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彪^1，2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5;2．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400044)

文章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6卷第4期

作者简介:刘洪彪(1964－)，男，四川大竹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国时期重庆地区社会史研究。

摘要:1936－1937年，重庆及附近的江北县和巴县爆发了特大旱灾，对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政府和民众都进行了祭拜神灵救灾。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祭拜神灵求雨迎合了民众盼雨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灾荒时期人们的心理动荡，对疏导民众对灾荒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作用。当然，祭拜神灵求雨浪费大量时间，耽误了科学救灾的有利时机，所浪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也大大影响了科学救灾的成效。

关键词:1936年，重庆;祭拜神灵;旱灾;救治

数千年来每遇旱灾，政府和民众大都要进行隆重的祭拜神灵救灾活动。时至近代，这种救灾方式仍然在重庆及附近的江北县和巴县的民间与官方有一定的市场，这在多旱灾的20世纪30年代表现得更加突出。但是学界对之论述较少，笔者拟以所掌握的档案资料和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对1936－1937年重庆地区的“祭拜神灵求雨救灾”进行论析。

一、1936－1937年重庆的旱灾概况

1936年至1937年，重庆爆发严重的旱荒，灾民数量大，灾害损失严重。民国25年至26年的特大旱灾中，巴县损失估计稻为40万石，玉米36万石，甘薯为330万石，总计损失约值800万元以上。永胜乡甚至出现“十室九空”现象。巴县龙岗乡收获大减后，灾民“寻觅草根、树皮、麦叶、蕉头以裹腹者，更有掘白泥致压毙或服死者，种种惨状，不一而足”［1］。1937年4月20日，重庆文华三教合一办事馆印发的重庆地区旱灾传单称:“火牛出阵横行，方方尽裂龟文，为殃旱魃收愚氓，哀鸿遍野最心疼，贸贸蚩蚩不醒，大地室如悬磐”①。民国26年2月21日，嘉陵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署(辖江北县两个乡镇)第6次月会公布旱灾损失情况:“小麦歉收，秋收绝望，冬粮枯死，饮水绝源。全区可收谷18 900石，本年实收8 025石，损失10 880石，占57．6%，损失包谷2 000石。”②表1显示，在1936－1937年的大旱灾中，受灾最严重的是大豆，巴县和江北的大豆损失成数都近6成，但由于大豆不是重庆及周边农村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故受损害的田亩数相比水稻和高粱要少得多。其次是水稻。巴县的水稻损失成数达五成多，江北县的水稻损失也近五成。当然，与干旱相伴的还有虫灾。比如，1937年巴县水稻因干旱遭受了严重的螟害，平均损失达10．82%，损失产量达206 640市石［2］。

表1(民国)26年四川115县夏季作物面积灾害损失之成数③

县名  水稻       高粱     玉米       大豆       绿豆      花生

巴县  50．71%   46．40%  20．90%   59．10%   45．50%   7．50%

江津  57．38%   30．00%  20．00%   86．00%   40．00%   53．30%

江北  47．91%   27．50%  8．70%    58．70%   26．20%   23．30%

合川  52．01%   43．21%  13．23%   ―        43．21%   28．34%

在旱灾打击下，因粮食短缺导致灾民死亡。民国25年1～11月，因大旱灾，重庆、巴县、江北人口死亡总数为5 769人，其中男性3 608名，女性2 161名，每月平均约死500人④。3月，重庆市有饿殍，10日内路毙700余人。据重庆警察局统计，路毙从3月1日起至10日止，计上城分局104人，中城99人，下城105人，新市分局106人，南岸分局393人，合计707人，每户一具给掩埋费1元(南岸除外，南岸每具半元)，在此10日内，共支563元，江北分局辖区之路毙，由该局同江北慈善机关掩埋，未报警察总局，其数不详⑤。3月中旬，重庆市路毙695人⑥。又据《国民公报》报道:“朱氏(中央振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曾对人谈，彼半生精力皆亲于救灾，所见所闻亦算不少，而‘野有饿殍’亦只在书上读到，今在重庆，乃亲眼目睹人间如此惨象，诚不胜懼(惧)之至。”⑦由于灾民死亡较多，掩埋困难，故政府采取火化的形式来处理死亡灾民的尸体。民国26年4月下旬，(重庆)川灾救济协会议定解决办法:“……本市路毙者很多，近更苦于无法掩埋，朱氏除已捐助大量棺板后，以本市公共墓地不易实现，故提议建修火葬场，在山下开凿隧道，将火花后之骨灰，盛以小罐置于隧道，可以节省许多人力物力。以后如经费不敷，朱允向上海慈幼协会商洽补助。”⑧不久，重庆市公安局特在江北刘家台建火化窑4座，以火化路毙及无主骸骨⑨。

二、1936－1937年重庆的祭拜神灵救灾

20世纪30年代，频繁严重的旱灾与饥谨，进一步加深了重庆民众由来已久“拜神祈雨”心理。每逢干旱，重庆地区都要举行求雨仪式。面对民国25年至26年重庆等地日益严重的大旱灾，时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曾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和异人身上。民国26年3月，时在重庆的刘湘对“军师”刘从云躬身作礼道:“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从云说:“请将军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然后，刘从云选定时日，身著道袍、仗剑披发拜神弄鬼。按刘从云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词。4月24日，中央振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和四川省主席刘湘等赴省佛教会祈雨坛拈香祈雨。设坛祈雨之前，曾请省府令全川禁屠7日。其中有祈告退官吏，勤求佛法，普渡众生等10。民国26年4月25日，刘湘虔诚斋戒7日，以求天降大雨。据当时的《济川公报》报道:“此闻多子巷四川省刘主席公馆，近因气候失调，灾情严重，天久不雨，特自昨日(25日)起一律虔诚斋戒七日;俾资感动天心，早降甘霖。”11重庆市也组织了祭祀求雨和禁屠。民国26年3月10日的《新蜀报》记载:“……渝市佛教会特呈请市府于市区禁屠7日，由3月10日起至17日止，市府已准，特令警察局转饬各分局于9日傍晚晓谕各屠商，禁止屠杀7日，并明令旱区农民停止宰杀畜、禽，以不伤生、行善事来向神灵祈求降下甘霖，从18日起始可得食肉。”124月20日，重庆文华三教合一办事馆也向民众散发“挽回旱劫神庙妙”。印单首先对原因进行了说明:“现因天久不雨，播种维艰，文华渝馆同人虔心发愿，请由本市公益委员会主席联合各善堂、善会领袖朋忱祈雨，派有代表赴内假杨公庙内举办祈雨法会，设坛建醮七日，同人广为印送救正人心，以邀天眷而消旱劫。”13

我们以江北县和巴县的祭神祈雨为例，来窥视当时重庆祭神求雨的情况。民国26年3月19日，江北县县长黄莘牧署名签发县府训令:“天久旱不雨，旱灾奇重，为顺民情，定于3月内建醮祈雨，禁屠7日。”14在“建樵祈雨禁屠”的训令下，江北县城镇街道各屠宰市场关闭，凡餐厅酒店饭店一律不准卖鲜肉。据一些老人讲，政府还出动宪兵警察荷枪实弹地进行检查监督。由于当局用行政命令搞祭祀求雨，因此当时许多城镇和农村均组织了各种形式不同规模的祈神求雨活动，大体有以下三种类型:其一，规模较大，以庙宇为主，设坛念经，悬幡做会。在会期中抬雷公电母，观音菩萨，王母娘娘，黑煞太子，28宿。锣鼓齐鸣，数以百计的人拉纤喝，所到之处，烛光闪烁，香烟萦绕，搞得乌烟瘴气。少则五七天，多则七七四十九天或直至降雨为止，群众成百上千15。在静观、复兴、柳荫等地区，有的还游行上华蓥山;龙兴、石船等地区游行到统景的感应洞和舒家乡的排花洞。其二，规模较小，时间较短，活动面较窄的江北“玩黄荆龙”、巴县玩水龙、江北和巴县的抬狗求雨。黄荆龙就是用黄荆条作龙头，龙身、龙尾联成一条龙形，由一群头戴柳条圈的剽悍青年人赤着上身，各举一节柳条龙在烈日下，一边敲锣打鼓，一边游村串户，边走边舞，挨家挨户玩耍，各农户先备好水，柳条龙耍到时，用水向龙猛泼。玩龙者左遮右挡，直至水泼完再走第二家。柳条龙耍完后，将其掷于山涧或河中，预示天会下雨16。抬狗求雨则是几个人将两根竹竿和一把木圈椅做成一架滑竿，再将大狗放在圈椅上做好，把狗的两只前脚绑在圈椅的左右扶手上，后腿绑在圈椅脚上，像人一样端端正坐。然后把一套红花衣服套在狗的身子上，把狗打扮得像娇小姐一样。抬狗一事由两人承担，前面配以3至4人的锣鼓队，一路吹打17。民国26年4月初，巴县也进行“玩水龙”救灾。活动一般由祭祀、游行和烧龙三部分组成。游行活动前先要在江边举行一个祭祀龙王的仪式，众人抬着龙王庙里供奉的龙王菩萨来到江边，然后由一长者主持祭祀活动，宣读祭文，在鞭炮声中，将杀死去毛的整猪、整羊投入江中，祈求龙王爷下雨。祭祀仪式结束后，人们开始玩水龙活动。12名玩龙人员头戴金骨草编的帽子，上身赤裸，下着短裤，外罩稻草杆编成的草裙，各执一栋准备出发。活动开始后，先是打锣人沿途敲打呼喊:“水龙来啰。”当活动队伍经过时，每家每户都会用各种器具舀水泼向旱魃、狗和草把龙身上，高喊“下雨了!下雨了!”，而年长者会将准备好的盐、茶、米、豆等祭祀品扔向空中，口中不断祈求:“求菩萨下大雨。”18其三，“打旱魃神”活动多在河边附近的集镇，如水土镇、滩口镇就曾多次搞过。常以纸作“旱魃神”似人非人的怪像，玩至河边，将其打烂或一火焚之。民国26年3月下旬，巴县“旱魃”为灾，米粮不济，贫民恐慌已极，一般望雨情殷，依照旧俗习惯，实施大追旱魃求感上天，泽惠下民的活动。装扮旱魃的人涂成花脸，穿上破烂衣服和草鞋，戴着一个鼻子朝上的面具，头顶破斗笠，身披烂蓑衣，甚为滑稽可笑。然后，一打锣人沿途敲打呼喊:“撵旱魃哟”，装扮成旱魃的人便在街头小巷中到处奔跑，其后是一大群小孩追撵19。其四，规模很小，时间很短，活动面更窄的办川主会:以几人或十几人约会一下，邀一“端公”，挂张纸菩萨，用一副小锣，两块竹卦，焚一炷香，烧几张纸，需个把小时。此活动一次花钱不多，费事不大，农村搞得较为普遍，一般是由甲长或热心善事的人承头，参与者拿点粮，除请“端公”的用费外，与会者同吃餐稀饭，以了祈神求雨之心20。

三、1936－1937年重庆“祭拜神灵求雨”救灾评析

从积极方面看，当大旱灾爆发后，对生命的难以把握和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迫使人们不得不通过祭祀神灵来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依赖，并以此获得心理平衡。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看，降雨是因气温下降导致水蒸气液化成小水珠滴落到地面的结果，没什么太深奥的地方，但古人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认识清楚。胡适在谈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对付灾荒的办法时曾说:“天旱了，只有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3］在生产力落后的近代重庆地区，人们防灾抗灾的能力很低，在旱灾的打击下，许多民众将降雨的根源和希望归结为龙王或老天爷的恩惠。因此，当大旱灾爆发后，人们通过祭祀神灵来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依赖。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求雨中唯一合理而有益的机制是基于古代礼仪文化大背景的补偿报应心理，即借预酬谢天之意来缓解人们对灾害的恐惧、自我谴责等心理。在1936－1937年重庆地区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祭拜神灵求雨迎合了民众盼雨心里，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灾荒时期人们的心理动荡，给灾民心理上安慰，这对疏导民众对灾荒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作用。这种祭祀神灵求雨表达了人们依靠自然恩赐的一种愿望渴求，是一种消极情绪的积极表现，也是人们在陷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时，渴求摆脱困境的挣扎。求雨时人们要虔心学道、修心养性、清静无为，民众的表情是庄重而笃诚的，心则是虔诚的［4］。同时求雨的过程也反映了农耕社会的互助协作。这对于疏导民众情绪，转移灾民对政府的不满，维护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宋代著名大儒朱熹曾对弟子说:“祈雨之类，亦是以诚感其气。”［5］因此，民国20年的《申报》曾这样报道:“夫天道之征象，视人事以为转移。自来官厅，每当水旱之际，往往祈祷神明，禁止屠宰，天人感召，求无不应，非迷信也，为民请命也。现在旱灾成，险象环生，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为此环请政府，本视民伤之怀，体天道好生之德，举行求雨禁屠，以为之倡。一面通令各县所属，虔诚奉行，精神所感，庶无立沛甘霖，事迫眉睫，道在诚求，务请速赐施行，福利所被，实有不可思议者。”21民国26年3月25日，北碚旱灾甚重，该地人士乃在合川物色川戏角色10余人，到镇演戏祈雨。开台先演“降天鹏”，一般乡愚莫不额首称庆，以为滂沱将至。”

旱灾发生时祭祀神灵求雨行为的盛行，也揭示了民众渴望释放巨大的精神焦虑和心理重压，表达了农民渴望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强烈愿望。民国26年4月27日午后11时，四川省府秘书处昨代电各县县府，以各地灾情严重，人民望雨情殷，省府对于民意感有天知，不能不表示赞同，全省官民，应一律斋戒，禁止屠宰22。故祭拜神灵求雨也是人与自然达成博弈正和的最佳方式，是为获取农业丰收、风调雨顺、祛祸避灾的一系列博弈行动，是在“天人感应”观的制约下实现的。在这场博弈中，人类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从现在科学的观点审视，这种博弈完全是不必要的和无实质意义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重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科学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势下，又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反过来，如果政府在当时救灾款项十分少的情况下，不迎合民众的心里要求，反而制止民众的祭祀求雨，民众可能将矛头直接转向政府，社会秩序更加紊乱，甚至可能导致暴乱。20世纪40年代綦江的“请水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那次地方政府与民众的“请水事件”冲突中，经过多方调解，綦江县政府给死者安埋费40万元，开灵费5万元，抚恤费30万元。受伤14人，共给慰问费80万元［6］。

当然，祭拜神灵求雨也有消极影响。首先，求雨是旧社会民众苦于科学落后的产物，具有浓重的唯心主义、封建迷信色彩。求雨仪式在偶合中应验，人们欣喜若狂，以为感动了上苍，上苍便普降甘霖。但是得不到应验的时候居多，闹腾了一阵，照样的烈日当头，照样的纤风不起，照样的酷暑难当，人们只好在失望中煎熬。在民国25年秋冬至26年春季，即使民众求雨是多么的努力和虔诚，重庆地区的大旱灾依然照旧，仍不见有几次大的雨量出现。其次，求雨浪费大量时间，耽误了科学救灾的有利时机，祭拜神灵救灾所浪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也大大影响了科学救灾的成效。正如1925年7月23日《申报》载，湖南久旱，省府官员迎神、祈雨、禁屠。竺可桢看后，写下《论祈雨禁屠与旱灾》23，分析祈雨的起源，抨击官员不重视科学，提倡迷信，不利于国计民生，有害于民族振兴。他在文中指出:“祈雨禁屠，迎神赛会，与旱灾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在民国26年重庆地区的大旱灾救治中，正如前面的论述，政府及民众确曾花费一定的时间、人力、物力、精力和财力来进行祭拜神灵求雨救灾，这无疑会耽误救灾的宝贵时机，浪费本已捉襟见肘的物力和财力，从而影响救灾的成效。其三，政府禁止屠宰以祈雨，不仅使屠宰户、卖肉者损失惨重，也使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肉税包商因之收入大减，然而政府却要照常收屠宰税，易激化社会矛盾。比如，据渝北区档案馆民国江北县档案显示，在大旱灾中，县政府的禁屠求雨措施，不仅使屠宰户、卖肉者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使肉税包商损失惨重，故肉税包商向政府申请税收豁免，但是县政府、江北县征收局对于肉税包商以旱灾短收恳请豁免的请求没有给予批准，而应追收24。这引起肉税包商的极大不满，激化了矛盾，一些地方发生抗征肉税的事件。

【注释】

①新蜀报，1937－04－20。

②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名: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目录号:3，案卷名:民国二十六年试实验区的旱灾，档案名:嘉陵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署第六次月会报告。

③四川省建设厅编，四川省农情报告第一卷第二期，第50页，1937年10月1日出版，四川大学图书馆(人文社科馆)资料，建国前报刊阅览室。

④四川月报第10卷第1期，第225页。

⑤四川月报第10卷第4期，第72页。

⑥3月中旬，重庆市路毙695人，国民公报，1937－03－24(7)。

⑦国民公报，1937－04－22。

⑧渝各界扩大救川灾，发起组织川灾救济协会，明日召集开会筹备成立，商务日报，1937－04－22(8)。

⑨重庆民政志编纂委员会，重庆民政志(内部资料)，第217页，重庆市图书馆4楼民国重庆地方文献阅览室资料。

10新新报，1937－04－22。

11省府刘主席闭府斋戒祈雨，济川公报，1937－04－27。

12渝市禁屠七日求雨，新蜀报，1937－03－10。

13旱荒中各界及各市县之“求雨”情形及雨泽概况，四川月报第十卷第四期，第136页。

14资料来源:重庆市渝北区档案馆民国江北县档案，全宗号:01，案卷号:118，档案号:16，档案名:民国二十六年江北县的赈灾。

15资料来源:重庆市渝北区档案馆民国江北县档案，全宗号:01，案卷号:118，档案号:16，档案名:民国二十六年江北县的赈灾。

16张宣富。江北县旧时风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北县文史资料(1)，1986，239。

17李工。玩黄荆龙和笑狗，转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北县文史资料(5辑)，1990，177。

18旱灾严重声中，巴县“玩水龙”，国民公报，1937－04－7(6)。

19旱灾严重声中，巴县追旱魃，国民公报，1937－03－17(6)。

20资料来源:江北县档案馆，全宗号:01，案卷号:118，档案号:16，档案名:民国二十六年江北县的赈灾。

21申报［N］，1938－07－10。

22国民公报，1937－04－28。

23东方杂志第23卷第13号，1926年7月。

24重庆市渝北区档案馆民国江北县档案;全宗名:江北县征收局，全宗号:民6(04)，目录号:1，案卷号:1067－2，案卷名:江北县政府、征收局关于各肉税包商以旱灾短收，恳请减税，豁免未便准行，应予追收的公函及呈文。

【参考文献】

［1］四川省巴县志编纂委员会．巴县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86．

［2］李仕根．巴蜀灾情实录［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188．

［3］胡适.论学近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638．

［4］巴县之北碚———演降天鹏［N］.商务日报，1937－03－25.

［5］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2292.

［6］四川省綦江县志编撰委员会.綦江县志［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