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棚圈

    以前牧民不储草，雪灾中牲畜死亡很多。1949年以后，政府认为搭棚、盖圈和贮草是防止风雪灾害的关键，发动群众搭棚建圈成为每年的常例。1953年的一份总结中提到：“各地都采取了发动牧民搭盖棚圈，改善环境卫生，准备饲料，储备冬草等改善牲畜饲养管理的办法。内蒙古昭乌达盟搭圈棚达四万多余个，绥远牧业区搭棚圈达15191个”。[i]与风雪中的临时所搭的棚不一样，这种棚圈是夏秋之季在冬营地建好的。这种棚圈不但预备防灾，对于接羔也大有好处。游牧民在没有棚圈时一般只是将接羔时的幼畜放到蒙古包内，这种习惯易诱发肺疫和其它传染病，建棚圈后则可以避免这种传染病。建棚地点是有讲究的，一般是选有水源的地方，许多情况是在井边。1951年，西苏尼特旗四佐，在“有井的草场地都搭了抗灾棚圈”；其次，常扎营的地方也是建圈的地点，人们一般选“草好背风地方进行过冬准备设备，并适当的调剂了水、草、碱、硝，进行了接羔准备工作，每户都有三个羊圈”。[ii]很明显，这三个羊圈分布于不同的地方。

    20世纪50年代的棚圈大多不是永久性棚圈。秋天建，冬天用，春天又拆，固定性很差。当时牧民游牧尚未普及，游牧路线不固定，棚圈往往只能使用一次。另外，棚圈既使建好了，也不见得用得上。首先，当发生大的雪灾时，畜群迁移都成问题，原来的棚圈和贮草地点基本上无用，如果没有雪灾，棚圈也可能无用。所以，牧民们不会用好材料建圈。搭建一个好棚圈材料费用很贵。在1952-1953年的雪灾中，锡盟牧民“做了很多圈、棚等，却是未满足使用的程度。虽然数字多，质量不够好，因此今后到冬、春又重设的多些”。西苏旗还建有一种圆房，用柳条编成，或用泥盖。每个圆房可容纳100-200头只的小牲畜。[iii]这种圆房同样是灾后即拆除。在呼伦贝尔，政府在秋冬之季总是一再提倡建棚防灾。可是，一直到人民公社时期，棚圈质量也很差。冬春营地上所建的棚圈只有几个，且是大型的，材料多用木材和土石，春营棚圈有时用柳条和苇子。5月份畜群迁出春营地后，“留下的破损不堪的畜圈被牲畜继续踩踏破坏，或被附近居民及牧民拆除用来当柴烧柴”。棚圈累建累损，累损累建。[iv]

    随着牧民定居程度的加强，棚圈的使用越来越普及。对于游牧惯了的游牧民而言，许多人并不情愿利用棚圈。在乌拉特的中后联合旗，许多牧民既使在政府强令下也不愿意利用棚圈。有“棚圈亦不利用，如中后联合旗牧民丹斯仁有圈不用，使牲畜在十天里掉了二成膘”。[v]棚圈的好处之所以未被牧民所认识，原因有许多。一是中西部雪灾为轻，牧民容易对此麻痹；二是木料少，可打的草又少，牧民认为棚圈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在春营地，“牧民有了几根木料，就打算盖个凉房搁东西，从来没有想到搭个棚来躲避风雪的侵袭”。所以，直到1955年，“绝大多数春营无圈，全部大牲畜无圈，因之牲畜在冬营草场要住上一个很多的时间，约有半年，不能倒进春场”。因为春营地被地覆盖，没有棚圈和和干草贮备，畜群在春营地是无法呆下去的。但在平常年，由于春营地并无积雪，牲畜无棚圈也可进春场。中西部春天雪灾往往是雨夹着雪，可以造成很大的损失。1954年春天，到4月10日，乌盟牧区的许多牧民在等着羊吃饱青，没有准备。到风雪仍然来了，许多羊的暖圈变湿不能垫。许多人在遭灾后产生悲观情绪。由于可打的草并不多，干草资源缺乏，为了抢救牲畜，干部们认为应该在棚圈建设方面多挖保畜的潜力。[vi]

    棚圈的质量与定居程度有关。人民公社成立之初，正推广定居游牧，冬营地开始修固定性棚圈。随着定居游牧的推广，棚圈的质量逐步提高。以苏尼特右旗为例，这个地区定居时期较早，1949年全旗有羊圈和棚舍546处，非常简陋。1952年，政府提倡在冬春营地的温暖干燥的地方建卧盘，同时建棚圈，羊圈发展到801处，棚圈549处。但这时的棚圈是窑式棚圈，许多棚圈还是用羊粪砖建成，众所周知，羊粪砖是用于作燃料的，不是永久性建筑材料。合作化时期，大部分棚圈开始变成石头砌的或土砌的暖棚圈。在人民公社时期，每一个畜群点上都有一处高质量的棚圈，还有大的集体棚圈。[vii]人民公社制度巩固了定居游牧和棚圈建设。“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随着冬春营地的固定以及定居点的逐步形成，应大力修建永久性、固定性棚圈，尽快做到大畜（主要是牛）有圈，母畜、改良种牲畜、小畜有棚，仔畜有暖棚，使棚圈建设基本过关。在建设永久性棚圈有相当基础的地区，应逐步提倡建设四季牧场的棚圈设备，这样更能适应牧业区经营畜牧业的特点。有了棚圈又有了饲草饲料贮备，就可以年年抵御年年危害畜牧业最大的风雪灾害”。[viii]80年代以后，草畜承包，定居定牧，棚圈质量有了大发展，国家投资和牧民自己的投资加强，材料也多种多样，有科技含量高的塑料暖棚。现在的定居点棚圈有许多质量非常好，有的甚至是钢筋混凝土的。

2、膘情管理

    雪灾的基础防御还包括夏秋之季的抓膘管理。膘情好，冬季的牲畜抗冷，膘情差，风雪时抵不住寒冷，容易死亡。夏秋放牧时牲畜管理不善，入冬时瘦弱不堪，稍遇风雪，就会受到危害，母畜还非常容易引起流产。东部牧区牧草丰富，夏秋放牧抓膘容易，中西部草场缺乏，膘情难抓。所以，膘情对牲畜抗灾能力的影响在中西部显得特别明显。与牧区相比，半农半牧区对膘情的敏感度更大，因为半农半牧区的草更少，夏秋时期甚至会因时旱情吃不上草，冬季都很难抗过去，何况遇有雪灾。

    在乌兰察布盟，1955年半农半牧区的“母羊膘不好，去年特冷，又有两个多月，吃不上草”，加上其它情况，母羊的流产率特别高。调查干部在固阳县少数村庄发现有一个村庄的母羊群都流产了，总体上的羊羔损失率达90%。[ix]在伊盟的扎萨克旗，1954年牧草生长不良，秋膘未抓好，冬季大雪，牧场一部分被雪掩埋，许多牲畜受灾，那些平日饲养好的牲畜，抗灾能力就强。1954年秋膘抓得不好的牲畜大部分没有坐胎，既使是坐上胎的，不但有大量落羔死亡的现象，还有许多大羊因瘦弱而没有奶，羊羔无补而死。二区赵长海一家繁殖了20只小羊全部死亡。1955年，为防止冬季雪灾的危害，政府对其它季节的放牧饲养环节加强管理，要求没有跟人放牧的畜群必须有跟人放牧。并推广了一些典型经验，三区一乡的王栓柱有羊70只，听了干部的宣传后，开始精细饲养。“夏梁（在梁上放牧）、冬滩（在滩地上放牧）、春秋膘（抓膘）”。勤扫圈、垫干土，接羔时精心照料，结果他的牲畜没死一只。[x]

    抓膘管理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并非一二项技术可能解决。尽管政府不断发布对抓膘管理的指示，但从实际效果上看，个体游牧时期，特别是承包以后时期，反比人民公社时期膘情管理要好一些。集体经济下人们不尽心生产，膘情也就难以抓好。以1955-1956年的雪灾为例，许多国营农场忽于对生产管理，雪灾时牲畜大量死亡。“平地泉灰腾梁种羊场由于场内不重视牛只，场长不深入下层，设了一个管牛的生产组。但一年来未明确那个队领导，放任自流，工人劳动纪律松弛。夏秋放牧时晚出早归，出场时间正是跑峰时间，牛吃不成草。牧工把牛赶在海子里泡着，下午凉爽了，牧工把牛赶回，圈在2尺深的粪湖湖里站一宿。入冬时只有六成膘，风雪灾害来临时，所有牛只都站在冻了厚冰的圈内，7天未出圈，造成大批死亡，全场共有341头，到今年3月28日死了145头，占42.7%”。[xi]

3、农牧结合

    在呼伦贝尔盟，1952年的雪灾很严重。大雪无草，许多牲畜瘦弱冻饿而死。定居区及半定居区的牲畜却因冬季有和秸秆，危险性小得多。这些地区往往是半农半牧区，农牧结合程度高。[xii]中科院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曾指出了呼伦贝尔农业对防灾的益处，“本区牧业历史悠久，现有家畜360万绵羊单位，草原面积占总地面积的80%，但过去长期以来牧业生产都处于粗放的放牧经营状态，饲料的补饲水平很低，牧业生产比较脆弱。解放后，尤其是近几年种植业有了显著的发展，耕地由1946年的5800余亩增加到1962年的200余万亩（现仅有130万亩）。但目前的种植业规模远不能满足家畜饲料的需要，因而牧业生产一旦遇有较大自然灾害，即会出现不稳定状态。如1957年冬季大风雪，岭北地区家畜比1956年减少9%左右，但同期上库力农牧场家畜数量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仔畜成活率由69.1%提高到83.6%，每头乳牛年产奶量还提高了400余公斤，其主要原因是该场种植业提供了饲草、饲料。”[xiii]上库力是一个农牧结合的地方，尽管许多人对呼伦贝尔的农业推广和草原破坏提出许多反对意见，但因农业可以防灾保畜，农业优势论在当时仍很有市场。

    现在提倡生态建设的前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情况则不相同。所以，农牧结合的抗灾，只能在农牧结合地区才能实行。1977年锡盟抗灾，不但喂牲畜精料，许多时候也喂麦子。[xiv]在科尔沁草原，农区半牧区牲畜的抗灾能力明显比纯牧区要好。1959年，札鲁特旗“五月下旬全旗连续两三次大风雪，在农区比较容易战胜，有较好的棚圈，在村内不出牧有足够的饲草，许多农作物秸秆牲畜都吃。但在牧区和集中移场放牧的农区，棚圈质量低，饲草少、牲畜饥寒交迫，造成很大的损失”。[xv]当时说的农区，实际上就是半农半牧区，那种集中移场的牧区，是牧业成份很大农业成份很小的半牧区。所以，为了防灾，政府开始在牧区提倡建立饲料基地，达到既有粮又有干草的防灾储备。1960年以后，锡盟“社社办农场，队队有饲料生产专业队”，“边开边播”。锡盟在1959年只有30多万亩饲料基地，到1960年伏开荒达250万-300万亩。尽管“改变了历来靠农区千里支援粮、料”的局面，但也对草原生态造成了破坏。[xvi]

    西部地区的农牧结合并没有大的效果，因为西部草场紧张，农业的扩展反而使草场压力变大。在生态压力下，有限的秸秆连供燃料都不能满足。所以，雪灾时死畜最多的反而在半农半农区。从1954年冬天到1955年春天，乌兰察布盟连继降雪6-7次，“每次雪深为3——4寸。牧区因为风大，雪层不厚，但在农村，大部平滩地被积雪掩盖，牲畜有两个多月吃不上草，因此羊膘很坏。最后的一次降雪，先在4月13日下雨，羊体被淋湿，15日天气突转，先下雨，再下冰粒，最后下雪。至下午四时左右刮白毛风，草都成为筷子粗的玻璃棒，雪情是南部雨大雪小，北部雨小雪大。在个别地区还下雹，气温比雨前下降15度以上。南部降雪的约三寸，北部降雪约七八寸，洼地、河槽，积雪更深……再加上畜膘不好，又连着几天吃不上草，故牲畜死亡严重”。固阳县牲畜死亡的头数达7万头。[xvii]可以看出，由于草滩过牧化严重，稍微的雪层就会被覆盖草地形成灾害，同时那里的羊群因长期缺草缺料，膘情不好，农业根本没有起到补助的作用。中西部的半农半牧区因为草场过牧化严重，畜牧业对雪灾的反应反而比牧区反而更加脆弱。

五．群众运动与制度协同

    1949年以后抗灾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组织群众。蒙古人长期习惯于独立生活，随着群众运动的到来，他们的生活也因之改变。雪灾防御是政府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契机，蒙古游牧民因此而被历史性地动员起来。从社会运行方面分析，雪灾防御使蒙古社会的动员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从社会结构方面看，雪灾防御也引起或推动了基层制度结构的变化。

1、发动群众：抗灾与社会运行

    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干部下乡。战争年代如此，土地改革如此，雪灾防御也是如此。1952年到1953年冬春，绥远地区出现了风雪灾害。中共蒙绥分局和内蒙、绥远两个省级政府、区党委、地委这时期都派负责干部深入牧区组织慰问，抢救灾害，“在严重的风雪灾害中，鼓舞了牧民生产情绪，基本上战胜了风雪灾害”。[xviii]

    群众发动的起点往往是雪灾信息。因为雪灾刚出现苗头，就要调动人力资源进行应对。集体化时期，天气预报一般通过广播进行传达。广播的权威性不大，还要通过权力机构有序地下达防灾救灾指示。为了体现领导人的意志，往往要电话传达。雪灾信息启动权力体系，群众随着开始发动。在国营牧场，紧急暴风雪来临时，总场领导一般要通知汽车队运输救灾物资，同时开紧急电话会议布置抗雪保畜，干部要直接下到基层草原牧场去察看畜群和棚圈。[xix]有广阔的草原上，干部下基层往往也要冒着风险。《阿力玛斯之歌》中的女主角，那天正在旗里开会，听到本大队遭到暴风雪后，立刻骑上一匹红马，辞别了旗领导，冒着极大的危险勇闯阿力斯玛山的山口。女支书靠着几乎是一身绝技的本领，最后终于闯过了山口，胜利地回到了家乡领导救灾。[xx]早期的干部骑马下乡，危险较大，后期干部下乡用吉普车，同样也不保险。如果抛锚，天寒地冷，再加上风雪，又没有现代化通讯联系，危险不下于骑马。所以，政府往往不能像战争时期搞群众运动那样开展抗灾运动。报纸上和文件中的记载与实际常有一段距离。许多干部也会流于形式地应付工作，如郡王旗1954-1955年冬春之季雪灾情形是：“旗有胫，区还有声音，直到乡上就是没动静”。[xxi]其抗灾宣传没有启动群众运动。

    大批的干部还是下乡工作去了。内蒙古是民族地区，未经土地改革和其他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对大批干部下乡动员，一些人并不感到敬畏。让牧民冬季忙来忙去，他们感到很不适应。因为，冬季是原本是牧民的休闲期。1952年，锡盟干部这样总结：“在牧区工作，（冬季）已往认为‘冬眠期’，但转为‘冬忙期’”。[xxii]在1953年冬到1954年春天的锡盟抗灾中，大量干部下乡，动员牧民干这干那，牧民们有抵触情绪。干部在各地动员群众喂精料，抢救弱畜，群众议论：“喂料不一定见效，给不起料价，我们的牲畜不吃料，我们不会喂”。干部动员富牧在雪灾中多雇工保畜，但“相当一部分富户不雇足够的牧工，听天由命，不积极设法保畜，其中一批顽固分子说：‘剩一半也够我用，死一半也剩一半，不会全死’。”针对这种状况，中共的干部不像在汉族地区那样进行阶级斗争，而是反复地开会，反复地劝说。[xxiii]

    开会是启动基层社会进入加速运行的一种方法。草原牧民的惰性在这种开会推动下发生了一些变化。1952年冬到1953年春天，锡盟干部在下乡抗灾时，先设立由基层干部和社区里的积极分子组成的“保灾委员会”。然后以这个组织为核心进行不断地开会，西苏旗春季开各种会议765次，共有10193人参加，占全旗人口的102.7%，许多人参加几次会议。在不断的开会中，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思想偏向和动态被会议的组织者摸透，然后将这些人作为战略主攻目标专门突击，上门做工作，反复劝说。最后，终于使“一部分老年人也很愿意参加会议”。[xxiv]并采取配合干部的要求采取行动。干部不这样做也不行，1955年察哈尔抗灾工作中就有一些干部就受到了批评，“正白旗遇灾只派十名干部下去抗灾，在工作上表现了形式主义现象，派下去的干部缺乏工作办法，不能帮助牧民解决具体困难，只能做一般的统计工作。商厢旗有的干部下乡只能统计牲畜、草料数字，引起牧民的不满。并且，建党工作组未给合抗灾工作进行建党”。[xxv]

    人民公社时期，干部下乡蹲点已成为平常。发动群众与开会逐步落于形式。当时的政治术语一般都用“抓”来表示重视某事，抓抗灾保畜，实际上是启动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抗灾。至于怎样“抓”，却很难从文件上表现出来。除非内情人，一般人很难得知其具体的操作过程。《阿力玛斯之歌》的抗灾村点里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形式是通过基层干部与上级各派系的联系而展开的，这种描述与实际差不多。干部长期下乡的结果往往就培养出“点”来，这个“点”与某个上级人物就发生了关系。基层村可以通过这种关系从上级权力资源那里获得一些好处。一般而言，基层干部很少有人敢反对下乡干部的意见，只是在严重地侵占地方利益的条件下，才进行抵抗。无论如何，在人民公社体制的动员下，冬季有大批的人被动员起来。1963年锡盟有80-90%的劳动力投入到“抗灾保畜运动”中去。[xxvi]下乡动员和发动群众在人民公社时代已经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可熟练操作的“运动”了。一有雪灾就有这种动员。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种与生态相适应的运动。

2、互助与草库仑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为了防御雪灾，每年的牲畜过冬都成为各级政府的一件大事。在呼伦贝尔草原，各苏木和村都成立过冬委员会。这种因冬营和雪灾问题的组织，加强了原来松散的游牧民基层社会内聚，同时也与国家推动的合作化相一致。

    1949年以前的雪灾救护中的游牧生产合作，只不过是一起放牧的几户牧民的相互帮助。这也是因草原上劳动力不足而产生，特别是因季节性劳动力不足所引起。伪满时期日本调查员也看到当时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在积雪较深，牲畜吃不到雪的危险时期，蒙古人往往雇佣汉人在蒙古包和羊圈附近除雪。[xxvii]

    1949年以后的互助合作使这种传统的形式有了新发展。“根据从来的之习惯，（将）如所谓‘浩特’，‘呼其格’等等自发的松懈组织，加以整顿。把人力和物力加以分工，组成过冬小组，在巴嘎或索木过冬委员会领导下，根据计划到过冬草场放牧”。由于事先组织了小组，便为冬营地上的防灾做了准备。风雪时的分工、物资的使用，也都提前作了安排。小组内谁刨雪搭圈，谁打更，都作了分配。挡风雪时，各人的车辆和毡子往往合在一起使用。为了防止春季的大风雪，小组成员春营时期仍旧在一起。[xxviii]在锡盟，1953-1954年仍然有传统的“浩特”存在，东联旗的浩特由3-5户组成。其它旗的互助组规模有5-10户左右。在这个基础上，一旦雪灾发生，浩特或互助组便成了分工合作的抗灾群体。政府动员牲畜多的人雇工放牧，让牲畜多的人和牲畜少的人在一起联合，通过雇工的方式将他们联系在一起。[xxix]

    在政府的文件中，互助组显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1956年2月27日到3月1日的风雪之际，西新巴尔虎旗的达来诺尔苏木第四巴嘎的伦都格、阿布日噶等户自愿组成互助组，集中车辆在风头上做了挡风墙，并合建准羊圈，昼夜轮流打更，按风向调换圈毡，结果毫无损失地渡过了灾期。但在东新巴尔虎旗，有一些牧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离开了政府给他们划定的小组，移场到西旗，因为没有协助的人，被雪压死了许多羊，而保持互助合作关系的牧民则相对地保住了牲畜。[xxx]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开始推广定居游牧，定居中的互助合作使灾害中的分类放牧成为现实。身体强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走敖特尔，专人看特定的畜群，“把老弱人留在冬营地居住。”[xxxi]

    抗雪灾靠干草的预备。打草的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结构变化也是息息相关的。以前靠私人力量打草，打草地存在着采草权利，外人不能轻易采草。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多数蒙古人在1936年左右才开始打草。西新巴尔虎旗下正黄旗第一佐1937年冬打了11458磅的干草，这是这个西旗打草最多的一个佐领，其它佐领只有1000-2000磅左右。这些草大部分都用于佐领办公了。陈巴尔虎旗打草较多，1938年蒙古人打草的有394户，俄国人打草的242户，汉人打草的有51户。旗里有特定的打草地点，俄国人到这里靠打草谋生，但不能随意打草，只能替蒙古人打草，因打草地的权利在蒙古人手里。[xxxii]1949年以后，从生产小队和旗，都对打草地进行了划定和管理。1955年，内蒙古农牧厅这样发出通知：“从现在起作好动员组织和一切物质准备，首先是进行勘查和划分打草场，保护现有的打草场，由旗和苏木政府统一掌握，适当调剂，以便及时打草。并要注意防止发生争夺打草场的纠纷。其次是及早准备打草工具。做出全盘计划，交给贸易合作部门提前供应”。打草地点一般在冬春营地附近，打草的时期往往由集体单位统一规定，打草后还要堆垛，垛的形状也有统一规定。[xxxiii]1950年，内蒙古的负责官员王铎这样讲述锡林郭勒和察哈尔的状况：“今年打草任务，规定一个牲畜平均打草30斤，据察盟去年打草的经验，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锡盟因为过去群众没有打草习惯，可能困难，去年打草200万斤，农牧部今年准备贷给打草机，可以巴嘎、十户为单位组织打草”。[xxxiv]打草把牧民组织起来了。

    干牧草的使用也有讲究。一般而言，当干草少时，有限的干草主要集中于春天接羔，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依然如此。在锡盟，“重灾区的抗灾饲草要集中运在春营地上，把有限的草料用在刀刃上”。[xxxv]只有干草多时，才能充分地防灾抗灾。打草防灾到后期发展到草库仑建设，这是一项草原基本建设，但也是草原过牧化以后的产物，因为这时一般的草地不保护起来已经不能当打草地了。草库仑是用材料把草原围起来，保护好草场，用于以后的打草或放牧。草库仑建设的主要是在人民公社后期发展起来的。以苏尼特右旗为例，人民公社组织社员用石头、石桩、土墙围建草场，所围的地方基本在河流沿岸、芨芨草滩等水草较好的地方，这些地方过去也是极易过牧化的地区。[xxxvi]草库仑制度不但与集体体制相依存，也与牧区学大寨等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草畜承包以后，这种草库仑建设才脱离集体体制，但却以“抗灾基地”等新制度类型进行运作。

六．结论

    从生态的角度上讲，冬季的雪灾是草原畜群的调节器，它使草原上的畜群不会过度超载。传统经济下的牧民追求畜群最大化，如果雪灾得到控制，畜群增长的抑制解除，草原的退化会很快发生。事实的确如此，最近20多年的历史表明，随着冬天雪灾的控制，畜群增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终于导致草原生态的过牧。也就是说，人们把雪为控制住以后，草原却控制不住了。最后，政府不得已地组织以草定畜，退牧还草的生态工程。草原地区的雪灾应该怎样应对，历史似乎与人的努力开了个玩笑。

    无论如何，国家的力量总是在增长。国家的力量增长到几乎可以控制每个抗灾环节。在集体化时代，尤其如此。这样一来，内蒙古牧区防御雪灾的物资输入、移牧、棚圈建设、农牧结合、抓膘管理，以及一些小的抗灾技术和饲养技术等，都因此而与当时社会的整体结构密切相关。这些技术中的一大部分在1949年以前已经产生，可以被一家一户地应用。1949年以后被逐步社会化了。一些抗灾的组织和活动，本身成了集体化制度结构中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蒙古族的游牧受到草原生态的制约，人与人之间关系往往只限于一起放牧的几个蒙古包。集体化以后，政府致力于改变内蒙古草原基层社会的这种状态，整个草原被动员起来了。政府以组织生产为切口进行草原社会的政治整合，于是，雪灾防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介入草原的一个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