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永1, 2

(1.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2.内蒙古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北疆史研究中心,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文章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9年5月

作者简介：于永(1964-),男,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摘　要]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政府和社会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救济工作,灾民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自救措施,但是由于政局动荡等原因,救灾效果很不理想,饿殍遍地、人民流离失所。本次旱灾救济工作,在防灾方面的教训是能够抗御旱灾的水利设施严重废弃,面对旱灾,广大人民束手无策;同时由于政局动荡等原因,民间存储虚空,无力应对连续四年的大灾。在救灾方面的教训是政府忙于战争,无心也无力救灾;交通不善,严重地制约了救灾工作的开展,土匪横行既加重了灾荒的程度,也限制了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20世纪20年代;绥远;旱灾;教训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范围波及全省,受灾人口达到149万余人。政府和社会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救济工作,灾民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自救措施,但是由于政局动荡等原因,救灾效果很不理想。总结本次灾荒的发生及其救济工作,有以下教训值得吸取。

一、防灾工作薄弱

天灾无常。绥远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十年九旱,必须有较强的防灾抗灾意识和能力,才能抗御天灾侵袭。随着清朝覆灭,国内军阀混战,边疆局势动荡,到20世纪20年代,绥远地区的防灾能力消磨殆尽。

(一)能够抗御旱灾的水利设施毁坏殆尽

绥远地区,河套是水利最发达的地方。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美誉。即使周围地区遭受严重的旱灾,河套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利灌溉设施,也能够避过灾难。例如, 1891-1892年(光绪十七和光绪十八年),北方数省遭受特大旱灾,“归绥道七厅及蒙旗大饥,赤地千里,死者枕藉,野无青草,有食人肉者”。“惟有后套一带,赖有水渠浇灌,人有积粮,无乏食逃亡者”[1]。清朝末年,贻谷奉命放垦。放垦的同时,贻谷把地商的渠道收归国有。从1903年开始,进行了全面的浚修,使后套原有的农田水利工程,灌溉、排水、防汛三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

进入民国以来,内治不靖,军阀纷争,河套地区,新的水利设施无进展,旧的水利设施开始破败。1919年5-10月,潘复率河套勘察团,奉令调查河套水利及垦务,对于绥远地区,调查了前套、后套和三湖湾,得到的印象是前套纯系旱田,无需灌溉;三湖湾水利尚属起步阶段,只有小干渠3道,仅百里;后套自民国以来,土匪骚扰,垦户逃避,千里为墟,“原有各渠无人挑修,以致日益废弛,节节淤积,年淤一层,共约七八层。每层自四五寸至尺许不等”[2]186。八大干渠中,只有“缠金纳流通畅,义和次之,余皆淤断。其他小干渠,亦淹没过半”[2]6。后套地区渠道淤塞的结果是,“水不敷用,垦地逐渐荒芜。及民国五年,浇地仅五千顷;六年减至四千顷;七年又减至三千五百顷”[2]168。后套耕地总数有9 700余顷,到1918年,灌溉面积只有总数的1/3强。此种情形到20世纪20年代末并无改变。1929年有记者评述河套水利,“五原有八渠,全淤者五,半淤者三”[3],其结果在大旱的1928年,“五原临河两县少有收成”,水利设施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4]。大黑河流域的水利情况同样如此。据1929年调查,大黑河流域水田仅有2 000余顷,而实际可以开发水田面积约有一万三四千顷,已开发者仅有1/6[5]。

河套地区降雨量少,农田所依赖的就是渠道。浇水就成膏腴,不浇水就成石田,有“不靠天吃饭”的谚语。既然渠道失修,耕地得不到浇灌,农民也就失去了依靠,束手待毙。不用与现在比较,仅与光绪十八年比较,相同的灾年,不同的结果,其教训昭然若揭。

(二)兵匪骚扰,致民间存储一空,灾难袭来,无力自救

1926年, 10余万国民军兵败西撤,“海漫漫的土默川,到处是散兵游勇。他们村村有、户户住地往后套(现巴盟)西去,这伙刚走,那伙又来,从秋天直到深冬,人吃马喂,支差应事,没完没了地勒索”[6]。沿途乡村,损失巨大。此事件,时人称为“过国民军”。尾随国民军而来的奉军、晋军,一切供给均取自地方,民间供应耗繁,不堪重负。呼和浩特东郊太平庄乡五路村是一个很具体的写照。1926年8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兵败经过五路村,过了约一个多星期,“磨下的米、面全被吃光,牲口全被拉走”。西北军走后,奉军来了,“顿顿吃白面,用莜麦喂马”。奉军走后,晋军骑兵一部驻扎在五路村,军差负担沉重。年终结算,村民每亩地所摊费用多达6 000余钱,比从前的2、300文涨了20余倍。“五路村一向不存余粮,经过数年的驻兵,早被榨得血尽毛干”。1930年春,全村有1/3的人家断粮,即将断粮的也有1/3,出现了冻死、饿死、卖老婆、卖儿女的惨状[7]。

除了军队合法的勒索外,还有遍地的土匪,肆无忌惮地抢掠、糟蹋。哪个村子遭到土匪骚扰,哪个村子就沦为贫穷,就失去了抗御天灾的能力。家住萨拉齐的韩振誉回忆,其家曾经是20口左右的中等生活水平的大家庭,有耕地的骡马3头,四五个劳动力。1925年旧历2月间,刘喇嘛的土匪百余人闯进村里,把3头骡马一起抢去,放了火,勒索了500元现大洋,从此这个家庭破产了,开始逃荒[8]。1926年中秋,匪首陈德胜率2 000多人拥入固阳县城公开刁抢欺压百姓。把田间割倒的庄稼或者喂马,或者当柴烧。并把囤积窖里的粮食洗劫一空[9]69。1927年,五原、临河地区稍有收成,萨、托、固、包各县人民纷纷弃家就食,不料匪首赵半吊,竟将该处存粮付之一炬,意图胁民为匪。饥民不死于故乡,而死于中途者,不可胜计[3]。1928年7月2日至14日,和林30余村遭受兵匪抢劫,损失财物百万元[9]86。

1929年,《大公报》记者评论,绥远省“向为产粮极富之区,民多盖藏,埋粮于地,虽经一二歉岁,不至成灾。乃自战事缠联,官兵则征求无已,土匪复罗攫一空”[3]。周颂尧也在《绥灾视察记》中分析:“绥远地方虽属文化落后,人民大都从事农业,加以户口稀少,平均每方里不及一人,生活程度是很低的,每年收获存储的粮食,往往足够数年需用。不想民国以还,内地多故,不遑边谋,坐至绥远土匪蜂起,俶扰不宁。”“又当那内战的时候,官方需款甚多,顾不得人民的困苦,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还是不能够用,便把人民存储的粮草,尽数的勒索而去,仍不足兴,又把那车马牲畜,搜刮无遗。人民已无处生存,及至一遇荒歉,如何不成奇重的灾呢”[10]2-3。“历年存粮,则因三年迭遭匪祸,均被掠夺无余”[11]。

也有个别地方,如清水河与东胜,地方贫瘠,农民平日就有防荒的准备,以窖存粮食自救,饿死的人很少[12]。

(三)鸦片播种面积挤占了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保障受到威胁

民国时期,绥远地区是重要的鸦片产区。鸦片的高额利润驱动人们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根本没有粮食危机意识。民国初年,萨拉齐县每年就有9 000余亩水田及5 000余亩旱田种植鸦片,自归绥至百灵庙,除了草和鸦片外,极少能见到庄稼。1915年,托克托县鸦片种植面积在500顷以上[13]。杨植霖回忆自己的家乡:毕克齐是土默川最富庶的地方,是土默特旗主要产粮区,但是“大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去一半好地”[14]29。1920年后,当地政府在归绥西菜园一带选用好地,大面积种植鸦片。攸攸板水地很少, 1923至1924年间,烟亩也较前多了起来。1927年,归绥县知事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种植鸦片的浊浪再次掀起”[15]。

绥远旱灾成荒以后, 1929年春,救灾机构人员总结灾荒的教训时,认为种植鸦片是造成该地区灾荒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本省对于播种鸦片,应该绝对严行禁止。因为本省土地,水田少而旱田多,而鸦片一物,又非水地不能种。若水地尽种鸦片,则一遭旱灾,旱地五谷绝种矣。本省去年被灾之原因虽然多,而未禁止种鸦片,亦是酿成灾荒原因之一。故今年为了防患于未然,不可不加以注意”[16]。

(四)仓储荒废

据文献记载,清代归绥地区有常平仓和义仓。民国以来,动乱频生,无人经理,各仓多有荒废。在归绥市,清朝曾经在归化城建有储谷51 200石的军需仓和储米2 000余石的土默特仓,清末罄数发放。1925年,绥远都统李鸣钟将部分仓廒拆建民乐市场,余者年久失修,不能储谷。归化城的常平仓能储谷30 000石,光绪二十六年赈灾发放无存后,再未积储,廒间院落,于1915年、1916年被都统潘矩楹改建为监狱。包头县于光绪十三年七月以旧军营改建成丰备仓一座,廒间储谷于光绪十八年灾荒时悉数放赈,此后仓廒为风雨侵毁坍塌。清水河县在乾隆二十七年曾建有常平仓,额储30 000余石,咸丰十年运抵宁夏充饷后,再未补充;附设的义仓两廒积谷曾经达到一万余石,宣统三年赈灾发放8 000余石,剩余的2 000余石在1927年放赈。萨拉齐常平仓额储30 000石,光绪三十二年既无储谷,仓廒坍塌无存。托克托县有军需、常平二仓,原来各储谷10万石,至光绪二十二年只留有2 700余石,民国后仅存580余石,均发霉变质,被变卖成现银1 200余两, 1921年挪作清乡及学校费用; 1923年尚存仓廒10座50余间, 1929年作价4 000元绥钞充作地方教育费用。和林常平仓建于清乾隆二十八年,至清末坍塌殆尽,民国初年,除1廒外,其余被改建为学校[17]163-174。

二、内争不已,当局无意救灾

20世纪20年代,正是国内军阀混战之际。各派政治军事势力为了在混战中取得胜利,根本无心也无力组织救济工作。从1926年到1928年底,绥远地区的旱灾救济工作处于放任状态。

(一)很长时期内,赈灾机构虚设,政府无意救灾

1926年底,归绥道尹公署成立了全区赈务处,但是,拿不出东西,仍然由“绥远旱灾兵灾救济会”做实际工作。“绥远旱灾兵灾救济会”也只有不到两万元的救济款。国民军西撤后,晋军控制了绥远,商震任绥远都统,“根本不关心受灾人民,而是从增加捐税、种植鸦片、清理余荒、夹荒的收入,来养活一万多穷兵和一万余饿匪。救济会向都统署要求筹拨赈粮,筹借牛犋和籽种,呼吁肃清土匪,建议暂缓加税、种烟和清丈土地,均置之不理”。难民们因此聚集在归绥郊区孤魂滩**。1927年7月,晋军宣布参加蒋介石组织的二期北伐,与奉军作战。“晋军非但无人关心受灾人民,反而征要给养车辆”。1928年2月,奉天的归绥道尹刘廷选成立了绥远赈济会,把“绥远旱灾兵灾救济会”的人调去办公。但是奉军不给现款,由东北拨运米粮,由于军运繁忙,无法运到绥远,实无赈济可言[12]。即使到了灾荒非常严重的1928年,一些地区仍然无视赈灾工作。《大公报》记者揭露:“丰镇知事和克俭组织衙役队10余队,每队设队长一人,由本地老吏及地痞充任,向乡村强迫预征收1929年的钱粮,和早已经豁免的1927年的钱粮。”[18]

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发起的二期北伐结束后,阎锡山彻底掌控了绥远, 1928年9月,李培基任绥远临时区政府主席;不久,又改任徐永昌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主持绥远政务。此后,政府的救灾工作才比以前有些起色。1928年12月17日,成立了绥远省赈务会,徐自己兼任主席,民政、财政两厅长和地方人士郭像伋为常务委员,下设事务、执行、监察三处。执行处分为筹募、调查、放赈、采运、保管、工赈、平粜等七组。采运组正副主任常住大同和丰镇。潘秀仁、赵允义被派到天津和沈阳,尹光宇被派到北平,阎继璈和阎伟在南京,均作为绥远代表,向各方面求援。

(二)军阀割据与混战阻断了物资调度

绥远地区与内地唯一便捷的交通就是平绥铁路。但是由于军阀之间的战争,铁路主要承担了军运的任务,客运和货物运输被挤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筹集到的很多赈灾物品,无法运到灾区。

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绥远考察后,一个重要的印象就是向灾民运输赈济物资困难重重。“军阀混战,铁路被破坏,向灾民提供救灾物资的通路也随之堵塞”。“救援饥民的工作人员,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运送救灾物资”[19]。“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对方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扣留”[20]。

1929年,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李宗仁之间酝酿战争,平汉和津浦路的车辆都被军队控制起来,平绥路的车辆大都被奉军带往东北,剩下的也由晋军调到平汉和津浦两路。雁北灾情较绥远轻,赈务会在大同、丰镇购买了11 000吨粮食,由于没有车辆,运不到绥远包头发放和平粜。结果归绥的粮价比大同、丰镇高出许多,归绥小米每石要三元五六角,而大同和丰镇的小米只有二元四五角[21]。1929年春,绥远省赈务会要求平绥铁路管理局增拨车辆运输赈灾物品,平绥铁路管理局回复:“敝路对于该项赈粮运输,自应尽力援助,以解倒悬,奈承军事之余,机车缺乏,且多损坏,现在全路机车不过二十辆,能供使用者尚不及半数,军运客运,胥赖于此。自入冬以来,机力减缩,而各项军运,又复增多,此处未竣,彼处继起,供不应求,应付为难,以至各站货物雍滞,绥远粮食,亦未能如期运往。言念及此,歉疚良深。”[22]结果, 1929年,东北方面给了赈粮5 700余石,由于运输困难,只运回了一半。

阎锡山统治华北四省两市之后,赈灾物品的运输状况稍微有所改善。阎锡山任用班廷献为平绥铁路局长,除了客货运费加一成作为赈款外,由每天行驶一次的混合列车拨出两辆货车(载重80吨),专门给华洋义赈会运粮。后来,又由徐永昌向阎锡山硬要了4辆共80吨的车皮,作为赈务会的运粮专车。这样,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春天,抢运了9个多月,从大同丰镇只运回赈粮和平粜粮食4 900余吨[12]。

(三)土匪横行严重妨碍了救灾工作

绥远地区虽然地处边陲,但是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局势丝毫不逊色于内地。与政局混乱相伴生的是土匪横行,使绥远的人民,在天灾之上,又加了一个匪灾,真正是天灾人祸,交相为用。既加重了天灾的程度,也严重地妨害了救灾工作。

包头地区, 1927年底至1928年春,满泰镇守时期,政局平稳,社会尚属安静,商业活动能够正常开展。“新疆甘肃及各蒙古旗,商务活动,五原临河粮船往来,路途商人自由行走,市面不显荒年。自满泰离包,商路断绝,五原临河每发一粮船,王英军队截流粮三十石,往来商船出护送费若干,此种军队,名护路队,车驼出护送费,均有定章,因此商路不同,行人裹足”[23]。土匪洗劫商船事件时有发生,《大公报》载:“有骆驼队自宁夏来包,所载货物有皮毛食米等物,被匪徒抢劫一空。有船数百艘运粮来包,匪徒勒索每船一百元后,又从事劫掠,杀死船工多名。某船船员全部遇害,船只漂流而下,已经冻在河中。”这种劫掠活动,严重地限制了正常的商业活动,商人裹足不前,就更难以做到粮食的互通有无。

土匪肆虐,是村民背井离乡的直接原因之一。绥远匪首赵半吊子(赵青山),曾经被满泰收编为绥远骑兵二师,自1927年冬至1928年春为害各县。1928年12月1日,攻陷萨拉齐大岱村,村民死伤无算,房屋焚烧过半。在各村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各村居民纷纷逃入有军队驻防的察素齐镇,原有居民不过400户,至1928年底已经逃至万余人。吴干粮及小股王元有杨老九翟和庆等匪首,出没在归绥和林托县萨县之间。各股均有匪徒二三百人,东打西窜,南追北逃。人民受其扰害,苦不堪言。此外三五成群,相机而起者,几乎遍地皆是。

[参　考　文　献]

[1]　苏希贤.清末民初的河套水利家—王同春[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巴彦淖尔盟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1989.

[2]　潘复.调查河套报告书[M].京华书局, 1923.

[3]　绥远灾情及救济办法[N].大公报, 1929-05-17.

[4]　绥赈会之灾情报告[N].大公报, 1929-05-22.

[5]　调查大黑河原委及灌溉现状[J].绥远省政府秘书处.

绥远省政府年刊: 1929年, 1930.

[6]　张志炯,等.我们家的变化[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土默特左旗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土默特文史资料:第3辑, 1993.

[7]　刘映元,忒莫勒.五路村史话[M] //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内蒙古文史丛刊, 1997(5).

[8]　韩振誉.我经历过的民国十七八年特大灾荒[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呼和浩特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组.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2辑, 1983.

[9]　呼和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绥远大事记专辑[M]. 2004.

[10]　周颂尧.绥灾视察记[M].绥远赈务会印, 1929.

[11]　绥远灾情[N].大公报, 1928-12-21.

[12]　屠义源.绥远政坛见闻琐记[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我的经历见闻.内蒙古文史资料: (31). 1995.

[13]　张建军. 20世纪20年代绥远地区烟毒概况述论[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1).

[14]　杨植霖.青山足迹———杨植霖回忆录[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5.

[15]　王再平.鸦片在归绥[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呼和浩特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组.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6辑, 1993.

[16]　绥远赈灾及防灾计划[N].大公报, 1929-04-23.

[17]　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第9册[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18]　丰镇勒缴钱粮[N].大公报, 1928-08-12.

[19]　埃德加·斯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M] //刘立群.斯诺在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20]　埃德加·斯诺.死亡和捐税//刘立群.斯诺在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21]　赵国鼎.世远堂旧话[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我的经历见闻.内蒙古文史资料: (31). 1995.

[22]　绥远省救死事业[N].大公报, 1929-02-23.

[23]　绥西一年未雨之大旱灾[N].大公报, 1928-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