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秉衡是清末督抚级重要人物，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与之关系紧密。他不仅积极筹备军需物资支援前线，还进行了艰苦享越的赈济活动。日前学术界对李秉衡的研究多着意于其为政清廉、忠直爱国、力主御侮的行为。其实，他在战争期间及之后的赈济活动，即所谓的非同十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兵灾赈济，因其与战争紧密关联而颇具特色，可谓是晚清赈济研究中的兵灾标本。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李秉衡与清末兵灾赈济为视点，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1、中法战争期间及之后的赈济活动

中法战争中，广西是中法战争的重要战场，李秉衡时任广西按察使、护理巡抚。1884年4月，最高军事指挥官潘鼎新和前任徐延旭一样，排斥异己，压制将弃，畏敌如虎，消极避战，致使将帅不和，相互间“拥众不救”[1]民怨军离，游勇遍野，局势危急。清军在谅山、镇南关两次溃败，不仅战线瓦解，军队丧失了作战能力，而且“散兵游勇水陆肆掠，难民、逃军蔽江而下，商民迁徒一空”[2]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祖国边关万分危急的关头，李秉衡坐镇龙州，为稳定后方秩序，支援抗法保边战争，着意于战争赈济，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

首先，他设立兵站，截留散兵溃卒，整顿军队，加强军需铜械的运输和管理工作。李秉衡行文关内沿途各州县，分别设立兵站，再由各兵站派出得力员牟，专事散兵游卒的收留工作，严禁溃逃。对愿意继续留营者，立即发铜，改编为新军;不愿意留营者则资遣回籍。为确保前方抗敌将士晌需的源源供应，当时龙州设广、桂、滇、越转运局亦称西转运局，专司“筹汇、催运军粮、台站临事分拨”[3]等项任务。这里“无日无催铜之电音，无日无购械之文件，差员纷纭，汇兑繁琐”[4]。在这样复杂纷繁的环境中，李秉衡应付自如，派拨整然，粮械供应，源源不断。他坚决执行的供应原则是:一、“不分东线、西线，但择其急者便宜应之”;二、“滋费低支，力持不予，战功恤赏则搜括腾挪，力从其厚，一无吝惜。 [5]李秉衡还派出办事老练的官员张兼栓等人对各项开支进行检查，实施严格的管理监督制度。对库藏军粮，常常查阅风晒，防止霉变损失。这样，既及时补充了前线军队，也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

其次，创设医局，救死扶伤。山于当时的中越边境烟瘴盛行，再加上许多外地军士水土不服，以及战场上伤病员过多，这都严重限制了前线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李秉衡认为，尽快救治伤病员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他一立即“创设医药局”，治军士之阵伤者。而且，他还特别关注伤病员之病情，“每日必两二次往看，事缓后亦日往一次，多赖全活。”[5](家传)在李秉衡所设医局的救治下，许多伤病员很快便获得康复，得以重返抗法前线。此外，无论是下级员牟或普通士兵都予接见，并以杀敌报国之情殷切勉励他们。广东高州镇总兵杨玉科在保卫镇南关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的遗体运回龙州后，停放在大街上无人过问，李秉衡亲自为杨玉科料理丧事，“痛哭厚葬”，这件事使“诸军感泣”[6]，战士心情振奋，备受鼓舞，更增强了为国效力之信念。

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政府按《中法会订天津条约》完全占据了越南，并且取得在广西、云南通前。这时，李秉衡已升迁广西布政使兼护理巡抚，一切善后事宜，均以他为主妥善筹办。李秉衡分析了我国与越南接壤的云、广、桂二省形势后指出:“云以互市重，广以海防重，桂以守边重[7]把加强广西边防视为久安之计。为解决边关人民因战乱而荡析离居的情况，进一步解决关外流民和游勇问题，李秉衡博采众议，依仿古制，筹款定章，分别办理资遣招垦。他在龙州、归顺州等地方分别设局，“分投存抚，酌给钱米，以资养赡。并勘度荒地，愿留者发给籽种、耕具、盖屋之资，令其开垦，沿边安插，以系流亡之心。[8]两年内先后遣归的有几千多人，招垦者有五千余众。这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社会秩序，还充实了边防力量。

 镇南关是祖国的南大门，龙州是边防重镇，均位于广西边防中路。龙州在历史上尚未建造城池，镇南关在中法战争中又遭到严重破坏。李秉衡认为，要在广西建立巩固的边防线，修筑这两项上程“实为今日先务之急。 [6]P526当时，广西财政拈据，筹款十分艰难。他不畏艰难，搜括腾挪，从藩库拨出十万两银了作为上程专费，保证这两项垂要的国防建设顺利进行。为节省费用，李秉衡利用当地驻军合力助工，以工代赈，把建设费用降低到最低限度，并目.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顺利完成。李秉衡能把战后赈济与国家的边防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较其他官员确实具有远见一卓识，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彰显无遗。

为更好地鼓励官员们为国效力，李秉衡十分注重对殉职官员的奖恤。1885年10月，因病开缺之前任崇善县知县陈鸣谦在任期间“朴诚廉勇”、“实心实政’，[5]P168，中法战争期间赴镇南关办理要工，非常投入，不幸因感染烟瘴在背中病故。李秉衡对此十分惋惜，请求朝廷将其照军劳瘴故例从优议恤。该年12月，知府龙溥霖出关防剿时染瘴致病，后在执行公务途中病故，李秉衡认为该员任职以来勤勤恳恳，‘自誉颇佳，乃“通省知府中不可多得之员”，于是，其恳请朝廷准许将龙溥霖照军背瘴故例从优议恤，“以劝勤事”[7]P49

1885年4月，清廷责成李秉衡办理广西之淮军给资遣归一事。李秉衡即“督同营委各员逐一点验，综计各营除愿留拨补他英缺额外，实存勇数二千三百八十三名”。对于该些兵勇，李秉衡决定按照路途远近来确定所给川资的数目。李秉衡即“伤收放局员照数提出，分别备文送交潘鼎新总收，并发交商的特殊权益，我国西南领土直接暴露在侵略者面营员分次散给”，并“责成原带将领沿途约束，切许滋事。”[5]P103这样，在李秉衡的妥善安置下，湘军最终得以顺利遣归。接着，他又将由湖北供晌年鄂军四营分遣回省就晌。这极大地减轻了军晌刀支，节省下大笔军费。

李秉衡在中法战争中及之后的赈济等活动，又战争之胜利、善后可谓是功不可没，正如彭玉麟序言:“诸将皆有功……然非李秉衡之廉劲公诚，竖镇龙州，力持危局，上匡抚臣，下调诸将，书死俪伤，多方慰劳，以抚残军，苦心蹲节，悉力供赏，以励将士，粮晌军火，不分主客，随宜接济，则谋将亦不能成功，该护抚臣之嗜拄挽回，其功不细”[7]P458

2甲午中日战后的赈济活动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李秉衡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为保障战时供应，他多方筹集粮铜。山东沿海一带历来粮食欠缺，依靠其他地方的粮食接济。中日开战以来，海上粮船不通，沿海兵民之“食粮”问题显得尤为紧张。李秉衡多方派人到各处购粮平果，对来往烟台东海关之赈粮商船免征税厘，解决了兵民的生计问题。军晌是维持军队存在之根本，为了筹集军炯，李秉衡更是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厘金、土药、军械等十几个局进行“裁并局员，节省糜费”[9]。这在清朝末年昏庸腐败的官场上极为罕见。同时，李还奏请朝廷截留本省应解京的各种晌费，使其成为山东晌项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他还通过发动商民捐款、扣留文武官员三成养廉银等方式来筹铜，使军铜供应得到有效保障。

在甲午战争中，失陷地区的许多房屋被焚掠一空。人民群众多抛家舍业远避他乡，他们颠沛流离，生活之苦较之水、早灾更甚。由于错过了农耕时间，到处皆是一派城乡残破、满目疮痍的荒凉景象。李秉衡见此非常痛心，他立即“分伤各地方官先行出示停征全境钱粮，伤局筹款购麦易钱，委员分投散放，兼放仓谷办理平案，招集流亡，优加抚恤，使其各安生业。”[5]P784李秉衡伤令各州县官员“各就地方情形分别轻重量予调剂，以苏民困’，[5]P78。在赈灾过程中，李秉衡在普赈的基础上对受灾最重的宁海进行重点赈济。他于1895年6月13日致电烟台刘观察，令他转告马琢庵，“就近察看宁海被扰情形”，看该地“除赈麦外，是否尚需筹钱”?“需银若干，酌量山关道暂拨应用。”如荣成娠济工作完毕，“速赴宁海会放”[6]P723。同时，他还上奏朝廷将受害最重的宁海州城内社城里等处及其他三十九个村，文登县城四隅及长峰村等二百一十五村，荣城县山后等三百一十五村及城内四隅，“应征本年钱粮、灶课、盐课等项，一律全行均免。各该州县本年钱粮均未开征，无灾前溢完姆额银两，毋庸查办流抵。”[5]P785将勘不成灾但被扰较重的宁海州一千零七十二村及千金屯等十五屯，官庄灶等十六灶，文登县一千二百二十八村，荣城县四百三十九村之“应征本年上下忙钱粮……及卫钱粮民佃、灶课、盐课、票价等项，均请缓至光绪二十二年秋后启征”[5]P785。总计各州县“应镯免正银九千六十四两六钱九分，应缓征正银四万六千五百四十两六钱九分六厘”[5]P786。这样，通过李秉衡的努力，遭受兵灾的宁海等三州县灾民之生活得以保障，为他们度过灾难及灾后重建家园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日战争结束后，李秉衡竭尽所能赈济和安置百姓。久居官场的李秉衡十分清楚许多官员把战后赈济视为发财良机，并为此中饱私囊，弄虚作假。当时的赈灾委员并不挨户排查灾情，受灾人数任由庄长开列，造册汇报上作亦委派书吏完成，有的书吏将受灾户口之多寡及灾民灾情之差别任意篡改，以致重领冒领现象屡见不鲜，真正的灾民反而得不到救济。因此，李秉衡事必躬亲，详细勘察，凡事不假手青吏，不走过场。他认为，凡是“被贼蹂踊村庄情形，苦者均应赈抚。多寡只须核实……分查确数察复。当一面由莱拨银八千两解赴文、荣，就近兑钱散放。喻令该商不准居奇落价……”[6]P684部队驻地窝棚及所用土地，交予百姓，需付给百姓地租者一并发给，正如材料记载:“营地分别给租，窝铺赏民。 [6]P690针对受战争创伤最重地区，从优加赈，对极苦者加予娠恤，钱不够续请增加。至于部队所剩军粮，则减价发卖:“养马岛运回之米及捐米所剩四百包，即在烟减价发卖可也。”[61]

抚恤官员方面，1895年10月，二品顶戴遇缺题奏道李清和于视察河工过程中因病殉职，李秉衡认为:“该道自奉委到工，于修守事宜，禅精毕虑，劳瘁不辞，乃以冒暑遗征，积劳病故，实属以死勤事。”[5]P779他请求朝廷对其从优议恤，查销其降级议抵之案。1896年10月，李秉衡再次上奏朝廷，请朝廷对积劳病故的汉上县知县刘监议恤。总之，凡是因公殉身之官员，李秉衡皆会为其向朝廷申请抚恤，这极大地激发了官员们的报国热情。

和中法战后一样，李秉衡非常重视安置战后散兵游勇。他多次给德州陈刺史等人去电:“闻散勇过境甚多，久未接据文报，至为悬系。务请加意弹压护送，以收清枪械为第一要义。”[6]P749对驻防德州李永芳的军队“所部全撤，由津补者就近遣散，由毫招者派员带回……望于该军散勇经过时，会同防营妥为照料毋任滋事为要。”[6]P733李秉衡深知散兵游勇对社会的危害不亚于水、早之灾，因此他对安置事宜给予特别重视。

李秉衡识大局顾大体，他不仅对于自己辖区内之灾民及时进行赈济，对其他灾区也同样伸出援助之手。1895年5月，山东省收到义赈银八万余两，当时恰逢甲午战争过后，山东遭受兵灾严重。这时，办理锦州义赈的严作霖电致李秉衡，请求协赈。李在获悉战后关外灾情严重，朝廷虽拨款赈济，但款项仍不敷使用，且日本人为收买人心已在海城等处施赈时，认为赈灾“实关根本至计，拟酬协济”。他马，上致电汤藩台，让他速查明山东赈抚局之存款数目。在得知该处尚有八万余两义赈银时，虽然当时山东需款之处甚多，但他立即毫不犹豫地电令属下“请先其所急”，于所存的八万义娠银内“提拨银二万两，委员径解锦州交严绅作霖散放”。之后，他还亲自致电办理锦州义赈的严作霖，过问锦州的赈灾详情，同时为自己因能力所限而不能多加帮助表示歉疚，其关心群众疾苦之情溢于言表。同年，署直隶总督王文韶致电李秉衡要求山东抚恤接济。李认为，山东省需要筹办海防事宜，又得兼筹，着实难办。幸好现在外患己定，应当对邻省进行抚恤接济，共渡难关，况且直隶乃徽辅重地，目前又形势紧迫。所以，他与属下筹商决定“于局存义赈项下提拨银五万两，委员解赴直隶总督衙门交纳，以济赈需”[6]P725。然而，抚局实际所存义赈银不足五万两，李秉衡又令属下将“不足之数另款措集，共凑银五万两，为移缓救急之计”，“伤司即日委员解津”[6]P726。在自顾不暇的困难情形下，李秉衡从战后民生、国家危亡的大局出发，做出了局部牺牲。

结束语

以上是李秉衡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兵灾赈济活动。清末我国财政日趋困窘，这在战争期间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此困难情形之下的兵灾赈济，其影响与阻力均非同寻常。此间，李秉衡坚持“赈务以得人保民命为主; [6]P758赈务以维护祖国和民族利益为主，格守赈灾规条，使历次救灾工作皆能落到实处，效果显著。李秉衡在清末战争状态下的赈济活动，乃晚清兵灾赈济的标本，是后人透视时代原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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