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摘要】民国时期，华北地区水旱虫灾频发，其直接后果就是粮食减产或绝收，致使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到天津城市的粮食供应。为了维持稳定的粮食市场，灾荒期间，政府委托商会组织粮商持照调运粮食，期间发生的运输问题、各地留难问题均由商会负责协调，商会在粮食调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政府从税厘和运费方面优惠商人，以便于粮食调剂。天津粮食市场整合的绩效显著，一方面平抑了粮价，稳定了市场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政府和商人合作，各自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达到了双赢，可以说是官商合作的成功范例。

【关键词】民国；华北灾荒；天津；粮食市场 l 中图分类号 15 一 09 ; Ko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459(2006)02-0069-09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水旱虫灾频发，灾害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生产的严重受损，粮食减产或绝收致使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到城市的粮食供应，本文旨在探讨 1912 一 1936 年期间华北的自然灾害与天

作者简介任云兰（ 1964 一），女，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职博士生

津城市粮食市场的联动以及灾荒期间天津城市的粮食市场供应。 ①

天津是中国北方的通商大埠，居民十之八九都从事工商业或就职政府各机关，民食所需均仰给于各处，有的在区域内调剂，有的在区际间调剂，也有一部分进口粮食。“粮食在天津商业中，占一极重要之地位，国内外之粮食皆以此为集散地，华北数省之丰歉盈细，亦均赖此行运调剂。” ② 天津粮食交易市场，有西集北集和河坝三处，西集在御河沿岸的永丰屯，主要交易由御河、下西河及津浦路运进的粮食；北集位于西河沿岸的大红桥西，多售上西河、北河及京奉路运进的粮食；河坝交易由海路轮运至天津的粮食。

天津粮食输入途径可分为民船次车大车及轮船四种。民船运入者又分为卫河（从河南道口经山东临清到天津的水路，道口到临清称为上河，临清到天津为御河）洒河（西河分为上西河和下西河，上西河为保定府河和大清河之总称，下西河为滤沱河径阳河之总称，又名子牙河）、北河（运河诸河之总称）、东河（即金钟河）及海河五路。河南北部、山东西南部及河北东南部粮食均由卫河输运进津，粮食品种有麦压米、高粱、小米、大米厦类、芝麻等。西河主要输运河北中南部（大名府以外）完唐满城及琢抹雄、霸新城容城汝新次安大城一带的粮食，粮食品种以玉米、高粱、芝麻、小麦和稻米为主。御河和西河是天津粮食的重要来源地，这些粮源地收成的丰歉，足以左右天津粮食市场。北河主要输运通州永清香河一带的豆类，数量不多。东河主要输运三河、宝低、玉田、宁河一带的小米、大米等粮食。海河主要输运天津附近咸水沽葛沽、小站一带的大米等粮食。火车输运路径以天津为中心分为北铁路、东铁路和西铁路三线。北铁路指京奉路京津段，由丰台转运京汉线新乡、卫辉以北及京绥铁路沿线所产之粮食，其中由京绥路运进者较多，粮食品种有河南省的小麦及河北省口北（后归察哈尔管辖）察哈尔馁远的小麦、小米和高粱。东铁路指京奉路天津至奉天段，主要输运东三省的高粱小米和小麦。西铁路指津浦路，主要输运安徽扛西、湖南、江苏所产之稻米及皖苏北部和山东所产之小麦压米、芝麻厦类。大车输运的主要是天津附近各地所产，为数不多。轮船输运者以稻米为大宗，大多由香港止海运入，由安东次连着口等埠运进的多为玉米、高粱、小米、小麦厦类等。 20 世纪铁路开通以前，输运粮食以水路为主，随着京汉（ 1905 ）、京奉（ 1907 ）、正太（ 1907 ）、京张（ 1909 ）、津浦（ 1912 ）等铁路的开通与延展，到二三十年代粮食运输除轮运外越来越依赖铁路，如 1922 年由常关进口的粮食共计 781 万担，其中由火车运输的达 58 . 8 % ，由民船运输的达 39 . 9 ％。 ③ 运至天津的

① 关于民国时期天津的粮食市场，在当时曾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出版了相关调查报告，如《天津市社会局面粉业调查报告》 ( 1932 年）、董昌言编《天津面粉工业状况） ) ( 1932 年）、方显廷《天津之粮食业及磨房业） )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编《经济统计季刊》二卷四期， 1933 年）、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天津调查分部编《天津粮食业概况） ) ( 1937 年）近几年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日本学者滨口允子的《华北城市的粮食供给结构 ― 以天津斗店为中心） ) （《城市史研究》 21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樊如森的《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 ) （《中国农史舱 003 年第 2 期）这些研究成果对正常年份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本文的创新点是试图探讨华北腹地的自然灾害与天津城市粮食市场的联动以及灾荒期间天津城市的粮食供应

② 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天津调查分部：《天津粮食业概况》， 1937 年，第 4 页

③ 《津埠粮食交易状况》，《益世报》 1928 年 l 月 8 日一 17 日； ( （天津粮食市场概况》，《工商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五号， 1929 年 8 月，第 32 弓 4 页；平绥铁路车务处编：《平绥铁路沿线特产调查） ) , 1934 年，第 3 一11 页.

粮食，除天津市消费外，其余或直接或经过加工供应近郊及北京、冀东。据 1938 年的统计，供应各地的比例分别为本市 54 ％近郊 14 ％、北京 17 ％冀东巧％。 ①

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大致包括河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和京津二市，区域内流贯水系以黄河梅河滩河和滦河为最大。在历史上，华北地区的水旱灾害非常严重，春季干旱，影响农作物及时播种，夏季多雨，洼地积水成涝。西部高原山地如山西省多干旱，东部平原地区如河北省地势极为平坦，由于河流泛滥沉积物分布不均匀和河流沿岸的自然堤以及人工堤坝的阻塞，形成了许多排水不良的洼地沼泽和浅湖，常常出现洪涝灾害，尤其是位于九河下梢的天津经常在雨季发生严重水灾。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灾害有增无减，成为“饥荒的中国’， ② 的一个重要区域。在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比较严重的几次灾害有： ( 1 ) 1911 －一 1912 年的水灾。 1911 年春顺直及保定西南各属夏粮本已因天旱歉收，孰料夏秋之际顺直鲁豫边属之上西河不西河、北河、东河御河一带又多淫雨为患，洪水成灾。永定河、南北运河先后决口，“即漫水未到之地，数被狂风骤雨，禾稼摧残沥水亦多为灾。， , [ ' ] ( P631 ) 天津“滨河各州县禾稼多被水淹，村庄遍成泽国”。「 2 】（ P2015 ) ( 2 ) 1917 年水旱灾。 1917 年京裴一带先是遭遇旱灾，继之又遭特大水患，被灾之重为数十年罕见。据统计，京直被灾 103 县，被灾村庄 17646 个，被灾人口达 5611759 人。［ 3 ] ( P3392 一 339 。（ 3 ) 1920 年北五省旱灾。这是继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以后的“四十年未有之奇荒”，灾区 317 县，灾民 2000 万人（也有 4000 万一说），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二，死亡 50 万人。 ③ （ 4 ) 1924 年水灾。本区域除山西省以外有 136 县被灾。 ④ 仅直隶地区淹没区域就达 11500 方里，农田被毁面积达 8800 余方里，人民流离失所者达 150 万人，直到翌年初，仍有 2000 方里浸在水中。 ⑤ ( 5 ) 1928 －一 1930 年西北华北大旱。这次大旱灾以陕西为中心，波及本区域的山西柯北柯南、山东以及西北数省，并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荒。冀詹橡晋被灾县达 276 个。到 1930 年，旱灾有所缓解，但本区域仍有巧 O 县被灾。这次旱灾还伴随着虫灾，在有水灾的地方还伴随着雹灾。大旱之后必有大涝，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931 年后直至 1935 年本区域又是连年水灾，各年被灾县数分别是 191 县习 9 县、 163 县、 112 县和 205 县。 ⑥

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灾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影响了农业生产。据统计，华北水灾损失 1917 年为 1 . 69 亿元， 19 抖年为 1 . 2 亿元， 1929 年为 0 . 5 亿元， 1939 年为 7 . 27 亿元。 ⑦ 如果加上旱灾、虫灾及其他灾害，那么，灾区损失就更加巨大。对农村来说，灾害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耕地面积缩减，粮食减产或绝产，引发饥谨。 1933 年晋冀鲁豫四省的耕地面积比 1913 年分别减少了 7 . 8 ％至 13 ％不等。［ 4 ] ( P8 一”）这除了灾害的影响外，灾荒期间农民大量离村就食致使土地荒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

① 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结束办事处驻津办事处印行， 1 男 8 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1994 年，第 151 页。

② walter H Mallory , chin 。： Land ofF 二 ine , AmericanGe 吧 raphieal soeiety , N , York , 1926 该书由中国华洋义贩救灾总会秘书马利瑞撰写， 1929 年有上海民智书局中文译本作者认为“饥荒是中国主要问题之一”，因此称中国为“饥荒的土地”，参见该书英文本书名及前言。

③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三联书店， 1961 年，第 31 页灾民 4000 万一说出自杨端六《饥谨之根本救济法》，《东方杂志） ) t 第 17 卷 19 号， 1920 年，第 9 页

④ 根据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 371 一 84 页附表 I 统计，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

⑤ 《天津海关十年报告） ) ( 1922 - 1931 )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 5 期， 1980 年印，第 86 页

⑥ 根据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 371 一 84 页附表 I 统计，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 ⑦ 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办公室编印： ( ( j 可北省水灾历史资料辑》， 1964 年，第 83 页

素。 1922 －一 1931 年山东向东北移民的狂潮使“成千上万的田场被抛弃了，甚至全村荒废了。， , ［习（ P638 ) 1920 年左右，冀鲁豫三省的离村率达到 3 ％一 2 . 8 ％不等。［ 6 ] ( Pl42 ）农村经济凋敝，大批农民破产。

灾荒给城市造成的影响一是大批灾民的流入，一是粮食价格的飘升。而且这两个因素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大批灾民流入城市，加剧了城市的负担，使本来就飞涨的粮价日形见升。城市居民人心恐慌，生活日窘。

每逢灾荒年份，天津城市粮食异常紧缺，市场供不应求，粮价高得惊人。 1911 年“顺直各属被灾’，致使当年及次年“京津米粮昂贵”。 13 ] ( " 1638 ) 1917 年水旱灾害以后，京津“粮价继长增高，莫可遏止， … … 自非有大宗粮石陆续运往，则粮价终无平落之望。， , [ 3 ] ( " 1700 ) 1920 年旱灾以后，虽然运粮达数万吨，但‘京裴一带粮价并未大减” , L3 ] ( " 1728 ）引起了督办裴辅贩集事宜处的关注。 1924 年水灾后又加之兵灾，交通受阻，致使天津各面粉厂“粉价陡涨，屡有缺乏之虞”。［ 3 ] ( Pl767 )

从农产品批发物价年指数来看，粮食价格的涨落与华北地区灾荒的发生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北京:统计出版社,1958年,第12页表改编。

从表中可以看出， 1917 年、 1920 －一 1921 年价格指数较前几年为高， 1925 －一 1930 年的价格指数则是这一时段最高的时期，而这几年恰好是华北区域灾荒频发的年份。

从主要粮食价格来看，也呈现相似的连带关系。天津粮食市场民国初至 1916 年红麦价格为每石 6 元多，最高 6 . 35 元， 1917 年的价格涨到 7 . 94 元，较 1916 年（ 6 . 33 元）上涨了 25 % ；此后价格有所回落，到 1919 年跌到 5 . 94 元， 1920 年灾荒发生后又猛涨到 8 . 14 元，较上一年上涨 37 % ，此后几年价格一直没有回落到 1920 年以前的水平而维持在较高水平，最高时的 1929 年甚至达到 11 . 38 元，直到 1931 年才又回落到 9 . 72 元。

城市中下层平民日常食用的玉米价格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走势。 1916 年每石元玉米价格为 5 . 09 元， 1917 年涨到 5 . 13 元，涨幅不大，只有 7 . 8 % ，到 1920 年灾荒期间就涨到了 6 . 41 元，较 1919 年（ 4 . 13 元）涨幅达 55 % , 1922 年和 1923 年价格有所回落，到 1924 年又达到了 6 . 17 元，此后一直居高不下，直到 1931 年以后才有所回落。其他粮食品种的价格走势也大致如此。【 7 ] ( " 159 一’ 60 )

粮食价格的涨落，除了与区域内发生的灾荒有关外，还同全国粮食产量乃至整个世界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状况，国家对粮食市场自由流通的支持与抑制，交通运输的便利与阻滞以及商人对粮食的囤积和对粮食市场价格的垄断等都有关系。至于这其中哪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 1924 年秋直隶各县相继决口，秋收无望，因此粮食价格上涨。但不久，由于受江浙战争的影响，商旅裹足，银根奇紧，商家不得不减价争售以资周转，因此粮价又形跌落。但很快直奉战事再起，东北军队云集天津附近，军需供应紧张，粮价又呈涨势，在这一两个月中，粮价几起几落。再如 1931 年到 1935 年这一时期虽然连年灾害，农业歉收，但粮食价格反而有所降低，如上表所示， 1931 年以后，农产品价格指数有明显的回落。这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及其后遗症一＝‘谷贱”及粮食进口量的增加有关系。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司马迁在《史记 · 夏本纪》中就说过：“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指出了各地粮食调剂的必要性。由于粮食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许多朝代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很重视民食，对粮食产量津良食贸易动向津良食价格变动及其原因都很关注，乾隆皇帝甚至在策试天下贡士时，亲自面询有关粮食贸易的各种问题。【 “ 】（ Pv ）每遇灾荒年份，皇帝也往往有减膳和禁止酿酒的法令。

民国时期，由于灾害无常，丰歉不定，各省及各区域之间粮食运输殊多困难，“甲省之米输向乙省，其难不舍登天，洋米虽远道而来，而转易如反掌。， , l " ] ( P84 ）各地方屡有遏果之举，如在清末制定的《运米出省章程解口《稽查私运米石章程》 ① 到民初延续下来，有的省份禁止米粮出口，有的即使没有完全禁止米粮出省，也做出了种种限制。如 1912 年《江苏运米出省章程》就规定外地粮商运米出省除有原省都督咨文并呈明采购地点、运输工具等以外，还要交纳特捐一元。【 3 ] ( " 1654 一’ 655 ）奉天则规定除黄豆、黑豆、芝麻等与民食无大关碍的仍准照常购运外，其余稻米小麦、大麦面粉粟米、高粱压米一律禁运出口。 13 ] ( P 1643 一 1644)

虽然地方有遏果之举，但国家对粮食流通还是采取保护政策，尤其是在近瓷地区粮食恐慌更受到中央政府的关注。 1911 - －一 912 年水灾引发的粮荒就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国务院所属财政部还专门电告江南各都督晓谕本地粮商自由运米到京，以“济民食”而“增商利”。［ 3 ] ( " 1648 ）到 1933 年行政院则有《流通国内米麦令） ) ，鼓励粮食流通，规定各省禁运一层由中央政府决定， l ' 0 ] ( P59 ）也就是说各省不能自行遏制粮食出省。有的学者也主张，“通令各省凡生产自给有余之粮食，除严禁出洋外，在国内流通不得遏柒”。 ②

除了颁布鼓励粮食流通的政策以外，到灾荒年份，政府也从税厘和运费方面优惠商人，以便于粮食调剂。 1911 －一 1912 年水灾后，交通部规定，所有粮商购运粮食前往京津保三地，铁路轮船运费照正常运价的九折核收，为期 3 个月，从 1912 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1 日。但由于粮价仍未回落，当期限未满时，又将运费减低，改为七五折，期限为从 7 月 11 日到 9 月巧日，各项税厘暂免征收。期限将满之

① 该二章程规定，无论何时，除特别规定外，均不准运米出省参见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第 174 页。

② 陆精治：《中国民食论》，上海启智书局， 1931 年版，载《民国丛书》，第五编（ 34 ) ，上海书店影印，第 400 页

际，鉴于各地粮价仍未大减，再次将期限推至 10 月 20 日，优惠条件同前，并分别通知津浦凉奉、京汉三路遵照办理。「 3 ] ( " 1649 ）同时，从水路运输者也援照铁路减收车费章程，按七五折征收。【 3 ] ( " , 658 ) 1917 年水灾后的京津粮食运输所有税厘减半征收。 ① 1920 年，平果米麦运价按普通运价的七五折核收，小米压米高粱、山芋等粗粮五折核收。【 3 ] ( " 1718 一’ 72D ) 1924 年水灾后，由京汉、京奉、津浦、京绥四路运京的整车粗粮，其运费按五折核收，限期为两个月，后又展限两个月。 ② 1929 年《铁道运输灾区商运粗粮减价条例椒定，运往灾区的整车粗粮运费按正常运价的五折核收，并免除所有铁路附加捐。 ③

此外，民国时期，每逢灾荒，政府往往也限制粮食消耗量大的酿酒业的发展，如 1920 年大旱灾之后，内务部颁布了严禁酿酒的通令； 1931 年江南大水灾期间，国民政府行政院“为节省食粮消耗起见”颁布了禁止酿酒的法令，直到 1933 年才解除此令。「’ 0 ] ( P63 一 64 )

政府鼓励国内粮食流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荒的加剧。中国疆土辽阔，今年甲地荒歉而乙地丰盈，明年有可能甲地丰盈而乙地荒歉，若能将全国粮食市场统成一盘棋，使全国粮食市场形成一个整体，则国家就可以从宏观上调控全国的粮食市场，调剂有无，解决粮荒。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从总体上对于粮食这种重要物资的控制就很有必要，而单纯的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就有造成粮食市场混乱的危险。事实上，国民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正是从这方面考虑的。灾荒期间限制酿酒业的发展也是为了节约粮食，因为酿酒业是一个粮食消耗量很大的行业，据估计，该业每年消耗粮食约在 5000 万石左右，如果将此用于救灾可养活灾民 1800 余万人，「’ 0 ] ( P63 ）因此，灾荒期间对酿酒业的限制也不失为政府解决粮荒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天津粮食市场整合措施之一：区域内及区际间的粮食调运

市场整合是指粮食由粮价低的地区流向粮价高的地区，使两地粮价逐渐趋于一致或基本一致，传统时期国家的仓储系统成为这种整合的主力，即所谓“均输法”。 ④ 到民国时期，民间的力量逐渐强大。所以，民间组织商会及商人成为粮食市场整合很重要的力量。民国灾荒期间，区域内或区际间的粮食调运大多由商会组织。粮荒发生后，政府组织平柒局，委托商会具体主持和管理。组织平果首要的问题是粮食来源问题，粮食源自市场，这时商人调剂有无的作用显示出来。为便于管理，政府往往委托商会组织粮商调运粮食，由商会负责发放到各地采购粮食的护照，商人依据该护照到指定区域与地方长官或主管机关联系购粮事宜。指定区域即允许采粮的省份，一般是粮食输出省份或本年度没有重大灾害的地方。资金准备或由商人自备，或由银行借垫。如 1917 年水灾后天津商会在采购粮食时，就从直隶省银行挪借银两 40000 元。「 3 } ( " 1684 一’ 685 )

粮食购妥以后的运输问题也常常由商会来协调。这一时期，虽然交通有所发展，水陆两便，但由于战事频频，交通常常梗阻，商人采买的粮食常常积滞采买地，所以粮食的运输也成为一大难题。 1917 年天津粮商采购的积存在津浦路沿线各站的大米等有 201477 包，面粉 33450 袋，油 316000 斤，总值共计 1707670 元。 13 ] ( P , 699 , ' 7 伍一’ 7 既） 19 抖年天津粮商在东北等地的存粮达到了 43 火车 1290 吨。「 3 ] ( " 1765 ）在此情况下，天津商会积极协调交通部调拨车皮，“以裕民食，而维商业”。「 3 ] ( " , 698 ）此外，天

② 《运京粗粮减费再展限》，《益世报》 1925 年 2 月 19 日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 （第三辑） , （农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第 1098 一 1100 页

④ 参见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第 166 页

津商会还派人到积存粮食各地，协调商人间的运输顺序。如 1920 年积粮北运发生困难时，天津商会派代表到津浦路各站“监视发运”，将各粮商积存的粮食依序编号运达天津。【 3 ] ( " 1713 )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天津商会在灾荒期间粮食调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区域内和区际间的粮食调运以外，从国外进口粮食也是粮食市场整合的措施之一。民国以后，尤其是 20 年代以后，随着进口粮食的增加，中国粮食市场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粮食价格的波动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丰歉有着内在联系。

从全国市场来看，正常年份进口洋米需求最多者为粤，其次为闽浙沪，再其次为本区域内的河北、山东需求量不大，每年仅需要二三十担。【川（ P72 ）由于北方人喜食面食，北方地区进口粮食以小麦面粉为主。如 1922 年天津进口面粉占到了全国面粉进口总额的 44 ％。［ 4 ] ( " 158 ）每逢灾荒年份，往往有大批进口粮食输入。如小麦进口在民国初年仅数千担， 1921 年以后由于华北灾荒，进口突增，接近 10 万担，到 1922 年突破 100 万担，到 1931 年和 19 犯年又分别增加到 2700 万担和 3000 万担，创下了抗战以前洋麦进口的最高纪录。「 4 】（ " 138 ）就天津而言， 1917 年水灾后，大米进口比上年增长 116 % ，面粉进口增长 887 % ; 1920 年旱灾后大米进口比上年增长 529 % , 1922 年又比上年增长 55 ％。 14 ] ( " , 29 ) , [ ' 2 ] ( " 63 )

日本学者滨口允子认为，在 30 年代，华北地区尤其是一些主要城市，作为粮食的消费城市不仅要依靠华北及华北以外的农村，而且卷入了对外经济关系之中。 ① 此论有一定的道理，世界经济与粮食市场的运行情况会对华北城市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就拿 1931 年来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全球性的“谷贱伤农”也影响到了天津粮食市场，造成粮价回落（参见上引农产品批发物价指数表）。从这个角度讲，天津粮食市场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华北城市粮食市场虽然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但对世界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却不高。就天津而言， 1936 年天津粮食市场 51 ％来自附近腹地， 42 . 2 % 来自上海及东北方面的转入口，外国进口只占 1 . 8 ％。 ②

灾荒期间粮食调运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据不完全统计，在 1911 一 1912 年直隶水灾期间，仅天津粮商就从各地购粮 630880 石， ③ 购粮品种有高粱、玉米、小米、小麦、稻米、豆类等，主要是高粱、玉米和小米等粗粮。主要来源地是奉天的新民泞帛州镇安，河南的彰德卫辉；怀庆箱阳馗口驻马店新乡，山东的德州平原、禹城，山西的大同、阳高、丰镇、太原、榆次等地，此外，直隶的宣化、怀安、张家口及安徽的芜湖等地也有少量购进。高粱和玉米主要来自奉天和山西，小米主要来自山西，小麦主要来自河南和山东，稻米来自河南和安徽。最多的一次购粮 10 万石，最少的仅 1000 石。购粮时间

① 滨口允子：《华北城市的粮食供给结构 ― 以天津斗店为中心》，《城市史研究） ) ( 21 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第 136 页。

② 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结束办事处驻津办事处印行，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1994 年，第 152 页

③ 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 ( 1912 一 1928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 哭年，第 1664 －一 1667 页原文为 620880 担，根据笔者重新计算，实际应为 630880 担

主要集中在 1912 年 5 石刀、 10 月份，这恰好是国务院规定的运价优惠的时段。［ 3 ｝〔 ” 1 蒯一’ 667 ) 1920 年旱灾以后，天津粮商共 14 批赴奉鲁苏皖吉哈等地购粮销往天津、北京、济南、芦台、沧县等地，总量达 2025748 包又 5000 石。 13 ] ( " , 739 )

随着粮食的大量运进和灾情的缓解，粮价逐渐有所回落，市场趋于稳定，天津市场红麦价格由 1917 年的每石 7 . 94 元回落到 1918 年的 5 . 99 元和 1919 年的 5 . 94 元；高粱价格由 1917 年的每石 4 . 53 元回落到 1918 年的 4 . 23 元，由 1920 年的 5 . 86 元、 1921 年的 5 . 29 元回落到 1922 年的 4 . 79 元，由 1925 年的 6 . 54 元回落到 1926 年的 6 . 47 元；元玉米价格由 1917 年的每石 5 . 13 元回落到 1918 年的 4 . 90 元，由 1920 年的 6 . 41 元、 1921 年的 6 . 07 元回落到 1922 年的 5 . 07 元，由 1925 年的 7 . 67 元回落到 1926 年的 6 . 8 元；元小米价格由 1917 年的每石 6 . 93 元回落到 1918 年的 6 . 41 元，由 1920 年的 7 . 69 元、 1921 年的 7 . 79 元回落到 1922 年的 6 . 79 元。［ 7 ] ( ”巧 9 一’ 60 ）灾荒过后，粮价虽然有所回落，但从总体来看，基本上呈现上升的趋势，直到 1931 年以后才大幅回落。

俗语云：“仓凛实而知礼节”，这简短的七个字道出了粮食供应充足与社会秩序稳定的密切关系。“饥谨之年，天下必乱；丰收之岁，四海承平”。 ① 在丰衣足食的年代，人们相安无事，而在饥荒年份，“有忍饿自杀者，有弩子女为奴蝉者，有转徙流离葬身沟壑者，有不甘饿死流为盗贼者。” ② 对社会秩序影响最大的尤数饥荒导致人们道德失范，以动物的活动方式来满足自身的自然性需要，人的活动降格为动物行为，人性退化为兽性，如偷盗抢掠、弩妻卖子人相食。

灾荒期间，粮价飞涨，贫民受害最深，饥饿之中，难免挺而走险。“灾民本是好百姓， … … 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个死，作贼亦不定。地方扰乱，关系匪轻，到那时有饭吃的人亦不得安生。” ③ 这首《灾民叹》虽是劝人们行善，但也表达了对灾民可能引发社会骚乱的担忧。民谚“二八月打雷，遍地出贼”和“蝗虫蝗虫，流贼先锋”形象地揭示了灾害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灾荒期间，天津虽然没有象长沙那样发生大规模抢米风潮，但天津“华洋杂处，良荞不齐，”即使治安状况较好的租界也未能幸免遭窃，“连次发生抢案”，甚至张敬尧之弟张敬禹家也被盗匪劫走金银细软及现洋共约 3000 余元。 ④ 此事虽引起了警察厅的关注，但窃盗之案屡有发生，报纸也屡有饥民抢食的报道，因此警厅不得不告示商民“夜晚务将大门关闭， " “切勿于夜晚上房乘凉以致巡逻误认为贼开枪射击，致有性命之虞”。 ⑤ 这说明灾荒期间社会处于失范状态。

大批粮食运进之后，为了防止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行为，对于粮食价格实行限价，由商会会同各相关同业公会，监督各米面铺，限制涨价，稳定市场。平巢粮食为饥饿的平民百姓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加上地方警力的全力警戒，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粮食市场，减少了社会动荡的不安定因素。

从灾荒期间粮食调运中可以看出，政府和商人双方互相合作，各自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达到了双赢，可以说是官商合作的成功范例。

① 黄泽苍：《中国天灾问题》，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第 57 页。

② 杨端六：《饥懂之根本救济法》，《东方杂志》， 17 卷 19 号， 1920 年，第 9 页

③ 李琴湘：《灾民叹》，《社会教育星期报） ) l 921 年 4 月 3 日

从政府方面来讲，它组织平果，花费了一定的资金，虽然赔垫不少，但其贩灾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治压力，稳固了政权。

从商人方面来讲，他们利用灾荒期间市场粮食短缺这一机会，既可以帮助政府解决饥荒问题，自己也可以从中渔利。商人的主要责除是调剂有无并从中获利。但民国年间，由于各地关卡林立，捐税重叠，所以商人辛苦经营的结果也许一无所获，甚至亏累不堪。而在贩灾期间，政府规定的运价折扣和税厘减免等优惠条件，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事实也证明，运价优惠期间，粮食运输非常活跃。如前统计， 1912 年天津粮商购粮时间主要集中在 5 石刀、 10 月份，共购运粮食 600800 石，占全年购运量的 95 ％有余。【 3 ] ( " ，蒯一’ 667 ）这一时段恰好是国务院规定的运价优惠时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样大量的粮食购运除了气候的因素以外，与运价优惠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民国时期的粮食流通属于市场运作，但国家并没有放除不管，而是从政策上、管理上监控着商人的行为。如委托商会发放运粮护照，无护照者禁运；指定购粮区域，不能随意采买；规定税厘、运价减免的额度和期限；报部核查购运数量等等，无不体现了政府的监控。对地方政府或政府委托的商会，粮商要向其报明购粮的种类数目她点、经过路线及起卸处所。 L3 ] ( " 1762 一’ 763 ）同时，政府规定，商人不能囤积居奇，粮食价格要由商会与有关同业公会协商订出。总之，虽然说是自由贸易时代，但政府给予商人的并不是无限制无约束的自由，特别是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的流通，政府从政策、规章制度等宏观层面上进行着必要的调控。从民国时期的情况来看，这种调控在灾荒年份，对粮食市场的有效运行起着正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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