨石三，……此诚柳城之保障也。有无知愚民，欲占官山，贪利凿石烧灰，乾隆九年业经审明，勒石封禁，毋许私凿，以害民居，此御其患即所以为利也。”[14](卷10，江流)平远县因产铁矿，“经商每岁煽炉取利”，以致于“重岩剥换殆尽”。乾隆间知县与绅士“共商立石，公禁毋许在此取土及一切造作，以保固平远阖邑龙脉”。[33](卷1，城池)知县还“捐俸栽松树叁千株”以维护当地生态环境。
      地方社会与官府将一些涉关风水之山定为官山，禁止开山；并对事关风水的“风水林”予以保护。如粤东有多块禁碑明确规定：“禁砍水口风围以及各处油茶松杉”、“禁斫本祠封围树木”等等。[21](廉明周太爷给示严禁碑·公议禁约，P905)其目的都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存环境。当然，我们由各地屡立不绝的禁碑也可以发现另一个问题，即时人往往突破禁令，砍伐山林、盗挖矿产，使环境的维护只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
      四、结语
      粤东山区地理环境复杂，山林叠嶂，位置相对独立。在移民开发浪潮下，山区取得了较大的开发成果。他们在土地经营、农副产品生产、手工业以及矿产开发、经商贸易上都创造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明中叶以后，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与垦荒，人口日益增加，使耕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少流民投入无序盲目的矿产开发中，盗矿、矿乱频繁发生，不仅使得粤东山区成为政府眼中的“盗匪”之区，对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而且造成了环境的较大污染，破坏了当地的森林植被，使粤东山区水土流失严重，水旱灾害与日俱增，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当然，针对上述问题，政府与本地士绅、家族为维护生存环境也主动地采取了保护山林的举措。如颁布禁令，禁止盗斫山林，焚山开荒；竖立禁碑，加强山林管理；鼓励种植山林，维护自然环境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然对其在保护环境上起的作用也不宜作过高的估计。

      注释：
      ① 广义上的“粤东”是广东省的别称，相对的“粤西”则指广西，与本文所指的广东东部不同。
      ② 早期的研究有：梁方仲《明代银矿考》，收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90－131页；龚化龙《明代采矿事业的发达和流毒》，《食货半月刊》1：11，1935年，第30页；胡寄馨《明代的矿贼和盐盗》，《社会科学》3：1、2，1947年，第15－87页；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李龙潜《清代前期广东采矿、冶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研究》1979年第5期；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上、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4期等等。近期的研究主要有：林枫《万历矿盐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林荣琴《清代区域矿产开发的空间差异与矿业盛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刘利平《明正统以降银矿盗采活动及政府对策》，《兰州学刊》2006年第11期；林荣琴《清代湖南矿产品的产销（1640－187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温春来《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等等。此外，杨煜达《清代中期（1726－1855）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该文是为数不多的讨论到矿产开发与环境变迁关系的文章。
      ③ 见吴建新《明清广东人口流动概观》，《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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