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念走向生活:生产救灾中的革命地方化

———以1940年代末的皖西北地区为中心

满　永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2期

　　[摘要]1940年代末的皖西北地区仍处于国共内战的漩涡之中。动乱的社会情势加之频发的自然灾害,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在此形势下,地方革命者从民众的日常关切着手,通过领导生产救灾拉近了革命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尤其是生产救灾中革命者对乡村传统的尊重以及干部改造的意图,体现了革命的地方化趋向。而革命的地方化亦带来了一种生活化与即时性的乡村革命认同。

[关键词]生产救灾 革命地方化 社会生活 革命认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论断,以期通过对“分散小农”的改造来实现“农业社会化”。[1]有此想法,可能源于他对农民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忧虑。事实上,这种适应问题不仅体现在即将展开的建设事业上,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如何将农民行动纳入革命轨道,一直困扰着革命实践者。邓小平当年在率军挺进大别山时就发现,农民对他们的“打土豪”策略颇有疑虑,“觉得这样拿人家的东西没道理”。[2]一个“没道理”在彰显农民思想观念与革命要求之间距离的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对革命的不适应。实际上即便在经过阶级斗争的地区,这样的不适应依然存在。在晋冀鲁豫的昆吾吉寨,土改后群众对地主都比较同情。农会会长的祖父甚至觉得分地主家的东西那是“坏良心”,因而将其训了一顿。在工作队召集的中农会上,许多中农要求给地主发棉衣。[3]农民们这种看似与革命相悖的做法,实际上遵循的是他们长久以来的生活逻辑。

正因为存在着这种生活逻辑与革命要求的背离,毛泽东才会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认识的形成。在费孝通的笔下,中国乡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孤立和隔膜”[4],是一个“熟人”社会。对一个长期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而言,任何来自外界的人和事都极易引起抵制。中共领导的革命对多数乡村人来说,就是这样的陌生事。1944年山东省莒南县委在该县大店镇的“查减斗争”总结中发现,在大店这个被定为封建堡垒的地方,农民的阶级觉悟并不高。“大店群众久在地主欺骗压迫之下,阶级觉悟是不普遍的。”[5]此情形的出现,显见了革命要求与乡村认识之间的距离。革命者是认识到了这种距离存在的,他们的阶级教育就是要将农民从日常生活的情境拉入到革命场景中来,并通过两种情景的转换来弥合乡村生活与革命观念之间的距离。

在近年来的乡村革命研究中,以社会动员论来分析革命可能性的思路就是在为农民与革命间的距离搭桥。诸如诉苦这样的“动员技术”之发现[6],即在强调革命观念对农民日常认识逻辑的成功改造,改造的背后自然是距离的消弭。只是这种社会动员论的分析极易给人一种印象,即在革命与乡村接触过程中,农民只是一个被动的改造对象。不得不承认,革命的最终成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革命与乡村距离的拉近。但在这种拉近中发生改变的是否仅是农民,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金观涛和刘青峰的研究认为, 20世纪的中国革命首先体现在一种观念层面[7]。如果作为观念的革命与农民认识之间存在距离,作为话语的动员技术同样存在着这样的距离。换言之,仅有社会动员技术的展开,革命与农民的亲密接触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在1933年的才溪乡调查中发现,扩大红军成绩最好的地方,往往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做得不错的地方。[8]沃马克的研究也认为,相比于空洞的动员技术,“利益认同”更受一般农民欢迎,[9]自然也更易拉近革命与农民之间的距离。只是沃马克的分析太过强调民众的趋利倾向,依然无法解释“拿人家的东西没道理”这样的逻辑。

农民与革命间距离的产生除了革命作为一种观念的特征外,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无法适应乡村社会的既有生活传统。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发现,中国革命最核心的观念是“斗争”[10],这一点就和颇重感情的乡村社会显得格格不入[11]。如此情形,也决定了在革命进程中,仅依靠观念动员无法实现理想效果,革命必须有一个逐步适应乡村社会生活的过程。为了透视此一过程,我们在本文中提出了革命地方化的概念。地方化揭示的是作为观念的革命走入乡村社会生活的状态,生产救灾恰为此革命的地方化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情境。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备荒和救灾向来是官僚体系的头等任务之一。魏丕信将此归结为是儒家“‘养’民才能‘教’民”教义的内在影响[12]。如此分析自有其道理,但除此之外,灾荒引发的社会动乱恐也是传统官僚体系关注所在。裴宜理发现,清末以来的淮北叛乱就与旱涝灾害相关[13]。而中国革命在20世纪前半期的强势兴起,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灾荒引发的社会动乱[14]。不过,灾荒作为社会动乱的诱因,不会随着革命的成功而消除。至少在革命成功的初期,灾荒同样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威胁。与历代政权一样,积极开展生产救灾也是共产党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必然选择。只是对革命而言,生产救灾还可以拉近其与乡村之间的距离。也正是借助生产救灾这样与农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行动,革命开始由观念转向生活。

目前学界对革命与生产救灾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多数对生产救灾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梳理共产党生产救灾的历史经验上[15],也有少量研究关注到了具体过程,并考察了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情形[16]。不过此处的社会动员依然是革命者将农民纳入革命轨道的单向分析,无法展现革命实践的复杂性。本文以生产救灾来观察革命的地方化,目标不是简单梳理生产救灾的过程,而是尝试揭示这一过程蕴含的政治意义。为此,我们将以1940年代末的皖西北地区为中心,通过具体场景中生产救灾实践的展示,探讨其中的革命变化。

一、“失望”的革命与延续的传统

1948年6月6日,邓小平在为中原局起草的一份指示中,对新解放区的混乱情形有如下描述,“经验证明,人民要求秩序,惧怕混乱,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们则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筹粮、筹款、收税不用政府,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与恐惧。”“怀疑与恐惧”带来的是“人民的极大反感”,以至给群众的印象是“共产党军事好,政治不好!”[17]“极大反感”体现了人民对革命的失望情绪。在乡村社会的逻辑内,日常生活才是民众所关切的,战争只能服务于生活改善的目的。如果革命者不能解决民众的现实生活问题,这样的“反感”势必会延续下去。透过军需供应,邓就发现了这种“反感”的延续,“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18]在革命的逻辑内,土改即是为农民尤其是那些无地的贫雇农考虑,从中受益的他们理应是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但邓的发现却与此恰恰相反。受益的农民在负担加身时,依然会产生“不满”。从这种“不满”中,可以发现农民生活与革命需要之间的背离。这也说明,要使农民步入革命场景,仅有抽象意义上的阶级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关切入手。

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中指出,“中国贫农的苦难处境,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半无产化与短期的灾祸之双重压力造成的。”[19]而“半无产化”情景的出现,虽有阶级剥削的因素,但同样与灾荒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灾荒中首先遭到打击和受打击最为沉重的是那些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贫雇农了”。[20]这就说明,相比于革命关注的阶级剥削,灾荒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更为剧烈。民国年间各地频发的抢米风潮亦多是灾荒引起。[21]新解放区农民对革命者的“不满”与“反感”,多会使他们在灾荒面前采取依然如故的策略。这从新政权初建时频发的抢粮事件中可见一斑。

1950年3月5日至20日的半月时间内,皖西北的阜阳地区发生了多起抢粮事件。其中尤以凤台县清泉区的情形为重,一次即抢公粮30余万斤,影响甚大。在抢粮事件的调查中,阜阳地委发现参与抢粮的主谋虽是地富分子,但不少缺粮断炊的农民亦参与其中,并由此联想到了生产救灾工作的失误。“生救工作未作好,区委在领导生救工作上,只作了一段宣传,未有具体行动,直到抢粮时止,该区无一生产组织,只发了优待粮(其他贷粮尚未发下),群众反映说‘光说不做’,查灾查荒也未进行,因而也就严重地失掉了群众。”[22]从地委检讨中强调的生救失误失掉了群众,可见灾荒与此次抢粮事件应有所关联。

整个3月,清泉区所在的凤台县发生了3起抢粮事件,阜阳县发生两起,共抢粮食近19万斤,阜南县一次抢粮8千余斤。仅从规模上看,这些抢粮事件的发生,没有大量人员的参与是不可能的。而促使普通民众参与抢粮的,应该与灾害造成的生存环境恶化有关。以下是1949年阜阳地区分县灾况统计表[23],透过这份表格,我们或许能发现灾荒与抢粮事件之间的关联。

表1　1949年阜阳地区分县灾况统计表

由表可见,全区所属10县中,凤台与阜阳的灾情最为突出,其中凤台重灾乡数80个,阜阳则为76个。而与此相应地是1950年3月凤台发生抢粮事件3起,阜阳亦有2起。可以说,从灾况与抢粮事件的简单对应中,可以觉察到抢粮应与灾荒有密切联系。实际上早在1949年5月,阜阳地委就注意到了灾荒可能会引起“乱子”[24]。

过去我们对灾情认识不足,灾情已经造成了乱子。如洪河沿岸地区已经暴动起来了,当然所造成的乱子不完全是灾民,但灾情严重却是造成暴动的原因之一。在洪河岸土匪鼓动暴动的口号是“打八路,抢公粮”,“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

频发的抢粮事件与灾情引起的乱子,在显示革命观念与乡村社会生活间距离的同时,也印证了邓小平发现的“不满”与“反感”。阜阳地委对灾情引起乱子的反思,亦认为是“干部脱离群众”,加重了混乱情势。这种脱离的背后,暴露的则是干部们对诸如“征收公粮”这样革命任务的关心,明显多于对灾荒中民众生活的关注。而民众在灾荒时采取的“抢粮”自救,既有灾荒面前生活无着的现实困境,也是对革命“失望”情绪的宣泄。发生在新解放区灾荒时的抢粮事件,在彰显民众与革命间紧张情势的同时,也提醒着革命者只有将革命的目光从抽象意义上的观念动员,转移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层面,革命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二、灾荒与政治:革命形象的再造

王建革在华北生态史的研究中发现,传统社会中的农民起事,往往会因生态改善而缓解,“久旱逢甘霖”都有可能使民众组织解散。[25]柯文更是直言,“正是干旱”造成了“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民众对该运动的普遍支持”。[26]由此可见,起事,是中国民众面临灾害时的一个悠久自救传统。希尔斯的传统研究认为,指导一种行为的范型、目标以及达致目标的手段,比行为本身更易积存和沿袭。[27]这就意味着, 1940年代的灾害与历史上的灾害或有差异,但民众应对灾害的手段难免受到传统的影响,频发的抢粮事件即表明多数民众依然会遵循传统的灾荒自救逻辑。不过也如前文所言,抢粮事件在昭示延续的传统之时,也是民众对革命失望情绪的流露。

阜阳地委的王光宇1949年6月在总结生产救灾工作时,指出了革命工作与民众要求之间的距离是失望情绪产生的缘由。[28]

群众在长期的战争灾荒苦难中,普遍要求安定社会秩序,过平安日子。我们解放此区后,由于社会秩序不安定,支前任务繁重,新区干部都作风不正,政策不能贯彻,因而不能满足群众的希望(甚至某些地方还表现失望)。这一空隙给匪特积极活动的机会,要消灭此空隙,要从群众需要出发,必须要解决群众的灾难。而能解决群众灾难最实际最有效之法,就是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安定社会秩序。

王光宇的认识中,新区群众对革命失望的原因是干部作风不正导致的“政策不能贯彻”,这当然是一个因素。但如果仅将“政策不能贯彻”的原因归结为作风不正,亦不确切。实际上就多数情形而言,新区干部对救灾工作的重视不够不是作风问题,而是认识问题。1949年6月阜阳地委办公室调研组在全区生产救灾工作的调研中发现,很多基层干部并不觉得生产救灾属于革命事业。临泉县杨桥区一个乡长就说:“我正事还办不完,哪能顾上管这事呢?”[29]显然,乡长对生产救灾的看不上,并非作风问题,而是觉得这实非革命者当办之正事。

基层干部忽视生产的问题,也为革命高层领导所忧虑。因为他们深知,生产紧连着民众日常生活,事关他们对革命的态度。1945年11月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即强调,“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30]如果说减租是共产党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那生产体现的则是革命者对民众现实生活的关注。而王光宇的叙述和阜阳地委的调查都表明,至少在当地,基层干部对生产问题不是很关注。基于此,新政权不断强调要从生产救灾入手,消除民众的失望情绪。皖北区党委1949年5月发出的一份指示即认为生产救灾对改变革命形象甚为重要,“必须以大力领导群众生产救灾,恢复和发展农村原有生产水平,帮助群众渡过灾荒,这是皖北当前最迫切严重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广大人民将会对我党不满和失望,也表现了我党无能。”[31]

以生产救灾的方式拉近革命与乡村民众之间的距离,表明了中共领导下的生产救灾已不再是简单的社会救济,而有着强烈的政治意涵。毛泽东之所以将生产看作保卫解放区的大事,也是在告诫党员干部生产绝非无关痛痒,而与革命的胜利密切相关。1950年3月,阜阳地委曾专门发出指示,要求以生产救灾为中心推动剿匪反特工作的开展,并营造出一种政治攻势。并强调“攻势的目的在于保卫生产救灾,推进与提高生产救灾,保护粮食与运送的安全,保卫革命秩序。”[32]把生产救灾和剿匪反特关联起来,在凸显救灾工作重要性的同时,也表明了生产救灾工作的政治性特征。

中共领导的生产救灾政治性不仅体现在它的革命性目的,还与其对灾荒成因的政治化解读有关。1949年12月,皖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形成的一份有关生产救灾的决议,就强调了国民党统治与灾荒生成之间的关系。“由于在过去蒋匪长期腐败统治之下,已使整个农村经济破产,江淮干支河堤,年久失修,千疮百孔,当其溃败时为妄图阻止我大军南进,又极力破坏江河堤防……阜阳分区所属的沙、涡、茨、黄、泉、北、肥河一齐泛滥,至目前为止,全皖北先后受灾人口约八百余万。”[33]这还只是从防灾救灾的角度,将国民党与灾害联系起来。阜阳地委的分析,则把自然灾害的发生与蒋介石统治直接相联。“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搞得老百姓倾家破产,造成了灾难;天灾(包括水灾、旱灾),我们说天灾也是蒋灾,是蒋介石所造成的。”[34]

灾荒成因的政治化解读,可以在与旧政权的比较中突显革命政权在灾荒面前的积极形象。民众对革命的失望虽然也促使革命者检讨自己在灾荒中的做法,不过最终还是会将生活之苦归到旧统治力量身上。“我们在执行政策上的一些偏差,如大抢大搞、乱翁乱抢,破坏了中农利益,在生产上受到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蒋介石所造成的,造成了民困,因此我们地区需要救灾,现正是时候,正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35]从这些分析中,可以体会到革命者期望在生产救灾中形塑革命形象的良苦用心。不过灾荒中的群众对灾荒的成因不会太过留意,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走出现实的生活困境。所以说,革命如要真正走入乡村生活世界还在于使群众摆脱灾荒的困扰。

三、迈向生活:救灾中的干部改造与革命地方化

邓小平1948年6月的指示在分析新区混乱的原因时强调,“我们一般地对于新区的复杂情况既不知道,进入之后又不研究,凭着老经验(而又忽视了最重要的抗日时期的经验)、老作风(而又抛弃了许多有用的好作风),盲目地乱干,这种恶劣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36]“经验主义”道出了新区工作中一般干部的最主要问题。阜阳地委1949年6月的调查即发现,很多基层干部存在着“灾情不严重,生产不解渴”的认识。[37]此认识的产生,恐怕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经验主义”使然。因为在很多基层干部的革命经验中,只有阶级斗争才是“解渴”的革命行动。

王光宇1949年6月指出,干部在救灾中表现出了诸多抵触情绪。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单纯地反霸思想,认为反霸为中心工作,生救是结合;二是对灾情麻痹,认为没有灾情;三是对灾情虽有所认识,但在应对之策上,要么是单纯的救济观念,要么是觉得生产无须领导。[38]因此,对地方革命的决策者来说,若要通过生产救灾来形塑革命形象,首先须解决干部的抵触情绪。1949年月,阜阳地委就要求各级干部必须“明确生产救灾的观念,生产是长期的,在战争以后我们应当给老百姓一些东西,因为在战争中群众的负担繁重,如果说在紧张的战争之后,我们不给老百姓一些西,群众会对我们不满意,所以在战争以后我们要给群众办一些好事,最好的事情就是生产救灾。”[39]为了能彻底改变干部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促进干部自身的思想改造,地委还明确提出干部必须通过参加生产来领导生产。“明确提出干部必须参加生产来领导生产,打破群众在生产中的顾虑(劳动致富不会被斗)稳定其生产情绪。特别在新区,思想动员与实际领导、参加生产必须切实的结合,这一点很重要。群众不相信我们会劳动能生产,如我们初次帮助收麦,去调查情况说我们准来帮割,群众认为我们是说着玩,直到去地中割时,群众才相信我们能生产,在生产中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从而团结了群众。”[40]同劳动的方式显然能拉近革命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由“不相信”到“相信”干部也能劳动的认识转变,体现出农民对干部劳动者身份的认同。经由这样的认同塑造,农民也会慢慢意识到,革命者并非只会打打杀杀,他们也是和大家一样的劳动者。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农民对革命的理解和认知自然就加深了一层。

思想上的方向扭转只能是让各级干部认识到生产救灾的重要性,消除他们内心救灾非“正事”的抵触情绪。但对早已习惯了斗争式革命的干部们来说,如何领导生产救灾却是一个现实问题。同劳动虽然能拉近感情,但对救灾本身而言效应有限。于是,以驾轻就熟的阶级斗争方式来领导生产救灾,就成了一种无奈选择。这在1948年的临泉救灾中即有所体现。

临泉1948年灾荒发生后,县委首先提出的是生产渡荒。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好的,可基层干部在自己并不擅长解决的春荒面前,产生了不少极端想法。有些因怕生产赶不上,提出大斗、大搞、挤黑地,谁有借谁的;有些则为应对灾荒,想出了动员参军的办法,认为村内青壮年减少了,灾荒自然就解决了。当然,最为严重的还是乱翻乱借导致的社会混乱。其中不少村庄在村干领导下,乱翻乱借,甚至以中农为翻、借对象。此种乱象导致了地富害怕,中农生产情绪不高,贫困户则在饿肚子的威胁下无所顾忌,社会秩序一时混乱。

表2　临泉县1948年生救工作乱翻统计表[41]

从上表可以看出,乱翻的对象不仅包括地富,中农也占了相当比例。与临泉相似,阜阳王老八集区1949年灾荒时共借粮838户。其中,地主69户,占8%;富农190户,占23%;中农高达579户,占69%[43],混乱情形更严重。乡村干部们的此种救灾之举,非但不能重塑革命形象,反而使乡民对生活前景表现出新的担忧。直接表现是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这显然与救灾的初衷背道而驰。

对希望借助生产救灾来重塑形象的革命来说,乡村干部们的乱翻斗行为是难以容忍的。为了解决思想混乱,临泉县委召开了区委联席会议研究生产救荒问题,进一步明确全力生产渡荒的工作方针。县委会议后,各区都分别召开了乡村干部会,并吸收积极分子及农民代表参加。这些会议一般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清除乱斗乱翻的思想。在长官区的会议上,组织者就用“查人心”的办法,强调前段时间的翻斗行为都是流氓分子所为,老实人不多。同时指出,群众参与乱翻乱斗只是为解决眼下的口粮,并不是有觉悟的斗争。这样的情况如继续下去,革命势必要脱离群众。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干部们明确反霸与生产救灾的关系。临泉1948年灾荒发生之时,也正是该县“反霸”斗争开展的如火如荼之时,这也是各种乱翻斗现象发生的基本背景。此次区委联席会及乡村干部会都特别强调,不能因为救灾之需对一般的地主富农当作“恶霸”乱斗。会议也提醒基层干部们,即便这样的乱斗能分到一些果实,但很快也会吃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

解决了思想混乱,使干部们明白了乱翻斗不行,反霸亦非治本之策后,会议第三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帮助干群树立生产自救的思想。只是,动员群众自救并不表示革命者放弃了责任。在领导生产救灾过程中临泉革命者摸索出了缓解饥荒的权宜之计革命的要求不允许乱翻斗但遵循传统的社会互济习俗还是可以的,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富者借粮。当然,这样的渡荒办法也非临泉首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被很多根据地认可。[44]应该说与之前的乱翻斗相比,借粮比较符合乡村社会的经验传统,也迎合了乡民的道德认知,是一个可接受的办法。

表3　临泉生产渡荒中9个区社会互济统计表[45]

相比之前乱翻中对中农利益的侵犯,互济中的主要借贷对象已是地富了。这种温和借贷之所以能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革命者不再简单地将一般地富视作革命对象了。邓小平1948年6月的指示也强调地方革命者在领导生产救灾时,要从简单的“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方式转向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在实行适当调剂种子吃粮的政策时,不可采取开仓济贫的办法,亦不可强迫地富拿出粮食救济贫民,而应提倡低利或无利借贷的社会互助办法。”[46]从革命意义上的乱翻斗到传统习俗约束下的社会互济,救灾方式转变背后体现的是革命对地方传统的尊重,尽管这种转变更多是出于无奈。不过,无奈也还是说明了,在严重的饥荒面前,革命也会发生某种改变。也进一步说明,革命者不仅承担着民众的改造与教育重任,同时也要结合革命所面临的现实形势,进行自我反思,并适时调整革命的目标与策略。至少从生产救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乡村对革命的改造,而不再是之前单向的革命改造乡村。

当然,生产救灾中的革命地方转向不会只表现在救灾方式的转变上,更多体现在干部思想观念的变化上。在干部的思想转变中,可以发现地方社会情势对这种转变的影响。阜阳地委在一份文件中就强调,生产救灾可以起到改造干部的目的。[47]

生产救灾可以改造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有好多干部党员大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至少也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没有过过劳动人民的生活,不知劳动人民的痛苦,轻视劳动。所以我们党员干部必须参加这个劳动,必须很好的去搞生产救灾工作,才能克服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才能真正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痛苦,才能加强阶级观念。

在阜阳地委的认识中,干部阶级观念的强化不能仅靠抽象意义上的政策教育,必须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痛苦”。借助过劳动人民的生活来强化干部的阶级观念,已不再属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了,而是干部要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接受阶级教育。通过生产救灾将原本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塑造成具有无产阶级观念的新干部,直接效果是密切了干群关系。临泉一个乡长的体验揭示了干部阶级观念塑造的重要性,“我当干部认为是给八路军办事的,管理老百姓,上级要什么给什么,谁知道还领导生产救灾呢?”[48]革命干部自然要为“八路军办事”,但显然不应仅限于此。经由生产救灾这种最为现实的教育,诸如乡长这样层级的基层干部会对革命有一个新认识。在这样的认识转变中,基层干部身上体现出来的革命新形象会慢慢成型,革命与乡村之间的距离也会在这种新形象的形塑中渐趋消弭。

四、生活与观念:地方化中的革命认同

沃马克在中国革命的研究中指出,“一场试图以农民作为主要力量的现代革命运动,将把对农民的政治教育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不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来代替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由村民们对政治活动进行一种原初的概念化。这种教育只能在地方层次上通过政治斗争的过程来进行。除非农村问题被整合到全国政治活动的领域当中,否则农村对新社会而言仍将处于外部,正如它处于旧社会的外部一样。要把农民政治活动全国化,必须要有现代政治领导的地方化。”[49]很显然,沃氏意义上的农民政治教育不能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来进行,而要借助地方层次上的政治斗争实践。不过,他在谈及地方化时的强调重点是“现代政治领导的地方化”,而非革命本身的地方化。而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来说,仅有领导的地方化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的是如何使自己的革命观念为乡村人所接受,这就要把作为观念的革命通过地方化的过程,植入乡村人的日常生活情境。也可以说,没有革命从观念到生活的地方化转向,“领导的地方化”即便能够一时实现,也难以长久。张鸣在红军长征原因的探讨中就发现,正是因为脱离根据地实际的过度动员使得红军很难继续,只能被迫长征[50]。由此来看,仅有地方层次的政治斗争是无法实现革命地方化的,真正的革命地方化需要在乡村社会的生活情境中来完成。也唯有如此,农民对革命的理解才会从抽象观念转入实在生活,革命的认同塑造始有可能。

中共在救灾方式上对乡村传统的尊重,以及生产救灾中的干部转变,都体现着革命的地方化。只是这种地方化不是沃马克意义上的依靠政治斗争,而是通过关注生活来完成的。对革命者而言,生产救灾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无限拉近与乡村民众距离的绝佳机会。借此机会,革命者不仅能够形构农民对革命的政治认同,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乡村生活而建构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建构的愿望,可在很多救灾宣言中体会到。“我们共产党人用不着庸俗的人道主义者的伤感,更不同于地主资产阶级猫哭老鼠的惺惺作态,群众和我们是骨肉相关的,群众的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目睹自己的父母兄弟子女辗转于饥饿的死亡线上的惨象,我们是寝食不安的!”[51]由乡村认识中的陌生者,到自我认定为乡村人的“父母兄弟”,这样的身份转变能否借助救灾实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愿望本身足以说明革命者希望通过生产救灾,来建构乡村社会对革命的情感认同。

以1940年代的农村现实来看,生产救灾应是多数人的要求,尤其是大多数穷苦百姓的急需,因为他们没有饭吃。通过生产救灾工作解决穷苦人的吃饭问题,革命与乡村的距离很容易拉近。阜阳地委的一份调研报告即表明,生产救灾确实满足了多数人民的要求,取得了各阶层的拥护,“群众大大的靠近我一步”[52]。

贫农反映:现在开会好,光讨论咱贫农的事,没有吃的想出好多办法来,并且政府救的真适时,不然要死人,贫人真有路了。……中农说:解放军早这样办就好了,解放军总是爱劳动人,不是政策不好,是人不好。在修河时说这是八路军办的第一件好事,真要说什么办什么。……地富一般反映较好,说早像这样做多好呢,这样贫富都有路了,认为不斗争是好。另对我在真实困难(时)互济,他也满意说:八路军不说瞎话,有借有还,只要不翁不斗,借一些也没什么。

这样的反映代表了乡村里多数人的声音。与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同,生产救灾是在乡村人熟悉的逻辑内进行的。可以说,正是通过生产救灾这样革命的地方化实践,才加深了乡村里的革命印迹。至少从不同阶层的反映来看,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革命也开始由最初的让人“失望”变得亲切起来。

态度转变背后意味着的是乡村与革命间隔阂的渐趋消除,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形成。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在乡村生活层面来理解革命的地方化,进而考察乡村社会的革命认同,即在表明此认同的即时性特征。换言之,乡村社会的革命认同是在生活情境中实现的,也是在生活情境中持续的。一旦革命与乡村社会生活发生冲突,那么依然会被乡村社会外在化,认同也就自然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社会认同不能从观念塑造的层面上理解,必须在现实生活的情境中考察。观念的改造可能是持续的,但生活的情景却是瞬息变化的。1954年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生产力暴动”[53],就是因为革命理想与农民的现实生活需求产生了冲突。“暴动”在意味革命认同消失的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了乡村革命认同的生活化与即时性特征。

(本文作者　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讲师　广州　51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