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根金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热心于中国蝗史研究的历史学者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内地，蒐集史料，探赜索隐，初步勾画出历史时期我国内地蝗灾和治蝗的基本脉络。然而，对边疆地区却重视不够，少有关注，尤其是雪域高原──西藏的蝗灾几乎所有的研究论著均无涉及，给人以青藏高原古代无蝗灾之错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西藏地区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自然环境恶劣，影响到与内地的交往，故内地史志中罕有当地蝗灾的记录，如《清史稿》、《清实录》、《西藏志》、《卫藏通志》等，另近人陈高佣编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今人宋正海等编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张波编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等一些自然灾害史料汇编专书也均未收录有，就是当代一些论及西藏自然灾害的重要学术著作也往往未把蝗灾列入[1]，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编著的《西藏农业地理》“自然灾害较多”专目说：“在高海拔环境下，灾害性天气比较普遍，尤以霜冻、冰雹、大风、雨水失时等为害严重……除灾害性天气以外，在东南部高山深谷地区，崩塌、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也较频繁。”[2]蝗灾仍未学者重视；二是号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许多地方终年白雪皑皑，因而常常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虚幻，以为此地只有雹、雪、风、水之灾，殊不知地形、气候复杂、多样的青藏高原亦具有产生蝗虫并为害的生态条件。

    1990年，由西藏历史档案馆、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农牧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织众多专家学者合作编译，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灾异志──雹霜虫灾篇》，其中“虫灾”部分收录了反映藏族地区虫灾的清代与民国时代西藏档案40件，内有不少涉及到当时蝗灾的发生、危害、防治思想与方法等内容。在其他史书记载匮乏的情况下，这些历经浩劫幸存下来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弥为珍贵。下面，我们试就利用所见档案资料并参考其他文献，对清代和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蝗灾发生情况、治蝗思想与方法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此的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

一、清代民国西藏蝗灾及其危害

    西藏地方历史档案历经天灾人祸，多有佚失，其中涉及蝗灾内容的档案也未可幸免。然而经政府和学者们抢救和编译，这些幸存下来部分成为我们了解西藏蝗灾的重要片段，不过有些档案需经考订才能断定蝗灾年份和区域。在补充其它文献所载同时，现将有关西藏蝗灾史料整理如下，从中窥见西藏历史上蝗灾发生和危害：

年份|地点|灾情|资料来源

土鼠年（1828）|古朗（今朗县之古如朗杰区）|“古朗地区准达根布属下之庄稼，于土鼠年遭受严重蝗灾，因而减免收入之三分之一”|《噶厦就补具蝗灾减免证明事给杰地与古朗地区之批示》，《灾异志──雹霜虫灾篇》（下简称《志》）第81页。

土牛年（1829）|杰地（在今朗县）古朗|“杰地、古朗百姓之庄稼受蝗灾，减免收成中需支付之马饲粮、青稞与草料”|《噶厦就补具蝗灾减免证明事给杰地与古朗地区之批示》，《志》第81页。

木龙年（1844）|萨拉|“卑等缴纳力役差与财物税所依靠之庄稼，虽遭蝗灾已逾五年”|《萨拉地区僧侣为庄稼遭受严重虫灾请求减轻差税事呈摄政暨诸噶伦文》，《志》第85页。

火羊年起（1847）|澎达地区|“自火羊年以来，连遭旱灾蝗灾，几年颗粒无收。特别是今年，上、中、下地区青稞、麦子荡然无存，豌豆亦有被虫吃之危险……澎达地区多年遭受虫灾，特别是地域辽阔，虫巢荒地面积较大，蝗虫特多，不堪忍受”|《隆子宗宗堆及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批准治虫喇嘛前来治虫事呈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2页。

土猴年（1848）|林宗（今属拉萨市）|“从火羊年起，连遭灾荒……去年以前，上下地区及附近均遭受严重虫灾，生活无着”|《林周宗政府差民为遭受虫灾请求减免事呈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3页。

土鸡年（1849）|萨拉|“今年收割、打场如遭雹灾一样，份地所种麦子、青稞都遭严重虫灾”|《萨拉地区僧侣为庄稼遭受严重虫灾请求减轻差税事呈摄政暨诸噶伦文》，《志》第85页。

土鸡年（1849）|卡孜|“土鸡年卑等地区复遭受严重蝗灾。正值对消除蝗灾抱极大希望之时，去年庄稼又遭霜、雹、蝗灾，秋收愈差……然今年四月份，蝗虫遍及整个地区，其危害重于往昔，秋收毫无指望”|《卡孜噶谿顿差民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赋事呈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6页。

土鸡年（1849）|纽谿|“今年纽谿整个地区遭受严重蝗灾……秋收无望”|《纽谿堆孜仲释迦金巴就遭受严重蝗灾请求蠲免差赋事呈摄政暨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3－84页。

土鸡年（1849）|萨当|“土鸡年以来所有庄稼被蝗虫啃吃一空。今年更不同于他地，小麦、青稞和豌豆均被啃吃殆尽”|《萨当地区政府差民为连年遭蝗灾请求减免差赋事呈摄政暨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4页。

土鸡年（1849）|澎达|“据呈，该区去年遭受严重蝗虫灾害，今年因虫卵繁殖，可能又将受灾”|《噶厦就澎达地区遭受严重蝗虫灾害请求赏赐佛事报酬粮事给澎达宗之批示稿》，《志》第87页。

铁狗年（1850）|澎波|“据呈，今年澎波地区庄稼遭受严重虫灾”|《噶厦就澎波地区遭受虫灾林周宗所属丁达春噶二人请求蠲免赋税事之批复稿》，《志》第87页。

铁狗年（1850）至水牛年（1853）|林周|“自铁狗年起……此地时运乖蹇，连年遭受蝗灾。迄今为上……已历经四年……今年蝗灾，小麦、青稞无收”|《林周宗孜准格旦为庄稼遭受蝗灾事呈摄政暨诸噶伦文》，《志》第89页。

铁猪年（1851）|澎波|“今年四月底又出现蝗灾。受灾者主要有政府自营地什一税上等农田约一百朵尔；青饲草基地之雄扎亚草场、杰玛卡草场，寸草未收。原抱希望于洼地所种少量豌豆，亦为蝗虫吃光，连种子、草秆都已无望”|《澎波朗塘谿堆为该地遭受蝗灾请求眷顾事呈诸噶伦文》，《志》第88页。

铁猪年（1851）水鼠年（1852）|墨工谿堆|“铁猪、水鼠两年蝗灾严重，收成不佳……今年各村又出现大量蝗虫”|《墨工谿堆暨所辖僧俗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税并予赏赐事呈诸噶伦文》，《志》第91页。

水鼠年（1852）|澎波、达孜、墨竹工卡、德庆|“去年澎波、达孜、墨竹工卡及德庆等地区庄稼，连遭严重蝗虫灾害。”|《噶厦就澎波达孜墨竹工卡等地遭受蝗虫寻访治虫喇嘛事给聂拉木关卡官员等之指令稿》，《志》第89页。

水牛年（1853）|江谿（今拉萨曲水县）|“去年所种庄稼遭受蝗灾，全无收成，今年只好废置”|《噶厦就江谿宗宗堆根布等因庄稼遭受虫灾请求借贷事之盖印批复稿》（附原呈），《志》第93页。

木虎年（1854）、木兔年（1855）|尼木|“尼木地区自木虎年起出现蝗虫……所种庄稼遭受虫灾严重，青稞、小麦只能收回种子……直至今年，先后不断出现蝗虫”|《尼木地区多滚巴与玛朗巴为蝗灾请求赏赐粮食事呈噶伦文》，《志》第94页。

木兔年（1855）|曲水|“诅咒人畜共同安乐果实之魑魅蝗虫，今年在该区内大量出现”|《噶厦就防止虫灾蔓延事给曲水宗宗堆之批复稿》，《志》第93页。

木兔年（1855）、火龙年（1856）|江孜、白朗、日喀则|“去年即对江孜、白朗、日喀则等地下过指令，不知是宗堆未曾传达命令，抑或属下各地撒手不管，反正今年又发现蝗虫”，“现今蝗虫正在尔地区左右，如乌云飞腾”|《噶厦对卫藏各宗谿下达驱赶蝗虫彻底铲除虫卵事之指令稿》，《志》第96页。

火龙年（1856）、火蛇年（1857）|乃东|“去年又连遭蝗灾，颗粒无收”|《噶厦就乃东地区遭受虫灾等事给乃东宗宗堆及颇章辖区政府差民之批复稿》，《志》第97页。

火龙年（1856）、火蛇年（1857）|尼木|“于去年连遭蝗虫危害，收成无望……由于去年蝗虫孳生，繁殖迅速，以致今年灾害严重”|《噶厦就消灭蝗虫事复尼木门卡尔谿指令稿》，《志》第97页。

19世纪50年代|蔡谿|“去年六月，蔡地出现蝗虫，秋季庄稼损失严重……今年收成，豌豆连二百克亦难保证，其他作物连根带枝全被啃吃精光”|《蔡谿堆诺杰囊巴为庄稼连续两年遭受虫灾支付项目无法完成请求减免事呈摄政暨诸噶伦文》，《志》第98页。

19世纪50年代|江孜|“该区个别村落据称出现吃庄稼之蝗虫”|《江孜宗宗堆就消灭蝗虫事呈噶厦文》，《志》第99页。

19世纪50年代|朗杰|“危害庄稼之蝗虫仅在今年囗月十日左右，在本区出现过。但现今不断增多，麦子、青稞穗秆被折成两段”|《朗杰冈谿百姓为庄稼遭受虫灾事呈摄政暨诸噶伦文》，《志》第100页。

19世纪50年代|柳吾谿|“今年卑地区上下各地遭受严重虫灾，卑等福薄命浅，所受灾害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麦子、青稞尽毁，豌豆秆亦被折断，连禾秆亦难以收到”|《柳吾谿所属桑达百姓为遭受虫灾请求豁免差税赏赐种子事呈噶厦文》，《志》第101页。

约1879年||“锡金有蝗虫至，损害一大部分之玉蜀黍、禾苗与玛尔哇（Mar-wa为一种黍）”|〔英〕柏尔著，董之学、傅勤家译《西藏志》第59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约1890年||“蝗虫又复经此地，时玛尔哇适将成熟，竟为所害。高地玉蜀黍尚未熟亦受损失。此等蝗蝻，向北飞去，最后坠死于山峡上。最后来者，死于乔岗（Gyau-gang）与喀木巴庄(Kam-paDzong)间之西布(Si-po)峡上，积尸成堆”|〔英〕柏尔著，董之学、傅勤家译《西藏志》第59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水龙年（1892）|达孜|“据称，尔地玉昂维地界江孜牙玛地边发现蝗虫幼蝻，立即予以彻底扑灭，甚好”|《噶厦就防治蝗虫事给达孜宗堆之批复》，《志》第102页。

水龙年（1892）|朗塘|“据称，遵照内府指令精神，正在作经忏佛事，并对发现之少量蝗虫设法驱除，甚好”|《噶厦就防治蝗虫事给朗塘谿堆之批复》，《志》第103页。

水龙年（1892）|墨竹工卡|“据称，遵照内府指令精神，正在作经忏佛事，并对发现之少量蝗虫，正设法驱除中等情，甚好”|《噶厦就防治蝗虫事给墨竹工卡谿堆之批复》，《志》第103页。

水龙年（1892）|色谿堆|“据称，尔等地区发现之蝗虫，已设法予以彻底消灭等情，甚好”|《噶厦就防治蝗虫事给色谿堆之批复》，《志》第103页。

水龙年（1892）|林周|“据称，遵照内府指令精神，切实做经忏佛事，并近日在斋地之擦巴塘等地出现蝗虫，正在竭力扑灭中等情，甚好”|《噶厦就防治蝗虫事给林周宗之批复》，《志》第104页。

水龙年（1892）|柳吾|“现尔等就得各守各地，就地灭虫”|《噶厦就虫灾应自行消灭事给柳吾谿堆之批复》，《志》第104页。

水龙年（1892）|拉布|“据称，尔等采取土埋治蝗之办法，及遵照命令作经忏佛事，甚好”|《噶厦就消灭蝗虫事给拉布谿堆之批复》，《志》第104页。

铁兔年(1891)及木马年（1894）|宗嘎|“铁兔年出现蝗虫，去年天暖时出现于地面，冬天产卵于地下……今年天气开始转暖，经调查，发现无论山地平原皆有虫卵”|《诸噶伦为宗嘎出现蝗虫事请求乃穷大法王问卜文》，《志》第105页。

铁牛年（1901）|森牧|“该宗属下森孜地区于四月间突然出现大量蝗虫，迄今已使三十朵尔耕地面积之庄稼颗粒无收”|《噶伦及基恰堪布为日喀则宗所属森孜地区蝗灾事呈达赖喇嘛**书》（附批复），《志》第106页。

铁猪年（1911）水鼠年（1912）|卡孜|“水鼠年遭受蝗虫灾害，不得不割青苗……加之去年庄稼遭受严重蝗灾，别说收成，连饲草麦秆也难以收到”|《卡孜噶顿差民为遭受蝗灾请求借粮事呈诸噶伦文》，《志》第107－108页。

木免年（1915）|春碑谷|“一九一五年七月，余在春碑谷，其时蝻蝗成群，日日自空中飞过，如是者约有两星期之久。蝗虫为南风吹来”|〔英〕柏尔著，董之学、傅勤家译《西藏志》第58－59页。

土马年（1918）|贡嘎|“贡嘎地区甲日谿附近，突然出现类似蝗虫之害甚多一事”|《加措谿堆之代理及百姓为庄稼遭受霜雪等灾请求发放粮食事呈噶厦文》，《志》第73页。

土龙年（1928）|撤拉|“据呈，撤拉地区求瓦附近之后山上发现蝗虫”|《噶厦就灭蝗事给撤拉谿堆之批复》，《志》第108页。

20世纪30年代|扎希|“现在庄稼还未成熟，却遭受蝗虫灾害，不仅麦秆全被咬断，而且叶子亦被吃得一天比一天短，难望收到粮食、饲草”|《扎希谿堆代理等为遭受虫灾秋收无望事呈噶厦文》，《志》第108－109页。

20世纪40年代|温达|“今年六月间，温达地区沿藏布江一带上下村庄，出现较多蝗虫，且不断增加”|《温谿堆为温达地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事呈诸噶伦文》，《志》第109页。

20世纪40年代|亚东、帕里|“近期下亚东阿桑一带突然出现大量蝗虫，铺天盖地而降，亚东地区庄稼损失较大，蝗虫沿河道已蔓延至帕里，且正沿路朝卫藏方向推移”|《噶厦为下亚东阿桑一带遭受虫灾做何经忏佛事呈摄政达札问卜文》（附复示），《志》第110页。

20世纪40年代|贡噶、羌塘|“去今两年，法事基金之寺庙谿卡、羌塘地区加普庄园之庄稼根穗，皆被虫吃，僧众之粮饷产地及唯一法事基金谿卡已全部被毁”|《贡噶宗堆为普巴札仓却谿庄稼遭受虫灾事呈噶厦文》，《志》第111页。

    从胪列的上述材料来看，清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蝗灾发生还是触目惊心，并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西藏地区蝗灾发生较为频繁。在有档案文献记载的１２０年左右，西藏至少有２５年发生蝗灾，平均不足５年一次，发生频率与同时期的华南某些省接近，如广西，在１８３１年至１９４９年间，共有２３年发生蝗灾。但低于广东，根据地方志统计，１８３０年至１９４８年，广东则有４１年发生蝗灾[3]。西藏介于两者之间。同时，西藏蝗灾发生呈现连续性和周期性，如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５７年，西藏地区连续１１年发生蝗灾，尽管它们是散布在西藏各地，但此起彼伏反映西藏此时进入蝗灾多发期。有的地方甚至连续几年发生蝗灾，如古朗在1828年、1829年连续发生蝗灾；卡孜在1849年发生严重蝗灾之后，又连续二年发生；墨工谿堆于1851年、1852年、1853年连续出现严重蝗灾；尼木在1854年至1857年连续四年发生蝗灾。

    其次，种群独特，是发生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区的蝗灾。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环境也使生存于高原上的蝗虫有所不同其它亚种，我国昆虫学家陈永林1963年定名其为飞蝗新亚种──西藏飞蝗（L。migratoriatibetensis），[4]　它与东亚飞蝗十分相似，但体型明显小于东亚飞蝗和亚洲飞蝗，大于缅甸飞蝗。它主要分布在中国西藏雅鲁藏布江沿岸、阿里的河谷地区、横断山谷以及波密、察隅、吉降、普兰等地区；青海南部的玉树、囊谦也有少量分布成虫及若虫主要取食玉米、麦、水稻等禾谷类作物的茎叶，也取食芦苇等禾本科杂草。活动于海拔1130米─4600米的地方，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蝗虫亚种。

    第三，灾区主要出现在河谷地带，并循河谷迁飞。青藏高原周边和内部的高大山脉，不仅阻挡着印度洋上的湿冷空气，也影响到高原上蝗虫的发生与迁飞；加之河谷地带多为农业种植地区，这样，就使蝗虫的发生基本在河谷地带。这在档案中多有反映，20世纪40年代，温达地区“今年六月间，温达地区沿藏布江一带上下村庄，出现较多蝗虫，且不断增加”[5]。　同期“下亚东阿桑一带突然出现大量蝗虫，铺天盖地而降，亚东地区庄稼损失较大，蝗虫沿河道已蔓延至帕里，且正沿路朝卫藏方向推移”[6]。使拉萨面临着威胁。不过，描写最为生动的还是柏尔，“一九一五年七月，余在春碑谷，其时蝻蝗成群，日日自空中飞过，如是者约有两星期之久。蝗虫为南风吹来”[7]。　从档案和文献记载来看：锡金、亚东、帕里是当时蝗虫自南而北的一个重要迁飞线路。时至今日，蝗灾发生地更延伸到雅鲁藏布江上下的地方，地域更广。

    第四，蝗灾发生多在春夏季，可能与气候相对暖和有关。档案中一些有确切月份的资料，记载蝗灾多发生于四、六、七月，如卡孜“今年四月份，蝗虫遍及整个地区”[8]；澎波“今年四月底又出现蝗灾”[9]；森孜“四月间以来，突然出现大量蝗虫”[10]；蔡谿“去年六月，蔡地出现蝗虫”[11]；温达“今年六月间……出现较多蝗虫”[12]；春碑谷“七月……蝻蝗成群，日日自空中飞过”[13]。温度上升，自然有利于昆虫的繁殖，特别是年度气候温暖更易酿成灾害。这一点当时藏人就意识到，“铁兔年出现蝗虫，去年天暖时出现于地面，冬天产卵于地下……今年天气开始转暖，经调查，发现无论山地平原皆有虫卵”[14]。

    相对西藏地区存在的白灾（雪灾）、黑灾（霜灾）、红灾（战乱）、花灾（瘟疫）等多种自然和人为灾害，黄灾（蝗灾）也许不是最为突出的，但它的规模并不小，危害不可低估。如档案描述尼木地区自1854年以来“先后不断出现蝗虫，多如水波”[15]；下亚东阿桑一带“突然出现大量蝗虫，铺天盖地而降”[16]；至于柏尔所见“蝻蝗成群，日日自空中飞过，如是者约有两星期之久”，就是描述内地蝗灾的汉文资料中也罕见有此规模者。如果是年内几个灾害不期而至，为害更烈，卡孜“去年庄稼又遭霜、雹、蝗灾，秋收愈差”[17]

    从档案记载来看，蝗灾对西藏粮食作物生产影响较大。这是因为西藏农业区多在河谷地带，而这又是蝗虫滋生和主要活动地区。如澎达“自火羊年以来，连遭旱灾蝗灾，几年颗粒无收。特别是今年，上、中、下地区青稞、麦子荡然无存，豌豆亦有被虫吃之危险”[18]；森孜地区“于四月间突然出现大量蝗虫，迄今已使三十朵尔耕地面积之庄稼颗粒无收”[19]；朵尔，藏语为一对耕牛之意，这里指一对耕牛一天所耕土地面积。澎波，1851年，“四月底又出现蝗灾。受灾者主要有政府自营地什一税上等农田约一百朵尔……原抱希望于洼地所种少量豌豆，亦为蝗虫吃光，连种子、草秆都已无望”[20]。

    蝗灾还危害到牧草的生长并由此影响到畜牧生产。如澎波1851年蝗灾还使“青饲草基地之雄扎亚草场、杰玛卡草场，寸草未收”[21]；墨工谿堆的报告亦说：“此番蝗虫危害庄稼，不用说粮食，就是草也难收”[22]；甚至因此制约到汉藏交通，“今年各村又出现大量蝗虫，将使驿站百姓寸草不收，人畜难以忍受，汉藏驿站往来受到威胁”[23]。

    蝗灾还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灾民流离失所。如江谿，1853年“所种庄稼遭受蝗灾，全无收成。全部农田，今年只好废置……老人、儿童难以生存，能走者即将逃往他地”[24]。一些档案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类蝗虫一入农田，大小农户便有沦为乞丐之厄运”[25]。

二、治蝗认识与技术

１、对蝗虫的认识

    西藏是个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对蝗虫的认识方面也充满了神秘感和有神论。据活动于西藏地区的英国人柏尔（CharlesBell）记载，藏人认为：蝗虫“为叶达（Yi-da）之替身。叶达乃一种人类，居于六界中之最下层（佛经所谓饿鬼道）。除地狱外，当以此界为最卑下。叶达身体魁伟，惟口喉俱狭小，每次仅能咽一小块，因此，饥渴燥于内，至不可耐。此辈生前，率皆贪财贪食，为富不仁，孽报既满，则转生人世为蝗虫。而蝗蝻食欲，从未有能满足者，可谓前生作孽，罚当其罪矣。”[26]　在他们看来，蝗虫为恶人转生。这档案中也有片段资料反映，“前世因缘之黑品，即佛教敌对者及鬼神，心怀毁灭邪念，以叛逆之愤恨，变成有翅会飞之蝗虫，对善品，民众生幸福之财富，肆行暴虐”。[27]　是佛教敌对者心怀不满的产物。有时西藏统治者还把蝗灾看成是坏人所施的法术。如噶厦因下亚东阿桑一带遭受虫灾而怀疑此灾“是否由外人施法术”[28]。

２、除蝗思想与方法

    面对凶猛而来的蝗虫，当时西藏主要采取禳与治并举的方针，一方面举行祈福禳灾法事，希望禳除蝗灾；另一方面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灾害，捕杀蝗蝻。手法与当时内地并无差异。

    在蝗灾发生之际，西藏地方政府常常派出僧侣分赴各地蝗区举办祈福禳灾法事。如１８５０年，“为眷念百姓之安乐，政府将从速特派卡儿多佛到各地举办禳佛事”[29]　连遭蝗灾的隆子宗，“上官大人大发慈悲，派一治虫喇嘛前来此地”[30]政府也训令各地，“为防范蝗虫灾害，各地需作祈福禳灾法事”[31]　又有载“地方政府为仰制虫害，使其自行消解，曾大做佛事，并下令各地亦做佛事”[32]　个别治虫有效验的喇嘛成为各地争相礼聘的对象，如隆子宗宗堆呈诸噶伦之禀帖就要求到，“卑等近闻有一治虫喇嘛赴蔡公塘治虫甚有效验。为使卑地治虫有效，祈请恩准，令该治虫喇嘛于本月十五日前来卑地隆宗治虫”[33]　西藏地方政府也非常注重发现这方面的能人，如1852年噶厦给聂拉木关卡官员和曲科杰寺涅堆噶恰巴的指令，其中前者云：“据说樟木贡萨寺有一领诵师，咒法灵验。对彻底禳解虫害是否灵验可靠，需找他本人认真了解，讯报真情。若漫不经心，搁置不理，造成延误，决不允许。切记。”后者云：“听说尔塔拉岗布有根治蝗虫之喇嘛，是否属实，由尔彻底查询。如果属实，从速如实呈报，若漫不经心，随意搁置不理，则决不允许。切记。”[34]　

    根据档案文书所载，祈福禳灾法事内容各地略有不同，如1901年，达赖喇嘛答复日喀则森孜地区遭受蝗灾应做何种法事时指出：“切实完成除邪佛事，诵大云经全文，奉献十万孽债食子供，诵读万遍灭惠经，敬神香，诵读百遍莲花生遗教”。[35]　而噶厦给下亚东阿桑一带请示的复示为，“做以下经忏佛事：在后山之各要地尽量多诵药师佛经及其仪轨，诵一亿次皈依经和玛尼经，孽债食子十万，顺遂息护摩、五部传记，齐诵甘珠尔经，顺遂禅心，广挂经幡，一再燔香，冼礼三宝与地方”。[36]　朗杰冈谿地区，“针对蝗虫进行孽债食子、息灭护摩、常规、增额之甘珠尔、般若十万颂等佛事”[37]。其中“孽债食子”是共同的诵经。民国人梅心如在《西康》一书中曾介绍旧时藏民除蝗法事形式。文曰：“西康各地气候虽寒，有时也发生虫蝗之灾。康人防御之法，多请喇嘛为之诅咒。巴塘一带，每于青稞长成之时，取河沙一盆，送请喇嘛念经，经其念经加持后，人民持归，遍撒地内。即可免灾；甘孜一带，将喇嘛加持之净水，及念经焚烧之灰烬，浇撒地内。”所云虽为西康之俗，但西藏应与此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与档案资料对应，可以使我们对禳灾法事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又据《佛祖历代通载•胆巴传》载：“凡水旱蝗疫，民祷响应。”说明这一传统有较长的历史。

    祈福禳灾费用由社会各界平摊。如档案记载：“按照饬示：所做各项法事，由本区大小寺庙及山间各村落平均承担费用”[38]；“平摊之禳解佛事之费用，应尽力支应”[39]。这从某种程度上更加重了灾民的负担，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祈福禳灾法事毕竟是一相情愿、消积的除灾措施，除去某些偶然的巧合，并不能真正驱除蝗虫，这在当时灾民心中已有所认识，“效果不佳”，[40]　“均无显著效应”，[41]　“仍未制服此类邪恶势力”。“因此，只能采取彻底根治之法”[42]，而这根治之法就是捕杀蝗虫。档案中“根治”之词的出现，说明藏民已认识到捕杀是真正的除蝗，是治本而不是治标的行为。

    鉴于蝗虫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害，西藏地方政府对蝗虫十分关注，要求各地在祈福禳灾的同时积极、主动捕杀蝗虫。这从1892年噶厦给地方上报蝗情的多份批复中可以深深体会到。如《噶厦就防治蝗虫事给达孜宗堆之批复》载：“呈文知悉。据称，尔地玉昂维地界江孜牙玛地边发现蝗虫幼蝻，立即予以彻底扑灭，甚好。还应对尔地政府、贵族及寺庙各自所辖山川、树林等偏僻地带，进行巡查。若有发现，为不使其孳生蔓延，需坚持指挥，予以彻底扑灭。若对西藏之康乐基业，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以致出现蝗虫，即将对尔谿堆及该区佐扎、根布等人，当众惩治，决不宽贷。若不想陷入此境，即应以康乐基业为重，切实照办。”类似的批复又见给朗塘、墨竹工卡、色、林周、柳吾、拉布等谿厦灾情。又《噶厦就虫灾应自行消灭事给柳吾谿堆之批复》载：“呈文知悉，批复如下：往年出现蝗灾时，确无从尔处派人去玛林灭虫之惯例。虫害到处无异，不应让别人承担，或依靠别人。任意强迫，更为不妥。既然已往出现虫害时，未曾派过灭虫人员，现尔等就得各守各地，就地灭虫，不得互派灭虫人员。此事应如此议决，切记。”

    从这些批复可见西藏统治者在灭蝗中有几点强调：一，巡查蝗虫。要求对“政府、贵族、寺庙各自所辖山川、树林等偏僻地带，有无蝗虫，进行巡查”[43]；二，就地灭虫。江孜地方政府“令所有大小各户，就地灭除蝗虫，不使向各区蔓延”[44]。“现尔等就得各守各地，就地灭虫”[45]；三、强调除净。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噶厦要求江孜宗宗堆，“对该区各地凡有蝗虫之处，予以根除，在秋季来临时，坚决设法不让一只虫卵残留于地下”[46]；又对卫藏各宗要求“宗谿头人以及属下根布头人等，负责在各地彻底驱赶蝗虫，务必尽心尽职，想尽一切办法，不使一只蝗虫孳生”[47]。四、追究失责。规定“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以致出现蝗虫，即将对尔谿堆及该区佐根、根布等人，当众惩治，决不宽贷”[48]。

    当时，采取的治蝗方式主要是驱赶，“采取土埋治蝗之办法”[49]。西藏民族还注意到几种减轻蝗灾损失的方法。一，田中灌水防虫。如“现今各村对无蝗虫之农田进行灌水防虫，希望能有少量收获”[50]。这种方法似不见于古人的认识。二，是不得不提前收割，以求有所获。如卡孜，“水鼠年遭受蝗虫灾害，不得不割青苗，只收少许劣质青稞与饲草”[51]。

    十九世纪中叶，藏人懂得铲除蝗蝻是预防蝗灾发生的重要手段，认为“此类蝗虫，若有卵存留，则定然孳生繁衍，严重危害禾稼”。[52]　为此，噶厦的灭蝗指令强调，“各宗谿、各根布属下及各乡镇，负责铲除去年所孵之虫卵，不使一只留存”。[53]　而对执行有力者，噶厦则予以肯定和表扬，“据称，尔地玉昂维地界江孜牙玛地边发现蝗虫幼蝻，立即予以彻底扑灭，甚好”[54]。“现尔等就得各守各地，就地灭虫”[55]。

注释：

[1]《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7年。

[2]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编著的《西藏农业地理》第20－21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

[3]广西、广东蝗灾统计数字分见广东省文史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第703－706页和第628－636页，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

[4]陈永林《飞蝗新亚种──西藏飞蝗Locustamigratoriatibetensissubsp。n》，《昆虫学报》1963年12卷第4期。

[5]《温谿堆为温达地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事呈诸噶伦文》，《志》第109页。

[6]《噶厦为下亚东阿桑一带遭受虫灾做何经忏佛事呈摄政达札问卜文》（附复示），《志》第110页。

[7]〔英〕柏尔著，董之学、傅勤家译《西藏志》第58－59页。

[8]《卡孜噶谿顿差民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赋事呈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6页。

[9]《澎波朗塘谿堆为该地遭受蝗灾请求眷顾事呈诸噶伦文》，《志》第88页。

[10]《噶伦及基恰堪布为日喀则宗所属森孜地区蝗灾事请求普觉强巴等护法问卜文，《志》第107页。

[11]《蔡谿堆诺杰囊巴为庄稼连续两年遭受虫灾支付项目无法完成请求减免事呈摄政暨诸噶伦文》，《志》第98页。

[12]《温谿堆为温达地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事呈诸噶伦文》，《志》第109页。

[13]〔英〕柏尔著，董之学、傅勤家译《西藏志》第58－59页。

[14]《诸噶伦为宗嘎出现蝗虫事请求乃穷大法王问卜文》，《志》第105页。

[15]《尼木地区多滚巴与玛朗巴为蝗灾请求赏赐粮食事呈噶伦文》，《志》第94页。

[16]《噶厦为下亚东阿桑一带遭受虫灾做何经忏佛事呈摄政达札问卜文》（附复示），《志》第110页。

[17]《卡孜噶谿顿差民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赋事呈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6页。

[18]《隆子宗宗堆及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批准治虫喇嘛前来治虫事呈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2页。

[19]《噶伦及基恰堪布为日喀则宗所属森孜地区蝗灾事呈达赖喇嘛**书》（附批复），《志》第106页。

[20]《澎波朗塘谿堆为该地遭受蝗灾请求眷顾事呈诸噶伦文》，《志》第88页。

[21]《澎波朗塘谿堆为该地遭受蝗灾请求眷顾事呈诸噶伦文》，《志》第88页。

[22]《墨工谿堆暨所辖僧俗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税并予赏赐事呈诸噶伦文》，《志》第91页。

[23]《墨工谿堆暨所辖僧俗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税并予赏赐事呈诸噶伦文》，《志》第91页。

[24]《噶厦就江谿宗宗堆根布等因庄稼遭受虫灾请求借贷事之盖印批复稿》（附原呈），《志》第93页
[25]《墨工谿堆暨所辖僧俗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税并予赏赐事呈诸噶伦文》，《志》第9２页。

[26]〔英〕柏尔著，董之学、傅勤家译《西藏志》第59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27]《噶厦就消灭蝗虫事复尼木门卡尔谿指令稿》，《志》第97页。

[28]《噶厦为下亚东阿桑一带遭受虫灾做何经忏佛事呈摄政达札问卜文》（附复示），《志》第110页。

[29]《噶厦就澎达地区遭受严重蝗虫灾害请求赏赐佛事报酬粮事给澎达宗之批示稿》，《志》第87页。

[30]《隆子宗宗堆及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批准治虫喇嘛前来治虫事呈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2页。

[31]《墨工谿堆暨所辖僧俗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税并予赏赐事呈诸噶伦文》，《志》第91页。

[32]《噶厦就消灭蝗虫事复尼木门卡尔谿指令稿》，《志》第97页。

[33]《隆子宗宗堆及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批准治虫喇嘛前来治虫事呈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2页。

[34]《噶厦就澎波达孜墨竹工卡等地遭受蝗虫寻访治虫喇嘛事给聂拉木关卡官员等之指令稿》，《志》第89页。

[35]《噶伦及基恰堪布为日喀则宗所属森孜地区蝗灾事呈达赖喇嘛**书》（附批复），《志》第106页。

[36]《噶厦为下亚东阿桑一带遭受虫灾做何经忏佛事呈摄政达札问卜文》（附复示），《志》第110页。

[37]《朗杰冈谿百姓为庄稼遭受虫灾事呈摄政暨诸噶伦文》，《志》第100页。

[38]《墨工谿堆暨所辖僧俗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税并予赏赐事呈诸噶伦文》，《志》第91页。

[39]《噶厦就乃东地区遭受虫灾等事给乃东宗宗堆及颇章辖区政府差民之批复稿》，《志》第97页。

[40]《隆子宗宗堆及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批准治虫喇嘛前来治虫事呈诸噶伦之禀帖》，《志》第82页。

[41]《诸噶伦为宗嘎出现蝗虫事请求乃穷大法王问卜文》，《志》第105页。

[42]《噶厦就消灭蝗虫事复尼木门卡尔谿指令稿》，《志》第97页。

[43]《噶厦就消灭蝗虫事给拉布谿堆之批复》。

[44]《噶厦就防治蝗虫事给达孜宗堆之批复》，《志》第102页。

[45]《噶厦就虫灾应自行消灭事给柳吾谿堆之批复》，《志》第104页。

[46]《江孜宗宗堆就消灭蝗虫事呈噶厦文》，《志》第99页。

[47]《噶厦对卫藏各宗谿下达驱赶蝗虫彻底铲除虫卵事之指令稿》。

[48]《噶厦就防治蝗虫事给达孜宗堆之批复》，《志》第102页。

[49]《噶厦就消灭蝗虫事给拉布谿堆之批复》，《志》第104页。

[50]《墨工谿堆暨所辖僧俗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税并予赏赐事呈诸噶伦文》，《志》第91。

[51]《卡孜噶顿差民为遭受蝗灾请求借粮事呈诸噶伦文》，《志》第107页。

[52]《噶厦就灭蝗事给撤拉谿堆之批复》，《志》第108页。

[53]《噶厦对卫藏各宗谿下达驱赶蝗虫彻底铲除虫卵事之指令稿》，《志》第96页。

[54]《噶厦就防治蝗虫事给达孜宗堆之批复》，《志》第102页。

[55]《噶厦就虫灾应自行消灭事给柳吾谿堆之批复》，《志》第104页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