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与中国近代灾荒

孙语圣

（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文章来源]中国农史2010.3

[作者简介]孙语圣（1967-），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摘要】《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轨迹和难以计数的事情，灾荒问题也是其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从《东方杂志》对近代灾荒问题的深切关注、对近代灾荒原因的思考、灾荒的影响、解决灾荒问题的对策与建议等方面，整理出《东方杂志》与中国近代灾荒之间的关系，也是对近代杂志史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东方杂志》；中国近代灾荒；社会问题；社会变迁

《东方杂志》（简称《杂志》）曾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目前，学术界对《东方杂志》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据笔者初步统计，自1979年至今，共发表相关文章数十篇。这些研究囊括从《杂志》的内容到形式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文化思想、社会以及创刊历史、办刊特色、办刊理念等。关于《杂志》与近代灾荒问题的探讨，在上述对《杂志》的“经济”、“社会”研究中，或多或少有所涉猎，专文仅段艳兰的《〈东方杂志〉与近代灾荒》（《科技信息》2008年第25期）。该文对《杂志》关于近代灾荒及相关问题的报道、灾荒成因作了概述，但内容过于简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其实，《杂志》对中国近代频繁而又严重的灾荒非常关注，充分利用自身期号多、栏目多、作者群实力雄厚、影响力大等特长，运用征稿、约稿、转载、译载、编辑者自我创作等多种形式，对中外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国内问题作全方位的报道。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杂志》刊登的关于中国近代灾荒、灾害的文章总数在100篇以上，涉及瘟疫、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霜灾、蝗灾、火灾、兵灾等灾种，对灾害问题的聚焦集中在灾害状况、灾害影响、灾害原因、救灾方策与措施等一系列方面。

一、对灾荒灾情的深切关注

灾害、灾荒的发生和演化，报纸等近代大众传媒一般能做到及时报道，并跟踪事态的发展变化。相比之下，杂志要稍逊一筹。但《杂志》还是以“内外时报”“、农村写实”“、最录”等专栏，采用作者投稿、征文、转录国内他刊、翻译外国期刊等形式，对中国近代的各种灾荒予以及时关注，将灾情信息传达给读者、社会和政府，以引起世人的注目、思考，进而希望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和对策。

（一）瘟疫

1911年，东北三省发生重大瘟疫，《杂志》于同年刊登《万国防疫记》一文，对东北疫灾死亡人数、流传速度、防疫对策等进行报道。就瘟疫传染之起源、瘟疫传染与时间地域之关系、瘟疫与动物之关系、城镇村市染疫之情形、瘟疫与气候干湿寒温之关系等进行研究。[1]《追记满洲防疫事》这篇译自美国《世界杂志》的文章，追述了两位美国医士冒险来华研究瘟疫，设立临时医院，说服中国人对病死者进行尸检的经过，而且寻找到了瘟疫的传播源为海獭，铁路运输是造成瘟疫迅速散布的主要原因，咳嗽是传染的媒介，并“由此引起华人医理上之进步”。[2]

在瘟疫中，因肺痨“为害之烈甚于刀兵饥荒”，“世间百病，莫烈于肺痨”，所以《杂志》对于肺痨传播和预防非常关心，在第14、15卷中登载4篇相关文章，其中2篇是转引他刊。文章介绍肺痨的传播方式和病人应注意的事项，认为中国城市街道的拥挤、肮脏、住房的狭窄等最易于引发肺痨，指出身体的强弱、饮食的好坏、运动与否、工作环境的优劣等都与肺痨有关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引起人民之自觉心”、预防肺痨的重要办法。[3]

1917年11月，肺炎疫发生于内蒙古、山西，疫疠沿津浦铁路迅速窜至山东济南、安徽凤阳，甚至江苏南京。《杂志》于次年初即刊载俞凤宾的译作《山西肺炎疫之蔓延及预防法》，该文提出肺炎疫的预防简法。[4]同时将上海工部局卫生处预防肺炎疫警告10条英文原稿译出附于文后，以警醒读者。接着，《杂志》又刊发俞凤宾的另文《避疫面具之制法及用途》，详细介绍防疫口套的制作方法。[5]在同卷中，《杂志》转载美国益立诺大学医科教授兑维斯在美国《科学》杂志的文章《下等动物与人类疾病之关系》，介绍犬、牛、马、豕、羊、猫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所传递的各种疾病及传染机理，指出“……个人之卫生，饮食衣服房舍之清洁，与遵守公共卫生局之章程等，为预防传染之要著”。[6]这些卫生知识对国人非常有用。作者还建议将比较病理学，列为大学正课。

（二）水旱灾害

水灾和旱灾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最频繁、最严重的两大灾种。《杂志》对此予以极大关注，自第14至33卷各期号中先后刊发水旱灾害的文论约20篇，有旅途灾情见闻、有学者社会调查、有译自外文的灾情评论、有对灾民死亡流离的悲鸣、有对人民和官员迷信救灾的无奈与批评等。

1934年的旱灾和1935年的水旱灾害，因其严重性，自然逃不过《杂志》敏锐的眼睛，达生的《灾荒打击下底中国农村》一文，记述了1934年旱灾的情形，“损失在十万万元以上”，“受影响者几近国民三分之二”。因为缺乏有效的救灾方法，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和“顺从民意”的政府当局，又开演了一幕幕求神、念佛、断屠等求雨活剧。作者对此大加抨击。1935年水旱交作，损失惨重，几与民国二十年相等。难宾的《本年水灾概况及中央救灾办法》详介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河北等9省的受灾县数、受灾面积、受灾田亩、农产损失价值、灾民数目等，提出了具体的救灾措施。[7]

张培刚的《民国二十四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介绍1936年长江、黄河流域8省的受灾面积、灾民数、农作物受灾成数、损失价值。他说：“我国是一个在灾荒中度日子的国家，隔不到一年两年便有一次大旱或一次水灾，而虫害、风雹等灾更是屡见不鲜的事。这种灾害损失的程度愈到近年愈巨。其结果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的衰落，而更招致农民的贫困与流亡。”[8]

灾害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关系最为密切、直接。可贵的是，1927《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全部改版，出版了“农民状况调查号”专辑，登载系列农村问题的文章，共37篇，其中专论14篇，单列的“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栏目征文节录23篇（内容涉及全国23县），广泛介绍全国各地农村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农民生产和消费、农民的衣食住行、农民的租税负担、农村疾苦、农民金融流通情形、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农村教育、农村妇女的婚姻、农民组织、民风民俗等，其中就包括灾害、灾荒。

1935年，《杂志》第32卷第2、4、6、8、10、12、18、20、22、24号，开设“农村写实”专栏，刊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来稿共49篇，1936年第33卷第2、4、6、8号，“农村写实”登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来稿16篇，介绍各地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地理环境、土地租佃关系、高利贷、田赋、农副业生产情形，其中也包括灾荒。

（三）农林灾害

农林灾害主要包括蝗灾、滥伐森林、水土流失等。金陵大学农林科教员邹应宪在《杂志》第13卷第5号中说：“夫为农民之患者，不仅亢旱与淫潦已也，害虫病菌，为患亦深……小民终岁勤动，胼手胝足，所获无多。而病菌与害虫，又从而夺之，岂不酷哉？”[9]

水旱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1929年植树节，中山大学德国籍教授芬次尔在中山大学发表《中国森林问题》的讲演，讲稿刊登于《杂志》第26卷第6号。他说，砍伐森林“将为中国莫大之害，如山陵侵蚀，土壤损坏，河底淤积，因而航程为之阻碍，水灾为之酿成”。“此种灾害，自为人民所熟睹，然彼等竟不知毁坏森林，即为此种灾害之由来，亦可怪已！”[10]

胡学愚将译自美国《评论之评论》杂志的《重栽中国森林论》，发表于《杂志》第14卷第1号，他借用外国人的说法，说“亲睹各地森林之缺乏，山泽之荒芜，为之触目惊心。内地乡村惟坟墓庙祠间，有森林以为拱荫。此外绝少树木。甚至有历数百哩之遥，而未睹一树者……江河涯涘，不栽植物，驯至水旱频仍，饥馑洊至，民不聊生”。[11]

李寅恭在《中国森林问题》一文中具体讲述了森林对稳定气候的好处，指出“吾国农村破产，原因复杂，筹救济之者今渐渐有注意农作改良水利兴办交通设计，未尝非倡导农村复兴中之所有事项。但累稔以来，中央林政当局，对于全国林政设施之计划，迄少远见与负责之表现”，[12]此话切中要害。

近代中国是一个“蝗灾笼罩下的中国”。蔡斌咸从《时事新报》、《新闻报》、《申报》、《农报》、《大公报》、《东南日报》、《昆虫与植病》等报刊摘录了1934年各地对蝗灾严重性的报道资料。

此外，《杂志》还近代的兵灾匪患、日本的地震灾害等作了记述。

二、对中国近代灾害原因的思考

频繁而严重的灾害、灾荒，不仅时人有切肤之痛，即便后人在翻阅史料时也唏嘘不已。笔者查阅《杂志》，有不少于20篇文章对当时的灾害、灾荒原因，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审视、疑问、思考，在今天看来也很有见地和启发意义。

（一）政局的紊乱

1925年，《杂志》以“内外时评”的栏目，报道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等五省的灾荒。对于灾荒的原因，作者将其归诸军阀混战的结果，“近年来，军阀构乱，匪患不除，以致人民元气大丧，实为促成灾荒的最大原因”。作者认为，若想根本救济灾荒，除修理河道，改良农业之外，尤有一点不可不注意：就是设法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过，作者又慨叹“在这个兵匪横行、民生倒悬的情势之下，要做到这个地步，可信其绝对的不可能；我对于五省的灾况，认为使人最可痛心不已者，也就在这一点”。[13]

1931年大水灾的当年，沈怡向《杂志》投递《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一文，指出“民国以来，水患之多，其原因能谓为非由于内争得乎？故欲去水患，惟有求国家之长保太平，庶几建设事业，可以顺序进行”。他严厉批评晚清以至民国政府对长江流域大肆围垦的乱作为和不作为行径，建议政府与私人把侵占之地，无论是否合法取得，凡与治水计划相抵触的，均应还之于水，沙田局的事务，也应移归主管水利机关办理，“以期工作之不相矛盾”。[14]沈怡的言论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从行政管理的紊乱分析该年大水灾，无疑是正确的，其言论较具典型意义。

（二）林业的不兴

森林植被保护程度和水旱灾害的关系非常密切。《杂志》对中国近代林业不兴的报道较多。《杂志》在光绪三十一年转录《大公报》的《论林业与水旱之关系》，作者认为“林不兴……日曝愈久，土质愈枯，旱魃之灾由是而作矣。有森林……水蒸汽愈多……非徒森林有以自养，且其余润所及，百谷咸赖以生成，万汇悉资其滋长”。故曰森林可以免旱灾。而且普植森林，既可以消弭天灾流行之患，也可获取经济的价值。[15]

1917年，《杂志》将胡学愚译自美国《评论之评论》的《重栽中国森林论》一文刊发。文中说到中国“各地森林之缺乏，山泽之荒芜，为之触目惊心……江河涯涘，不栽植物，驯至水旱频仍，饥馑洊至，民不聊生”。考其所以成灾，“则江河两岸，不栽森林，实其间接之原因……内地水道，因两岸不栽林木，故旱时则干涸，雨季则泛滥，于农事上，于灌溉上，于交通上，障碍殊多……山陵植木既少，泥土受水流冲积，积沈江河之底，渐次增高，遂使水势无由宣泄，因而横决”。所以，中国各大川流“，冲决溃散，无岁不有”就不奇怪了。[16]

中华森林会会员凌道扬，也是在1917年寄文《杂志》，说到该年粤、直、湘、鲁、豫、鄂等省暴水为灾，认为“山崩土陷，堤决川泛，虽属一时之暴雨所致，淫霖为患，而缺乏森林，实为最大之一原因也”。[17]而且，凌道扬在文中还详细分析了“森林有保护泥土之能力”、“森林有节制河流之能力”的科学道理，让读者耳目一新，增长了知识。

皮作琼的《森林与水灾》，针对“我国自古至今，费无数人的思想，投无数的资本，牺牲不可思议的人力来治水，结果水灾反日重一日”的怪现象，说这里面没有旁的缘故，“归根结底闹三四千年，就只怪一个森林与水灾的关系没有弄明白”。[18]文章进一步从树冠、树根、树干等三个方面分析森林对防止流沙、防治水灾的作用机制。读者阅览此文后，想必能切身感受、相信森林对治水的重要性了。

（三）卫生的不讲求

近代中国可以说是个传染病的国度，传染病种类多、流行性很强、疫死人数众多，而且，其他灾害的发生，会引发和进一步加强传染病的流行面、流行速度和疫死率，使瘟疫呈大规模爆发态势。近代国人缺乏讲求卫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也缺乏相应的卫生基本知识。对于后者，《杂志》在20世纪10年代就集中转录、征求了一些文章，向读者介绍医学的重要性和传染病的种类、传播媒介、预防的方法等。

在录自《大同月报》的《人生健康之论究》一文中，说“医学与吾人之关系更为紧要，无论何人，不能不听其教训。况医学之宗旨，在保护吾人之身体。吾人应知凡人之幸福，全恃乎身体之强弱。可吾人对于医学，可不大加注意耶。现今之人，对于医学，或不如化学等科之重视，亦大可虑之事，而亟应戒除者也”。[19]斯论极是，言之有理。

在日常生活中，传播疾病的媒介往往是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动物，如苍蝇、蚊子等。译自日本《理学界》杂志的《蝇与传染病》，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蝇的生活习性、传播传染病的主要种类、传播疾病的机理以及危害。[20]

鼠疫对近代中国人民生命的戕害非常厉害，而“欧美各国之鼠疫，侵袭难而消灭速，因其有清洁之习惯及善良之房屋街衢故也”。[21]此论较切合中国当时的实际。言下之意，中国人民无清洁的习惯和较好的居住环境，所以鼠疫较易流行。

疟疾也是中国人常染的之一。录自《青年进步》的外人著述，则向国人说明了易患疟疾的原因“：病症之主因，固为病菌，而吾人体力，所以不能抗拒此病菌之故。则先有其内病，如分泌闭塞……低洼沼泽之区，易令人罹疟疾者……次则机能中缺乏液体，亦能致疟。更有饮食过度，胃部滞积，多服咖啡酒精卷烟吗啡浓茶等物，以及忧伤疑虑，优游怠惰，均能斫丧元神，予病菌以可乘之机。”[22]

此外，诸如水利失修、兵灾匪患、社会经济的落后等，都是导致和强化灾荒的因素，《杂志》对其也作了论述。

三、对解决灾荒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对灾荒问题的关注、论证灾荒的原因、分析灾荒的影响等，都不是《杂志》关注的焦点，《杂志》编辑、刊发灾荒一类的文章，大都将落脚点放在解决灾荒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上。

（一）临灾治标与灾后治本之策

近代每逢重大灾荒，都有相关人士或组织撰文提出临时的治标政策和灾后的治本政策，像1920年华北旱灾、1934年旱灾、1931年江淮水灾等重大灾害的救治，《杂志》均录用著名专家学者的相关专文，既反映社会对灾荒救治的意愿，也为政府救荒提供决策之资。

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于树德在《杂志》第17卷第20、21号接连发表《农荒预防与产业协济会》及续文，认为“预防农荒，大约不外乎两者方法”，一是技术上的方法，如植树造林、改良农具肥料种子、掘井排水等；二是经济的方法，如设农业银行、成立产业协济会（合作社）等。在作者看来，“以经济的方法为重且急”，[23]组织贩卖、购买、金融、产业协济会，在农业生产资料采购、农作物加工、金融借贷、调节物价等方面的功效，不仅限于防止饥馑，“其效果更要高出预防荒年若干倍”。[24]这掘井排水等，就属于治标之法，造林、设立农业银行和产业协济会，即属于治本之法。

1920年旱灾时，董时进也在《杂志》同卷发表文章《论旱灾救济》，批评政府的敷衍了事，“救济之法……吾以为一方急救燃眉，一方尤宜妥筹善后”。除放赈外，须限制贩运、宰杀役畜，劝导农民保存农具，采办役畜、种子、农具等，务使农民速归故土耕种。他建议用以工代赈办法植树、开凿沟渠、掘井等，还提出“旱农法”的耕作方法。[25]

1931年大水灾发生时，以讨论现代经济问题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改进为宗旨的中国经济学社“，鉴于人民之水深火烈，困苦颠连”，在该会年会上提出“救灾分治标与治本二端”。其中，治标政策7项：向多国购粮，以免他国垄断抬价；调查灾区损害状况与全国粮棉存量；减免灾区田赋房捐；补种农作物；延付赔款，办理工赈；工赈以统一水利行政、灾民恢复家园等为主要目标；减免赈灾物品税课及运费。治本政策也是7项：禁种烟苗，增加五谷种植田亩；实行救灾资金法；规复积谷款项；移民垦殖；改良农业；提倡造林；办理盐垦。[26]该文刊登于《杂志》1931年第28卷第22号上，对国民政府的救灾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1934年旱灾，冯柳堂给《杂志》撰文《旱灾与民食问题》，转录了湖北救济民食四项治标办法，另外，作者认为灾后民食还应注意如下问题：各县应将存粮和缺粮数量、救济方法，及时汇报于省，作为救济之张本；各省应订立调节民食临时处置纲要，征发屯粮，抑制高抬，公定市价；政府斟酌灾情，举办贷赈、工赈、施赈，不使灾民饥饿、流散；采买外国食粮，应采相对的输入许可制，不使新谷登场，米价低落，粮农受损；由政府通盘筹划，调剂粮产丰歉不均状况。[27]

（二）淮河治理问题

灾害中的很大部分是水患和干旱，故治水或兴修水利极为重要，也是灾荒时论中屡被提及的内容。近代中国的几条著名大河常发水患，尤其是淮河。1855年，黄河北徙“，淮遂大病”，全淮流域无年无灾，无灾不酷“，灾情之重，全球罕见”。因此，《杂志》对之关注非常，刊录了张謇、柏文蔚、徐寅亮、曹树铭、沈百先等中外著名导淮专家的文论共计约11篇。

这些文论主要围绕淮河水患原因、导淮的必要性、治淮方略等问题展开论述，重点是关于导淮路线的论争。《杂志》中较早出现治淮的文章，其作者大概要数张謇了。他于1906年即在《杂志》第3期发表文章，指出淮河“所以被害之故，在治河之臣，止治（黄）河而不治淮，河流挟沙，扼淮之吭，日垫日高，淮益缩弱，一遇盛涨，惟有横决”。并同意丁显的复淮、浚河、以工代赈的方案来修治淮河。[28]

录自丙午年(1906)十一月十五日《中外日报》的文章《论政府急宜助成导淮入海之举》，说“江北川渎，久被堙淤……若犹因循不治，仅顾目前之苟济，纵能尽保灾民之残喘，而灾祸之来，羌无穷期”。文章说“，今黄河既久北徙，漕运复取便海道，则导淮之策，毫无阻挠，诚为天授之时”。至于经费，劝募不足，政府宜尽力补助。[29]

至于如何导淮，《杂志》刊录的文论基本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就宏观而言，录自《时事新报》译载的美国赤十字社来华技师詹美生的报告，对淮河流域的灾区面积、人口、地势、气候、雨量等水文情况和沭河、沂河、淮河、大运河等河道情形进行实地的考察，探讨黄河、淮河与洪泽湖的关系，对黄河、沭河、沂河、淮河、洪泽湖、大运河等治理应注意的事项，对治水计划经费、工事年限及治理的成效进行预测、评估。[30]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对中国的治水也非常关心，他的《治水锁言》一文被录用在《杂志》第15卷第6号“内外时报”栏目。在文中，李佳白提出“治山为先，治海次之，治河又次之”的思想。并说，“所陈三法，若能并用，效尤无量。中华政府何为不行乎？”[31]

就微观而论，关于导淮的路线，是《杂志》所载文章议论的焦点问题。安徽都督柏文蔚于1912年在《杂志》发表《导淮兴垦条例》，提出“东北一途，自应为长淮入海之正道”的看法。江海分泄也是柏文蔚治淮的主要论观。此外，柏文蔚还就导淮自运筑堤束水归海之支路、洪泽湖治理、皖北诸水治理、沂沭诸水治理以及屯垦、筹款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划设计。[32]其中不乏科学可行之处，为相关专家和部门的导淮方案设计与实践所采纳。

张謇于1913年在《杂志》发表《张謇导淮计划宣言书》，他采纳了柏文蔚的意见，提出了淮水“三分入江、七分入海”和沂、沭河分治的原则，规划入江入海的路线。[33]次年，张謇再次在《杂志》发文，对自己先前提出的七分入海、三分入江的治淮之策进行论证，主张从三个方面着手：复淮泗之故道而使入海，定沂泗沭入海之支路，定淮水由运入江之支路。同时，为交通计，指出应将山东南旺镇南北运河同时进行整治。[34]

此外，《杂志》还刊登了徐寅亮的《导淮问题的研究》、曹树铭的《导谁计划》、黄泽苍的《导淮考略》、沈百先的《江苏省之水利建设》等治淮文章。

以上的治淮文论，都对后来国民政府导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产生直接的借鉴作用，所以，作为载体的《杂志》的媒介作用自然不可小觑。

（三）公共卫生

近代中国传染病大流行，病夫遍地，引发国人的思考，《杂志》呼应时代的需要，发表中外医学和公共卫生人士的文论，提出预防的方法和日常生活的注意事项。

俞凤宾于1915年在《杂志》发文，将中外公共卫生状况进行对比，“国虽大，民虽众，而涣散如沙，怯弱如兔，经风波而摧折，肩负担而萎靡，国力安在？民力安在？”他呼吁，为了卫国力、民力，“须先求人群之卫生，欲求人群之卫生者，须自公众卫生入手”。[35]

上文中的《肺痨预防与社会改良之关系》一文，针对近代肺痨为害之烈，提出“欲使社会得改良之实效，莫要于引起人民之自觉心”，一是学校教育，二是社会教育。“用学校教育，以唤醒将来之国民；用社会教育，以唤醒现今之国民。社会教育者，或以报章书籍，或以讲演，或以影戏，或以实力设立模范工厂、模范店肆、模范公园、模范运动游戏场、模范居处，提倡运动游艺。一面敦促中央，及地方自治机关，力行关于卫生上社会改良上当然之设施。如此兼途并进，社会之改良，肺痨之消灭，庶有望乎”！[36]

中国近代瘟疫的头号杀手，大概要数鼠疫。杂志转载一位美国医学博士关于中国疫势的文章，建议民众“：善保护其皮肤，每日沐浴，以免污垢，设有创伤，即请医生医治。阴沟须通，房屋须改建，俾鼠族难以栖息。洞开窗户，以吸新鲜之空气，及多晒日光。至于有疫之地所出之货物抵埠时，宜行消毒法，来自疫地之信件，亦如之。旅馆茶园、乐院酒肆，五方杂处，最不清洁，宜请公家消毒，或裹足不入，以防传染”。[37]

疟疾在近代中国也十分流行，“防疟之法，首在卑湿之处，不宜居住。次之则饮食有节，戒厚味及酒，多饮清水，勤练体操，时至空旷之处，呼吸清气。遇事镇静，接物和平，作工勿过度……若夫直接治疗，则饮水以利便溺之外，宜用灌肠法，日二三次，力以凉水或温水浴，开通毛孔，使皮肤排泄，无所阻碍”。这是《杂志》录自《青年进步》期刊的一篇译文中的防疟论点。[38]

《杂志》中的《防疫略说》一文还提出了“医病不如防病”的重要思想，认为“防疫之法，首推清洁，饮食起居，皆宜谨慎。居不必华丽，以日光充足空气新鲜之处为佳。食不必膏粱，以洁净清补之品为足……嗜生物固宜严禁，而饮水亦须选择……此饮料水定须煮沸”。文章说，防疫的方法主要有三种：自然绝灭，如养料不足、温度不齐、机缘难得、日光之普照等；人工驱除（理学之杀菌法），如光线、干热、热汤、蒸汽喷射；化学的杀菌法，如升汞、石碳酸、结丽阿曹、酒精等。[39]这些知识对身处瘟疫世界里的国人，无疑是有用的。

（四）植树造林

上文已述，近代中国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森林缺乏或乱伐森林，使水土失去保护，河道淤塞，大气中水分调节失衡。故《杂志》对此类文章也有收录。

中华森林会的凌道扬在《杂志》发文，认为1917年粤、直、湘、鲁、豫、鄂等省暴水为灾的最大原因之一，即缺乏森林。他的文章从“森林有保护泥土之能力”、“森林有节制河流之能力”、“森林减免水灾之确验”等三个方面，运用一系列数据和专业知识，通俗易懂地解释森林对减少水旱灾害的重要性。[40]

金陵大学农林科教员芮思崇的《森林议》，说“山崩水溢，为灾极大，惟林可以抑制之……雨之降也，有林则可以吸收之，其所吸收，以时渐渐宣泄，则川流永而有恒，不至涸竭，亦不至泛滥。而其地寒暖燥湿之变迁，亦可以渐易而不骤变矣”。[41]

中山大学德籍教授芬次尔指出，以前中国政府任人民随意斫伐森林，“实不能辞其咎也”。政府宜先设模范林场，让人仿效，尤须颁布法规，禁止滥伐。“乡镇领袖，军政官员以及各知识阶级之人，凡与人民有直接影响者，须将荒山造林之益，时时宣传……学校教职员，其所影响于后代，几无人能及之，尤须以宣传为职志，国家百年之大计，胥赖乎此也”。[42]

李寅恭于1934年旱灾之年发表在《杂志》的《中国森林问题》，将森林的重要性提到关系“农村富裕市况繁荣”和“国家隆替民族思想”的高度，指出应着手的工作，有保护野生树、圈禁天然林、筑造堤岸林、提倡栽植救济木荒树种、提倡栽植行道树、限制烧炭用材、限制伐木、责令各县广育本产树苗、小学及民众教育应加授林业常识、将造林学及森林利用列为中学必修学程等10项。[43]

（五）农业病虫害防治

农业病虫害是造成农业灾害的重要因素之一。《杂志》转引自《科学》期刊的《江苏治螟记》一文，记述江苏螟害的种类、分布区域、危害程度及螟虫发育时期，文章也特别说到“未经从事科学之研求，即行倡仪采卵防除之法，因为一时救急之计，非敢遽言治螟之道已经解决也。读是篇者，有愿为以上所列诸问题之研求者乎，不胜企盼之至”。[44]这种希望读者给出治螟最好方法的企求，既是作者的意思，当然也代表《杂志》的心声。

金陵大学农学教授邹应宪的《预防害虫病菌警言》，文章介绍美国预防农害的经验，“美国各省之以农产品相授受者，亦必经检验……各地设有农事之场，检查之官，各以硕学掌之，农民有患，得以随时报告而求助焉”。专家对病害进行研究，“刊而布之，使国人知所准则且警备焉”。而中国的情形与其基本相反，作者对此深表担忧。[45]

1935年，《杂志》第32卷第1号开设“农村救济问题”专栏，登载彭学沛、邹秉文、于永滋、金轮海、庄泽宣、蔡斌咸、朱偰、钱俊瑞、许涤新等著名学者的文章11篇。其中，蔡斌咸的文章就根本防治蝗灾提出几点商榷意见：勤翻土地；除卵防患，掘沟注油赶杀蝗蝻，或以鸭子啄食，提倡冬耕；确立治蝗心理建设，普及农民教育，确立和加强地方官员的防蝗职责，明确奖惩制度。[46]

农业与气象的关系非常密切，1921年，《杂志》第18卷第15号刊登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论文，提出“植森林，兴水利，广设气象台”的科学主张。[47]

《东方杂志》对中国近代灾害给予了深切的关怀，《杂志》所刊登的文论，既代表了作者的思想，也体现了《杂志》的办刊意图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像灾害这一关系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如何去认识之，解决之，《杂志》发表的文论给出了多视角的见解和全方位的思考，思想深邃，有的至今发人深思。

杨端六在《饥馑之根本救济法》中说，“推广灌溉，发展交通，培植森林，改良租税，固足以缓和天灾之程度，然饥馑仍不能全免”。“实业兴则国家富，国家富则人民无饥馑之患矣……我国欲免除饥馑，非振兴工商业不可”。[48]

苏筠在《杂志》发文，说“所谓天灾，在现阶段科学发达的程度上讲求，已不能把灾的责任，归之于天……现在不能利用科学已达到的成果，以去克服无妄的天灾，这是我们的耻辱”。该文指出政府虽有许多防灾机构，有极高远的计划，实际不过在敷衍塞责。“因为这社会中间的矛盾重重；虽然我们有克服自然的力量，完全不能运用……所以要解决天灾问题，就要挽救崩溃了的中国农村经济，只有先解决这社会中一切矛盾，然后才有希望”。[49]

以上两段作为文章的结尾，笔者觉得非常恰当。因为这才是中国近代灾荒问题的症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