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志强

(湛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广东湛江524048)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2月

作者简介:乔志强(1976-),男,河南淮滨人,湛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美术史学研究。

摘　要:晚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兵燹战乱造成了数量庞大的灾黎难民,迫切地需要社会救助。然而,政府却因兵革屡兴、吏治腐败、财政匮乏等因素,无力开展有效的赈济。于是,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民间力量开始肩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随着书画家力量的成长壮大,书画市场的繁荣,美术家群体将艺术活动与慈善事业密切结合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为当时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晚清民国时期;美术界;自然灾害;兵燹;赈济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难多发的国家,诚如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言,则自西历纪元前18世纪,直至纪元后20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1]1晚清民国时期,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惨烈的兵燹战祸更是造成了大量缺衣乏食、无家可归的灾黎难民,迫切需要开展大规模的慈善赈济活动。但由于吏治腐败、财政匮乏等原因,政府往往没有能力对救灾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地方绅士力量逐渐增长,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民间组织开始肩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在近代民间慈善赈灾活动中,美术家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关怀社会民生的大爱之心,积极投身其中,写下了中国近现代慈善史上的重要篇章。

一、晚清民国时期美术家对水旱等灾荒的赈济

其实,早在晚清时期,一些书画家就曾从事过零星的赈灾救荒活动。清光绪二至五年(1876—1879)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数省持续干旱,其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灾情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2]744。面对奇重的灾荒,海上书画家金继于1878年6月2日的《申报》上刊出《捐卖画兰助赈》的告示,愿捐卖画兰1 000件,“集收润笔之资,尽作赈饥之用”,“共得笔资钱二万二千九百五十八文,当即邮寄灾区”。金氏的慈善义举,在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张子祥、胡公寿、任伯年、朱梦庐等书画名家相继效仿,短短的1个多月的时间内,书画家助赈的告示在《申报》上就刊登了几十则,形成了近代书画家慈善赈灾的第一次社会性高潮。

进入20世纪之后,水、旱、风、虫、震、疫等各种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也是接踵而至,某些年份甚至数灾并发,防不胜防,使灾民生活雪上加霜。值此灾荒连年,灾民遍野而灾款浩繁,而政府却因财政困窘无力赈济之时,四方绅富乐善君子慷慨解囊,兴办善举。日益成长壮大起来的美术家群体,也自觉地担负起扶危济困的社会责任。并且,伴随着近代美术社团的蜂起,美术界的慈善事业呈现出群体化、组织化和经常化的发展态势。

从社会救助的角度看,美术家的结社盟会显然有利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各种赈济活动。如1907年初春,徐海、淮扬等地陡罹水灾,百万饥民惨苦不可言状,徐园书画会同人徐贯云、蒋伯明、王畦青约同蒲作英、范云萼、何砚北等议定结一助赈会于徐家花园,以书画助赈,造福灾黎。此次慈善活动,得到徐园书画会同人和海上书画家的积极响应,共有123位书画家和收藏家捐赠书画作品,所得润资2 000余元,全部用于救济灾民[3]14。

成立于清朝末年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是近代海上画坛较有影响的美术社团组织,面对各类天灾人祸,该画会也是屡兴善举。如1917年秋,华北水灾,洪水涌入市区,天津“瞬间泽国,难民数十万,流离荡析,栖食无所”[4]。同年12月,书画会同人何诗孙、李瑞清、吴昌硕、王一亭等发起书画助赈,他们呼吁:“海内诸大善人、书画名家于挥毫之下,同深饥溺之怀,庶几砚田分润,即为馈贫之粮。”[5]此举得到了沪上美术同人的热烈响应,当月28日,广仓学会专门开会讨论了吴昌硕、何诗孙、王一亭等人发起的书画助赈券问题,并柬邀各书画名家到会小叙,当场认书认画数百件。1918年1月初,汴、晋、湘、鲁等地水灾漫延,难民危困,题襟馆于1月12日即发起书画助赈,义卖救济灾民,可见反应之迅速。

1920年,直、鲁、晋、豫等省发生严重旱灾,题襟馆书画会连续数日在《申报》上刊登书画助赈启事,以吴昌硕、郑孝胥、王一亭、程瑶笙等名家书画为赠品发起南北义赈券,每券一张,计洋5元,购者踊跃[6]。天马会会员江小鹣、杨清磐、丁慕琴等亦慷慨捐画,急赈灾民。

成立于1909年的豫园书画善会,称得上是首个集艺术团体和慈善机构双重身份于一体的社团。据《豫园书画善会缘起与章程》载:“应纳之润,早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会议酌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云尔。”会员作品售出钱款,一半归作者,一半捐善会,存钱生息。凡遇赈灾及公益事业,开会公议相关救助事宜,会员有征集作品和乐充款项之义务。如1919年,该会为纪念成立10周年,举办书画展览,售券所得,半数捐助地方善举[7]。该会不仅于灾年赈灾救荒,而且还开展经常性的“夏送药,冬施米”的慈善活动。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豫园书画善会已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机构的职能,并在运作机制上实行了组织化、契约化和公开化。”[8]

1924年,湖南水灾,沪上书画人士成立湘灾书画助赈会,并于《申报》上刊出售书画券广告,言“湘灾惨重,适值军兴商困,赈款无着,蒙吴昌硕、曾农髯、王一亭与海内名书画家赐助墨宝二千件,分售两千券集款以救灾区,每券售洋五元”[9]。1926年1月1日,为赈济直隶水灾,宛米山房书画会、停云社、书画善会等美术团体联合举行书画筹赈展,画家查烟谷、许铸成、徐晓春、潘钦斋、吴巽斋等当场对客挥毫。

1931年夏,以江淮地区为中心,爆发了百年罕见的全国性大水灾。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日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10],到处洪水横流,灾民啼饥号寒。惨烈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美术界团体及个人配合慈善机构,积极投入赈救。上海著名的美术团体蜜蜂画社多次在《申报》刊出书画助赈启事,“社友每人至少捐助作品五件,非社友加入者尤为欢迎”,“出售之件,一切收入概归赈灾,所有费用由发起人担任之”[11]。同年9月,鄂水灾急赈会驻沪筹赈处书画筹赈股召开征求书画筹赈大会,得到张善孖、谢公展、张聿光、黄宾虹、田桓、贺天健等上百位书画家的大力支持。田桓以湖北水灾奇重,慷允鬻书1月,得款九百数十元,交湖北水灾急赈会[11];画家俞剑华慨然将雁荡山写生作品百余件全数助赈[12]。在这场特大水灾中,书画界人士共同努力,成为民间社会救助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疾苦。

在近代的赈灾济困活动中,美术界之所以积极参与,成效显著,除了各美术团体的有序组织外,与一些领袖人物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分不开。吴昌硕是公认的海派绘画领袖,面对各种天灾人祸,其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与和领导沪上书画家的慈善赈灾活动。如1917年冬,直隶、奉天百余县遭灾,饥民数百万,吴昌硕马上和王一亭合作《流民图》义卖赈灾。1919年秋季,豫鄂皖苏浙5省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山洪,百余万灾民流离失所。吴昌硕和王一亭再次合作《流民图》画册,印刷出版,义卖所得钱款全部赈灾。1925年8月,年届82岁的吴昌硕还拖着病躯参加湘灾书画赈济会,拳拳爱心,令人动容。

以实业家而兼书画家的王一亭,更是当时美术界公益慈善活动的一面旗帜。他曾任中国济生会会长、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委员长等职他先后捐资兴建了孤儿院、残废院、习益工厂,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一位大慈善家。如1919年河南发生殃及十多个县的大水灾,他马上组织书画家投入义赈。1920年,大江南北水旱交替,灾民达千万人,以王一亭、徐乾麟为主持的中华慈善团及时设立了湘陕闽浙筹赈处,组织上海各界救济灾区。1921年夏,连苏浙皖一带暴雨成灾,他又紧急动员,出任赈务主任投身救灾。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他闻讯立即动员海上赈济部门为日本灾民筹集物资,并亲自担任“日灾义赈会”副会长。1931年夏,江淮大水灾,他更是不顾自己年过花甲,夜以继日地奔波赈灾,体现出一种以苍生为己任的大爱风范。

正是在吴昌硕、王一亭这样的领袖式人物的积极倡导和率先垂范之下,近代的书画家在赈灾济困方面“相当的努力”,《申报》等报刊媒体上不绝如缕的相关报道即是明证。

除了以书画作品义卖的形式筹募款物,赈济灾民外,美术家们还用自己手中的画笔摹写灾区及灾民惨状,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灾民生活更多的同情与关注。《流民图》就是艺术家们最为常见的艺术创作题材。1917年,华北等省水灾,王一亭画《洪水横流图》,题曰:“洪水横流田变海,哀鸿遍野起悲号。天心果欲留人种,忍见饥民负母逃。世间祸福凭人造,后果由来先种因。自古济人还自济,快将衣粟济饥民。近来京、直、奉、河南、四川等省,洪水暴发,灾区之广,灾民之苦,为数十年所未有,顾降灾虽由天心,而救灾端赖于人事。兹将灾情绘成此图,以供诸君子一鉴。”1931年的大水灾,王一亭除了积极筹划领导慈善赈灾活动之外,还亲作《流民图》两幅。一为屏条,上绘汪洋一片,被溺者或仅露头顶,尚在呼援者;或业已气绝,浮于水面者;高处直立一人,俯视水中惨状,双眉紧锁,束手无策。画上题字为:“今年各省水灾奇重,流离失所,不知凡几,恳求有力者发心捐助,广种福田。二十年八月白龙山人写。”二为立轴,约长四尺,上绘溺于泽国者数十人,均已气绝;远望水中,露出大树之顶,上栖七八人,鹄面鸠形,并抱有孩子,孩作啼哭状。画上题字为:“雨雨风风蓦地起,霎时水涨没楼台。无衣无食兼无仕,鬻女与男啼哭哀。大陆胥沉民命悬,何人有力能回天。而今种福收成易,试买千金续命田,辛未秋,各省水灾,为写流民图,白龙山人。”[13]以艺术的直观的方式反映灾民的苦难,目的是为了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灾荒的足够重视与关注,使灾区黎民可早日得到救助。

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频仍发生的水旱灾害,神州大地灾黎遍野,哀鸿声声的惨状,深深地刺痛着书画家们的心灵。谢公展题画曰:“食尽菜根食树皮,苍生万千尽流离。能将十石丹青买,福慧双修不算痴”;陆丹林题画曰:“万木枯,菜根绝,哀鸿嗷嗷,我心恻恻”;谢玉岑题画曰:“树老余生意,菘肥发晚香。眼前堪一饱,残墨是仁浆”;王师子题画曰:“洪水汛中国,人民痛析离。菜根何可得,万树早无皮。”[14]其悲天悯人之情,跃现于笔墨之间,至今读来,往昔灾民生活的悲苦之状依然令人揪心,而近代书画家们关怀灾黎的殷殷恻隐之心,也足让人肃然起敬。

二、晚清民国时期美术家对兵燹战乱的救济

频发的自然灾害,原本已使脆弱的小农经济不堪重负,而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兵燹匪祸,更是加重了人民生活的苦难,尤其是30-40年代的日寇入侵,更是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外敌当前,美术家们基于民族大义,以同仇敌忾之心,精诚互助之志,积极投身于抗战宣传和救济国难的运动之中。“国难方殷,吾辈书生,既不能投笔从戎,上马以杀贼,愧煞须眉,唯有将箧中藏画百幅,悉鬻值,捐助军饷”。书画家们不仅以优秀的艺术作品来唤醒民众,鼓舞士气,振奋民族精神,更是积极开展书画义卖,捐款捐物。1931年12月,王一亭与何香凝等绘画界人士一起发起筹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并发表宣言,谓:“日本帝国主义者袭我辽吉,陷我黑龙江,扰吾津沽,浪人横行于都市,此而不抗,何以图存,将历年所作,举办展览,标价出售,所售之款供反日扶伤工作之费用,望文艺名流,慨捐笔墨,共挥鲁阳之戈,奠以精诚之石,即日始征集画件,发行销售券。”[15]王一亭与何香凝、柳亚子等10余人当场认购200张销售券,计6 000元。此种救济活动,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灾难救济,而是被提升到救国保种的高度,因而号召力极强。

为支持抗战,救助难民,全国美术家积极行动起来,筹办国难画展。画家马孟容于1931年12月2日《申报》上登载《捐画助黑记》一文,倡导捐画以助抗日之师;何香凝女士慷慨出己作之书画并征集各家墨宝,1931年12月在沪举行展览,以所得之资,移作创办妇女抗日救护养成班之用[15]; 1931年12月29日《申报》登贺天健所撰《救济国难书画展卮言》一文,响应何香凝义举与倡议,称:“我书画家虽以个人主义自矜,而至亡国丧邦之时,其痛苦则未异于人也。何香凝女士适自西欧归,发起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海上书画家皆被邀参与,一时景从,有若万流归海,何女士令人景慕一至于此,抑亦共赴国难,人同此心乎!”1932年12月17日,陈天啸国难画展在宁波同乡会开幕,展出作品两百余件,由上海各慈善团救济东北难民联合会派员主理抽签定画之事。为鼓励其弘扬艺术,努力救国之精神,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致函奖励,并题“爱国精神”四大字。于右任、蔡元培、叶恭绰、吴稚晖、朱家骅、陈果夫、王一亭、陈树人等社会名流亦题词支持[16]。

“七七事变”后,日寇加快了侵华步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面对此情此景,书画家们不仅以手中的画笔揭露日寇之凶残,描绘敌占区人民生活的疾苦,而且积极筹措钱物,支援抗战,赈济难民。如“七七事变”后,沪上书画家捐赠作品,举办慰劳华北将士书画展[17];“八一三事变”后,沪上书画家捐赠作品与藏品七百余件,举办慰劳前线将士忠勇抗敌书画展[18];1939年,上海美术名家200余人,集结精品2 000余件义卖救难。以画“白菜”著称的郑午昌,1944年在上海永安公司举办“郑午昌卖菜画展”,画价以画中的菜数论,一百幅展品一周内便销售一空,义卖所得,悉数捐给赈灾单位[19]235。

抗战时期,美术界人士与政府部门及慈善组织通力合作,协调行动,相继成立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组织,积极开展抗战宣传与救济国难,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生活的困苦。

三、晚清民国时期美术界赈灾济困活动的背景与动因

美术界赈灾济困等慈善事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战乱不断,灾荒频仍造成了近代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流离失所,辗转沟壑,生活在死亡的边缘,迫切地需要社会救助。然而,近代以来,兵革屡兴,吏治腐败,政府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浩繁的军费支出已是无以为措,遑论赈济。与此同时,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绅商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为近代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这是近代美术家群体赈灾济困活动日趋活跃的历史前提。具体来说,近代美术家群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动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熏陶与影响。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慈善观念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也是近代慈善家走上慈善道路的思想动力。事实上,近代美术家们参与社会救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

近代社会的动荡与苦难,诸多美术家都曾亲历亲闻。如著名书画家吴昌硕,17岁时遭遇太平军攻浙及清兵追剿事件,为避兵祸举家逃亡,多位亲人于兵荒马乱中死去,且逃亡中他又与家人失散,独自度过了近5年的流亡生涯,饱受饥饿与离乱之苦。这段酸楚的生活,令其终生难忘,“骨肉剩零星,流离我心苦”即表达了他对这段苦难岁月的深深记忆。也正因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他对灾民生活的疾苦才能感同身受,故而甘心为之呼吁奔走。美术界的大慈善家王一亭,少时家贫,依靠堂舅父的资助才得以入塾读书。后为生计所迫,到“怡春堂”笺画店当学徒,幸得儒商李薇庄和画家任伯年的赏识与提携,对他今后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贫寒的出身,贤者的帮助,使其深受传统善风熏染,这也是其以后能以“济人亦自济”的感恩之心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思想动力。

其次,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艺术市场的繁荣,书画家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提高,为他们参与社会救助提供了可能。近代国门洞开之后,中国社会经济急遽转型。上海由一滨海小县迅速发展为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其特定的商业社会环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书画家前去寻求发展的机会。正如张鸣珂所说:“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于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20]142随着艺术市场的不断扩大,艺术品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鬻书鬻画成为书画家赖以谋生甚至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尽管书画家的收入是按件计酬,因而很难确定他们的具体收入,但还是有研究者通过统计与比较研究认为:海上书画家的平均收入及生活水平高于当时上海市民的平均收入与生活水平,尤其是一些资历、成就、名望较高的大家、名家,润例收入相当可观[21]。正因为书画计酬已是被书画家和社会广泛认可的普遍现象,所以每遇灾荒之时,书画家通过书画义卖以达到赈济灾民的目的才能得以实现。

再次,借助赈灾救荒等慈善事业,树立美术家良好的社会形象,扩大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推介自己的功利目的。总体上说,美术家靠鬻书鬻画,其收入及生活应能达到中等阶层的水平。但由于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等因素,美术家的生活来源并不稳定,甚至时而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况。书法家李瑞清曾描述其在上海开润鬻书的境况:“寒家几四十人,恃贫道一管以食,六年以来,困顿极矣。……有一日而得数元,数日而不得一元……十余日来,无一元之收入,自顾不暇。”[22]83即便是吴昌硕这样声名卓著,作品风靡一时的大家,有时也会大发生活艰辛之叹:“卖字我亦笔已秃,一日仅饱三餐粥。墨饮一升难鼓腹,犹自开口笑向天。”且不说吴昌硕诗中有无言过其实之处,但他时而需要接受王一亭的接济却是事实。知名如李瑞清、吴昌硕者尚且如此,一般美术家以书画为活之不易可以想见。置身于商业背景之下,他们必须利用一切条件将自己推介出去,如请大家名流介绍提携,在报纸杂志刊登润例广告,或是举办画展等等,都是宣介和推销自己的重要手段。

美术家积极投身于各种赈灾义卖活动,他们的助赈润例广告屡屡见之于报端,他们的作品频现于各书画筹赈展览,显然有助于扩展其知名度,有助于树立其良好的社会形象。可以这样说,“书画家订润助赈既是社会行为,又是商业行为。订润助赈活动既解了灾区燃眉之急,同时又为书画家们日后的市场行为积累起了社会效益的‘资本’”[21]。基于此,近代美术家们在赈灾救荒的同时,亦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推介自己的功利目的。

事实上,是否勇于社会担当,是否关注社会民生,是否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慈善之心,对美术家在社会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有着极大的影响。如王一亭乐善好施,他的作品亦受到了国内外收藏家的喜欢。日本关东大地震,因在物质与精神上不遗余力地支持与慰藉,王一亭在日本赢得了“王菩萨”的美誉。故日本的书画家和收藏家到上海,“总以能见到王一亭为荣,见到王一亭,如果求不到王一亭的画,那有如进入宝山空手而归,无以炫耀亲友”[23]。王一亭及其作品之所以受到如此欢迎,与其热心赈灾救荒的慈善行为不无关系。

总之,作为近代风云动荡的社会里逐渐成长起来的一支文化力量,近代美术家群体不是沉浸于寄情诗酒、吟风弄月的悠闲生活,而是紧握时代命脉,将艺术活动与慈善事业密切结合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他们广施博济,恤贫救难,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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