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葆真的一组文物资料所见俄国灾荒赈济会始末

文章出处:《文物春秋》，2011.6

作者简介：刘冬梅，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石家庄050011

摘    要：1920-1921年，俄国遭遇严重旱灾，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王葆真，理清当时复杂微妙的国内外形势，以赈济邻国灾荒为载体，积极推进中俄建交历程，率先在国内提出赈济俄国灾荒的倡议，发起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本文通过一组王葆真女儿捐献给河北省博物馆的相关文物资料，揭开了俄国灾荒赈济会从创建到开展活动的一段尘封日久的珍贵历史。

关 键 词：王葆真；1920-1921年俄国旱灾；俄国灾荒赈济会；中俄建交

王葆真（1880-1977年），辛亥革命元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直隶深泽（河北深泽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最早的一批会员。1911年回国，直接参与、策动了滦州起义。辛亥革命后，任同盟会燕支部政治部主任、顺直省临时省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在北方开展民主革命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2007年8月，王葆真的女儿王若琳、王振琳向河北省博物馆无偿捐献了一批其父亲的手稿、文件等文物资料，其中一组反映20世纪20年代王葆真创建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文物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关于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创建及活动开展情况的研究，迄今未见专文论述，笔者拟从这几件文物史料入手，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1、《赈济俄灾商榷书》

纸质印刷品。纵27厘米，横40厘米，有折痕、磨损，撕裂多处。文字从右至左竖排，标题《赈济俄灾商榷书》居右，下部作者署名，文后落款为“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刊”。文件内容已全文收入《王葆真文集》[1]，此处从略。

1920年至1921年，苏俄[2]遭遇大旱灾，全俄各地都处于饥荒之中。据北京《晨报》驻俄国特派记者瞿秋白当时发回的报道“：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不堪忍受饥饿的人们“啮草根烂泥”，甚至“还有吃死人肉的”，更有甚者“,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3]。在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政府与苏俄新生政权尚未建交，两大邻国的非正式外交接触也不顺畅，呈胶着状态。且随着苏维埃政权渐趋稳固，苏俄与中国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要求渐趋淡化。中国的北洋政府则秉承外交以“列强为转移”，单独行动“恐得不利”的原则[4]，对苏俄持消极观望态度。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王葆真，理清当时复杂微妙的国内外形势，以赈济邻国灾荒为载体，积极推进中俄建交历程，率先在国内提出赈济俄国灾荒的倡议，发起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

1921年10月，王葆真亲自起草了《赈济俄灾商榷书》，指出俄灾不可不赈的三大理由：“感发怜悯之同情”、“发扬人道之光辉”、“表彰互助之精神”，并为慑于列强淫威、陷于畏惧社会主义思潮的当局者指点迷津：北洋政府惟马首是瞻的“英法伊（意）比诸国均经决定赈俄之议，陆续实行，而美国尤率先欧洲汇款运粮，结队赴俄”，指出赈济俄灾实乃顺应国际形势。为了打消国内当局的顾虑，王葆真一再言明此次活动的性质是“良以赈灾之举，纯属国际间之人道主义，殊不必问其内政之如何也”，最后“用敢缕陈愚见，以与国中仁人相商榷焉”，其商榷之名为赈俄，实为中俄建交之大事。商榷书中明确提出了赈济方法“：不必汇金国外，但须运粮赴俄”即可。

10月22日，《赈济俄灾商榷书》在北京印发，在社会上公开呼吁为俄国灾荒募捐。30日，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和便于工作，王葆真广邀社会名流入会，由熊希龄担任董事长，蔡元培任副董事长，汪大燮、王正廷、刘镜人、胡适等任董事，王葆真则担任干事长，负责会中全部日常事务，先期在北京组织义演筹款。

2、驻京远东共和国总代表阿格辽夫致俄国灾荒赈济会公函

共6页，红色竖行信笺纸，纵26厘米，横37.5厘米，有折痕、霉斑，边缘有蛀洞、残缺。内容为俄国灾荒赈济会于1921年底收到的远东共和国[5]驻华总代表阿格辽夫[6]转来的公函，应是当时抄录的存档件，字迹非王葆真亲笔。包括4方面内容。

驻京远东共和国总代表阿格辽夫致俄国灾荒赈济会公函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九百四十号

敬启者：欧俄赈灾远东总会（赤塔城）寄来文件数张，特托鄙人代为转达，贵会即请察收为荷。

赤塔欧俄赈灾远东总会致俄国灾荒赈济会公函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五二五号

敬启者：本会近得哈尔滨俄灾赈济会之报告，得悉贵会之成立，本会对于北京方面诸公正的集合乃赈济俄国灾民之公民，表示最好的敬意，并将远东方面各赈济会目前所有之急务一一陈达左右。

诸公谅已洞悉俄国被灾之深，及其在食料及药品种种之筹备上，尤须无限之努力，本会因此拟定进行之计画如左：

一、极力募集大宗数目的各种食品，最需者为面粉，用列车运往莪尔加河（即伏尔加河）流域，一方面由专员押送同行，最好由各慈善家指派之。

二、募集及购买各种药品，最需者为麻醉剂青莲病药（青莲病为饥馑中一种通症）及防疫药物。

三、常时由远东遣发食料医药队及食料卫生队前往莪尔加河流域。

四、组织特别的列车将儿童运出灾区，其中之第一列车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前往乌发城。

以上全体计画势必需用源源接济之巨款始克奏全功，因此本会除征集物品及食料外，目前兹采有下列方法，以期收集款项，即印送价值四万六千金卢布之慈善小票，及组织五十万金卢布之有奖证券是也。兹将本会所订慈善票规则及有奖证券章程录呈察夺。

诸公能分配若干慈善小票及有奖证券之处，尚乞示知。此外，并附录食料医药队及食料卫生队之草案一分。至于贵会之进行确实的邮电通讯处以及章程等等，与乎十二月内。贵会能募得若干食物及药品之处，统希示悉此项。

俄国灾荒赈济会会长路克司秘书卡路革司基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远东总会总务会议第十九号决议案

议案二，印送赈济灾民之慈善小票。

决议：印送左列之慈善票。

一分者：十万枚，计一千圆。

二分者：十万枚，计二千圆。

三分者：十万枚，计三千圆。

五分者：十万枚，计五千圆。

十分者：五万枚，计五千圆。

二十分者：二万五千枚，计五千圆。

五十分者：万枚，计五千圆。

二圆者：万枚，计二万圆。

共计四万六千圆。

慈善票之代价概以金卢布计算。

延请赤塔城之全体美术家在最近的期限内拟出该票之图形，送与本会总务部审夺。

远东总会发行欧俄赈灾有奖证券章程

一、此项证券在政府监督之下，由欧俄赈灾远东总会举行之。

二、开奖所得之净利全数交与远东总会，以赈济欧俄灾民之用。

三、由远东总会中推出四人，以组织奖券公会及直接主持奖券事务，并候补人二名。

四、政府得派审计院院长，以出席奖券公会会议并行监督其行为。

五、远东总会审计公会，得有审计院院长之参加，以执行该审计公会关于奖券组织事务上之职权。

六、奖券公会在本章程及审定的预算案之范围内，得自由独立行使其职权，关于一切进行及收入数目，每月得报告审计公会二次。

七、奖券公会会员及职员等之酬劳金额，由总会决定之。

八、奖券公会会员及候选人有不正当的行为时，经审计公会及总务部之举，由大会解免其任务。

九、此项奖券总值五十万金卢布，计发出五万张，每张定价拾金卢布，每张分作五条，每条定价二金卢布，整张零条均可随意购买，每条在中奖时可得全张总额五分一之资金。

十、奖额如左：

一万金卢布者一张，计一万金卢布。

五千金卢布者一张，计五千金卢布。

三千金卢布者两张，计六千金卢布。

二千金卢布者四张，计八千金卢布。

一千金卢布者廿张，计二万金卢布。

五百金卢布者五十张，计二万五千金卢布。

二百五十金卢布者百张，计二万五千金卢布。

百金卢布者二百五十张，计二万五千金卢布。

总共四百二十八奖，共计十二万四千金卢布。

十一、凡持兑中奖之券，无论整张零条，立即照付奖金。各中奖券兑取之期，由号单布出之日起，限四个月。此项号单自开奖以后，至迟经过三日当登刊于本地或外城各报纸。

十二、所中之奖概不征取任何种之税捐。

十三、此项奖券概由奖券公会委托各欧俄赈灾会政府的及社会的机关，以及特派经理销售之。

十四、销售奖券所得之数，应行保存在国家银行之分行内，如当地无此种分行时，应保存之于本会总务部所指定之私立银行，若达一定之额数，并应汇交赤塔国家银行总行。

十五、关于销售奖券、监督账目、存款于各银行之章程，以及汇兑款项于国家银行总行等等之详细布告，由奖券公会拟定，并由本会总务部以及审计公会批准之。

十六、发售奖券之期，由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号起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五号止，倘在此期限内奖券之销售不足半数时，当再展期一个月，在距离中央（指赤塔）偏远之地方，则结束奖券之销售当提前两星期。

十七、经过发售奖券期限两星期，即当众举行抽签开奖。

这一组文件反映了欧俄赈灾远东总会（赤塔城）主动与中国国内的俄灾赈济会联络的情况。他们向俄灾赈济会通告了“远东方面各赈济会目前所有之急务”，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募集大宗数目的各种食品”、“募集及购买各种药品”、“由远东遣发食料医药队及食料卫生队”、“组织特别的列车将儿童运出灾区”等，所需巨款拟以“印送价值四万六千金卢布之慈善小票，及组织五十万金卢布之有奖证券”来筹集，并详附欧俄赈灾远东总会总务会议第十九号决议案———印送赈济灾民之慈善小票办法及欧俄赈灾远东总会发行欧俄赈灾有奖证券章程。这份历史文件的发现使我们确知，早在王葆真创建俄灾赈济委员会之初，就已经和国际上的赈济俄灾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和中俄外交谈判中的俄方代表产生了直接的交往，这在以往的王葆真研究中是不曾被提及的。

3、俄灾赈济会上海部宣传文件

纸质印刷品。纵19厘米，横26厘米，有折痕，边微残。为王葆真1922年2至6月在上海组织赈济俄灾活动时所撰，两面印刷，一面标题是《国民进步，怎么讲呀？国际公道，怎么讲呀？》，另一面标题是《申报时评：说吾人宜助款救济俄灾之理由》。文件内容收入《王葆真文集》，此处录文从略[7]。为了推进赈济俄灾活动的深入开展，王葆真陪同熊希龄于1922年2月奔赴上海，“与各界接洽，未及十日”，成立了俄国灾荒赈济会上海部，亲自撰写宣传文章，发表演说，组织“四月十日大游行，二十九日大募捐两次，加入者八十余团体，其中学校六七十，队员五千人，在舆论上极为圆满”[8]。王葆真用通俗诙谐的语言，提出赈济俄灾的必要，并提醒国人不要忘记“民国九年俄人宣言”，对比胶济铁路的收回“费了多少的心血，耽误了多少宝贵的光阴，闹了几次的风潮，杀伤了多少学生和着**的人”，英国代表“在华府会议发表宣言交还威海卫，施肇基已经代表中国致谢”，而“俄人宣言交还中东路，取消不平等条约，是不是也应当致谢呢”？王葆真在上海组织活动期间，还接受了《申报》记者的采访，在该报上撰文《说吾人宜助款救济俄灾之理由》，对赈济俄灾进行大力宣传，赈济俄灾募捐活动由此在上海广泛开展起来。

4、《俄灾赈济会赈济车之办法》、《赈济俄灾演讲词摘要》

纸质印刷品。分别印刷在一页纸的正反两面。纵21.5厘米，横38厘米，有污迹、折痕，边微残。

（1）俄灾赈济会赈济车之办法———与捐款人之纪念

救灾恤邻，人有同心，惟是赈济俄灾，远隔万数千里，如何以好善之心，得达救灾之愿？如何以捐款人之出资，得使异国灾民受其实惠？如何以各界人人见善勇为之意思，得直接表示于窝瓦河（即伏尔加河）两岸饥饿待毙之妇孺。此在捐款善士，本多不好虚名，而在办赈职员要当表彰公道，使受者知赈物之由来，而施者知赈物之所往，其居于施受者之间，亦可宣布明白，解除责任，无负于襄赞善举之心矣。兹拟订赈济车、赈济列车、联合赈济车三种办法，期以证明赈物之施者、受者而已。特列如左。

（甲）“赈济车”。（一）赈济车之名称。捐款筹到巨额，拟在中东路附近一带购办粮食，运赴俄国灾区，即以满载赈济俄灾粮食之汽车，谓之赈济车。（一）赈济车中之款额。每捐千五百元可以购办一车粮食，故暂定千五百元为一辆赈济车之款额。（一）赈济车之旗号。赈济车上树一旗，旗面用白洋布制成，纵长三尺，横长五尺，用中俄两国文字在旗上写捐款人或募款人、或捐款团体至千五百元以上者之姓名，或名号曰某人赈济车，或某赈济车，或写某学校、某商会、某工会、某夫妇、某家庭、某女士、某童子、某学会、某社团、某公司、某商店、某医院、某教会、某协会、某局、某馆、某行、某帮、某音乐会、某武术会、某剧团各等类赈济车之字样，均无不可，如愿自备旗帜绣入文字花纹者，亦听其便。（一）赈济车之次序。捐款在千五百元以上加一倍或至数倍、数十倍者，可以购粮数车至数十车者，即在旗面上写为某人或某团体第几号、第几十号赈济车之字样，以为捐款特多之标异。（一）赈济车之出发与到着。由赈济会特请照相馆在赈济车出发时及到着灾区时，均将赈济车及旗号与车站情景照入影片，寄回原捐款或原捐款团体以为纪念。（一）赈济车之受领。赈济车既到灾区，交由俄人办理赈务之机关点收粮食后，即由该俄人机关在旗上盖印，并具一书翰，记明该赈济车之粮食运经何省何站，散给若干人受领等语，仍将原赈济车上之旗及书翰交付赈济会，转寄原捐款人或团体，以留纪念。

（乙）“赈济列车”。（一）赈济列车之名称。赈济车在三十辆以上四十辆以内，须专备一机关车为一赈济列车。（一）赈济列车之款额。每捐款五万元以上可以购办一列车装载之粮食，故暂定五万元为一赈济列车之款额。（一）赈济列车之旗号。赈济列车于机关车前端树一大旗，旗面纵长五尺，横长八尺，捐款五万元以上个人或团体，即可书其名称于列车旗上，曰某人赈济列车，或某团体赈济列车，或由捐款人任定何种名称及何种标帜，列车中之各赈济车旗号，或按次序排列，或写第一二三四等类赈济车之字样，或每一车别写一名，均无不可。（一）赈济列车之次序。捐款在五万以上十万以内，按其款之多少，除一列车外，所余款额，仍写明旗号于其所购赈品之赈济车，若捐款倍于五万元之数，或至数倍者，即写为某人或某团体第几号赈济列车，以资辨别。（一）赈济列车之出发与到着。此项与前赈济车办法相同。（一）赈济列车之受领。此项与赈济车办法相同，惟列车中之各赈济车之旗上盖印及粮食运往灾区有须分别办理者，均由俄人赈务机关分别盖印具函，以便寄回原捐款人作为纪念。

（丙）“联合赈济列车”。（一）联合赈济列车之名称。赈济车一车粮价款千五百元，但如捐款数百元、数十元或十元、数元至一元以内，与数枚铜元者，此其救灾恤邻之心，未必不强烈，虽其力不能单独购办一赈济车，而正可以自由联合，集少成多，藉以表示多数国民之心理，或联合十数人百人千人以及数万人不难合捐巨资，购办赈品至一赈济车或数赈济车时，此种赈济车谓之联合赈济列车。此外捐款人并无联合团体，只以个人自由捐助到会者，即由赈济会将各个人之捐款或团体所捐小额之款，代为集合成数，每至千五百元购办一赈济车，亦谓之联合赈济列车。各联合赈济列车之联合人，另缮捐款人姓名册随车附送俄国灾区，使伸其慰问援救之意。（一）联合赈济列车旗号。联合赈济列车上之旗面与甲赈济车之旗面相等，至其名称，或为某界联合赈济车、某会联合赈济车，或十人联合赈济车、百人联合赈济车以至千人万人十万人联合赈济车，由联合捐款者任便写定名称，均无不可。由赈济会代为联合者，即由会中代写名称为某某联合赈济车。（一）联合赈济车之次序。与赈济车同。（一）联合赈济车之出发与到着。与赈济车同，但照相片交回何处，由联合人定之。（一）联合赈济车之受领。与赈济车同，但经俄人盖印之旗及领收赈粮之信函，交往何处，由联合人定之。

以上三种赈济车，每一车及一列车皆附送捐款人之姓名册本，将赈济品交付俄国灾区之俄人赈务机关后，均由俄人赈务机关或其代表者盖印签字，即留一本于俄国，以一本寄存赈济会，以一本寄交捐款人或捐款团体，其无从寄交者，即寄存赈济会，或公共机关保存以备考证。

至某号赈济车运往灾区地名及受领赈品者若干人，并由赈会请求各大报馆宣布，使共闻知，以昭核实。

《俄灾赈济会赈济车之办法》是王葆真领导下的俄灾赈济会就募捐到的善款如何购置赈粮及赈粮如何运送等事宜拟定的详细工作计划，反映了他在组织俄灾赈济活动中思虑缜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其中详细写明拟在中东路附近一带购办粮食，运赴俄国灾区，大约多少钱款可购足一车粮食，每辆车上如何注明旗号，赈济车出发及到达灾区时应摄影留念，赈济粮交由俄人办理赈务的机关点收后，需在旗上盖印并出具接收的书函等。该文件写作时间应为1921年11月至1922年6月，因从文中内容可知，募捐到的款额还不明确，所以制定了三种运送赈粮的赈济车方案，而到了1922年6月28日王葆真主持召开俄国灾荒赈济会第六次会议时，已知“约可购赈粮一列车之数，一列车即三十车”[9]。

俄国灾荒赈济会先后募集到三列车赈粮，共90火车[10（]应是90节车厢），约9万普特（合147.5万千克），分批运往苏俄。作为赈济俄灾募捐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王葆真于1922年7月亲自督运第一列车赈粮赴俄[11]。行至哈尔滨，因众议院开会，王葆真不得已折返北京，未能亲赴苏俄。1922年10月，第二列车赈粮抵达苏俄[12]。1923年2月，第三列车赈粮运抵苏俄[13]。三批赈粮都经苏俄政府正式接收，并收到苏俄当局主持救济事务的负责人专函致谢[14]。另外，俄国灾荒赈济会为了切实了解苏俄灾情，还向苏俄派出了专门的赈灾调查团，1922年9月赴俄，全程由远东共和国赈济总会派人随同考察灾情[15]。

（2）《赈济俄灾演讲词摘要》（录文略）

印行时间应在1922年7月之前，证据有二：一是该摘要中提到“苏维埃俄国特派来华全权专使伊开施氏言俄国灾荒之情状”，而裴克斯[16]（即伊开施氏）任苏俄来华代表的时间为1921年12月12日至1922年7月26日；二是文末落款“俄国灾荒赈济会上海部”，而王葆真1922年6月28日已自上海返回北京，以代理主席身份在北京主持召开俄国灾荒赈济会第六次会议[17]，之后由北京赴哈尔滨督运赈粮，再未到上海。

俄国灾荒赈济会1921年10月30日成立，到1924年初宣布解散，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期间，赈济会曾出版《中俄会议记录》和《救灾恤邻》两本汇刊，将俄灾赈济会召开的历次会议进行汇总，并报告募捐账目、与苏俄往来电文信件以及宣传文件[18]。

一直以来，在中俄外交关系的问题上，王葆真坚决主张恢复与苏俄的正常友好邦交，俄灾赈济会正是他意在加强中苏两国的沟通和交流，促进中苏建交谈判的顺利进行而开展的民间活动。俄灾赈济会在开展一系列赈济俄灾的社会活动时，政府由最初的默许，到后来的公开拨赈款、电召各省为俄国灾荒捐款[19]，这一转变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颇有助益。在此期间，中苏双方都曾借助俄灾赈济会这个载体，名正言顺地进行了若干次官方酬答。如：1922年1月，苏俄代表裴克斯专函致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对于中国人民助赈俄国灾民之人道行为，不胜铭感”[20]；1922年8月，苏俄驻华代表越飞为答谢俄国灾荒赈济会对俄国灾荒的救援，在北京宴请俄赈会会员、国会议员及在京教育界名流，席间蔡元培代表致词[21]；1922年9月，全俄赈济会远东中央局局长专函致中国俄灾赈济会董事长熊希龄；1922年12月，中国俄灾赈济会专函致远东共和国赈济总会；同月，苏俄代表越飞专函致大总统黎元洪[22]。在1924年初最后的结束会议中，在王葆真的提议下，俄国灾荒赈济会公宴了苏俄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23]及使团成员，包括中方谈判代表王正廷在内的30余位中苏人士参加了宴会。仅仅4个月后，中苏两国正式建交。毋庸置疑，俄国灾荒赈济会在中苏两国曲折的建交谈判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注释：

［1］王葆真：《赈济俄灾商榷书》，载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王葆真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第78-79页。

［2］1917年11月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成立，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本文为行文之便，统称为“苏俄”，涉及两国间则称“中苏”。

［3］瞿秋白：《赤都心史》，载《瞿秋白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32页。

［4］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页。

［5］远东共和国是苏俄为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和被封锁的困境而建立的一个缓冲国，位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名义上是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际上受苏俄控制。1920年4月6日建立，首都上乌金斯克，10月后迁至赤塔。1922年11月14日并入苏俄。

［6］1920年6月，远东共和国派出优林使华，阿格辽夫是代表团随员之一。1921年5月18日，优林回国述职，阿格辽夫负责代表团的工作，10月6日起正式接替优林担任驻华总代表。

［7］王葆真：《说吾人宜助款救济俄灾之理由》、《国民进步，国际公道，怎么讲呀》，载同［1］，第80-82页。

［8］［9］《俄国灾荒赈济会第六次会议记录》，载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93页。

［10］见《俄国灾荒赈济会经募粮款总单》，载同［8］，第698页。

［11］见王葆真：《卅年回忆》，河北省博物馆藏。

［12］［14］见《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附设中央饥荒善后委员会致中国俄国灾荒赈济会公函第800号》，载同［8］，第695页。

［13］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消息报〉关于中国第三列赈粮火车抵俄的报道》，载同［8］，第697页。

［15］赈灾调查团情况见《远东共和国赈济总会致中国俄灾赈济会募捐股主任张英华公函第501号》、《全俄赈济会远东中央局局长致中国俄灾赈济会董事长熊希龄公函》，载同［8］，第694、695页。

［16］裴克斯，苏俄首位驻华全权代表，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间来华，负责中俄外交谈判，成为中俄恢复邦交谈判中第一位拥有正式外交身份的苏俄代表，但未完成对中国的外交使命。

［17］俄国灾荒赈济会第六次会议于1922年6月28日下午5时召开，会议地点在北京的红十字总会，共17人参加会议。王葆真以代理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主席报告，主要内容为总结俄国灾荒赈济会近4个月来工作的开展情况及募捐到的具体款额。载同［8］。

［18］《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一书收录的涉及“中国赈济苏俄灾民”专题的史料，基本引自《中俄会议记录》（书中注为“俄国灾荒赈济会1923年出版”）和《救灾恤邻》。王葆真在《卅年回忆》（河北省博物馆藏）中也提及俄国灾荒赈济会出版了“两期汇刊，题为《救灾恤邻》”。

［19］1922年2月17日，北洋政府拨款2万元赈济俄国灾荒，并向全国各省发出号召开展为俄国灾荒捐款的电文。见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第622页。

［20］《苏俄代表裴克斯致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函》，载同［8］，第692页。

［21］同［19］，第667页。

［22］见《全俄赈济会远东中央局局长致中国俄灾赈济会董事长熊希龄公函》、《中国俄国灾荒赈济会致远东共和国赈济总会函》、《苏俄代表越飞致大总统黎元洪函》，载同［8］，第695-697页。

［23］加拉罕，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签发人。1923年8月起担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负责中苏建交谈判。1924年5月31日，与中方签署《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两国正式建交。1924年7月15日，加拉罕出任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