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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象山疫。据《评急救经验良方》记载，是年“夏秋之间，浙中时疫，俗名吊脚痧”。[1]象山属宁波府，是年疫情有可能是霍乱。
咸丰五年、咸丰八年和咸丰十年，江南地区又有疫情发生。县志对这几次疫情记载并不多，似乎说明这几年的流行病并未呈现出大规模流行之势。咸丰年间，适值世界第三次霍乱大流行之际，伯力士(R.Pollitzer)认为，受第三次古典型霍乱大流行影响，中国在1854年发生古典型霍乱，于1857-1858年达到流行高峰。[2]一些零星的记载证明了这些年份发生的疫病是霍乱。咸丰四年，常熟“秋有时疫极重”[3]，咸丰五年又有疫病流行，“知今秋(1862)无家不病，素衣盈途，与咸丰五年相仿”[4]。咸丰六年，杭州霍乱吊脚痧盛行。[5]咸丰八年，霍乱再次出现，年复一年，直到1867年。[6]咸丰十一年，濮院“盛行霍乱转筋之证”。[7]
伯力士认为1863年第四次古典型霍乱大流行开始袭击中国[8]。西蒙斯医生则认为，“至于1861和1862年，霍乱这种病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盛行。”[9]从全国考虑，霍乱在同治元年形成全国性大流行。同治元年和同治二年，太平天国战争如火如荼，此种疫病在江南战区普遍流行。战争导致严重的饥荒，使得这次霍乱的输入对于战区军队和民众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由此，笔者认为此次霍乱在江南战区的流行，是“世界性灾难中的灾难”。在一篇相关论文中，笔者对这两年内霍乱在战区的流行情况详加论述，此不赘言。[10]
同治三年江阴“正月至四月大疫”，靖江“春夏大疫”，象山“秋疫”。同治六年，象山“痘疫”。同治十年嘉善“秋疫”。同治十三年，鄞县“八九月大疫，死者甚众”。光绪元年靖江“秋疫”。光绪六年，句容和溧水“秋疫”。光绪七年昌化“秋大疫，死亡无算。”光绪八年，上海、青浦和宝山“秋七月大疫”，象山“石浦大疫”。光绪十年宝山“七月疫症流行”。同治三年江阴和靖江疫病发生的年月系春秋两季。这两个地区战争刚刚结束，难民开始返乡，战区环境恶化，传染病形成流行是可以理解的。同治六年象山显系天花暴发。其他年份各县发生疫病的时间皆是秋季，最多的是秋七月。秋季为肠道传染病和疟疾常发的季节，其中可能会有霍乱的暴发。
光绪十一年，青浦和宝山有疫情记载，宝山的记载称：“夏秋间屡次大风雨，潮溢，秋，疫症流行。”莫枚士的记载称：“嗣后间数岁，或一岁辄复行，至今十年未已。”[11]可见是年流行的疫病为霍乱。莫枚士的记载并称，自光绪十一年夏秋以后，霍乱开始频繁发生。
光绪十二年，慈溪的记载称：“年来此症(霍乱)盛行，十中难全一二。”[12]
光绪十三年，鄞县、慈溪和象山有疫情记载，三县疫病发生的时间为秋季。鄞县的记载称此次疫病流行“死亡无算”，可见疫病流行相当严重。奉化的记载称：
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堤、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合乡不下一千人，亲戚不通音问。此证名霍乱，俗名肚痛脚筋弔，又名绞肠痧。须以大剂附子理中汤浸冷服之。若服他药，必死。不吐不泻者名干霍乱，于附子理中汤内加枳谷槟榔。七月下旬，谣言
真性霍乱并不会有肚痛症状，是年的肠道传染病流行中夹杂着假性霍乱病例。从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来看，此次疫病流行主要是霍乱。王士雄的记载也称：“夏秋之交，霍乱遍吴越，治之苦无善法。”[14]
光绪十四年，溧阳、吴县和宝山有疫情记载，疫病发生季节为秋季。金山县张堰镇的记载是：“九月中大起痢疾痧症，治鲜效。”[15]菌性痢疾的病死率远较虫性痢疾为高。当菌性痢疾形成暴发或者流行时，危害性就会增强。“夏秋之间，痢疾能为大疫，故古有疫痢之称。其为害之烈，实不亚于霍乱及伤寒也”。[16]这种情况在嘉庆十三年也出现过，当时法华乡痢疾多不治。[17]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是年流行的都是疫痢。光绪十四年，绍兴“喉疫大行，用此方活人无算，真可宝贵之良方也”。北京“是症(白喉)大发”。[18]李庆坪考证这两个地方是白喉流行。是年上海，有记载称：“雍正癸丑疫气流行，抚吴使者属叶天士制方救之。光绪十四年至十六年，如近日沪上情形，自戊子以来三载未之或息。”余云岫考证是年上海为猩红热大流行。[19]从通商口岸地区看，1900年前后，猩红热和白喉流行加剧。因而是年县志记载的疫情当为白喉和猩红热，在某些地方还有细菌性疫痢。
光绪十五年，上海和青浦有疫情记载。这年上海的记载称：“秋七月大疫，邑多死亡。”这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提供给公共租界卫生处的报告称：猩红热在华界是存在的，但到达何种程度无法知晓，天花和霍乱各有29人和32人死亡，其余疫病则并不严重。[20]从上述记载来看，猩红热在上海连续存在三年，流行甚剧。沪人张振鋆记载，“痧喉一证，近来层见叠出，夭殤颇多”。至于其流行时间，“迩来疫气流行，夏秋之际为最”，与县志的记载完全一致。只是猩红热虽然全年均可发生，但冬春季较多，夏秋季较少[21]；而1900年前后的流行以“夏秋季为剧”，颇足注意。据张振鋆的解释，“其故何哉，自八月下旬至下月初旬乃止。晴曦温暖，冬胜于春，湿郁热蒸，酿成疫气”。这种疫病不仅仅在上海，“谓近来苏杭痧喉一证，日甚一日，且多殒命，总缘重于咽喉而忽于痧疹”，可见苏杭亦流行是疫。[22]
光绪十六年，上海、宝山和溧阳都有疫情发生。宝山的记载称“夏，霍乱症流行”。上海“夏，时疫流行霍乱症，多猝不及救”。溧阳的记载是“夏秋疫疠”。吴县境内的桐城亦有疫情发生，这年“大疫，一家有死数人者。”[23]从发生时间一致、危害极大和症状上推测，这些疫情皆为霍乱。
光绪十七年，溧阳、宜荆、金坛和嘉善有疫情记载。溧阳“夏秋复有疫”，嘉善“夏秋大疫，日晡后人不敢外行”，宜荆“秋旱大疫”。四县疫病发生的时间都为夏秋。金坛县的记载证明此次疫情为霍乱，据云：“夏秋之交，盛行瘪螺痧，人死无算。”不仅仅是这四县，在苏州亦有发生。吴江县黎里镇的记载相当详细，据云：“夏秋之交，复大疫初起，或吐或泻，骤如霍乱，或足座筋吊，屈不能伸，名脚麻痧，又名吊脚痧，又名瘪螺痧。患此者，甚至顷刻殒命。里中死者数人。四乡尤甚。病者过七日，乃得无虑。”[24]
光绪十九年，高淳“大疫，自五月至八月始平”。《高淳县志》留下可供分析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据李庆坪的研究，1893年为中国白喉发生第十度流行。这年高淳县的疫情有可能是白喉。
光绪二十一年，平湖、常熟昭文、宝山、上海、青浦有疫情记载。上海“秋大疫，患吐泻死亡甚多”，常昭“夏疫瘪螺痧”，平湖“夏秋之间疫气流行，死亡枕藉”，奉化郯源乡“秋大疫，死者甚证，其证与十三年无异”[25]。姚训的记载也证明是霍乱，据云：“秋，霍乱盛行。”[26]
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和宝山有疫病流行。上海“冬喉痧流行，多至不救”。是为猩红热。另有记载称：这年“上海疫痧为患，童稚染疫而死者尤多”。[27]张采田《白喉症治通考》记载，“辛丑壬寅之交，天行厉气盛兴，吴下白喉陡发，传染相继，始自冬杪，以至春夏。”杜钟骏《白喉问答》记载：“白喉一症，年来盛行通都大邑，人烟繁盛之地，且有釀成疫气而传染者，而沪上尤为繁盛，冬春之交当乍寒乍热之时，此症纷纷发现。”[28]可见是年江南很多地方同时流行白喉。综上所述，光绪二十七年的疫病主要为猩红热与白喉。
光绪二十八年，金坛、常熟昭文、宜兴荆溪、平湖、宝山和青浦有疫情记载。青浦“八月大疫，棺槥为空”。平湖“天降瘟灾，一家或传染数口，匠人旁午，竟有无从购槥者”。吴县桐城这年“大疫”[29]。常昭“夏疫子午痧，亦名瘪螺痧”。“瘪螺痧”即为霍乱。其实不仅仅是在江南地区，这年霍乱形成全国性流行。嘉兴梅里这年“夏秋大疫，感受者壮年居多”[30]。海盐澉水“疫疠大行，传染遍四乡，触之立毙，自五月至九月始消除”[31]。霍乱在一县之内，流行也颇广。这种情形颇像第一次霍乱大流行。这年春季，另有白喉流行，如有记载称：“春喉痧盛行，民多骤死，且传染甚速，问疾送殓，一触毒气即病，竟有合家病殁者。苏医持白喉忌表之说，于是不问是否白喉，相率以表剂为戒，然表固死，不表亦死。迄无善法，至四月杪，至死者以百计。”[32]
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和宝山有疫情，上海的记载称：“夏大疫，多患红痧”。是为猩红热流行。民国嘉兴《新塍镇志》卷4《祥异》引郑之章《新溪文述小序》云：“里中大疫，多喉痧”，亦为猩红热。
宣统二年有疫情记载的县份是上海，“冬租界鼠疫流行”。是年上海鼠疫病例有限，只是由于人们对此疫相当恐惧，地方志编者将其记录下来。
[1] 郭靄春：《中国医史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2] R.Pollitzer,Choler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59,p.31.
[3]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页。
[4]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66页。
[5] 《冷庐医话》卷3，曹炳章主编《中国医书大成》第9册。
[6] D.B.Simmons, “Cholera Epidemics in
[7] 《濮院志》卷30《志余》，第1238页。
[8] R.Pollitzer,Choler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59,p.31.
[9] D.B.Simmons, “Cholera Epidemics in
[10] 李玉尚：《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局的影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第3期，第1-53页。
[11] 莫枚士：《研经言》卷4《瘪螺痧辨》，《中国医书大成》第9册，第557页。
[12] 俞成甫：《急救时症经验良方》，光绪十二年松江古山庄刻本，第4页。
[13] 民国《奉化郯源乡志》卷24《大事记》。
[14]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跋》，《中国医书大成》第4册，第697页。
[15] 民国《重辑张堰志》卷11《祥异》。
[16] 朱利人：《疫痢之研讨》，《国医导报》1937年第3期，第15-16页。
[17] 《法华乡志》卷8《录异》。
[18] 吴锡璜：《新订奇验喉证明辨》卷3《证治类喉闭》；陈葆善：《白喉条辨·叙》。转引自李庆坪：《我国白喉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57年第2号。
[19] 《喉痧正的·论因》，转引自余云岫：《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第27卷第5期，第308-316页。
[20] 《上海公共租界卫生处年报》(英文版), 1889, U
[21] 黄玉兰主编《实用临床传染病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22] 张振鋆：《痧喉正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光绪十五年刻本，第5、53、4、36页。
[23] 民国《桐城小志》卷5《杂记·祥异》。
[24] 《黎里续志》卷12《杂录》。
[25] 民国《奉化郯源乡志》卷24《大事记》。
[26] 姚训：《霍乱新论·序》，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著易棠书局代印刻本，第14页。
[27] 《疫症集说补遗》，转见郭靄春：《中国医史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28] 李庆坪：《我国白喉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57年第2号；广州中医学院喉和教研组编：《中医喉科学讲义》，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29] 民国《桐城小志》卷5《杂记·祥异》。
[30] 光绪《梅里志》卷8《杂记》。
[31] 民国《澉水新志·祥异附》。
[32] 《信义志稿》卷29《灾疫》。
四、通商口岸地区的传染病
1、宁波
1845年，玛高温(D.J.MacgGowan)医生报告说，作为一个拥有大约25万人口的城市，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和预期的不同，当地民众污秽的习惯，以及城市和乡村没有将死者全部掩埋，似乎并没产生很多疾病。”这里盛行的疾病主要包括疟疾、腹泻、风湿、眼炎和各种皮肤病。他认为宁波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幸免于肺部疾病。[1]
由于当地患者更喜欢去中医医生那里看病，因而玛高温的观察与临床实践并不能认为是完全反映了当时疾病的真实情况。和上海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幸免于肺部疾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从玛高温医生的报告中，可知当地常见的传染病主要为疟疾和肠道传染病。
1848年，玛高温医生继续报告说：“由于湿季，有许多四日疟盛行，风湿病非常严重。但是正如以前报告所宣称的，几乎没有看到胸部疾病患者，当各种形式的疟疾盛行时，这一地区这种病是少见的。”潮湿的环境有利于蚊虫的孳生，因而疟疾盛行。是年秋天，麻疹在宁波流行，尽管并不是致命的，但仍有几例病历死亡。宁波的麻疹流行是整个太平洋东部沿岸地区麻疹流行的一部分：
这种流行病在中国东部沿海的海上地区和整个太平洋海岸盛行，一直到萨莫耶德人当中，在他们当中是非常致命的。一位俄罗斯船长报告说麻疹传遍到俄罗斯在北亚的殖民地，夺去了许多居民的生命。太平洋岛上诸岛受到此病的严重影响。[2]
人群对麻疹有普遍的感受性，患过一次麻疹后能获得终身免疫，第二次受传染是极为罕见的。麻疹形成暴发或者流行的原因有二：其一，经过一定时期，人群累积了大量易感者，就往往会引起一次流行；其二，如果一个地区长期不同外界交往，一旦传染源侵入，能引起所有接触的易感者发病。
例如，1958年冬至1959年春，宝山县麻疹大流行。地处长兴、横沙两岛的居民发病率较高。海岛居民以往与外界交通不便，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海岛与外界交通频繁，从而促使传染源和易感者得到更多接触的机会。这说明在长期闭锁的地区，可以多年没有麻疹，一旦传染源侵入，所有未生过麻疹的易感者，均可以发病，形成地方性暴发流行。[3]麻疹在城乡流行特征上有所不同：“乡村中居民点较稀，某一地区的易感者人数也不会太多，所以一旦传入麻疹时，易感者即迅速染上了麻疹，而麻疹的流行则因为全部易感者在短期内转为免疫者而很快终止。因此在乡村中发病率曲线只是断断续续的上升，没有恒定的发病水平。在城市中由于居民密度较高，居民总数多，因此易感者的数量亦众多。麻疹病例经常不断的在易感者中发生，终年不息，人群中经常存在着传染源，故发病率经常保持在相当的水平。一旦易感者累积到相当多的数目，则可有发病率急剧长高，酿成流行。”[4]
从太平洋其他诸岛的高死亡率看，宁波沿海地区的麻疹死亡率也不会太低。从麻疹城乡流行的不同特征看，此次麻疹形成一次流行病。从太平洋沿岸和诸岛同时罹病看，此时宁波与其他地区的海上交往相当频繁，太平洋沿岸地区已成为一个整体。
1849年，“各种形式的热病，也广泛影响到宁波周边地区”。这些“热病”很可能由外地传入。1851年，霍乱再次出现了，“这种病通过海峡于1820传进中国，在那年夏天和下一年(按即道光元年)，宁波如中华帝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受到严重的影响。自从那之后，这种病没有形成流行病，可是只有少数的几年没有散发性的病历发生。”[5]霍乱的疫源地在孟加拉地区。这说明宁波与其他地区有着比较频繁的交通往来。
由于交通的便利与交往的频繁，一些不知名的疾病非常容易传入。1851年，一种高死亡率的持续性热病在宁波的城乡流行开来，这次流行可能是由杭州传入，玛高温医生报告说：
通过此种方式，本地的开业者获得许多人的信任，可是却无力治疗持续热(consecutive fever)，以后这种病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这一流行病没有扩展到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到达宁波之前的几个周，此病首先在杭州盛行。宁波平原上的村庄罹灾最为严重。这提供了另外一个纠正中国城市并不是最健康的观点的证据。
玛高温医生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此种流行病在乡村比城市更严重，他对此进行了如下解释：
这里盛行的热病在乡村要比城市更常遇到。宁波污秽的状况，死水沟和其他令人讨厌的东西，似乎非常适合疟疾，正如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是疟疾的中心。然而，这种状况似乎并没有创造出任何特别容易发生的流行病。城市的排水装置比乡村地区更为优越，城市家庭比农村更舒适，城市生活方式比农村也更好。最有益于健康的地方一般来说直接邻近于城市，远离田地，特别是远离稻田。[6]
由于玛高温医生没有提供此种流行性热病的具体症状，无法对这种流行病究竟是何种疾病进行判别，也就无法推测此种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具体原因。
1856年至1857年，宁波医院诊治7774人，其中疟疾(Intermittent fever)828人，发热时轻时重(Remittent fever)31人[7]，风湿920人，肺炎210人，喉炎8人，支气管炎131人，消化不良690人，腹泻254人，霍乱1人。[8]传染病中同样以虫媒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为多。
从1845-1851、1856-1857年宁波地区传染病的流行情况来看，虫媒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每年都有发生。某种输入性疾病有时会形成流行病，在城乡广泛流行，从而对当地社会影响比较大。
太平天国战争后期，除了当地常见传染病外，古典生物型霍乱在宁波亦普遍流行，从而对当地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73年之后，《海关医报》报告该地传染病流行情况比较详细，据此可“复原”光绪年间宁波的传染病情况。
马吉(J.H.Mackenzie)报告说，在1872年10月至1873年3月，“尽管外国居住区的排水装置很不完善，加上易变的天气，在去冬的六个月中，在我直接治疗中，几乎没有特别的疾病。疾病中最盛行的是腹泻与消化不良，但是大多数具有轻微的特征和易于治疗”。[9]此半年里并没有流行病出现。
1873年10月至1874年3月，外国居住区内比较健康。在1873年12月和1874年1月，华人当中猩红热和麻疹有比较严重的暴发。马吉说：“我被传教士告知，在12月和1月份，猩红热和麻疹在这个城市的华人当中以非常致命的形式盛行，许多营养不良和居住拥挤的华人死亡，以后一些外国人也受到袭击，但所有的病例都康复了。在外国人患者当中，我仅碰到一例麻疹和两例猩红热病例。”从上海公共租界的情况来看，在1874年，由于免疫上的问题，猩红热对于华人的致命性比外国人高许多，虽然外国人的许多病例“都康复了”，但华人当中的病死率会相当高。另外，蛋白质的缺乏导致了身体免疫机能的下降，那些“营养不良”的人口更易罹病与死亡。人口密度过高使麻疹周期性不间断流行成为可能，人口过密也有利于猩红热的传播。到了8月，“我们受到来自暹罗(泰国)霍乱的威胁。因此所有的来自染疫港的船只都被命令在海港接受检疫。幸运的是，只有一艘来自疫港的船只”[10]，因而避免了霍乱的传入。
在
到九月底，尽管许多病历发生在宁波的北部和南部，霍乱尚未造访我们的港口。宁波海关当局曾经考虑对那些来自染疫港的船只进行检疫；但是除非中国人也将他们的船进行检疫，否则仅对外国船进行检疫是没有用的。我们注意到，许多来自厦门的舢板船停泊外国居住区的对面。[13]
正是这种困难，使得在绝大多数年份里宁波都有散发性的霍乱存在。这对于宁波城市而言，无疑是一个“危险的存在”。马吉医生同时注意到，“淋病比以前更盛行，或者是缘于各个国家兵船经常性停泊之故。”[14]
1887年，虽然“每年都发生霍乱案情，人数或多或少都是致命的”，但是“1887年的疾病，发病比例惊人，单宁波府一地就夺去生命约2万人。对霍乱流行的恐惧常在。”是年的霍乱大流行导致了约2万人的死亡。尽管居住于此的外国人对于此病有比较科学的认识，采取具有一定效果的预防方法，但并没影响到华人的防疫方式，民众仍然通过巡游来禳灾，据观察：
在宁波外国租界以外的地方，预防疾病发生和传播的方法，是年年拜神求佛。据说瘟神是主管霍乱的，将他抬到精雕细刻镀金的轿子里，前呼后拥着乐队、旗队、红布金箔的蜿蜒长龙，多人高抬活人造型，步行的和骑马的穿着戏装，望不断的长行人群，服饰华丽，图案奇特。这些游行队伍持续好几天，成千上万人从四周乡下几里路外拥至宁波观看，这样对瘟神的膜拜似乎永远不够，但如霍乱病稍有减免，则将一切归功于这种游街的队伍。[20]
[1] D.J.MacgGowan, “Report of the Ningpo missionary hospital, to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 Ningpo, Sept. 1st,
[2] Will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3] “市县防疫站历年麻疹、白喉防治调查报告(1959-1966)”，
[4] 顾庆琪、刘湘云、郭履賙：《麻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年版，第33-41页。
[5] Will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6] Will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7] 译名据Benj. Hobson, 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医学英华字释) Shanghai Mission Press,1858, p.36.
[8] Macgowan,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Ningpo for 1856 and
[9] J.H.Mackenzi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0] J.H.Mackenzi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1] J.H.Mackenzi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1875
[12] J.H.Mackenzi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3] J.H.Mackenzi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st September,
[14] J.H.Mackenzi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15] J.H.Mackenzi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6] W.A.Henderso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7] W.A.Henderso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 S.P.Barchet,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Ten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19] C.C.De Burgh Daly,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20] 《浙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21] C.C.De Burgh Daly,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城市、周边村庄和外国居住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流行病。据当地人和长久在此居住的外国居民称，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如此严重的流行病发生。不可能估计到底有多少当地人死亡，但是毫无疑问，数千数千人死亡。孩子中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成年中也有大量的死亡。新的病历现在很少了，但是在城市附近的村庄，仍有许多天花病历。[1] 这段时期宁波暴发了一场自1870年来最为严重的流行病。然而同时期上海是健康的一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流行病发生。1893年冬季流行的传染病是天花，这次天花流行对于牛痘的普及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894年的冬季里，在未接种痘的儿童之间天花大流行，但自此后在宁绍台道各地建立接种疫苗的机构以来，该项疫病已大为减轻。”[2]约翰·弗朗西斯·布雷纽斯(John Francis Bolyneus)医生也记载，有许多当地孩子被带到他这里施种牛痘，“上个周25个来自周边村庄的人一次性种痘。事实上所有的在外国教会学习的中国孩子已经种了痘。”牛痘此时已愈来愈为当地人所接受。然而另外一种和天花类似的疾病——麻疹——却因为没有施种疫苗而仍然时有发生： 十一月中叶开始，我们有一次严重的麻疹流行病，许多致命的病历被来自周边县的巡回传教士所报告。在我的机构中，有一次超过40个病例。除了死亡率在当地人孩子当中似乎非常高外，我不能够记录这种流行病特征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3] 麻疹在当地农村孩子中的死亡率非常高，正可说明麻疹在乡村会突然形成流行病的特征。对于麻疹的预防，只有通过普遍性的疫苗接种，才可以真正消除此种疾病。 宁波地区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是“弛张热”，是年并没有许多严重的病历。约翰·弗朗西斯·布雷纽斯医生在这年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伤寒病，他说： 在检视宁波和周边地区后，我期望能发现不断发生的伤寒。水的通常使用，粪便的处置和施肥，水井靠近在放置棺材旁边的开阔地带，以及当地通常不卫生的生活习惯，所有这些使得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伤寒病的一个病灶。然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例伤寒病历。不仅如此，由于当地人的观念，我们不能对尸体进行解剖。由于没有病历提供，我只能下结论说，伤寒在宁波并不是经常性的。[4] 从近代教会医院的报告中，会发现持此种论点者并不在少数。如1922年海深德(Lee S.Huizenga)称，无锡的伤寒似乎不是盛行的，在1921年和1922年夏只有相当少的伤寒病例发现。然而实际情况则是：“事实上伤寒病例在这个县是相当流行的，并不是少见的。许多病人愿意到中医医生那里去看病，直到无药可治时才到教会医院去。这极大地降低了医院中伤寒的发病和死亡率。”[5]中医所称“湿温伤寒”者，“验血结果，大多数是传染病之伤寒。湿温之重者大抵为正伤寒，轻者为副伤寒。又中医所称春温、暑温、秋温、冬温，大部分亦为正副伤寒，其小部分为验之无伤寒菌者，则另属其他病症，(西医名之为肠胃炎及流行性感冒等症)尚有温病发斑者，验血结果则为斑疹伤寒。湿温病期全程为四周，斑疹病期仅二周，后者死亡甚速，两症之区别亦至大。”[6]1950年代中西医合作，“也证明中医所说之湿温与现代医学所称之伤寒，其症状及体征基本相同”。[7]这些疾病在中医书十分常见，也符合伤寒多系散发的特征，所以此种传染病在江南地区是普遍存在的。 1894年，由于香港、广州鼠疫流行，使宁波对防疫事务更加注重：“尽管华南多年来疫病流行，而且本省的部分与发生疫病的地方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却都完全能够免疫。这极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地方当局在海关的协助下，采取了预防措施。在1894年春天，由海关税务司征询了海关医官的意见，拟定了海港检疫章程。这套章程为道台所采纳。该章程公布于众，并采取了必须与可能的初步措施，付诸实施。”[8] 就1902-1911年期间传染病的整体情况来说，“瘟疫未曾光顾宁波。肺炎流行于北方时，镇海采取预防措施。另一方面每年夏天罕有不发生严重程度不一的霍乱，该疾病似乎流行在西瓜熟时，可能西瓜是传播病菌的因素，切开的西瓜当街无遮盖地出售，每片西瓜上布满苍蝇传染病菌源不言自明。”在1903、1905异常严重的登革热流行，多数外国人患病，当地人中十有八九也得此病，“侥幸症状虽极不好受但不常致死”。总体上，“宁波在10年中受瘟疫、恶性流行病和灾荒的灾害并不太严重。”[16] 综上所述，光绪年间宁波最为重要的传染病包括霍乱、天花、麻疹、痢疾、疟疾和伤寒等。猩红热和白喉在某些年份也有发生，但并不严重。梅毒和淋病随着交往的频繁，越来越普遍。霍乱、天花、麻疹有时会形成流行病，从而严重影响当地人口，1887年的霍乱和1894年的天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从1873年开始海港管理者对霍乱进行海港检疫和进行环境卫生整饬，1894年开始普遍施种牛痘，这两种易形成流行病的传染病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对麻疹的防治则未有任何改变。 [1] John Francis Bolyneu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March [2] 《浙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55页。 [3] John Francis Bolyneu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March [4] John Francis Bolyneu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March [5] Josephs. Pan, “A Statistical Study of 268 Cases of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Fever in St. Andrew’s Hospital, [6] 陈存仁：《湿温伤寒手册》，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7] 苏北人民医院中医内科《任继然临床经验录》，扬州人民出版社，第31-32页。 [8] 《浙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55页。 [9] John Francis Bolyneu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0] Herbert J.Hicki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March [11] Herbert J.Hicki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2] Herbert J.Hicki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March [13] Herbert J.Hicki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4] Herbert J.Hicki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5] Charles Fisher Mill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Period 1st April, 1907, to 31st May, [16] 《浙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70页。
2、镇江 1876年，居住在镇江的外国居民的健康是相当不错的。当地人的疾病，据包赉德(A.R.Platt)的观察，“或是传染病的，或是皮肤病的，或是由于营养的。我自始将猩红热、麻疹、腮腺炎、百日咳、白喉和脑脊髓炎排除在外，这些病是稀少的或者不为人所知的。其次，麻风的存在是明显的。”在他看来，猩红热、麻疹、腮腺炎、百日咳、白喉和脑脊髓炎是稀少的。天花是镇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不到六月初，天花的年度流行是不会完全消失的”[1]。“天花已经流行过，城市和郊区的死亡非常大”。[2] 1877年4月至9月，外国居民中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很好，当地居民也比往常有更多的疾病，“这要归因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焦虑、延长的雨季、不良的排水设施、污染的水以及不适当的饮食等等”。具体说来，由于春天的雨不寻常的严重，并且持续了许多天，所以很快就有一次疟疾暴发。由于房屋的排水管是由多孔渗水、狭细的砖砌成，当严寒或者大雨之后，它们很容易掉到沟中，从而阻止水的流出。这样的话，垃圾和粪便很容易溢出，这种情况成为疾病发生和流行的首要原因。夏天在海关工作的华人职工中也有相当多的伤寒患者。这一年盛行的疾病有伤寒、疟疾和“发热时轻时重病”(驰涨热)、痢疾、腹泻、肺炎、支气管炎、肝脏疾病。几种寄生虫病是非常盛行的，蛔虫十分普遍。天花，如往常一样，在冬天有相当程度的流行，但是并没有达到流行病的程度。在夏天的月份中丹毒形成流行病，现在仍然在持续之中。[3] 1878年4月至9月，情况相当好，没有流行病。即使是天花，在以前些年的冬天和春天初经常会不断地遇到，这一年却很少见到。疟疾在夏季和秋季被观察到，在许多当地人中，它盛行到一种并不寻常的程度。[4]1879年10月至1880年3月，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华人，健康情况相当不错，有一例伤寒发生，这例病人来自芜湖。[5]1880年10月至1881年3月，外国人当中一例天花，两例疟疾，五例肺炎和一例斑疹伤寒症。[6]在1883年秋天，白喉在当地人当中盛行，许多病历是致命的。[7] 1884年，霍乱流行非常严重，1886年画依梯(R.G.White)在一份报告中对霍乱发生原因和流行情况进行了回顾： 运河的水被用来烹饪和饮用，但是正如我告之的那样，为了预防，这些水要进行煮沸和过滤。我对当地人中存在的疾病进行调查，但是除了那些从外面来的人外，秋天在港口几乎没有病历。这和1884年秋天有相当大的不同，当时霍乱不仅在这里，在周围乡村，也非常普遍……如果一个人考虑一下这里的死水，士兵和人们在死水里洗滌蔬菜和大米，如果有一个男人、女人或孩子活过来了，那会很奇怪的。在扬州，1884年秋天，流行病是相当严重的，我记得一个当地人说到死亡率时，说没有棺材可以买到。[8] 1885年10月至1886年3月，除了如肺结核等慢性病历外，在外国居民当中没有严重的疾病。在1885年秋天，在蒸汽船访问这个港口时，有几例霍乱病历发生。这些输入性霍乱病历并没有引起镇江当地人的感染。在这些霍乱病历中，有一例是致命的，一例是来自汕头的当地人。士兵的移动会传播众多的疾病，“自从战争结束后，许多士兵沿江而上，他们当中有许多病，除了腹泻、痢疾外，还有大量的霍乱。”在画依梯上一年的报告中，他提到除了通常的发烧、腹泻、痢疾和轻微的疾病外，在外国人当中还有两例天花。这一年，当地居民中有许多人接受种痘。[9] 1886年10月至1887年3月，外国人和当地人的健康是相当好的。慢性风湿病、腹泻和疟疾是外国人当中主要的疾病。[10]1887年10月至1888年3月，外国人所患的疾病主要是腹泻、疟疾和胃病。而在当地的华人当中，1887年有许多霍乱，他们的死亡率相当高，在夏季中有许多人突然死亡。[11] 1890年10月至1891年3月，有一次流感发生，春天，天花经常在华人中流行，然而这段时期的情况比较好，“据我所知，和以往相比，这个季节病历的数量异乎寻常得少，外国人当中没有受到影响”[12]。 1895年4月至9月，由于在这个地区猩红热是相当少的，故而“在四月治疗两例值得记录”。至于霍乱则是当地人的常客，“正如天花在春天早期出现，霍乱定期出现在天热时节。这一年的流行是令人震惊的剧烈，从六月中叶持续到九月早期。死亡以南门外军营中的广州人士兵最高。不过，任何寻求中国人确切的发病和死亡数字都是无用的”。这年的霍乱流行比较严重，军队似乎在霍乱的传染方面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据调查，在外国人居住区内的霍乱病历经检验是4例，病人都是中国人，外国管理者进行了最彻底的消毒。[13] 1897年4月至9月，“在过去的两年内，港口的外国居住区的卫生有明显的提高。这归功于三年前的卫生改革，迄今仍在进行当中。”整个镇江的健康情况也是良好的[14]。 1898年4月至9月，这一年春天早期的月份中，当地人口中有很多斑疹伤寒病例。在外国人当中，有一人住在中国居民区，感染11天后死亡。该年春天的天花传播更普遍，并且是一种最为严重的类型。林治(J.A.Lynch)对此评论说：“如果没有种牛痘，没有重复种痘，那么中国人没有人能避免天花，考虑到种痘经常受到忽视，采取预防措施事实上是如此简单、有效而普遍。”在华人居住区内，霍乱似乎完全不存在。[15] 1899年10月至1900年3月，镇江居民区的健康情况相当好。霍乱和类似季节性流行病并不存在。平常形式的疟疾出现在秋天早期。在二月和三月有一次小的流感流行，除了流感病毒温和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华人当中暴发的一场流行病传到了外国人的居住区，林治医生记载道： 外国人居住区的卫生状况一直是好的，水和牛奶供应也是不错的。水道几乎没有还要修理的。我们本不应该有如此不幸，瘟疫传了进来。它不大可能影响外国居住区内任何住所。危险来自于人口稠密和非常污秽的华人郊区，最可能的地点就是靠近我们的地方，也就是西门街和马路(Maloo)。后者是一条大道，也就是我们唯一外出的道路，与瘟疫输入特别有关。[16] 由于交通便利，华人当中盛行的传染病会很容易传到外国居民区中，只是外国居民区由于环境整洁，感染的几率并不大。 1902年，林治医生对镇江近年来华人中的传染病进行了观察，他报告说： 和事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染病引起当地人相当大的死亡率。这些传染病主要是白喉。这种病在前些年很少听说，过去三年来却形成流行，证明对于年青的孩子特别有致命性。麻疹和猩红热，呈现出相当严重的类型，且重复出现。天花，大多数发生在那些未种牛痘的人群中，每至一月至四月，就有较多病例，这已经成为规律……伤寒，也是不时出现，很少呈现出令人敬畏的特征。对于这种易于辨认的发病热，死亡报告中的人数是相当少的。[17] 1899年开始，白喉在镇江流行，这种病在1899年之前，却很少听见。白喉的流行导致了相当高的死亡率。另外一份报告指出：“当这种流行首先出现时，它是一种非常致命的形式。受到感染的病人在发热和喉痛的一两天内就会死亡。它在孩子当中也非常致命。但是现在病历少了，没有听说因此病死亡。有许多白喉病历在孩子当中。塔夫脱(Taft) 医生用免疫血清和插管法进行了成功的治疗。”[18]包赉德医生在1876年的报告中，指出猩红热和麻疹在当地很少发生。猩红热在当时发病少可以理解，但麻疹以周期性的面貌出现则是可以肯定的。林治指出虽然伤寒发病多，死亡率却低，这与其他地区的情况一致。 1910年4月至9月，在这一段时期里，没有致命的流行病，在M.厄本耐克(M.Urbanek)医生观察到的所有病历中，接近23%是传染病。是年不同寻常的事实是斑疹伤寒、天花、白喉和猩红热在整个夏天，在镇江的不同地方不时发生暴发，但是从未形成流行病。按常理来说，这些疾病在夏天是很少遇到的，在特别炎热的夏天尤其如此。对于这种特别令人奇怪的现象，厄本耐克医生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他说： 为了寻求上述情况的解释，我不得不考虑，那些如此多的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乞丐是传染的来源。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有机会确认天花、伤寒和猩红热存在于他们的棚屋中，散发的病历在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重复发生，这证明这些游荡的乞丐通过每天在街上步行行乞是传染的来源。中国当局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伤寒目前在镇江存在，尽管没有形成流行病，但当成千的乞丐、半饥饿者再次出现时，当冬天降临时，很难预料这将发生什么。我想我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当难民已经到达镇江时，有理由相信从大运河北部水灾区来的难民将继续有许多人来到镇江。[19] 厄本耐克医生的报告提供了一个由于水灾或者其他原因引发的难民到处传播传染病的典型例证。 是年镇江传染病病例部分是来自医院，部分是来自医院外，1910年4月至9月传染病的季节分布和病例数如表4所示。 表4 1910年4月至9月镇江传染病统计 资料来源：M.Urbanek,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厄本耐克医生指出，这些数据并不能为估计传染病死亡率提供了基本依据。我们只能从中看出当地传染病的种类和流行程度。表4中有一例真正的腺鼠疫，“我可以确认，它来自北方，从大运河的一条舢板船而来”。疟疾患病人数最多，“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确认那里是否有更多的按蚊，我也不能形成一种关于这种良性疟疾增加的原因。在以前的年份里，这种形式的疟疾在镇江是普通的隔日疟”。虽然患者人数不多，厄本耐克医生认为，“狂犬病在中国人当中一定经常发生”。至于霍乱，“在这一年出现时间晚，几乎没有形成流行病”。痢疾与去年相比，是轻微的。肺结核的患病人数仅次于疟疾，这种慢性传染病在当地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当高。[20] 综上所述，光绪年间镇江除了疟疾、痢疾、伤寒、斑疹伤寒、麻疹等常见传染病外，霍乱和天花是最为重要的传染病。1899年之后三年内，白喉导致了相当高的死亡率。猩红热比较少有。肺结核和狂犬病比较严重。另外，我们从光绪年间镇江的传染病情况可以看出军队或难民的移动在传染病传播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A.R.Platt,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2] A.R.Platt,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th March [3] A.R.Platt,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4] A.R.Platt,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5] R.G.Whit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th March [6] R.G.Whit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th March [7] R.G.Whit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up to 31st March [8] R.G.Whit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up to 31st March [9] R.G.Whit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up to 31st March [10] R.G.Whit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th March [11] R.G.Whit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th March [12] J.A.Lynch,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th March [13] J.A.Lynch,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14] J.A.Lynch,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5] J.A.Lynch,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6] J.A.Lynch,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th March [17] J.A.Lynch,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th March [18] Cox, “Small-pox in Chinking”,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No.3, 1902, pp.156-157. [19] M.Urbanek,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0th September, [20] M.Urbanek,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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