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前期、中期科尔沁草原的开发与效果

清朝入关之初，关外边防空虚，土地荒芜，关内则因连年征战、圈地和灾荒，社会经济遭受破坏，内地民众纷纷出关谋生。为巩固刚刚建立的统治，清廷从“以农立国”的政策出发，亦采取积极政策，鼓励内地民人到关外垦荒。康熙初年，清廷政策转趋保守，采取“印票”制控制出边汉人数量。如卓索图盟之“喀喇沁三旗，自康熙年间，呈请内地民人前往种地，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八百张，逐年换给”，后来由于出边汉民益多，遂改为不限数量，“责令司员暨同知通判等查明种地民人确实姓名，现在住址及种地若干，一户几口，详细开注，给予印票。”(《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十八)“印票”制的限制只是一种形式，部分地区实际上已近乎于开放。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来到科尔沁，大量荒地日益垦复，经济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

科尔沁草原的垦荒耕种，首倡于清圣祖。他认为，“蒙古田土高，而且腴，雨雪常调，无荒歉之年，更兼土洁泉甘，诚佳壤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故垦荒耕种是解决蒙古贫困的重要途径。康熙三十七年(1698)，原内阁大学士黄茂等人奉命前往敖汉、奈曼、巴林诸部蒙古，“教之树艺，命给之牛种”(汪灏：《随銮纪恩》，小方壶舆地丛钞本)。最先垦耕的是科尔沁南部的敖汉、奈曼及喀喇沁诸旗。据载：“塔子沟境治，昔本蒙古藩封，征逐水草。康熙间，始辟土地，树艺百谷。佃民交租而无赋，惟出易时取斗税耳。”(哈达清格：《塔子沟纪略》卷二《疆域》)清廷鼓励农业的政策系针对蒙民而发，然蒙古族长期以游牧为主，不谙农耕，即使是耕作田亩，也往往于“播种后，即各处游牧，谷虽熟，不事刈获，时至霜陨穗落”(《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一)，故大多数人仍将田地租给汉人耕种，而食租利。

    汉民在蒙地的垦荒生产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直接受雇于蒙古王公，为之开荒垦种；二是租种蒙古王公的土地，缴纳实物地租。按当时理藩院规定：每年征收租息，赏给该(旗)郡王一半，另一半分予台吉、官员、兵丁。由于这种原因，没有“印票”的汉族农民，得到蒙古王公的庇护，也在科尔沁草原上从事耕垦。如克什克腾旗“以民人所垦成田之处俱在山坡隙处，并不碍其游牧，兼可得租养赡，所以一经驱散，又复潜为招往”。①这些内地农民垦种蒙民土地按规定交纳地租，有利于蒙民生计，自然受到欢迎。

    最初流人蒙地的“雁行”农户在那里定居后，呼朋唤友，互相援引，招来愈来愈多的垦种者，结成许多新村落。“借地养民”令颁布后，更多内地人口蜂拥而至。昭乌达、卓索图和哲里木盟南部各旗，形成窝棚、土屋屯居的三家子、五家子等村落星罗棋布。乾隆初年，仅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就有汉族佃户42924人，分居在103屯[1]。这些汉族农民的到来，改变了蒙地单一的游牧经济，蒙民的生活来源有所增加，形成了一批市镇和初步的商品市场。不过，一些农民进入蒙地后，任意开垦，毁坏牧场，盗窃牲畜，致使牧民“不敢夜牧”。“内地民人越界耕种，而蒙古等私索租价，每至生事互争”(《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为调节农牧矛盾，清廷逐步加强对汉民的管理，设置专门管理机构。自雍正元年至乾隆初年，先后设立热河、八沟、塔子沟等直隶厅，管理卓盟、昭盟和喀喇沁旗的蒙汉事务。这种和盟旗并行的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既稳定了清朝在蒙古地区的统治秩序，也反映了当时蒙地农业的发展。

    总的看来，清前期汉人大量进入蒙古地区居住种地，不仅减少了内地的动荡因素，有利于清朝统治的巩固，而且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农业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蒙古地区的粮食需求，有些地区甚至有余粮外运。直至雍正朝，内地农民出边耕种定居还只局限在沿长城边地，且多在偏僻的山谷中耕作，并不影响蒙古人的牧业经济。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乾隆朝以后的谕令中，屡屡责备汉人抢夺蒙人牧地，造成蒙人生计无着。而在康熙三十六年的一个上谕中则说：“日后倘有争斗，蒙古欺凌汉人之事，即令停止”(《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一)，说明当时汉人在蒙古地区尚属少数，还需要官府的法律保护才能居留下去。

到了清中期，清廷的政策转而为严厉的禁荒。究其原因：一是蒙旗垦荒并没有达到解决牧民贫困的目的。在垦种中真正得到好处的是蒙古贵族，广大牧民则贫穷如故。二是“印票”制度遭到破坏。乾隆初年，冀鲁豫等省连年灾荒。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出关进入蒙旗地区。清廷为免生事端，暗令各关对灾民放行。乾隆十三年，理藩院议准停止印票制。三是农耕民族要在草原定居下来，就需要有耕地，而土地只能从牧民手中得到，农田增加一分，牧地就要减少一分，这看似简单的土地之争，随着关内移民的增多，也逐渐明显化了。清廷出于维护蒙地社会安定的考虑，于乾隆十三年至三十七年间颁布了一系列禁令。十三年颁布的《回籍令》，要求“民人所典蒙古地亩，应计所典年分，以次还给原主”，“徐令民人归赴原处”(《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十九)。十四年谕令各札萨克等严饬所属，“嗣后毋许再行容留民人多垦地亩，及将地亩典给民人”，若有违者，照隐匿逃人例处罚，“并将所垦所典之地撤出，给予本旗无地之穷苦蒙古，其开垦地亩及典地之民人，交该地方官从重治罪，递回原籍”(《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十九)。三十七年规定：“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十九)这些禁令，成为以后历朝处理民蒙耕牧关系的基本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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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珠隆阿奏。转引自马汝珩、成崇德《康乾时期人口流动与长城边外开发》，《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但事与愿违，种种禁令的出台并不能阻止违禁出关和违禁开垦之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多，且区域也日渐扩大。就在《回籍令》颁布次年的春耕之际，“又有别无生计之穷人，强种原地，冀纳租以资糊口”，蒙民汉民两相情愿，“私相定议，令民租种”。①乾隆中期以后，私垦私典区域已经扩大到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左翼南部，甚至郭尔罗斯旗。据载：乾隆五十六年，郭尔罗斯公牧场放给流民垦种，“当时仅图目前之利，于履亩绳丈之政，谙然未讲。流民因之多占地而少纳租。”(《谕折汇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蒙古王公私招汉人开垦蒙地，甚至不测量，民人乘机多占地少纳租，借此获利。“素来不谙稼穑的蒙古人，据说最初对大量涌到的汉人甚至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并无收益的荒地出租给他们，并且还可以便利地和他们进行物物交换。”[2]一些蒙古王公向官府呈请招垦也说明了这一点。后来蒙汉之间虽然嫌隙渐生，但直至嘉庆五年才发生首件蒙旗公开抗垦案，敖汉地区因民人耕种日多，有碍蒙古牧场，因而呈请撵逐。

    至乾隆中期，汉民聚居之地形成了许多村屯。以塔子沟为例，其所辖村庄，在喀喇沁左翼旗地有49个，土默特右翼旗地70个，敖汉旗地30个，奈曼旗地15个，“以上各村庄，俱系民人耕种贸易聚处之地”(哈达清格：《塔子沟纪略》卷二《疆域》)，除极个别村屯沿用蒙古旧称，大多以汉语命名，说明这些村屯主要是汉族聚居。科尔沁蒙旗地区村屯的出现，表明该地区农耕已达到一定规模。

    嘉庆至道光时期，封禁政策流于形式，蒙旗垦荒更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嘉庆五年，针对流民涌入郭尔罗斯，清廷提出“不准增居一户”，“不准多垦一亩”(《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七八)，但到十五年，当地居民在原有2300户基础上，又徙入8400户[3]。对于此禁彼垦，禁者自禁，耕者自耕，禁而不止的垦殖趋势，清廷无可奈何，仁宗叹言：“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再届查办复然，是查办流民一节竟成具文。”(《清仁宗实录》卷二三六)宣宗更表示，只要无碍蒙古生计，就可办理垦荒事宜。    移民群从郭尔罗斯向西渐次扩展到科尔沁诸旗，以致无法控制。清廷只好承认“招民垦荒”合法化。其中，敖汉旗、科左后旗和养息牧场，最早准许招民垦荒。嘉庆五年，理藩院决定敖汉旗地“起立鄂博，准其招民开垦耕种”(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三)，以地租资生计。七年，又准许科尔沁左翼后旗昌图额尔克地方招民开荒，至十四年农户已达3900余户。十八年，准许养息牧场试垦。

借蒙旗之地养活关内流民，本属权宜之计。然而一经弛禁准许垦荒，则局势难以控制，流民摩肩接踵而来。昔日平静的草原，现在变成了喧闹的世界。自此以后，其他蒙旗也相继放荒开垦。

迁入蒙地的汉民，与蒙古牧民交错杂居，朝夕相处。在汉族农民辛勤耕耘和传播农业技术的帮助下，许多蒙古牧民学会了农耕生产。蒙汉民习处长久，不仅增进友谊互助关系，而且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生产技术，许多农民学会饲养牲畜，经营畜牧业生产，使蒙汉杂居地区逐渐变成“且耕且牧”的农业、半农业区或半牧业地区。

    最早形成农业、半农业区的是喀喇沁地区。喀喇沁左、中旗农业发展较快，乾隆十三年，喀左旗汉族农民佃种地400顷另80亩，喀中旗774顷另10亩(《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下卷《喀喇沁中旗》)。喀右旗在乾隆年间还处于半农半牧阶段。由于“山厂平原，尽行开垦”(《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八)，终致蒙古人无地放牧，不少牧民弃牧从农，开始向自耕农转化，到四十三年，喀喇沁地区农业规模扩大，人口增多，清政府遂将八沟厅改为平泉州，塔子沟厅改为建昌县，说明该地人口构成与社会经济已发生很大变化。至道光年间，该地区基本完成向农业区的转化，种植的作物、家蔬种类繁多，另以菠萝叶养蚕(《塔子沟纪略》卷九《土产》)。这些五谷和家蔬，至今仍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

    喀喇沁以北的昭乌达盟各旗自乾隆末年开始了相当规模的开垦，尤以敖汉旗突出。嘉庆五年，敖汉旗已有种地户130户，耕地1390顷，②后民人陆续聚居，数十年生齿日繁，人烟稠密，实有数千口之多。此外，克什克腾、巴林等旗也有一定规模的开垦。乾隆十六年，清廷只批准在克什克腾旗的157名民人垦种50顷19亩土地，到三十一年，查出民人670名，显然垦地也相应地扩大了。

    乾隆末年，科尔沁蒙地的开垦已经延伸到辽河流域，有的到达了松花江流域。哲里木盟东部几旗陆续开放，其中科尔沁、郭尔罗斯前旗的开垦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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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乾隆十四年陈大寿折。转引自刁书仁《论乾隆朝蒙地的封禁政策》，《史学集刊》1996年第4期。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直隶杨廷璋奏。转引自马汝珩、成崇德《康乾时期人口流动与长城边外开发》，《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乾隆中叶，科尔沁左翼地方已有内地流民垦殖。嘉庆七年，准许开垦科左后旗昌图额尔克地方；八年，又准科左中旗容留74个流民村屯为合法，并同意续放八家镇荒。道光三年至六年，科左中旗卓哩克图亲王自招流民1000多户，出放领地3184垧。科左前旗，嘉庆年间开放法库厅暨康平县界内荒地77000垧，遭光二年时已有民入200余户，垦成熟地达2000余垧；三年又查出民人103户，既垦熟地1546垧。①

    郭尔罗斯前旗在乾隆年间有山东、河北等地流民进入垦种。嘉庆五年，查出既垦熟地265648亩，民户2330户，十三年查出流民有3010户，一年后，又查出流民6953户。②清廷每查禁一次，人口和耕地反而有了新的增加。

    伴随农耕的扩展，各类手工业生产者也迁入蒙地，他们利用当地充足的天然与畜产品资源为原料，开设手工业作坊，从事皮毛制品、马具、金银器皿和柳编制品等生产，使手工业与游牧业相分离，一部分从事游牧兼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牧民转化成为专业的手工业者，从而拓宽了畜产品转化为商品生产的道路，使手工业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发展起来，促进了蒙古社会由单一游牧经济向多种经济的发展。同时，康熙以降，旅蒙商和蒙古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塞外边疆地区商业城镇和集市贸易的发展。尤其是乾隆朝以后，从内地到塞外蒙古地区之商贾，由牛车帮和驼队载运货物，一年一度往返于蒙地游动经商，逐渐改为在蒙古各地租赁寺庙、蒙旗王府所在地的房舍，建立固定的商号网点，同时在一些居民较为集中的交通枢纽城镇开设商号分店，更推动着商品经济初步繁荣。

    西拉木伦河下游地区的郑家屯，原为科尔沁蒙古的游牧地。乾隆以来，商贩民人搭栅架屋、开肆设铺，道光时已发展成为蒙汉交易的集镇。光绪初年，“民户万余，为第一集镇，旅寓之大，视内省数倍。冬季之夕，每停车数百乘，宿人千余辈，不觉其扰”(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六)，其商贸繁华程度可想而知。翁牛特部所辖乌兰哈达(赤峰)，嘉庆时已形成商业贸易集镇，周围巴林、乌珠穆沁等部的蒙古游牧民皆来此贸易。

总之，清代中期，随着科尔沁蒙古地区的土地开垦面积不断扩大，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集镇贸易的兴起，对活跃边疆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促进经济开发及畜牧业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改善蒙古地区日常生活和生产资料供应，加强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边疆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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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治官报》，837号，第441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赛冲阿、松宁奏。转引自马汝珩、成崇德《康乾时期人口流动与长城边外开发》，《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