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

　　[摘　要]　20年代末的绥远灾荒,使得该地区民众大批死亡,而更多的人则沦为为求生存而四处逃亡的灾民。同时,还出现了相当猖獗的人口买卖现象,地方当局虽有令禁止,但实同具文。与这些情况随之发生的,是绥远地区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总之,这一时期绥远地区的重大灾荒,引发了严重的人口问题。

[关键词]　绥远;灾荒;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6)06-0043-05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地区的普给当地社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了严重的人口问题。对此次事件导致学术界关注较少。除牛敬忠先生对该时离和死亡情况有一定研究外,尚无更全笔者试图就此问题做一粗浅梳理。

一、庞大灾民群的出现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地区出现地千里,哀鸿遍野。1928年冬,归绥和灾民多达80万人①。依据1929年2月济处调查,绥远省被灾17县的灾民即人②。

各县灾民人数统计表

县名人　数县名人　数县名人　数

归绥104722固阳22600包　头97875

临河62887兴和74149清水河44000

萨县207683武川61419五　原6167

丰镇227166陶林34998大佘太11700

托县109627和林113170东　胜4518

集宁165533凉城150605

资料来源:《绥远灾情》,《大公报》1929年1月28日

上表只是就所登记人口进行统计,仍有相当多因流离失所乃至死亡而无法核查。如依照当时省政府报告所称,绥远“全省人民不过三百万,而被灾难民竟达二百万之多”③。另据绥远省赈务代表尹光宇称:“统计全绥人口约250万,现在灾民190万,占80%。”[2]145-146再据时任绥远红十字会副会长周颂尧统计,1928至1930年绥远灾荒持续期间,全绥灾民1386689人,几乎占去全省总人口75%④。这些史料虽然均未能给出本次灾荒中确实的受灾人数,但所显示的直观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同时,这些灾民数据结果彼此相差很大的现实,既反映出这一时期绥远灾荒问题波及面之广泛,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政府在灾荒的问题上消极应付。

二、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

1925年中,绥远地区发生大规模旱灾,“千百万人忍饥挨饿,成批成批的死人,掩埋都来不及,而且很难找到有气力的人去挖坑”[3]。内蒙古的这次饥荒在斯诺看来是最令其“震惊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4]。与灾荒常常伴生的有疫病的到来。在1926至1928年间,仅托克托、萨拉齐等县死于瘟疫者即有2000余人⑤。1928年时,绥远西部的萨拉齐、包头、武川、固阳、大佘太一带灾情最重。大佘太和东胜两县局数百里内人烟断绝。1929年7月28日后,连日的暴雨引发大青山洪水直下,进而导致黄

河洪流漫出口岸,绥远省垣城墙不断坍塌,城内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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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9-25

[基金项目]2004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旱灾救济问题研究

一。

[作者简介]张建军(1974-),男,内蒙古达茂旗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死伤数百。洪水过后持续低温天气。8月25-26日,刚交处暑时节,出现大面积霜冻。9月初,再次发生降霜和大风,年冬严寒,灾民无燃料无衣被,“拥破羊皮而卧者,比户皆是”,全省“冻馁而死者一万五千余人”⑥。归绥县“东北两部雨泽愆期后,又被大雹所伤,冻饿死者日有百数”[4]505—507。为了一线生存,有些灾民们已不再顾及世态人伦,发生了人肉相食的惨痛事件。据绥远省赈务代表尹光宇称:“绥省四年以来,叠受兵灾匪旱灾雹灾风地震鼠疫等灾,该处人民生计,至此已到山穷水尽之境……现灾民等甚至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尸,至食树皮草根,在绥省不以奇。前中央派员如王瑚等,并美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均有人前往调查,即外人如法比瑞典各国传教师亦曾先后前往,认该省灾情,实居华北第一。”[2]145—146

在严重灾难面前,无助的灾民选择了逃亡。1928年春,固阳县灾民因无处觅食,大批迁移或逃亡到五原、临河一带。这一年,萨托两县灾民为躲避灾荒,西逃甘肃者达3万余人,北逃外蒙古者也有万余人①。绥远省灾民逃亡外蒙和甘肃,而其他灾区民众则因不悉绥远内情而长途跋涉至此,当进入河套一带东胜县时,发现南北数百里内人烟绝迹,“因无从觅食,多饿死道周”。成批的逃荒无路、乞食无门的灾民,被迫落草,加入绿林和土匪行列,似乎已然忘记了自己曾被土匪残害侵凌的历史。大量农民的逃亡,使大片土地荒芜。绥远固阳县二万人口逃散十之七八,萨拉齐、托克托二县外逃人数则多达五六万人⑦。在固阳县,遭受严重灾害的四乡灾民“均逃入县城就食,村落坵墟,民不聊生”[5]506-507。绥远地区居住着大量山西籍贯民众,为逃避灾难,多有携带儿女妻小返回祖籍者,时称“回关南”,因影响巨大而有东路二人台《回关南》存世。

三、严重的人口买卖

在长期灾荒侵袭下,绥远地区和西北其他省区一样,出现人口买卖的市场。1929年,归绥街头随

处可见讨吃要饭和卖儿鬻女者。“通顺街的人市上,有不少脚穿红鞋、脸盖红布的妇女,像牲口一样被人贩子买走,运往山西一带”⑧。1928年,邻省民众纷纷坐火车到此贩卖儿童妇女,灾民为求一饱,只好卖妻鬻子⑨。“灾民售卖妇女,自秋入冬,经雁门关一处入山西者约有一万七千人,共值20万元左右”[6]。虽然红十字会绥远分会曾转送三千余难民到北平遣散回籍,“所有土著居民,未能远去,不得不含茹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综计包头共卖出三万余口,固阳县共卖出五千余口,萨县一万余口,武川县共卖出八千余口,归绥县共卖出五千余口,其他各县均各皆卖出二千口不等。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在被灾之后的包头地区,妇女“大都售卖,

每日火车运输而去者,不可胜计。虽有哭泣者,生计所迫亦只好听之”④。

当时包头地区,还出现了“人市”,大肆公开进行人口买卖。政府当局曾明令禁止。1929年3月日,绥远省政府公布《救济灾民鬻卖妇孺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归绥、包头、丰镇、和林、清水河为本省来往要道,对于购买妇孺者,应责成归绥、包头两市公安局,丰镇、和林、清水河三县政府负责盘查并收容救济。”“凡查有购买妇孺者,应立将妇孺扣留;购买人如系出于善意,准将本人放行,倘有贩卖营利情形,并送法庭讯办。”“扣留时应将购买者及妇孺之姓名、籍贯、住址、亲属、家庭经济状况并购买人原付身价若干,及一切有关事项,一一问明,详细登记注册,以备查考。”各县局在处理此项事务时,按上述事项造表册“十日一报”,“由省政府令行原籍县政府通知其亲属”。“扣留之妇孺应由各该县局酌设收容所留养之”。“收容所职员由各机关慈善人士兼任,不支薪,其必需费用及妇孺生活费由绥远赈务会拨发”。留养妇孺除每日平均发给二角外应酌情给予工作,“留养之妇孺准其亲属随时领回,迟至本年秋,敢后责令领回,领回时须取保具结;逾期不领者,由各县局呈报省府核办”。“善意购买人所出身价于妇孺之亲属领回时如数偿给之”。“前项身价由本政府函送该原籍县政府转发,但本人愿自行承领者取具铺保亦准发给”⑩。

在政府的压力下,“支持人市者遂改头换面,另设机关,以售喜帖为名,而卖人为实。当人家买进女人的时候,先向这个机关购买喜帖一张,价洋4元,凭了喜帖,即可收入该帖上注着姓名的女人,对官方则声明是娶妻或纳妾。这种办法,官方倒也极其赞成,因为又可以向这种机关抽进1/10的特税。内中有一个机关,竟于一个短小时间内,喜帖售出价额,总计盈达万元!”除政府获利丰厚外,部分商家也得牟暴利。在包头县城,“有一个机关,竟于一个短小时间内,喜帖售出价额,总计盈达万元!”[2]142-143“包卖双喜龙凤帖者,原定每份4元,竟以此获得万元。蕞尔一城,即如此令人可惊”。“最可恨者,假名迎娶,实为转卖,绥远女界之厄运,可谓达到极点”④。在这种情况下,灾民卖妻鬻子的现象根本无法制止。

据绥远红十字会一份报告显示,当时各县女性流失相当普遍,除少数妇女被晋北村镇娶走外,绝大部分遭到人口贩子的辗转倒卖。这些妇女进入山西后,或充作富家婢女,或中等人家妻室,或沦入青楼。据时人周颂尧统计,1928—1930年绥远灾荒期间,全绥灾民中被卖妇女达10万之多,“为婢为妾,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有些人贩更是丧尽天良,“竟以辗转牟利,甚至有先将己妇卖出,作为资本, 携资来贩者,缘内地妇人,年事稍高即可售得三百至五百元,灾区所买不过一百余元足矣。加以有所谓人牙子者,从中架空操纵,而卖人之家,所得不过数十元,并有买得一妇,附带幼女一二口者,转卖其女,而自得其妇,有转卖其妇,而自得其女者,此种惨无人道之买卖行为,在青白旗帜下,不得谓非奇怪现象,亦且蹂躏女性之人格太甚也。尤可惨叹者,其中十三四之幼女,买到即立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无辜被摧残污辱,诚天下之最伤心事”④。

四、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

人口的性别结构(sexstructure)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性别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社会生活中性别参与结构的变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民国时期,研究者通常主要是以性比例(sexra-tios)来衡量某地区男女性别的平衡与否。所谓性比例,即每百名女子所对应的男子数量。性比例的差异可反映出基本人口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也可反映出两性所具有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差异。国民政府内政部所编《内政年鉴》资料显示,1912年绥远144.95(即与每100名女子相对比的男子为144.95人,下同),性比例失衡问题已很严重。此后数年中,绥远地区男子数量仍继续急剧增长,到1928年时,该地区性比例已变为155.9[7]。此时绥远地区性别比例已较以前更高。而发生于20年代末的这场严重灾荒,造成的妇女的大量流失,使得本来性比例就高的绥远地区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

据1929年11月14日的《民国日报》载:“现在调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将来人口繁衍上,实受重大之影响也。”而在性比例的失衡状态下,“因女性求过于供,反使女子转为娼妓以牟利,于是社会多一娼妓,即多一失婚者。一般男子因不得结婚,以满足其性欲,并享受家庭乐趣,于是不免放浪形骸之外,或涉足花丛之中,而自趋堕落之途”[8]。绥远地区的民众(主要是汉民)私人生活的某些表现也验证了这一论断的正确[9]。

20年代末的绥远灾荒,使得该地区民众大批死亡,而更多的人则沦为为求生存而四处逃亡的灾民。在相当猖獗的人口买卖现象面前,地方当局虽有令禁止,但实同具文。而与这些情况伴随着发生的,是绥远地区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绥远地区的重大灾荒,引发了严重的人口问题,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注释:

①　参见呼和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绥远大事记专辑)第82、83、90页。

②　分别参见《绥远省政府年刊》(1929年)《调查》,第2页。《中国经济年鉴》第16章《灾荒》,1935年1月再版,P第77页;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6月,第139页;另有材料称,绥远重灾发生后,省主席李培基筹立赈务督办处,设法救济调查,所得萨托两县灾民最多,萨县灾民计207906人、托县灾民计137574人。《绥远民生渠报告书·序言》,1931年6月,绥远省政府印。

③　《绥远省政府年刊》(1929年)《工作报告》,第79页。

④　分别参见周颂尧:《绥灾视察记》第15、83、90、15、64、20、15、19-20、23页。

⑤　《绥远通志稿》第29卷,灾异。

⑥　分别参见《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甲种第31号,第85页;甲种第29号,第61页;《冻死:西北连日奇寒,绥远死者已万五千人》《大公报》1930年1月9日;《绥省亦洪水为患》《民国日报》1929年8月8日,《绥灾概述》《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2、17日。

⑦　《各省灾情概况》第45页。

⑧　韩燕如《我在归绥的斗争经历》,《呼和浩特史料》第集,第44页。

⑨　陈铁生口述、张尔杰整理《回忆灾年当丐童》,《土默特文史资料》第1辑,第175页。

⑩　《绥远省政府年刊》(1929年)《民政》,第17页。

[参　考　文　献]

[1]　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180-182.

[2]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M].上海:黎明书局,1933.

[3]　钱行.从“密苏里人”到“国际人”[C]//刘力群,等.斯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66.

[4]　方思吾·新生之地[C]//刘力群,等.斯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77.

[5]　秦含章.中国农业经济问题[M].上海:新世纪书局,1932:505-507·

[6]　F.J.Griffith·致华洋义赈会函(1929年1月4日[C]//陈达·人口问题·民国丛书(影印本):260·

[7]　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下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072·

[8]　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57·

[9]　范长江·塞上行[M].上海:大公报馆,1937: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