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张履祥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对当时浙北地区的水、旱等多种自然灾异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观察，并就其引发的社会后果予以全面系统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他运用阴阳变异学说，探讨自然灾异发生的规律。更有实际意义的是，他悉心讲求救灾备荒的多项措施。这些表现了他高度关心民生疾苦，积极为乡土社会荒政事业服务的学术精神。

【作者简介】周邦君（1965—），男，广东商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博士。（广东广州,510320）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浙江省北部桐乡县杨园村人，故称杨园先生。张氏七岁丧父，在母亲勉励下刻苦攻读。他曾师从大儒刘宗周，又与地方上的名流相砥砺，成为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其传见于《清史稿·儒林》^{[1]P13119-13120}。他常居乡间教授弟子，并亲自经营农业，同老农一起探讨有关问题。他的《补农书》系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上的杰出作品之一。农史学家陈恒力、王达合力撰著《补农书校释》，附录张氏创作的文字较多。现主要凭借该书新添附录（不含以前《补农书》各单行本附录原有部分）所提供的方便条件，以张履祥的视野为中心，考察明末清初浙北地区的自然灾异及其应对措施。由于这一部分资料在以前利用甚少，加上迄今未见有人专门针对张履祥的荒政思想撰写论文，故笔者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新意。

张履祥出生之初，其家尚属殷实，而桐乡县一带地方安定，风俗温厚，不失《诗经·硕鼠》所谓“乐郊”之意。但是，崇祯十五年（1642）以前因饥饿而死的人，十七年以后因盗贼、兵匪、酷吏而死的人，都有不少。乡土社会发生一连串悲惨事件，令张履祥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迟迟不能下笔成文。直到康熙初年，张履祥才撰就《桐乡灾异记》^[2]P174-175。需要就此说明的是，拙文题目借用张氏的提法，而没有采取后人习见的“灾害”一词。“自然灾异”比“自然灾害”范围要大一些，除包括后者之外，还指自然界出现的奇异罕见现象。从学术史角度上看，虽然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张氏这篇文章的价值，但至今仍然缺少比较全面细致的解读。现尝试作一些分析。

根据本文题目锁定的范围，现对《桐乡灾异记》中明显属于社会性灾异（如盗贼、兵匪之灾等）的内容，暂且不作重点考察。张氏原文囊括的自然灾异，可以按照年代顺序整理成下表。

张履祥笔下的自然灾异，从资料价值上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原创性显著。《桐乡灾异记》不是张履祥转抄他人书本形成的，而是他个人亲自观察和了解得到的，因而表现出显著的原创性，可视为难得的灾异实录。陈恒力、王达指出，张氏此文的史料价值，与明末浙江湖州沈氏的《奇荒纪事》不相上下。^[2]P176这种评价甚为允当。

2时间跨度大。沈氏的《奇荒纪事》，记载的是崇祯十三、十四、十五年这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3]P86-91比较而言，张履祥《桐乡灾异记》的时间跨度要大得多。该文约有一千二百字，篇幅不算长，但录下万历四十六年至康熙三年的灾异之事，一笔跨越46个年头。此文自觉采用长镜头观察自然灾异，在明末清初的个人著作（不含资料汇编之类）中，的确非常少见。

3灾异种类多，频率较高。沈氏《奇荒纪事》集中反映明末湖州水、旱和瘟疫三种灾害，而张履祥《桐乡灾异记》所涉及的灾异种类要多得多。在他的视野中，自然灾异相当复杂，甚至超出了后世一些荒政研究专著所论列的范围。张氏观察到的自然灾异有地动、水灾、蝗灾、凶灾、瘟疫、旱灾、冻害、虎患，共计八种。另外，他还注意到雉兔忽多、野鹿出没的奇异现象。这些自然灾异，有的比较常见，有的甚为罕见；有的容易理解，有的带着神秘色彩；有的是人力可控的，有的则难以控制。其中出现年次最多的是水灾，计7年次，约为1次/6.6年；紧接着是旱灾，计3年次，频率约为1次/15.3年。为求总体上量化方便，且从崇祯时期16年取1/3，即5.3年，并将康熙初年计为1年。既如此，则上表各类自然灾异直接涉及20.3年。粗略估算，这46年间的灾异频率约为1次/2.3年，应是比较高的。

辨证地看，自然灾异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因而自然与社会不可能完全隔离开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与之同理，一般荒政家谈论自然灾异，其意也不在自然灾异本身，而在于人类社会。张履祥密切关注自然灾异，对其引发的社会后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

1自然灾异导致生态环境异常变迁。例如，（1）崇祯时期，桐乡一带野鸡、野兔忽然增多，还出现野鹿。在当地人看来，这些是非常罕见的奇异现象。（2）崇祯元年秋天，七月间，杭州湾海潮暴涨，从海宁县猛扑上岸。一夜之间，平地水涨三尺多深。由于河流咸苦，人们只能汲取井水、池水饮用。夜间，有人以双手捧取海潮之水时，发现水里有红光发亮，如同火光一样。笔者推测，此种现象很可能是潮水中的发光鱼类所引起的。海潮带来的大量鱼、虾，在潮水消退之后遗留在岸上的各种水体之中。（3）崇祯十四年，蝗灾使饥民四处遍布，有的挨家挨户乞讨，有的拾掇可食的草木，杂在糠秕中做饭吃。草根、树皮几乎被剥掘净尽。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无从顾及自然环境保护之事。（4）顺治九年，从五月至秋天七月间，久不下雨。河水断流，井水、泉水干枯，运河现出老底。有人在河底行走，鞋底很少粘泥。（5）康熙初年，有老虎从桐乡县东边跑来，进入八都，占踞杨氏坟场，伤及人畜，过几天才离去。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出现森林动物，说明这一带植被覆盖率甚高。不过，此种生态环境提示，当时该地区社会经济很难说是兴盛的。

2自然灾异引起人口损耗。例如，（1）崇祯十五年，一场巨大的瘟疫袭击桐乡县。对此，张履祥只是一笔带过。后人根据更多资料发现，这一年，瘟疫席卷江南地区，造成很大范围、很大比例的人口死亡。^[4]（2）前文提到康熙初年的虎患，意味着在人与动物的博弈过程中，该地区的人口定然有所损耗。（3）顺治十八年旱灾，使百姓四散逃亡，父子遗弃，夫妻别离。一时之间，农村人口大为减少。

3自然灾异破坏农业生产。例如，（1）崇祯元年发生水灾，田地被潮水淹没，庄稼欠收。（2）顺治五、六年间，接连发生水灾，而八年春天，淫雨连绵不断。于是，麦苗、豆苗被浸泡而死。（3）康熙三年大水灾，农业生产急剧萎缩，民间财物极度匮乏。（4）顺治九年，由于干旱，禾苗全部焦枯。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人们才盼来雨水。当年稻谷大量减产。（5）崇祯十四年夏天，桐乡县一些地方蝗虫肆虐，铺天盖地，庄稼被啮食殆尽。（6）顺治十年冬，桐乡天寒地冻，农家禽畜多有死亡。（7）顺治十八年夏、秋时节，久不下雨，崇德县东部、桐乡县南部和海宁全县之内，禾苗皆枯；蚕业萧条，桑树被大量砍伐。这些都是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明证。

4自然灾异影响交通事业。例如，顺治十年，冻害持续十多天，桐乡一带的水上交通被阻绝。

5自然灾异引起物价上涨。例如，（1）万历四十七年夏天发生大水灾（可能与前一年的地动有关），所造成的损失非同小可。当年米价走高，一斗米值钱一百六十文，相当于银一钱六分。（2）顺治八年水灾，使鱼、肉、盐的价格接近，一斗米卖银五钱。（3）次年，桐乡遭受旱灾袭击。当新米上市之际，每斗值钱八百文。（4）崇祯十四年发生蝗灾，一斗米值银三钱，豆、麦价格昂贵。蝗灾波及第二年，米价甚贵，奴婢甚贱，一斗米可换两婢。

6自然灾异引起金融市场混乱。例如，（1）崇祯元年和康熙三年，大水为灾，致使钱银比值下降，引起金融市场混乱。（2）崇祯十四年的蝗灾，一直到次年秋天才停息。虽然水稻获得一些收成，米价稍微下降，但钱银比值更低，三千文才值银一两。据叶梦珠《阅世编·食货》记载，明末清初比较平稳的钱银比值，约为钱一千二三百文换银一两。

7自然灾异引发社会心理不安。例如，（1）万历四十六年地动，虽然属于轻型地震，但也足以引起较大的心理不安。（2）崇祯元年，海潮涨灌平地，夜发红光，使农民感到非常奇怪；再加上潮水咸苦，所以他们不敢引水灌溉干涸的稻田。水灾导致物质紧缺，从而使人们心情紧张。（3）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开始下大雪，直到十八日，天始放晴。大雪接连下五天之久，这在桐乡一带是很少出现的，所以使人们感到疑虑。（4）崇祯时期，桐乡所在的运河岸边出现野鹿。照古代天人感应学说，此非吉利之兆，往往诱发极其不安的社会心理反映。因为鹿行于野，隐喻王权危机，是政治灾难的象征，常令正统人士恐惧莫名。

8自然灾异破坏教育事业。例如，顺治九年，旱灾使人们在急切之间来不及维持教育事业，有的学校因无力维修而倒塌。

9自然灾异诱发社会伦理危机。例如，（1）崇祯十四年的蝗灾影响及于次年。到春天里，道路上经常有饿死的人。饥荒使人间亲情受到致命的打击。即使在夫妻、母子生离死别之时，也不见有人哭泣。对于这等场面，他们已经见惯不惊，思想已经麻木，感情已经石化，眼泪已经流干。死人被敛埋时，人们将棺材抬至野外，随便找个地方，草草下葬了事。文庙中的祭品被盗食一空。由于蝗灾，物质文明基础动摇，城乡经济呈现出一片破败景象；精神文明也随之受损，人们根本顾不上讲究人伦感情、礼节斯文。（2）顺治十年，桐乡发生冻害。当时有一举人资财颇富，但为人悭吝。寒冬季节，其母被迫改嫁，其弟无奈行乞，饥寒而死。自然灾异诱发这位举人本性中恶劣的一面，使其丧失了基本的家庭伦理道德。

10自然灾异引起社会动荡。例如，（1）顺治八年水灾暴发，百姓强横者乃四处偷盗，懦弱者则离家逃荒。（2）顺治十六年和康熙元年连续出现旱灾，只是不及顺治九年灾情严重。随着稻米价格渐渐平缓，偷盗之风慢慢平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旱灾、米价与盗风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3）顺治十八年旱灾，使桐乡很多百姓实在活不下去，被迫流亡他乡。一些人家的房屋无人居住、看管，因而遭到毁坏。逃避赋役的农民不敢回家，路上的乞丐找不到告讨的地方。桐乡本属江南富裕安乐之区，竟也落得如此动乱不宁的凄凉光景，实在令仁人君子难以克制内心的忧伤和痛苦。

在记录灾异现象并论述其社会后果的基础上，张履祥进一步探讨其发生机理，认识其内在规律。顺治九年，张履祥撰《祷雨疏·附记》^[2]P172，运用古老的阴阳变异学说，来解释自然灾异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他认为，从阴阳运行、交互作用的规律来看，既有正常的情况，也有反常的现象。正常就是既合乎客观规律、又合乎人类主观意愿的一面，人们可以把握并加以利用；反常就是违背规律、对人类不利的一面，人们应当通过一定的主观努力加以矫正和补救，使之转变为正常或比较正常的局面。照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范畴来看，水属阴，旱属阳。风调雨顺谓之阴阳协调，水旱成灾则称为阴阳失衡。无论阴阳，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过盛或过衰，都将导致异常的生态气候，发生灾害。

张履祥从故乡年长者的言谈中得知，万历十六年（1588），桐乡一带发大水，而次年出现旱灾，河水干涸，井水、泉水枯竭。从五月开始，很长时间没有下雨；到秋天，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大雨接连而下，平地水深三四尺。早在旱灾出现之初，一些农民因思想懈怠，数十成百地纷纷放弃大田农作生产，而趁水道干枯之便，尽力捞取鱼、虾、蠃、蚌作为食物。那些勤劳的农民，把主要精力放在车水抗旱之上，想方设法拯救禾苗，直到水用完才歇手。之后雨水到来，他们因稻谷有收，没遭到多大损失。但是，那些放弃抗旱救苗的农民，就只能陷入收成无望之中。

从万历十六年到顺治五年，刚好构成一个甲子（60年）的周期。虽然顺治五年的水灾不及万历十六年之大，但是，从这一年开始，连续有四年苦于水患。张履祥注意到这一特殊的气候现象，思考其缘故，疑心是阴气过盛所造成的结果。顺治九年发生旱灾，河水干涸，井水、泉水枯竭；自从五月开始，很长时间没有下雨；到秋天七月二十三日，大雨接连而下———这与万历十七年的情况具有惊人的雷同性。其时差为63年，也差不多构成一个甲子的周期。这一年，人们熬到八月才盼见雨水，以前行船的水道才恢复交通。而且，一些农民勤于抗旱救苗，一些农民置农作于不顾———这也与万历十七年的情况相同。张履祥就此提出一个问题：以后再满甲子周期的时候，情况会怎样呢？他希望后来者予以注意。

据推算，在顺治五年的基础上分别顺延60、120年，应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乾隆三十三年（1768）。陈恒力、王达一方面抱着科学主义态度，批评张履祥的宿命论（笔者按，张履祥是否是宿命论者，尚属疑问）；另一方面，他们顺着张履祥提示的线索，查阅苏州、湖州、松江、嘉兴各府志关于1588、1708、1768年的灾害资料（其本身有所遗漏），联系张履祥所记桐乡县一带在1588、1648年的灾情进行分析。他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有两条：（1）水旱灾荒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2）水旱灾荒可以通过人力挽救。^[2]P173究其实，这与张履祥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

张履祥大力探索救灾备荒的措施。总的来看，这些具有实际意义的措施，可以粗略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方面：一是在灾情出现之后采取办法予以挽救，此为消极救灾之计；一是在灾情发生之前设法予以防备，此为积极备荒之策。

1控制酿酒饮酒，减少糯稻栽培张履祥注意到，明末酿酒对水稻配置产生了重大影响。^[2]P160历代官方往往通过酒类专卖，获得一笔较大的财政收入。但是，明朝末年，政府取消酒类专营，不再征收酒税，于是民间私自酿酒之风趁机兴盛起来。再加上群聚饮酒亦无禁令，因而饮酒之风也极为流行。人的食量限度比较明显。照普通人估计，每天消耗一升大米，则一年为三石六斗，约合二百七十千克；食量最大的人，最多消耗这一数字的两倍。饮酒的人，一般每天要耗费好几升稻米酿成的酒；至于饮酒能手，其海量之大，难以估测。吃饭时备菜，通常亦有限度。每餐配菜三五个，充其量八个；如果超过此数，就多得吃不下去。举办宴会时，菜肴的花色品种更为丰富。有的大讲排场，达到五十种、甚至一百种，有的比较节俭，最多达到一二十种。吃一顿饭，通常用不了多久，但有的人喝酒上兴，则夜以继日，浪费很多时间。

他认为，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百姓，若是成天喝酒嬉闹，酣歌醉舞，妨碍日常工作，荒废正当营生，还不算太大的危害；而饮酒放纵无度，后果最为恶劣，往往造成社会混乱。于是，过度的奢侈之风兴起来，过多的诉讼案件冒上来。并且，《商君书·去强》所谓“金生粟死”的现象也会露出来。随着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增多，从事农业第一线生产的人减少，于是物质匮乏，粮食奇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国家四处扰攘不安，其基本原因是苦于供应不足。民间为了酿酒的需要，种植糯稻过多，挤兑粳稻栽培面积，无疑使人们更加容易陷入饥饿之中。

鉴于上述理由，张履祥建议：县官在治理境内事务时，应加强控制，禁止私自酿酒，减少糯稻栽培，相应增加粳稻种植面积。

关于粥赈之法，张履祥有简要论述。^[2]P167当大灾之年，政府或富室筹集部分粮食，在饥民较为集中和往来较为方便的地方设立粥厂，熬制稀粥，无偿分发救济，使灾民不至饿死。是为施糜粥，亦称粥赈。张履祥认为，粥赈的效益最小，其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幼儿和病人。他们缺乏体力，不能参加劳作而纳入工赈范围之内。这样的弱势群体，理应得到社会的无偿救助。

另外，前文提及张履祥《祷雨疏》之名。查《补农书校释》，其中未见收录该疏，很可能是为了剔除张氏的“迷信”思想。举行求雨仪式，作疏以祭告天地，自古即然。从实际效果上看，求雨仪式当然很难说是科学的。但是，其中所蕴涵的民间宗教心理学、社会文化学价值，也不容一笔抹杀。至少，这也可以归入消极救灾计策之一。

农业经营应当统筹兼顾，尤其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临渴掘井，就会坐失良机，导致减产减收，甚至沦入窘困灾荒之中。张履祥强调说：“蓄粪完器，以乘时令，治田畴之急务也。”^[2]P156积制肥料，修缮农具，以便及时赶上适当的农作季节，尽力避免灾害损失。

关于抢抓农作时令，张履祥提到三个例子。（1）崇祯十三年五月初六日，桐乡一带开始下大雨。勤劳的农民急忙争取时机插秧，而怠惰者犹豫观望，插上秧的稻田不到三分之一。大雨昼夜不停，一连下了十三天，平地水深达两三尺，原来的陆地上可以行船。十多天以后，大水陆续减退，田地开始重新显露出来，但秧田嫩苗全被淹死，只有那些早早栽插的稻田，秧苗得以恢复元气。到秋天，虽然稻谷总产量大为减少，但是，一些勤劳的农民准确把握插秧的时令，在抗灾斗争中取得一定的成绩，他们的水稻有所收获。（2）顺治九年五月，当旱灾发生之初，一些怠惰的农民放弃水稻生产，拾取取鱼、蚌为食，到秋天则稻谷无收。与此不同的是，一些勤劳的农民紧紧抓住时机，车水拯救禾苗，有的车水灌田达三次之多。后来，他们的禾苗长势良好，秋收有望。（3）顺治十八年，桐乡县又出现旱灾。那些水源太远的地方，禾苗尽数焦枯。不过，在具备水源条件的地方，一些农民紧锣密鼓地抢抓时令，昼夜车水，挽救禾苗，依靠辛勤劳作，保证收成。这种积极的做法，正是张履祥高度赞同的。

陈恒力、王达的统计显示，桐乡县所在的嘉兴府，明清两代水灾频率分别为1次/3.2年、1次/3.9年，旱灾频率分别为1次/11.5年、1次/4.5年，明显超过宋元时期。他们的研究表明，明末吴兴、桐乡水旱灾害最为频繁和严重。^[5]P95-98冯贤亮分析大量资料，将一个类似的结论扩大到整个江南地区。^[4]前文根据《桐乡灾异记》所测算的水旱灾异频率，明显不及陈、王得出的数据之高。需要注意的是，按照灾害年次统计的惯性作用，由于灾害烈度及其所涉具体范围标准很难一致，则考察地区越大，所计年次必然越来越多。因此，明末清初，桐乡的水旱灾害是否不如江南其它某些地区之严重，还不能遽下结论。不过，从当事人张履祥的视野来看，彼时桐乡水旱灾害已堪令人怵目惊心。他深刻认识到，水利建设有助于缓解自然（特别是水旱）灾异的后果，因而重视研究和兴办水利事业。

（1）考察水利条件，树立抗灾信心。据张履祥考察，^[2]P175桐乡县所辖范围，北面靠近烂溪，南面连接长水河，中部有运河从南向北贯通，更有车溪河、沙渚河绵延往来，水流络绎不绝，距离太湖约有百里之遥。该县为江南水乡的核心部分之一，水资源相当丰富，水利条件比较优越。

灾荒年月，树立抗灾信心显得非常重要。张履祥充满信心地指出，只要人们按照适当的技术方法蓄水泄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除旱涝灾患。再者，县境内土壤肥沃，人口稠密，只要男女妥善分工协作，努力从事耕作，经营桑蚕丝织等行业，比较容易达到富足殷实的生活水准。

（2）推究灾异诱因，明确治水意义。江南桐乡等地在崇祯十三年（1640）出现历史上最大的水灾。自此直到顺治末期的二十多年中，水旱之灾屡屡发作，歉收年岁每每出现，人民生活因而比以前加倍困苦。张履祥了解到这些情况，心情难以平静。顺治十八年（1661）年，张氏致书本县绅士曹射侯，论述水利与荒政事宜。^[2]P162-164是年，桐乡县出现大旱灾。当时，张履祥从嘉兴府行至皂林镇，一路看到运河及其它港汊之水奔流而下。运河东边直至滨海一带，距离并不很远，也没有山冈阻挡，且其地势高低差别悬殊不大，但有的地方水流不能通达，一旦遭遇大旱，水稻就无收成。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社会诱因，是人们不重视农业，不讲求水利，不及时浚治水道。一方面，政府顾不上江南等地的水利建设，另一方面，更为糟糕的是，有的地方被豪强占垦，水道淤浅，水流不畅，甚至被人为地塞断。一旦雨水、干旱违背农作时机，就足以造成灾害。

通过正反方面的例子，张履祥阐明治水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他举例说，顺治九年五至七月间发生大旱灾，十七年夏、秋季节，水道干涸，众人犯愁，叫天不应，有人难过得直掉眼泪，但无济于事。有贤良绅士关心地方事务，将灾情报告给官府。后来，官方派遣专人治水，监督水利工程的兴修。桐乡等县官员各自率领百姓开修浚治水道，将崇德西部的水引注到东部，将桐乡北部的水导流到南部。于是，滨海一带方圆六七十里的农田，皆收到灌溉的利益。他希望桐乡一带有名望的绅士，在平日注意婉转譬喻，给那些生活艰难的农民摆事实，讲道理，促使他们从长计议，深刻领会治水的关键作用。

清初江南桐乡一带经济凋敝，财物匮乏，人民穷困，赋役繁重，加上社会风气败坏，地方上治安状况恶劣，偷盗抢劫之事时有发生，民间想要储存一些备荒物质，是很难办到的。张履祥审时度势，退后一步着想：只要整修、利用沟渠，开辟、清理水道，使水流通畅，灌溉农田，使一年之中所获稻米解决人们生活的一半，豆、麦、蚕桑收益再解决一半，就能够使人们免除饿死的危险。当时治水的基本意义，在于逐步恢复乡土经济，提供荒政事业的物质前提。这是切实可行的稳健之策。

（3）疏导水沟灌渠，防备水旱灾害。张履祥指出：“疏沟导渠，以备旱涝，”是农业生产的紧要步骤。^[2]P156疏浚水沟，导引灌渠，可以防备水旱灾害，必须抓紧时间安排，不可怠慢荒废。

（4）根据当地实际，提倡分区治水。张履祥借鉴明前期夏原吉[i]等人的治水经验，从浙北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出发，结合当地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分区治水的主张。他认为，分区治水收效快，易于成功，不等一年就可以把水治好。而江南人多，利用这一条件，在冬闲季节兴修水利，是一个较好的办法。施工要有次序，可分为三个互相有联系的疏浚区，即以崇德、桐乡为第一区，首先进行浚治；以海宁为第二区，相继进行；以嘉兴、海盐为第三区，随后进行。柯耸[ii]是江南地区较有实力的人物。他采纳张氏的意见，倡兴水利事业。清政府在分区治水的同时，加上度地建闸的措施，^[2]P165使该区水利建设有一定的起色。

（5）实施工赈之法，救济、建设兼顾。荒政与水利建设关系紧密，因而张履祥论及工赈方法。^[2]P167政府或其它社会组织动员灾区饥民从事公共建设，以工代赈，是为兴工役，亦即工赈。这是古代荒政思想中具有建设性的措施，历来得到广泛认同和大力提倡。张履祥继承这种古老的技术方法，认为最好是举办水利、修缮堤防、清除水道淤塞障碍。这样可以兼顾灾民的眼前利益与地区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不仅使那些拥有劳动力的饥民挣取救荒物质，而且有助于水利工程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水利设施改进之后，即使出现水旱之灾，其损失也会有所降低。

仓储制度与荒政建设联系紧密。明初，朱元璋令各州县建立预备仓，积谷以备凶荒。从此以后，预备仓成为仓政与荒政管理的内容之一。张履祥借用《礼制·王记》“耕三余一”的古训，提醒人们必须事先储备一定的余粮，作为救灾之用。

张履祥告诫后人，应将垦地种田与教育子孙并举。^[2]P156他认为，有田地就应当开垦利用，种植作物；有子孙就应当教育引导，培养人才。这两项是普通农家最为重要的日常事务，皆须尽心竭力。后人在论述历史上的荒政问题时，很少从讲求农业技术和加强后代教育相结合的角度考虑。从内在逻辑上看，张履祥的荒政思想，与后世科教并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发展战略，隐然存在相通之处，因此，其意义未可小视。

综上所述，张履祥面对明末清初桐乡一带的自然灾异，自觉进行较长时期和相当细致的观察、翔实的记录，并试图利用既有的方法论资源，探索自然灾异的运行规律，还重视在抗灾救荒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求切实可行的荒政措施。当然，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与各种社会条件的客观限制，加上他本人认识上的主观局限，他对某些自然灾异（如地动等）的记载仅仅是点到为止。这类明显的不足，是不能苛求于前贤的。他在论述自然灾异时，还流露出对明王朝正统秩序的深刻隐忧。这种心态与他高度关注民生疾苦的情怀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思想表现。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知识分子，张履祥为学力求经世，将自己的学问与乡土社会事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这种积极为荒政事业服务的学术精神，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发扬。

[1]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四十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2]陈恒力，王达.补农书校释(增订本)[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3]周邦君.明末湖州沈氏与《奇荒纪事》[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版.2007.(3).[4]冯贤亮.明末江南地区的大灾荒与社会应变[EB/OL].http://xinxueshu.bokee.com/3475656.html.2004-8-1.[5]陈恒力，王达.补农书研究(增订本)[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3.

[i] 夏原吉（1367-1430），字惟哲，明代江西德兴县人，后迁居湖广之湘阴；曾官户部尚书，谥“忠靖”。

[ii] 柯耸，生卒年不详，字素培，号岸初，清代浙江嘉善人，历官知县、布政使、礼科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