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尚

                                     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 03期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的鼠疫的学者碰到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断定史籍所载的某种疫病是鼠疫。医史学界公认中国最早的鼠疫专著《鼠疫治法》出版于1891年，不过，此书并未广泛传布。广东石城罗芝园据吴宣崇著作，并把王清任医治北京霍乱时的解毒活血汤变化加减而成治鼠疫主方，编为《鼠疫汇编》，在罗芝园本人、各地中医生和地方人士的帮助下，此书得以广泛传布，鼠疫及其治疗方法才广为民众和民间医生所知[1]。在治疗鼠疫专书出现之前，医者对此病茫然无知，如在云南，“受其害者百有余年，时医无从下手，一概指为天灾”[①]，广州的医生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来”[2]。由于光绪十七年以前的民众和医生对此病认识不足，后世学者在利用历史文献来判定某种疫病是否是鼠疫时，就会产生分歧。
      范行准和曹树基都认为中国金元时期就有鼠疫流行[3]。曹树基的研究表明，明代后期在华北、江南和四川等地，又爆发了两次规模空前的鼠疫大流行[4]。这些研究主要是根据症状来判断鼠疫的。对于辨别原则，范行准认为：乾隆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鼠疫的真正病源，直到乾隆年间才知道与死鼠有关；表现在病名上，医家“多以片面的病状命名，故往往同一种病因所发病的部位不同，而有几种不同的病名”，因而鼠疫在历史上的名称十分复杂，诸如“时疫疙瘩”、“大头天行”、“阴毒”、“阳毒”、“虾蟆瘟”和“瓜瓤瘟”等都曾是各种类型鼠疫的俗名。以后，随着人们认识上的进步，这些病名渐成为历史名词。[5]从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认识程度出发，最大限度来辨别疫病的类型，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取的。
      范行准认为乾隆以前的民众和医生并不能认识鼠疫。考明末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曾论及“疙瘩瘟”和“瓜瓢瘟”，至光绪年间，广州名医区德森在鼠疫流行面前，认为疙瘩瘟“即鼠核瘟也”，瓜瓢瘟“即标蛇症也”，标蛇症即为肺鼠疫，此症“与疙瘩瘟病相同，治亦相同”[6]。光绪年间的医生已经认识到“疙瘩瘟”和“瓜瓢瘟”只不过是人间鼠疫的两种常见形态罢了，这证明了范行准研究的正确性。乾隆以后，随着鼠疫的经常发生，民众对于此疫有了相当的认识，知道此病的发生与鼠有关，也创造出各种避疫的办法[7]，对于患者的症状也有了相当的认识，这也证实了范行准的研究。
      不过，直到最近，国外一些学者对这种辨别方法仍抱怀疑态度[8]。邓海伦（Helen Dunstan）的观点在西方最具影响力，她认为辨别历史时期某种厉害的传染病是否鼠疫的标准，就是看这种疫病发生时是否伴随着死鼠现象 [9]。据中国鼠疫专家的研究，在人间鼠疫发生之前或同时，一般都会伴有鼠间鼠疫的发生[②]，因而，历史时期发生人间鼠疫时，也必然会出现死鼠现象。虽然自毙鼠现象对于确定某种疫病是否是鼠疫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考虑民众和民间医生对鼠疫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考虑历史文献对疫情记载模糊不清的现实。如果仅仅相信有自毙鼠现象出现的疫情是鼠疫，我们就不能够“复原”中国历史时期的鼠疫。
      乾隆后期鼠疫在云南爆发，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一直流行不断。同治年间，雷州半岛也爆发鼠疫，并于光绪年间传至粤东和福建，此后，此疫频繁发生，直到1949年以后人间鼠疫的流行才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中国其它地区，也时有发生。笔者无意介入清代以前对于鼠疫辨别原则的争论，而试图从近代民众和普通医生的视野中，考察他们对鼠类活动和患者症状的描述以及对鼠疫的命名。从这一角度观察近代的鼠疫，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对利用症状判断鼠疫的疑惑，增加学者辨别鼠疫的方法，在人们追溯更早时期的鼠疫时，有所借鉴。


      二、对鼠类活动的观察 

      在人间鼠疫发生之前，一般会先有鼠间鼠疫发生，人间鼠疫的发生只是偶然现象。据1950年代广东的调查，鼠间鼠疫的流行情形如表1所示。 表1 1950年代调查广东各县鼠类活动[③]
县市    鼠类活动
      仪县
      在发生鼠疫前后均有大批老鼠死亡，尤其是大流行时。当时鼠尸满地铺，几乎每家一天都拾到一粪箕尸体。老鼠死亡的情况多是走到水缸边或天井里大量喝水后死去，或在地上打滚一阵而死。且有死猪、死狗、死苍蝇的现象。
      香山
      鼠疫前老鼠很多，多在地面行走，因天热不能在地面住宿而迁徙到别一地方，经过一夜，就可扫出几双死老鼠来。老鼠从梁上跌下地面，或走出地面时就会死去，有时在街上就可看到死老鼠。这个时期，老鼠不在地面住而迁到树上，或屋面上去住宿。鼠疫前先发现自屋梁、屋角跌出死老鼠，或发现老鼠爬出，在水缸边或走出有水的地方喝水，未喝到水或喝了水之后，人们就发现有自毙鼠死在水缸边或死在屋前后或屋角周围。
      钦县 
      发病之前先有死老鼠，在天井、水缸边，或跌落水死。鸡鸭也有死亡。
      海口
      在鼠疫发生流行前及流行期中，自毙鼠多走路缓慢，毛竖起，无精神，见人不避，白天出来喝水，有的就死在水旁边，或在路上死亡。
      佛山 
      每次鼠疫发生必先有自毙鼠，多发现于床下、厨厕、冷巷、沟渠等地。
      增城
      均有死鼠，往往在该病发生前，在井渠、天井等地发现。死鼠中有大量的跳蚤。
      兴宁 
      在发生鼠疫前后均有死鼠发现，尤其在发生人间鼠疫前一二天多的时间，病鼠都是由鼠穴跑出，发呆，在空地上旋转几次即行自毙，亦见有在水井或其它地方吃水即行自毙。
      紫金
      老鼠本身有鸣叫声，易以发现，速度极慢，行动蹒跚，常到有水的地方喝水，喝水后即死，但也有不喝水而死的。死的到处都可以看见，如道路上，沟渠里，屋内等。在鼠疫流行期间，也有先有老鼠成群搬家到荒效丛*中去的现象，但也有到半道死，也有死在山中的。
      澄海
      在鼠疫发生前普遍发现病鼠从楼上或屋顶梁上跌下，亦有从鼠洞爬出，步行蹒跚，行动不定，毛发耸然，精神疲乏，有到水沟吸水死亡。
      海丰
      在当时白天常见病鼠跑出洞外，行动颠蹶，不甚快捷，随处找水喝，多死于水边。
      普宁
      疫情前发见死鼠，蹒跚行走不畏人，毛发竖起，往水坝喝水，有死于地上或地下及水沟，在贫困污秽农家往往发现蛆虫，金色苍蝇到处乱飞，有些楼上死鼠成堆，鼠死后一月或十天即发现病人，更有些人发现成群队搬家。
     大埔
     先有自毙鼠，临死前多在街旁水井饮水，不怕人，饮水后即死亡。死亡皮肤松驰，失去光泽，肚饱涨。

       因系1950年代的调查，故表1所列广东12县民众和医生对鼠疫流行中鼠类活动的描述甚详。各地民众的观察主要包括以下五点：1、大批老鼠死亡；2、病鼠出洞不畏人，蹒跚行走；3、老鼠死亡的地点大都是在塘边或农户的水缸边；4、有成群鼠类活动；5、死亡动物中虽然以鼠类为主，但也有家畜死亡的现象。云南民众和医生的观察在某些方面与广东相同。1957年昆明大渔村70岁的张松年老人回忆说：“痒子病是在同治壬申属猴年说死的人多，病起之前先是老鼠来吃水，死在水桶面前，先死老鼠后死人。”西庄村92岁的张大爹回忆道：“发病前有大批老鼠死亡，我们叫鼠瘟，然后人就得病。”[④]
      鼠类成群移动的记载特别值得注意。在1950年代云南的调查当中，也发现有同样的现象，如在江川县，“本县在1868年回汉相争到1860年止，死亡人数较多，继后续发现老鼠大批死亡，家里出来的都是病，死者多在室内及村落周围，鸡也死，据说有一次有很多的，咬一个的尾巴由南门进来跑到县政府里去，到大堂处就散了，以后就发生鼠死”[⑤]，再如徵江县，据调查：“在清同治十年（即辛未年）二月……在城内曾见老鼠搬家，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从街上逃跑，至三四月间，西街子即有人患痒子病，迅速向城中传来。”[⑥]北方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如在甘肃阜城，“据说在发病前一年，村内黄鼠成灾，几乎村内的庄稼全部吃完”[⑦]，在陕北定边县，据调查，民众反映“1919年冬，黄河自宋家川（吴堡县）以上全部封冻，当时曾见大批老鼠自山西排队过河，至葭县（佳县）木头峪一带，30年初即见大批死鼠”[⑧]，在鼠类成群移动之后，就发生了人间鼠疫。鼠类异常活动的记载对于我们辨别历史时期的鼠疫是有帮助的，在此仅举一例。
      明崇祯年间有关鼠类异常活动的记载骤然增加，如《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89《开封府部》记载：“崇祯十四年，夏大疫，人相食，有鼠千百成群渡河而去。”顺治《郾城县志》卷8也有类似的记载：“崇祯十六年有鼠无数，群行田间，几至成公径，甚至与猫共处。”光绪《顺天府志》卷69的记载称：“崇祯十六年，先是内殿奏章房多鼠盗食，与人相触而不畏。旦后鼠忽屏迹。”曹树基从瘟疫的症状和时空分布上认为这两年的疫情为鼠疫。其实，范行准早就注意到了明末鼠类异常活动的现象，他认为这些记载“暗示”着鼠疫的发生。从近代鼠间鼠疫流行过程中鼠类异常活动来看，范行准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嘉庆《庐州府志》卷49《祥异》有更明确的记载：“崇祯十四年大疫，郡属旱蝗，群鼠衔尾渡江而北，至无为，数日毙。”鼠类成群迁移和死亡的原因有多种解释，虽然我们并不能将出现自毙鼠现象的“大疫”贸然断为鼠疫；但如果考虑到瘟疫流行所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和极强的传染性，加之有“毒瘤杀人”、“大头瘟”、“疙瘩瘟”等记载，应当断为鼠疫。

      三、对患者症状的描述

      在1950年代的调查中，不少被调查者曾感染过鼠疫，如在云南蒙自，在被访问的216位老人中，有33人曾患过鼠疫[⑨]，故而他们对于症状的描述十分可信。广东各县的描述如表2所示。
表2 1950年代调查广东民众和医生对鼠疫患者的描述[⑩]
   县市 民众和医生对鼠疫患者症状的描述


新定

发热，头痛，恶寒，神志昏迷，两眼充血，腹股沟或腋下有鸡蛋般大小的肿核，病后数小时至二天内死亡。

湛江

起病时发高热，头昏头痛，说胡话，也有全身发红，昏迷，颈小腹股淋巴肿大，起病过程甚急，大部分死亡，快廿四小时，最长2-3天。


仪县

先发热，发冷，头痛，全身不适，急躁不安，乱起谵语，颈部、腹股沟及腋窝淋巴腺肿大、剧痛。死亡急者几小时死亡，一般3天内死。亦发现个别咳嗽吐血而亡。


儋县

除腹股沟、腋窝和手脚都起核外，还有个别患者有咳血、胸痛等肺鼠疫的症状。


澄迈

腋腺长凸核，核部有发烂现象。死亡时间都在5-7天，过七天大都未死。


临高

先有局部肿，逐渐全身淋巴肿。


梅县

发寒，发烧，起癧结核，眼腔发红，口唇发紫，谵语，舌甚至呈黑色，大渴。严重者可在几小时内死亡。


顺德

高热，恶寒，昏迷，谵语，腹股淋巴腺肿大，起病后3-7天死亡。中医师温沉河、吴星槎谓患者约有30%皮肤并有发现菸斑，


佛山

恶寒，发热，头痛，眼红，肿大，口渴，舌黄或黑、谵语。


惠阳

初起病很急，发高热，畏寒，全身发软，特别是肿大，多在腋窝及腹股沟鼠蹊部，紫色硬块，或有鼻出血，咳嗽，急在24小时内或二天至三天就死亡


增城

初期腹股淋巴腺肿大，而后发热头晕头痛，昏睡，腋下淋巴肿大，死后全身呈紫黑色。


兴宁

多数是发热，狂躁不省人事，鼠蹊部淋巴腺肿大，也有一些病例有咳嗽咳血的，多在3-4天内死亡。


龙川

突然寒战发热，呼吸急促困难，腋下及鼠跷部淋巴腺肿大和溃腐。


海丰

死后皮肤显黑色等状况。


大埔

高热，剧烈头痛，口喝，谵语，昏迷不省人事，淋巴腺肿大化脓，数小时数天即死。 



      从表2可以看出，广东15县民众和医生对患者症状的描述相当细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高热畏寒，头痛，昏迷，谵语等；2、死亡速度快，就大多数的患者来说，急者几小时死亡，一般3天内死亡；3、描述最多的是淋巴腺肿大以及相伴随的肿痛、化脓、溃腐现象；4、对肺鼠疫也有认识。民间医生的观察还要细致一些，如观察到患者眼腔发红，口唇发紫，舌粗，舌呈现黑色或黄色，死后皮肤显黑色或者紫黑色等等。其它地区的民众和医生对症状的描述与广东相同。如在陕北，据观察，“症状以发烧、头痛、昏迷为普遍，大部病例有局部或全身淋巴腺肿，绥德、米脂、横山县部分地区尚有咳嗽、吐血等疑似肺鼠疫的症状，但多见于流行后期”[11]。近代民众和医生对患者症状的观察与现代流行病学并没有太大差别。
      虽然近代民众和医生对患者的症状已经有了相当地认识，但并没有将鼠疫和其他烈性传染病区别开来。如在云南，乾隆以后由于鼠疫频繁发生，民众和医生已经知道了该病的病源，也十分清楚患者的症状，但当古典型霍乱于1817年传入该省后[10]，当地人并没有将鼠疫和霍乱区别开来。道光三年，程含章上表云：“溯自乾隆己酉，地震山摇，迩来三十有五年矣，疫瘟流行，缠绵不已，或生痒子，或起毛疔，或手足麻木而不仁，或头面昏沉而作热。朝人暮鬼，命辄丧于斯。”道光十年，程含章又上表说：“云南阳愆阴伏，气闭不舒，自乾隆己酉地震之后，疫疾大作，始于宾川，渐及于各府州县。或生痒子，或足转筋，或吐红血，或兼泻痢。四十余年以来，死亡者数十万人。”[11]文中所描述的“起毛疔”、“生痒子”、“吐红血”、“头面昏沉而作热”为鼠疫患者的症状，“手足麻木而不仁”、“足转筋”和“泻痢”则为霍乱患者的症状。时人并不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疫病。即使到了1950年代，广东海康县的民众仍然如此：“我们往往在访问群众时，他们所说的年冬病，有的地区连天花、霍乱亦称为年冬病，故三种病在群众是混淆不清，只有我们在调查访问时，我们从中引导群众将三种病主要症状分别开来。”[12]由于这几种疫病都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极高的病死率，民众根本没有必要去细分。可见，民众和医生对于鼠疫的认识，直至近代，仍然存在着不足，这在命名上也有体现。

四、对鼠疫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