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军 王秀清主编《历史视角中的“三农”》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一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国内连绵不断灾害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农业恐慌。具体表现为：农产品价格持续狂跌，地价低落，农产品输出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村负债和失业人数增加，农民陷入极端贫困化等等。①这其中，作为开埠较早的港口地区与农业主产地，山东地区承受了较其他诸省更为严峻的经济压力与社会危机，百姓流离失所，经济陷入滞顿。探讨这场恐慌的形成背景，对于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将集中在农作物结构的视角下，通过对其变迁过程的分析，探讨造成20世纪30年代农业恐慌形成的一个因素。

一、山东的主要农作物构成与演变

虽然学者们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分化明显，宗族组织高度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江南的研究更为看重②。但华北的独特地位以及满铁资料的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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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感谢中国农业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7003。

    ①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第157～158页；王林主编，《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2004年，第330～333页。

②这种看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抨击，以“尔湾学派”学者的研究为著，如王国斌、李伯重、彭慕兰等的著作。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

也吸引了学者们对包含山东在内的该地区农业经济状况关注①，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作为一个经济与文化大省，山东温暖细润，土质肥沃，在距今四千年前就有了粟、黍、稻等农作物的遗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其中主要的品种有粟、小麦、玉米、高梁、大豆、花生、甘薯、棉花、芝麻等等。

    粟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虽然后期因小麦等的广泛种植而有所减少，但其品种在明朝仍有上百种之多②。后来居上的小麦种植比例在明后期的鲁西、鲁北平原地区已经达到40％，不少地区甚至超过50％，《天工开物》卷一《乃粒》云，“齐鲁诸道，蒸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清代小麦种植面积大致占总耕地的45％～50％，以48％计算，播种面积约为5803万亩，以亩产110斤计算，年产6383．3万担③。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发展，民国时期仍在所有的粮食作物中占据首位。

    明代高粱的播种面积远远超过粟，据孔府资料显示，有个别地区甚至超过小麦。民国时期品种有30余个，种植面积一般在1600～2000万亩左右。水稻虽然不是该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但其发展仍旧有明显的北方特色。

水稻在西汉、隋唐时期就时断时续的种植过，真正较大范围播种出现在宋之后。宋太宗淳化年间，朝廷下诏在鲁北的博、棣、德、滨等州试种粳稻，神宗后，山东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许多地区都开垦了稻田。明清以后，随着山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以及各地对水利的重视，水稻的种植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在鲁中地区的小清河流域、鲁南地区的沂沭河流域、鲁西及西南地区的运河流域，鲁东南的沿海及胶东半岛等地，稻作生产的发展尤为明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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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要代表作如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李令福：《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郑起东：《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成淑君：《明代山东农业开发史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张照东：《宋元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等。

    ②成淑君：《明代山东农业开发史研究》，第231页。

③李令福：《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④陈冬生：《山东古代稻作史考述》，《古今农业》，1992年第3期。

大豆在战国秦汉时期已成为基本的农田作物。它的生长期短，对土地的要求不高，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属稳定保收作物。汉代以后，因多被用来制作豆腐、豆豉等副食品或炸制豆油，作为粮食作物的地位开始下降。明代以后成为主要的复种作物，明代孔府庄、厂田的86．4％实行麦后复种，其中，麦地复种率超过50％的占54．5％，全部进行复种更是高达27．2％。①麦后复种的作物即以大豆为主。其他的豆类还有豌豆、绿豆等。近代山东省播种面积一般在2000万亩上下，占作物播种面积10％～15％。②

    花生大约明嘉靖年间传人东南沿海地区。清乾嘉年间进入大运河沿岸州县，并形成泰安、青州两大种植区。道光以后，胶东、鲁西南成为花生主要产区。光绪年间，花生在山东各地种植面积多达40余个州县，多达180万亩，占全省耕地的1．5％，仅次于棉花。19世纪后期，随着美洲大花生的传入，山东花生的种植面积逐渐与丘陵扩展到全省，产量长期居于全国首位。

    玉米大约在明中后期传入山东，其最大的特点是易栽种、产量高、对水旱的适应性强，对土地的要求也不高，适宜于贫瘠地区的开发。清乾隆以后，玉米在山东的种植区域逐渐扩大，从地理分布上看，玉米在鲁西及鲁西南地区传播较广，而东中部较稀，这与鲁西和鲁南地区因种植经济作物棉花、烟草等形成的粮地矛盾有关。清嘉庆以后扩大到东部胶东半岛等地区，清末几乎遍及全省。

    山东是全国重要的产棉区，植棉历史悠久，元代已经开始种植，但大规模的推广普及是明以后。明朝建国之初即强行规定，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的，必须种植棉花半亩。十亩以上加倍。依次递加。③地方政府负责监督实行，另外地方还有不同数量的花绒摊派任务。这些政策客观上推动了棉花的种植。(类似的还有蚕桑麻等作物)明代山东地区仅有明确记载的植棉州县就有70多个，占州县总数的67％，并形成济南府——鲁北、东昌府——鲁西北、兖州府——鲁西南等几个产棉区。④到清中叶山东l0府107个州县中发展到有90个州县种植棉花，占全省的87％。1918—1948年，平均植棉288．6万亩，亩产16．3公斤，总产0．47亿公斤。无论是产量还是耕种面积，均居全国前列。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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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淑君：《明代山东农业开发史研究》，第236页。

②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第191页。

③万历《明会典》卷17《农桑》。

④成淑君：《明代山东农业开发史研究》，第243页。

⑤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第223～224页。

甘薯，亦称番薯、地瓜等，明中叶由福建商人陈振龙带入我国，清乾隆年间由其后人陈世元带入山东。由于其对生产条件的极强适应性和高出一般粮食几倍的高产量，被视为“救荒第一义”。道光以后，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加之棉花、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的排挤，粮食作物的生存空间日渐衰退，这为番薯的蔓延传播提供了条件，不仅仅在丘陵地带，广大种粮不足的平原地区也得以普及。光绪末遍及山东绝大部分地区。马铃薯，又称土豆，大约在乾隆年间进人山东。但其种植面积不大，但因其在提高复种指数以及救荒上的作用，仍旧受到山东人民的重视。

烟草也是近代山东地区种植的重要农作物之一。烟草明中叶后经福建传入，到清代中期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20世纪初，美种烟开始推广，此后，山东烟草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中间虽稍有起伏，但总体呈现大幅直线上升的趋势。孙敬之认为，山东美种棉“20年内即扩充到40万亩。当时产量居全国第一位”①，形成昌潍区、小清河流域、津浦沿线区、临清与菏泽等几大产区。

从山东地区农作物的基本格局看，主要由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两大部分组成。从时间上来看，明中叶与清末民初是两个应该引起关注的时间段，正是在明中叶开始，美洲高产作物大量进入我国，对缓解人口压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近代则有超越粮食作物的迹象，特别以花生、烟草等的种植更为显著，如下表1。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极易对食物安全形成威胁，这已为许多经济学研究者所证实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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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华北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②如范子英、孟令杰在对1959—1961年饥荒中中国所有缺粮区的调查中发现，经济作物主产区的影响比传统缺粮区的影响要大得多。《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1期，487～512页。

    从几组可比的数据看，相比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山东花生的种植面积增长率为131％，但这尚较棉花的167．7％，烟草的237．3％为低。而粮食作物中玉米增长率为80．6％，小麦为17．7％，相比经济作物的大幅增长，其速度缓慢的多；且高粱出现了负增长，为-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