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英　高　松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关键词]民国自然灾害史;四川叠溪地震;灾后社会反应

[摘　要]1933年8月25日,发生在四川西北高原的叠溪地震(里氏7.5级)是一次巨大的灾难。这次地震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富饶的成都平原构成了很大威胁,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灾难发生后,川西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抗灾自救,以四川军阀为主要力量的四川地方政府也为抗灾重建进行了努力,川西各县的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中央政府的态度和中央机构的反映,则有些冷漠。

1933年8月25日,发生在四川西北高原的叠溪地震(里氏7.5级)是一次巨大的灾难。这次地震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富饶的成都平原构成了很大威胁,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对于这次地震,学界已有所探讨,但对地震及其次生灾害引起的社会反应研究仍嫌不够[1]。本文通过相关报刊和档案资料,着重探讨地震及其次生水灾在不同地区的反应,以及灾后社会各界的赈济措施等问题。

一　地震及水灾后民众的反应

地震发生时,叠溪古城地面陷落,城中居民全部遇难,周围群山崩塌,形成三个大堰塞湖,阻断岷江。时北平鹫峰地震台测定有感范围为,北至西安,东到万县,西抵阿坝,南达昭通,四川各县几乎都受到此次地震波及。成都市内的房屋、门窗、衣柜都被震动得发出声响,死亡2人,重伤2人[2]。这次地震损失最严重的地方是茂县,死亡人数达到六千多人[3]。地震后余震不断,汶川县政府职员周盛甫对余震作了详细记录,至11月28日共有29次,其中头三天为10次[4]。

地震使松潘、理番、茂县等地受灾严重,但它给后人留下的阴影不仅仅是因震灾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更主要的是因地震所引发的次生水灾。1933年10月9日,叠溪堰塞湖决口,位于叠溪下游的茂县、汶川、灌县及成都平原各县损失严重,据报道仅灌县受灾人数就达两万多[5]。

地震之后,成都到松潘、茂县等地的邮路和交通受阻,灾区内外消息不通,情况难明,谣言甚多,治安混乱,商务停滞,物价上涨,人心惶惶。

8月25日后,松茂交通断绝,松潘商务停滞,往日繁荣的市井街道,一片萧条景象。茂县境内各区,工商无心贸易,学校停课,“各商号之大者感极度亏损,资本少者则濒于破产,至素以运茶为生之苦力民众已感饥寒之相煎”[6]。

这一地区盗匪猖獗,采金大贾,常暗遭抢劫。洪灾过后受灾地区“铤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治安状况更令人担忧。以茂县到绵竹的小路为例,洪水虽然没有波及茂县到绵竹的小路,可是原本匪患较轻的茂县东部大石坝、土门一带,洪水过后土匪乃乘势出山,“人民运物经过这里十九总是将银两拱手送给他们,将性命逃出也算万幸了,这样茂县就成了僵人一般,非但消灭无从谈起,就日用所需的油米薪柴已经日渐缺乏了”[7]。

地震之后,食物缺乏,物价飞涨,“米每升需钱十千,玉麦面每升需钱三千,盐每斤需钱十千,油每斤需钱十千,面每碗一千四百文,纸烟每支八百文,是以人民多难安居,市面迁徙,乞丐、破产户日渐加多。复值疫病流行,死亡日增,故目见商人赴松漳者,日渐稀少,商务遂无形衰退”。[8]

关于叠溪上游的积水,谣言很多,传说不一,致使人心惶惶。岷江沿岸居民遂纷纷举家向高处搬迁。地质学家徐近之曾到茂、汶等县考察查水灾情况,他在渭门关见居民“将房屋迁移,搭棚半山居住”[9]。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师师长黄隐见城外沿河坝的居民男女老幼连日来负担家用器具,陆续向山上逃走,就像大难临头的样子[10]。

1934年元旦期间,灌县曾有积水“快要溃决,灌地将受第二次水灾”的谣传,整个县城人心浮动,人们奔走相告,如同洪水已经到来,经历大约二个小时,情绪才平静下来。灌县军政当局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于二日发出条令,谓“严禁造水来之谣”,如果再发现无故造谣者,将重惩不贷[11]。

地震和洪水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失,也对民众心理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多年以后,汶川县境内仍有民谣:“七月初九是地动,那天地动动的凶,茶壶振得叮叮咚,粪桶浪得响轰轰。叠溪山垮水不通,请来石匠打洞洞,又拿炮火打当中。一下打穿水猛涌,石匠淹死一百多。八月二十水才拢,半夜三更来的凶。有人说是起‘地风’,婆娘娃儿把命送,一家老小死无踪。茂威二州有二县,二十多里无人烟。”[12]

鉴于此种情形,为了安抚民众,消除隐患,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除了展开救助以外,积极准备疏导上游积水,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祈福消灾活动[13]。

二　新闻媒体对地震灾害的关注

地震发生后,作为主要新闻媒体的报纸尽可能快地作了报道。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报告来自陕西汉中,1933年8月25日,汉中曾发快信给《大公报》:“二十五日午后三时四十五分地震,由西而来,历十五分钟,震动颇烈,桌椅旋转,人皆昏晕,屋瓦作鸣。”[14]但不知何故,《大公报》见报时已是9月10日。

叠溪地震发生两天后,1933年8月27日,成都和重庆两地的报纸做了非常简短的报道[15],远在上海的《申报》也作了报道:“本月廿五日十五点,北平下午三时五十分零八秒,四川岷江上游发生强烈地震,震波达鹫峰时,已达十五点五十三分三十五秒,波动之大,使‘维开仪’‘出格加利清仪’不能纪录。震源地约在东经一○四度,北纬廿九度,距鹫峰一六六二公里。”[16]

成都报纸对叠溪地震详细的报道开始于9月3日,《新新新闻》第六版,用了三个不同的标题报道,主要一篇是8月28日从茂县发来的特别报道,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地震灾区的惨状:“此次岷江沿岸松茂汶各县地震,发生空前未有之剧烈”,“山岩崩坠十三里有余,岷江正线断流”[17]。9月5日,《新新新闻》关于地震有四篇报道,分别反映受灾各地的情况,称震中地区“松茂数百里还在地震,叠溪镇成了一片汪洋”[18];称相邻地区“理番太阳现红光,地震时喇嘛寺亦摇倒”,“灌县也时有波动”;称稍远地区的隆昌“东道地震后,灾情续闻”[19]。

从9月初到1934年5月,九个月的时间,成都地方报纸对叠溪地震及次生水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新新新闻》和《成都国民日报》为例,《新新新闻》有47天的报纸约70多篇相关的报道和讨论;《成都国民日报》1933年9月到1934年4月,其间有20多天的报纸约30多篇相关的报道。两报都派记者赴灾区采访,并用连载的形式,反映灾区的情况,使受灾地区的情况能适时让公众了解,如《新新新闻》的《叠溪地震后详情,本报记者考察记》从9月5日起,一直连载到9月底[20],另外一篇《松理茂屯区调查》也是记者的调查连载,非常详细地反映了地震之后,松潘、理番、茂县和成都之间邮路破坏、商旅不兴、治安混乱的状态,呼吁各方重视岷江积水问题,以免引发洪水,危害成都平原和岷江下游地区[21]。成都报纸讨论问题非常具体,不同意见和观点,在报上都有反映,特别是关于叠溪积水疏导方案的讨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2]。

与成都本地区社会急切关注形成反差的是外地媒体及上级政府的冷漠,以《申报》1933年8月底和9月的报道为例,8月27日,《申报》以非常小的篇幅报道了岷江上游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一直到9月12日才有关于地震灾区的一小篇报道,称“刘湘电京,松茂屯区地震已经查明,叠溪全境陆沉,周围将近百里,惟较场三家尚存,其余如沙湾、樟脑、树厂等地,已沦为泽国,损失之重,为近百年来所未有”[23],17日有“刘湘为川震灾请赈”的消息,22日,有一则地震的小消息:“地震中心区叠溪小关子一带,近日仍冒白烟、黑烟,时向天空直冲,随风吹散,腥臭四溢”[24]。这几则消息,从报道地震消息到报道损失到请求援助,非常有限地反映了灾区几个阶段的情况,但没有看到中央政府和上海民众对这次地震的反应。

同样是9月的《申报》,同样是关于四川,对另外一件事情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那就是“剿赤匪”,从9月9日到30日,有8篇报道是关于刘湘“剿匪”的,从所谓川同乡会**要求中央派兵入川“剿匪”[25],到刘湘召集各军长开会,讨论“剿赤”安川办法[26],再到刘湘就任川“戡剿”总司令[27],再到何成濬入川代替蒋介石“监誓并商‘戡匪’”,一一做了较详细报道。何入川后发表了大篇幅的演讲,除了“剿赤匪”,只字未提四川人民最关心的震灾和水灾问题[28]。新闻报纸的反应,这种当地与外地的差别,在赈灾活动中仍然存在。

三　地方政府和士绅的赈灾活动

叠溪震灾发生后,四川地方政府、民众团体和社会组织纷纷展开了各种自救和赈灾活动,但南京政府和相关中央机构却反映冷漠,让川省人民深感失望。

地震发生后,茂县县政府立即成立急赈委员会,从事募捐活动,赈救灾民,接济陷落地段的男女老幼难民,收容各地到茂县县城逃难者。屯区代督办刘铭吾和茂县县长张雪岩为维持地方秩序安抚灾民,在茂县县城东“蹇公祠”内成立灾民救济所,他们向本地绅商及各机关职员发放募捐手册,进行募捐活动,筹集善款[29]。

随着灾情的加剧及灾民的不断增多,茂县县政府和法团绅耆等“九月八日于茂县民生工厂成立赈灾救济委员会,以资救济”[30]。沙湾被水淹后,由于通往南部的路已经阻断,北部灾民约二百余人,大多逃到松潘属地,他们派人从白草绕道至茂县县城,请求政府设法救济。赈委会闻讯后,立即派人携款与粮食前往难民逃亡地进行慰问,并引导他们回县。同时对松坪沟内因山崩水涌阻断交通的灾民,也派人进行引导。地震发生后由于茂县北部的大定、叠溪、沙湾一带灾情较其他地区严重,道路阻塞,“屯署为详确明瞭,期间又委松茂马路局长杨华堂亲临灾区视察,逐一记录受灾状况”。[31]

尽管当地政府采取了措施求得了一些赈款,终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茂县赈委会在谈及自身状况时指出,这次震灾奇惨,难民众多,赈委会在支出方面早已捉襟见肘,勉强维持,“震委会及多方向外借垫,尽量收容,每日暂发口粮,维持现状”[32]。茂县震灾救济会派人到省城成都“向各省轴呼吁募捐捐款,以便救济”[33]。

作为松理茂屯区的实际领导者、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34],在接到叠溪等处地震的消息后,立即向社会各界及四川军政要人刘湘、刘存厚、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等人发出通电,通告了叠溪等处震灾情况。他在电文中除了阐述茂县赈委会因为赈款无着面临的困境外,还对叠溪等处的积水表示了担忧,认为如不及早修凿,“不独松潘全县将被淹没。即茂县威州一带,并川西农田水利,势必受其波及”。邓锡侯向刘湘请求派飞机前往震区视察以迅速了解震情。[35]

邓锡侯通电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四川等处同乡会请求赈救灾区:“伏祈诸公眷念乡邦,宏施赈救,分向当局并华洋义赈会及各慈善团体,请救惠颁急赈……”[36]他带头向茂县赈委会捐款两三千元,所部黄逸民师长捐米20余石,以期解救茂县燃眉之急[37]。

刘湘[38]在得知叠溪大地震消息后,派督署参谋处参谋张威为松茂震灾视察员,会同邓锡侯部下,一起前往灾区视察灾情,同时建设厅也派员实地察勘茂县成立的灾民救济所。9月14日,刘湘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并请求赈济:“汪内部及赈灾会,以八月廿五日午后全川地震,各县波动,松潘茂县之叠溪、松坪沟、沙湾等处震动尤烈,山崩地陷,河流壅塞,松潘有沉没之虞,灾情奇重,为数十年来未有,导河赈济,动需巨款,指中央拨的款,以救孑遗。”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接到电文后,只是回电四川省政府称已饬交赈委会,便没有下文[39]。

而在同时,四川各界的救灾赈灾、恢复重建的活动正积极展开。松理茂屯区在水灾过后开始恢复社会秩序,进行建设。屯区以外的灌县等地也在通过种种努力筹集捐款,恢复被毁水利设施。都江堰水利工程直接影响西川14个县的用水,由于都江堰的重要性,四川当局在灌县特设立水利知事,专门负责修堰淘河事宜,经费每年由用水的各县随粮款附加。10月9日的洪水使都江堰水利工程毁坏,单凭借此14个县的财力根本不能筹集维修都江堰的巨款,故川西14县代表亲往都江堰地点分别勘查,他们连同水利公署联衔呈请当局转电中央请求拨款。成都社会各界也通过不同形式关注灾区。

灌县赈灾委员会为筹集赈款在灌县及成都两处筹集捐款。赈委会在灌县“俞园”宴请各界,散发捐册,分头代募,各区受灾情况,也经过赈委会查明。该会募赈股代表郑维三、杨光第,于11月15日在成都筹集赈款,并携款分别散赈[40]。灌县水灾筹赈会在成都通过组织表演京剧、川剧的形式,宴请各界代表,报告该县的水灾状况及筹募赈款的办法。成都各界纷纷到会,有刘豫波、尹昌衡、黄逸民、牛范九、文梦涛、廖海涛、陈谷生及各报社代表共二百余人。川剧表演结束后,进行了捐款活动。赈济会委员长龚渭清表示:“此次筹募赈款,分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者即本日自由乐捐,间接者即由该会发出捐册,请各界人士代为筹募,所募得之款项,视受灾者之轻重,分别缓急发散。”[41]

成都市商会“以图谋工商业以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福利为宗旨”[42],在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此次水灾发生后,“蒋介石为了解灌县水灾特通电成都商会询问冲毁情况,即今后修复的情形”,成都商会抓住此机会,复电蒋介石请求他派专员来四川办理沙湾疏河凿山、赈济灾民的事宜[43]。

四　知识分子和民间团体的赈灾活动

地震发生后,成都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震灾调查、积水疏导工作,有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为了了解灾区情况、更好地处理岷江积水,地震后一个月,四川善后督办派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全晴川带队,组织调查团赴叠溪调查,调查团由四川大学学生诸有彬等十余人组成,调查人员了解情况后,于10月9日动身回茂县,准备将调查所得的危情报告给县政府,请调民工疏通积水,但他们在大定古庙内遭遇积水瀑溃,第一次调查人员除全晴川外,全部遇难[44]。其后,为了进一步考察灾情,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王兆荣以川大名义向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及地质研究所发出电报,请求他们派人到松茂地区考察并对积水的预防疏导提供建议。王兆荣提出南京中央研究院来川的旅费解决办法即“来蓉旅费贵院酌给”,成都到茂县等地的旅费由“川大负担”。南京中央研究院认为地质所在松茂地区只能“研究震源与水源”,并没有解决灾害和预防灾害的方法,加上地质所工作人员大多在外地,中央研究院又没有治水的专门工程师,遂谢绝了王兆荣校长的请求,没有派人来川。[45]地质所的复电,引起了四川人民的不满。《新新新闻》评论员老髯批评道:“终于科学社诸君怕麻烦,在地震发生不几日,便已闻风远引,调另外别地骗吃骗喝,想来是地震不属于科学范围。然而川大校长王兆荣先生,却不像科学社那样滑头,他们认为地震也是科学分野的一种问题,特别电南京研究院,派遣地震学专家来川实际研究。”“中央研究院复电,虽有专门人才研究震源,无从预防水灾,蔡院长还是有一句说一句,并不在脸上贴金,像科学社那样摇旗呐喊虚张声势。但不幸得很地质研究院来电说地质人员仅在尽地工作,不能派人来川,这却叫我们十分的失望。”[46]

不能与中央研究院同行,四川大学自己派出调查团对叠溪附近的地质地貌进行调查,调查团“以晓和先生之热心领导,同学之奋勉,均不畏难中止”[47]。后来四川大学把这次调查成果出版发行[48],成为研究叠溪地震非常珍贵的资料[49]。

社会各界对震区伸出了援助之手,尤其是在成都的松理茂同乡会,他们组织捐款并派代表慰问家乡人民。这些赈款及救灾物资运往灾情最为严重的茂、汶、理三县灾民的手里,尽管赈款相当有限,但它毕竟使奄奄一息的灾民有了生存的希望,为灾民渡过难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33年刚刚成立的松理茂懋汶靖旅蓉同乡会[50]听到家乡受灾的消息,于9月7日在东鹅市巷清真小学校,召开紧急会议,马凌云、米砚田、丁卓超、顺仲熙等一百余人到会,大会推选马凌云为临时主席,并商讨救济难民的办法。大会决定:“一,组织调查团,议决案公推米砚田君负责,前往汶川,威州,茂县,松潘,理潘等县区域内,调查灾情真相,又会致函米君请其前往,二,组织**团,向廿八军及督署**案,决定公推祁鼎臣,马凌云,马祥生,苏子斌,丁卓超,刘希文,顺仲熙,哈心源为**代表,据文呈请廿八军及督署派遣飞机调查抚恤案,决意公推顺仲熙起草。”[51]并进行了捐款。

除了同乡会外,世界红卍字会也对四川地震灾区伸出了援手。世界红卍字会通过报纸了解到四川叠溪地震灾情严重,派赈济队总队长燕盛松、分队长李槎同、薛辑瑞三人,带赈款五千元赴川放赈,并赴叠溪调查灾情、发放赈款。赈济队总队长燕盛松,分队队长李槎同、薛辑瑞赴叠溪放赈后,分三路分别去茂县、理番、汶川等地。通过调查,他们认为灾情严重,电报北平总会,请求再拨赈款,总会又汇款五千元至川,“分发理番及汶川灾区者,每人一元,茂县灾区,每人五角”[52]。

在调查过程中,燕、李两人又以川北“匪”区灾情同样严重致电北平总会,请求赴川北救济。燕盛松、李槎同从叠溪返回省城经灌县时,正赶上县城外发生火灾,蔓延五十余家,其中有三十余户为“赤贫”,他们代表世界红卍字会向每户发放赈银三元。在赈济过程中,燕盛松发现茂县矿产资源丰富,提出因地制宜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当地经济,兴办实业,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还能安置就业解决“游民”问题。他们倡议开采茂县土门银矿用以兴办各种实业,以此救济茂县的无业游民。“惟贵地向来矿产蕴藏极富,若有较近地带可资开采,则吾辈当尽力筹募万元资本,集股兴办,采掘后所得利益,即用于举办各种实业(如办工厂等)救济一般滥民,法意均善。”[53]为此,中华基督教改进会专门举行了“慰劳疏导叠溪积水人员,并欢送北平红卍会”的活动,他们代表川西人民,表达了对水利工作人员和慈善团体的感激之情[54]。

结　　语

1933年8月,发生在川西北高原的地震特别是由此引发的次生水灾,对四川西部及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灾难发生后,川西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抗灾自救,以四川军阀为主要力量的四川地方政府也为抗灾重建进行了努力,川西各县的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中央政府的态度和中央机构的反映,则有些冷漠。

四川是南京政府的统治边缘,长期以来国民政府的势力并未深入四川的腹地,直到刘湘去世蒋介石的势力才逐步渗入四川。而茂县叠溪又远离四川腹地。灾害发生后,四川各界呼吁南京政府给予救济,可是南京对这场浩劫却一直保持沉默。当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王兆荣向南京中央研究院请求派人到叠溪考察时,研究院却以没有治水工程师为借口,婉绝了王校长的请求。与叠溪震灾几乎同时发生的是1933年黄河水灾,南京中央政府却颇为重视,成立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以宋子文任委员长,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不仅频频派要员视察灾区,拨款也非常迅速。《申报》几乎天天报道关于黄河水灾的情况,1933年9月17日,当刘湘急电南京,乞求中央拨款赈灾时,黄河救济会议在上海召开,报道披露“四百万赈款已决定用途”[55]。叠溪地震之所以不能如黄河水灾一样受中央政府关注,大概与地理位置有关,离中原太远,不会对统治腹地产生影响,对中央政府而言,四川最大的问题不是震灾,而是肃清“赤匪”,他们派员到川,不是为了赈灾,而是督促“剿匪”。地震发生后,蒋介石通过成都商会了解了一些情况,汪精卫也收到了刘湘的电报,但没有更多的资料表明南京中央政府对此次灾害的态度和措施。

作者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高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中共广西贺州市委组织部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