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徐建平（１９６５－），女，历史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　  要：孙中山先生对华北水务问题有独到认识，他不仅将发展华北水利事业作为实业建设计划的重要内容，而且将其作为民生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华北经常发生的旱、涝灾害，他认为华北的水务整治既十分必要，又非常迫切。为此，他提出许多具体方案：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将治水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

合；加强对河道与港口的立体开发。孙先生关于华北水务的改革计划，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植树造林活动；有利于促进华北腹地经济发展；“引江济河”设想奠定了当今“南水北调”的蓝图。

关 键 词：孙中山；华北水务；治河；植树造林

发展水利事业既是孙中山先生实业建设计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民生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孙先生认为，江河紊乱和政府在水利建设方面的不作为，是导致民生日艰的主要祸根。要从根本上解决华北地区的水害问题，必须依托政府管理职能，将植树作为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治本之策；将浚河、开辟航运通道、南水北调、开辟商港、发展渔港作为解决百姓疾苦的最迫切手段；科学利用水利资源，将治理水务与开发华北腹地经济有机结合。孙先生关于华北水务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积极指导意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孙中山对华北水务问题的认识

面对华北经常发生的旱、涝灾害，孙中山先生在很多场合发表了治理河道、发展水利事业的看法，他认为，解决华北水务问题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孙中山先生早年就认识到水务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就已经提到：“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农田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如北之黄河，固无论矣。”［１］（Ｐ９）孙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１］（Ｐ９）从民国初年的实际情况看，尽管广袤的华北①河流纵横，但位于华北平原中北部的海河水系十年九涝；位于华北平原南部的黄河水系，亦因沟渠湮废或河水泛滥，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虽然明清以来治河问题历来受到政府的关注，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导致水害这一顽疾到民国时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孙中山先生面对河水的泛滥和百姓的疾苦感到非常痛心，他说：“黄河之水，实中国数千年愁苦之所寄，水决堤溃，数百万生灵，数十万万财货，为之破弃净尽。”［１］（Ｐ２０２）当时，孙先生已经看到整治水务已刻不容缓，但由于在任总统时间较短，未能推行其治河计划。孙中山先生卸任大总统职务后，专心实业规划和建设，提出了宏大的水务整治计划，并将其水务改革方案与交通发展、实业建设、城市规划相联系。

民国初年，华北频繁的旱、涝灾害，使孙中山先生感到整治水务的迫切性。作为华北主要水系之一的海河，是直隶②、京兆③全部河道之总尾闾，但“海河容量约得永定河五分之一，加以大清、子牙、南运、潮白四大干河，计之仅全部容量三十分至四十分之一。”［２］其下游河槽容量不足以供其上游河水全部宣泄，导致海河流域夏季河水泛滥的情况几乎年年发生。而且，永定河、滹沱河等发源于黄土高原，河水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于河底，使河床增高，河流不畅。所以，北京、沧州、天津一带水灾迭见。我们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至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直隶水、旱灾害统计情况可见一斑（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１２－１９２５年直隶水、旱灾害统计表

年份       水灾受灾县数      旱灾受灾县数      受灾人口

1912           36                               1400 000

1913           15

1914           13

1915            5                               433 000

1916          

1917           105                              5 611 759

1918            5

1919            3

1920                            203

1921           10                1

1922           40余

1923           5

1924           74                2              5 100 000

1925           25

资料来源：根据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夏明方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以及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大事记》（河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等资料整理而成。

从表１可以看出，直隶在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和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分别遭受了两次较大范围的水灾，并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遭受了较严重的旱灾，其中，民国六年的华北大水灾尤其严重。这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潮白河等相继溃堤，洪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铁路相继中断，一百余个村庄被淹，数百万人受灾。民国九年的华北特大旱灾，不仅使直隶粮食歉收，有些地区甚至绝收，而且灾情迅速波及到河南、山东、山西、北京等地。从表１可以看出，仅直隶受严重旱灾的州县就达１０３个。据统计，这次直、鲁、豫、晋、陕五省大旱灾，“是４０年来未有之奇灾，灾区面积９万平方英里，灾民人数３　５００万。”［３］与旱灾同时并发的还有蝗灾、疫灾等灾害，这些灾害不仅使农业歉收，给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危害，而且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与此同时，难民四出、流民队伍陡增等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北洋政府的统治。

黄河的经常决口与河水泛滥，也使华北经济与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黄河以善决、善徙著称，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自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决口以后，黄河下游结束了７００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这一变化再次增加了黄河泛滥给华北带来的风险，尤其是自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后，由于河水流路紊乱，溃堤事件经常发生。洪水过后，不仅农田被吞没，留下的大量泥沙，使大片土地碱化或成为沙荒地，对华北的农业生产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所以，孙先生认为整治华北水务，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已经迫在眉睫。

二、孙中山治理华北水务的构想

为从根本上解决华北水务问题，孙中山先生大胆提出了其水务改革思路。即，在强化政府对水务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将治水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加强河道与港口的立体开发，最终实现治水与用水结合、治标与治本结合、政府管理与民间参与结合、治水与发展经济结合的目标。

（一）强化政府对水务的管理职能

孙中山先生从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国外的管理经验两个方面，谈了政府加强水务管理职能的必要性。他认为：“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４］（Ｐ４）而且，一个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关注民生，对于解决全国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有天然的职能。所以，政府在“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１］（Ｐ５６９）等方面理应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１］（Ｐ５７０），政府亦有责任“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１］（Ｐ５７０）孙先生还认为，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如印度之恒河，美国之密士，其昔泛滥之患亦不亚于黄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所以，“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１］（Ｐ１０）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加强水务整治及发展农田水利事业的任务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孙中山先生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不久，即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了实业部，在实业部下设的四个司中，农政司负责农政、林政、河政等事务。孙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仍力促北洋政府在中央设立农林部，主管全国农务、水利、畜牧、蚕业、水产、垦殖等事务；在地方设置劝业科，负责山林、河泽及土地事宜。受孙中山先生影响，从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起，北洋政府内务部在华北地区陆续成立了顺直水利委员会、直隶黄河河务局、山东河务总局、河南河务局等水利管理机构。尤其是顺直水利委员会在治理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等多条河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直隶黄河河务局、山东河务总局、河南河务局，则着手调查黄河流域地质情况，并设置水文站测量黄河流速及流量，为进一步科学治理黄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将治水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

孙中山先生认为，治水是一项综合工程，要达到水务综合治理的目的，必须标本兼治。治标主要是疏浚河道、建筑堤坝；治本主要指种植森林，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只有将治水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才能使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最终达到保护民生的目的。

疏浚河道、建坝立闸。孙中山先生认为，华北遭遇水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黄河及海河的主要支流发源于黄土高原，每年雨季，大量的泥沙被裹挟而下，之后在平原地带沉积，导致河床逐年增高，影响下游河水的宣泄，进而导致黄河、海河泛滥。二是上述河流从高原到平原的落差较大，一旦遇到大雨或暴雨，极易使河坝被毁。所以，对于黄河、永定河、汾河等其发源地在黄土高原的河流，“清淤”是治理的关键。而对于危害较大的黄河，还应当重点将其出口疏浚，以畅其流，“俾能驱淤积以出洋海”［１］（Ｐ２０２）。孙中山先生提出，“把河道和海口一带来浚深，把沿途的淤积沙泥都要除去。海口没有淤积来阻碍河水，河道又很深，河水便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时候，便不至泛滥到各地，水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筑高堤岸两种工程要同时办理，才是完全的治标方法。”［１］（Ｐ８１８～８１９）在此基础上，修筑长堤，并使堤坝远出深海。修堤时，使堤坝两岸成平行线，以保河幅之划一，而均河流之速度，且防积淤于河底。在地形条件较好的地方，还应加筑堰闸。当然，兴修水利也要讲究科学，对于河流较少的地区，孙先生建议可以通过挖井、采用机器灌溉等手段解决干旱问题。他曾举例说：“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灌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之刈。”［１］（Ｐ１１）孙先生预言，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机器灌溉将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

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孙中山先生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山地及丘陵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必须广植森林。他说：“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１］（Ｐ８１９）“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１］（Ｐ８１９）此外，多栽树木不仅是防治水灾的根本办法，也是防治旱灾的有效途径。孙中山先生认为，因为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１］（Ｐ８２０）。不仅如此，森林还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１］（Ｐ８２０）。

引江入河。即，将长江之水引入北方干旱地区，以缓解南涝北旱的状况。孙中山先生发现，长江流域的洪灾与黄河流域的旱灾不时同时发生，往往是长江洪水泛滥时，黄河正干旱无水。如果能够引长江洪水进入黄河，则江无洪灾河无干旱，双赢双益，齐利中华。基于此，孙先生提出了南水北调的两个方案：一条路线是从甘肃的康县、成县，到陕西的凤州、宝鸡峡，引水入渭河，通过渭河补充黄河水量，即西线；另一条路线是在三峡筑坝拦截长江，修渠引水过南阳盆地，流入新郑、郑州，直接进入黄河，即东线。尤其是东线，在施工难易程度以及南水北调后的受众范围方面，均有极大的可取性。

（三）加强河道与港口的立体开发

为充分利用华北的水利资源，孙中山先生主张对华北的河道和港口进行立体开发，除在华北建三个大商港外，还要建电厂、开辟航线、建渔港，并使海运线路与陆路交通相呼应。

建商港。关于商港之开辟，孙中山先生提出，在中国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并沿海岸线建种种之商业港及渔业港。同时，在通商航河沿岸，建商场船埠，使“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设备。”［１］（Ｐ１９０）这样，水路交通与陆路交通可以相辅而行。在探索建设商港的过程中，孙中山先生充分借鉴了西方的经验，认识到西方各国“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利便。故西人于水，则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通商之埠所以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１］（Ｐ１４）而我国“轮船只行于沿海大江，虽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权，然不多设于支河内港，亦不能畅我货流、便我商运也”［１］（Ｐ１４）。所以，中国欲加强与世界间的经济联系，必须在出海口建立大港。孙先生认为，在华北首先应建三大港：北方大港、黄河港、芝罘港，这三个海港的建设，将在华北形成三条东西向重要交通线的陆路终点和海上运输枢纽。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规划，北方大港的建设主要是为解决华北北部东西向交通及商贸出口问题，该港建成后，“自北方大港西北行，经宝坻、香河以至北京。从北京起，即用京张路轨，以至张家口，由此以进入蒙古高原，于是循用商队通路，向西北行，以至陈台、布鲁台、哲斯、托里布拉克。自托里布拉克向西，取一直线，横度内外蒙古之间平原及沙漠，以至哈密，以与东方大港塔城线相联络，而该线则直通于西方新疆首府之迪化，故此线即为迪化城与北京及北方大港之直通线”［１］（Ｐ２８１～２８２）。这条线路建成后将成为华北北部的东西向大通道。孙中山建立北方大港的计划，在直隶引起良好反响，“为直隶人民所热心采纳，于是省议会赞同此计划，而决定作为省营事业，立即举办”［１］（Ｐ２６３）。孙中山先生还计划在黄河口建黄河港，该港位于黄河河口北直隶湾之南边，离计划中之北方大港约八十英里。“自黄河港起，西南行，至于博兴、新城、长山，乃与胶济线相交，至博山，上至分水界，入于汶河谷地，至泰安，与津浦线相交，又至宁阳及济宁。自济宁而进，以一直线向西南至安徽之亳州，河南之新蔡，自新蔡起，与北方大港汉口线合，以至汉口。自黄河港至新蔡，约四百英里。”［１］（Ｐ２８３）该港建成后不仅可以大大加强直隶与山东、河南、湖北等省的联系，而且与北方大港相呼应，可进一步增强华北中北部沿海的货物转运能力。

芝罘港的兴建主要是为解决华北中南部东西向交通及内货外运问题，“此线起于山东半岛北边之芝罘，即横断此半岛，经过莱阳、金家口，以至于其南边之即墨；由即墨起，向西南，过胶州湾顶之洼泥地，作一直线，至于诸城，既过诸城，越分水界以入沭河谷地，至莒州及沂州，进至徐州，与津浦海兰线相会。自徐州起，即用津浦路轨，直至安徽之宿州，乃分路至蒙城、颍州，过省界，入河南光州，即于此处与北方大港汉口线相会，由之以至汉口。此线自芝罘至光州长约五百五十英里。”［１］（Ｐ２８３）这条线路不仅可以加强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省腹地与海港的联系，而且，自芝罘港向西的通道穿越了许多偏僻和贫穷地区，必将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转机。

开辟航道。孙中山先生提出，“我们要解决将来的吃饭问题，可以运输粮食，便要恢复运河制度，已经有了的运河，便要修理，没有开辟运河的地方，更要推广去开辟。”［１］（Ｐ８１６～８１７）所以，应当重视并利用人工河，尤其是运河，使其作为铁路运输的重要补充。而且“中国古时运送粮食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道及运河。有一条运河是很长的，由杭州起，经过苏州、镇江、扬州、山东、天津、以至北通州，差不多是到北京，有三千多里路远，实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这种水运是很利便的，如果加多近来的大轮船和电船，自然更加利便”［１］（Ｐ８１６）。孙先生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篇首中提到，要开发交通，修浚现有运河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杭州至天津间的运河。为使航运计划顺利推行，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造船厂，发展本国的商船队。针对中国商船运输落后的状况，孙先生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口比例提出，“至少须有航行海外及沿岸商船一千万吨，然后可敷运输之用。”［１］（Ｐ２７３）

建电厂。中国水利资源较为丰富，但分布不均。如果能充分利用河流的自然落差，建立发电厂，将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孙先生在《民生主义》中提到：“如果把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用新方法来发生电力，大约可以发生一万万匹马力。一匹马力是等于八个强壮人的力，有一万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万人的力。一个人力的工作，照现在各国普通的规定，每天是八点钟，如果用人力作工，多过了八点钟，便于工人的卫生有碍，生产也因之减少。……用人力作工，每天不过八点钟，但是马力作工，每天可以作足二十四点钟。照这样计算，一匹马力的工作，在一日夜之中，便可等于二十四个人的工作。如果能够利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发生一万万匹马力的电力，那便是有二十四万万个工人来做工，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行驶火车、汽车、制造肥料和种种工厂的工作，都可以供给。”［１］（Ｐ８１３）

兴办渔业港。利用本国的海岸线建渔港，开发渔业资源，是西方各国增强实业的重要途径，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沿岸有许多地方适合建渔港，可以在中国北部、东部、南部先建设十五个渔港。根据孙先生的计划，可先行在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海岸设五个渔业港，这五个渔港是：“（１）安东，在与高丽交界之鸭绿江。（２）海洋岛，在鸭绿湾辽东半岛之南。（３）秦皇岛，在直隶海岸，辽东湾与直隶湾之间，现在直隶省之独一不冻港也。（４）龙口，在山东半岛之西北方。（５）石岛湾，在山东半岛之东南角。”［１］（Ｐ２７１）这样，中国的海岸线百英里以内有一港口，渔港与商港相呼应，可以达到地尽其利的目的。在兴办渔港的同时，孙先生建议，还应建造内河潜水船及渔船，以便将水产品及时转运，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孙中山治理华北水务思想评析

孙中山先生关于华北水务整治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日后华北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是推动了植树造林活动，孙中山先生一直重视植树造林活动，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要达到水患平，水利兴，荒土辟的目的，必须“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１］（Ｐ１０）尤其是“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１］（Ｐ１９０）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布告国民，振兴实业。他认为，推广农林以兴实业的关键在于兴办农林之学，防止水灾和旱灾的根本方法就是要造林植树。受其影响，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部《森林法》。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又规定每年“清明为植树节”。之后，京兆、直隶、河南、山东等地相继制定了《种树赏罚章程》，将植树多少作为考评各县劝业所政绩的依据之一。

二是兼顾水务改革与华北腹地经济发展。孙中山先生认为，只有通过航道的疏浚，增强华北水上运输能力，使河运、海运成为陆路交通的重要补充，才能使华北的水利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促进华北腹地经济发展。这样，治河不仅可以防止水患，而且能增强华北内部，以及华北与外部之间的贸易交流。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计划，在兴建北方大港、开浚运河的同时，亦修筑铁路，并将铁路修至中国西北端，使沿海与腹地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以北方大港而言，该港与海河流域铁路网建设有机结合，使甘肃、山西、陕西三省可以“循水道与所计划直隶湾中之商港联络，而前此偏僻三省之矿材物产，均得廉价之运输矣”［１］（Ｐ２０２）。这样既可以利用山西煤铁矿源，设立制铁、炼钢工厂，又可以使西部的原料及各类产品很便捷地运抵沿海。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其受众范围将大大扩大，因为该港口“西南为直隶、山西两省，与夫黄河流域，人口之众，约一万万。西北为热河特别区域及蒙古游牧之原，土旷人稀，急待开发。”［１］（Ｐ１９３）此外，孙先生的这一计划还有利于收回利权，推动中外贸易的发展。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天津为北方最大的商业枢纽，每岁冬期，封冻数月，中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而北方大港作为优质不冻港，它的建成将会大大改变这一状况。总之，北方大港的兴建，不仅有利于华北的水路与陆路运输发展，而且有利于华北、西北、华中等地的联系。同时，水陆交通运输网络系统进一步完善，可以促进华北区域开发，以及华北与国际间的经济往来与合作。目前，作为河北省重点开发的曹妃甸港与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北方大港的选址非常接近，这足以说明孙中山先生有远见之明。

三是“引江济河”设想奠定了“南水北调”蓝图。孙中山先生是倡导南水北调的先驱人物。为解决长江洪水泛滥时黄河干旱无水的状况，孙先生提出了东线和西线两个引水方案，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与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东线引水北上方案，在思路上几乎是一致的。根据这一方案，从丹江口引水到北京，不仅沿线受益人口多，而且此方案所涉及的渠道大多是新开挖的，水质好。目前，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正在建设当中，它的建成将在防洪、供水、发电、水产等方面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

总之，孙中山先生关于华北水务的“治理———开发———利用”思想，集中体现了其关注民生的价值观。他的水务改革方案不仅为华北摆脱水害之苦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而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推动了政府在水务问题上由“自在”到“自为”的意识转换，为当今发展水利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注　释：

①　华北指中国地理上位于中国北部的一片区域，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从华北地区与水系的关系看，它以海河流域为主。此外，黄河亦为华北地区的重要水源，所以谈到华北水务问题时，黄河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本文将孙中山关于黄河水务的论述纳入了研究视野。

②　直隶是１９２８年以前对河北省的称呼，其行政范围以现在的河北省为主，同时还包括现在天津市、北京市，以及内蒙古、山东省、河南省的一部分。１９２８年以后直隶改称河北省。

③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北洋政府将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主要包括现在北京市及河北省的部分地区，约２０余县。

参考文献：

［１］　孙中山选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２］　前水利局副总裁关于直隶水灾之谈片［Ｎ］．大公报（天津），１９１７－１０－０６（１）．

［３］　池子华，刘玉梅．民国时期河北农业灾荒研究［Ａ］．近代中国研究集刊（２）［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　孙中山全集（第７卷）［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