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东方论坛》2011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高鹏程，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南通大学法政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    要：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重要的以绅商为主体的社会救助团体，其临时慈业的典型模式是战事和灾荒网络社会救助。红卍字会临时慈业一方面救助了危难中的伤兵、灾民，减轻了政府负担；一方面使红卍字会达到了谋求合法地位，推动自身事业发展的目的。红卍字会临时慈业实质上表明了民国时期以道院信仰整合的绅商，承担起了天灾人祸的社会救助使命，其间他们所展示的能力充分说明了民国绅商社会救助的实力。

关 键 词：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网络社会救助；绅商

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重要的以绅商为主体的社会救助团体，频繁活跃于民国社会救助的舞台。它源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民间宗教——道院，并最终与道院合为一体，“对内称道院，对外称红卍字会”。红卍字会社会救助事业包括“永久慈业”和“临时慈业”。永久慈业是指开办各类日常社会救助机构；临时慈业是指从事各种突发灾害的社会救助。临时慈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战事和灾荒的网络社会救助。那么临时慈业的战事和灾荒网络社会救助究竟如何运作？临时慈业的效能又是怎样的呢？就笔者所见而言，目前国内外尚无专题研究，因此以上问题值得探究。

一、临时慈业的战事网络社会救助

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战事网络社会救助发轫于1924年的江浙战争，该役救助中产生了红卍字会救济队。[1]从此，红卍字会正式拉开战事网络救助的序幕。在战事网络社会救助中，红卍字会通常有专门的机构，协调各地红卍字会及救济队的活动，否则在错综复杂的战地情境下，各会各队难免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无序状态。“一?二八”救助时专门机构有东南主会上海办事处；长城抗战救助时有红卍字会总监理部“；八一三”救助时有东南各会联合救济总监理部。各会各队各司其职，各有侧重。各会主要负责收容、资遣难民，医治伤兵。各救济队主要负责战地救护伤兵、难民，掩埋尸体。红卍字会“一?二八”救助就是这样一种战事网络社会救助形式的代表。

红卍字会负责指挥“一?二八”社会救助的主要机构是东南主会上海办事处。在“一?二八”救助中，上海办事处先后组织了9支救济队，机动救助。“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各要埠形势日趋紧张，筹备救济事业刻不容缓。东南主会办理水灾之时，已组两支东南联合救济队，专任赈务工作。第一救济队由京沪常锡镇各会联合组成，驻于南京。第二救济队系庆、芜、巢、肥、柘、运各会联合组织，驻于芜湖。后经公议，第一救济队调住上海，另由京、关两会在南京组建东南联合救济队第三队。“一?二八”战事发生后，上海总办事处联合东南各会新组救济队六队，分配救济。由武汉分会联合组织救济第四队；由镇江分会联合丹阳分会组织救济第五队；由皖北各分会联组第六队；由江北各分会联组救济第七队；由常、锡、澄分会联组救济第八队；由徐州分会组织救济第九队。组织完成后，由上海总办事处编排队名，照总会章程规定旗帜尺寸、制服式样，并填发各队任职证，以昭划一。红卍字总会派救济队长封聿端、曹珩原率队帮同指导，分驻苏州救济。[2](P17)

参与“一?二八”救助的主要是东南各地红卍字会，特别是沪宁沿线各会，如上海、无锡、常州、镇江分会，此外还有杭州分会。沪宁沿线各会构成了社会救助的区域性网络。中华总会也派队至苏州设立收容所。东南各地红卍字会通力协作，或收容、资遣难民，或设院治疗伤兵，为“一?二八”救助倾注心血。上海是“一?二八”抗战的主战场，上海红卍字会的救助工作是该役红卍字会救助的重中之重。上海红卍字会所设的6处收容所收容了第一救济队救出的无处投靠的难民。各收容所起讫时间百余日或数十日不等，合计375日。[3]上海红卍字会的各收容所遣送难民25518人。同时，上海红卍字会还积极救治伤兵，各临时医院救治伤兵共700余人，其转送宝隆、广慈等各处医院的约有数百人。[4](P19-P20)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杭州等地的红卍字也勉力从事难民救助。红卍字会总会在苏州收容的难民商由十九路军军车悉数运送回籍，先后资遣2000余人。[5](P20)无锡分会从2月4日到3月31日止，或舟或车共资遣各地难民30000余人。难民路粮、川资由该分会发给，路途较远的则由无锡分会派员护送。常州分会资遣难民以江北为多，鲁、皖、赣、鄂各地次之，共计资遣11000余人。[6](P19-P20)镇江分会自2月5日到4月止，共资遣各地难民50000余人。南京、下关两会共资遣2000余人。杭州分会共计收容难民10717人，资遣10000余人。“一?二八”凇沪抗战时期，红卍字会各地分会共计资遣难民13余万名。[5](P19-P20)

可见“，一?二八”社会救助充分体现了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战事网络社会救助的特点。东南各会、各救济队以上海总办事处为中枢，编织起战事救助的网络。东南各会构成网络的节点，为过往难民提供饮食、居住、医疗、运输等定点救助。战区的难民可以借助该救助网络抵达安全地带。而各救济队不仅可以深入前线救护伤兵，而且往来穿梭，实现跨地域的流动救助及各队之间的协同救助。“一?二八”社会救助也全面展现了红卍字会战事社会救助网络的组织、应变、资源动员等多方面的能力。

二、临时慈业的灾荒网络社会救助

灾荒网络社会救助是临时慈业的另一重要内容。1924年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直隶、京兆等地区先后发生水灾，红卍字会总分会组织各省水灾联合赈济处，募集赈款10余万元，采办粮食、衣物、药品，推定赈务专员分赴灾区调查、散放，合计救济灾民10万人。[7]这是红卍字会灾荒网络社会救助的发端。按照社会救助范围的差异，红卍字会灾荒网络社会救助可分为两类：区域性的灾荒网络社会救助和全国性的灾荒网络社会救助。

（一）区域性灾荒网络社会救助：以1933年冀、鲁、豫等地黄灾社会救助为例

区域性灾荒网络社会救助往往是由灾区的红卍字会向各地红卍字会发出求援信息后，各地红卍字会向灾区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援。这样一种形式的优点在于反应迅速、及时。1933年，红卍字会对冀、鲁、豫等地黄灾救助即为区域性网络救助的样本。

1933年7月末至8月中，华北淫雨连绵。黄河水势陡涨，在陕西、山西、河南及豫鲁交界连决数十处。据不完全统计，豫、鲁、冀三省被淹村落4000处，淹没农田6.5万方里，毁屋52万余间，灾民多达300余万人。[8](P375)黄灾救助是由济南分会发起的，得到各地红卍字会大力支持。8月14日获悉灾情发生后，济南分会即刻着手准备，并电请北平、上海、烟台、青岛各会协助筹备。8月18日，济南分会派於福和等3人，携带赈洋2000元、药品多种，前往荷泽散放第一批急赈。青岛分会派员携带5000元到济南。经商定，青岛分会于静思队长等4人前往濮阳、寿张急赈。8月27日，烟台分会的王道揆等携款2000元，往苏属丰沛等处查放急赈。31日，韩惟须携2000元赈款，往东平、东阿急赈。[9]

红卍字会总会闻讯后立即筹备炒米、药品、赈款，电调于圆观队长率同第十五救济队星夜驰赴灾区。第十五救济队分组前往河南的考城、汜水、温县、滑县，河北的长垣、东明，赶放急赈。红卍字会总会函请济南和胶东青岛各会设法赈救山东灾区的同时，公推苏经麟总队长、曹珩原、聂承临等队长携带款、药分组前往山东的范县、阳谷、寿张、荷泽、东阿、巨野、嘉祥、济宁、单县、定陶、城武、曹县，河南的滑县、考城，河北的东明、濮阳、长垣等重灾县查放、急赈。赈济历时2个月，救助灾民3万户、放赈款4万余元。红卍字会总会另电汇山西赈款4000元，请由太原分会负责查放；电汇陕西赈款3000元，请由西安分会负责查放。[10](P26-P27)天津红卍字会筹集巨款，分赴灾区，散放急赈。第一批人员携款万元，奔赴东河、东平、寿张、阳谷、濮县。第二批亦携万元，于9月3日出发微湖一带施放。第三批筹有2万元，定于7日出发。[11]红卍字会上海总办事处接到红卍字会总会和济南分会告急电后，立即召集临时会议，筹集2000元汇往平济。上海总办事处“通电东南各分会，一致筹款协沪”，号召社会各界“亟起拯救，踊跃输将，以救灾黎”。[12]9月21日上海红卍字分会派员出发赈济鲁西北并在《申报》登出劝募赈款启事。[13]23日，由戚民临、赵毓林率队员、夫役赶赴济南。[14]此外，红卍字锡常太各会也组赈济队奔赴济救助。[15]

急赈后，冬赈形势仍然严峻。“因节交秋令，天气日趋寒凉，所有灾区同胞，或暂集高阜之地，或仍困于围水之中，于赈款赈粮之外，御寒无具”。[16]冬赈分两次，1934年1月下旬至2月红卍字会总会和郑州分会进行第一次冬赈。1934年2月28日至4月30日，红卍字会实施第二次冬赈。第二次冬赈由红卍字会长春分会汇交总会21000元，分拨长垣、考城、兰封、滑县、濮阳各灾区赈济。长春分会派杜厚是协同于圆观队长行动。五县共放赈洋19967元，卍灵丹千袋。自8月3日黄河决口以来，滑县首当其冲，“淹没六百余村，延袤一百余里，人畜死亡无算，物质损失达三千余万元，实滑县空前未有之浩劫”。迭经灾民代表和河南省政府请求，红卍字会总会商同郑州分会在郑州设立招待所1处、粥厂4处，在汲县设立粥厂1处。总会补助移民招待款项2000元，汲县粥厂经费200元，托郑州、汲县等分会主持。招待所前后招待难民5000余名，就厂食粥难民达8000余人“，滑县灾民借以稍解倒悬之苦”。[10](P39-P40)

概言之，1933年冀、鲁、豫等地黄灾救助时，灾区的济南红卍字会首先向各地红卍字会发出求救信息，各地红卍字会积极响应。以灾区为中心，红卍字会社会救助网络迅速集结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总会、青岛、烟台、天津、长春、上海及锡常太等会纷纷组队或派员奔赴灾区救助。尽管黄灾救助只是区域性的社会救助，但倘若没有红卍字会社会救助网络的存在，是难以满足救灾应急、资源动员等实际需要的。

（二）全国性灾荒网络社会救助：以1931年水灾、1935年水旱灾社会救助为例

当灾荒发生具有全国性时，红卍字会需要有全国性的灾荒网络社会救助形式，统筹规划。一般而言，全国性的灾荒网络社会救助形式需要成立专门机构，配置资源，协调行动。当然这就首先需要红卍字会能全面掌握灾情，分清主次，通盘考虑。事实表明红卍字会确实采取了相关措施。如1934年，红卍字会总会就各地分会及政、商民众团体函报灾况，将全国灾情编列成表。该表共统计了15省，列出灾情最重的138县和次重的179县，合计317县。[17]统计的目的显然是为红卍字会的赈灾决策做依据。

先看1931年全国水灾社会救助。1931年水灾几遍全国，“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纾，洛阳之灾又起”。据统计，当时遭洪水不同程度波及的省份有23个之多。其中受灾最重的，是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豫、鲁等8省。[8](P203)红卍字会总会于是仿照1928年13省赈灾及1930年6省赈灾成例，举办16省水灾赈济。1931年8月，总会召集各分会会长来北平讨论赈济方法。红卍字会在北平设立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分各会筹办水灾急赈联合办事处，附设总会内，议定章程。联合办事处由苏经麟会长主持，各会会长均为监理，以便劝募捐款、散发急赈。赈灾方法分募款、放赈两步骤。在急赈款汇集之前，总会垫支2万元，派队长史旸宁率赈济队驰往灾情最重的武汉急赈。急赈款10万元由各会如期凑齐后，苏经麟等四会长亲往苏、皖、赣、鄂四省视察、监放。谢冠能等会同各地分会，按灾情轻重，公平分配。其余灾区，则由联合办事处汇款交由各分会就近查放。此次赈灾，汇经联合办事处转拨灾区的共15.8万元，大部分赈款因应急起见，直接汇往了灾区。红卍字会自陈：“各卍对于此次水灾莫不踊跃输将，努力赈济，呼号奔走，竭尽智能，全活灾民总在百万以上。虽仅及灾民全数八十分之一，然亦难能可贵者矣”。[18](P18-P21)

再看1935年全国水灾社会救助。1935年又是大灾之年。当年，全国各地普遍遭灾，其中尤以长江及黄河中下游的鄂、湘、赣、皖和鲁、豫、冀、苏8省为最重，据不完全统计，此8省被灾县有241个，被灾面积13.91万平方公里，灾民2198.25万口，财产损失7.76亿元。[8](P440)红卍字会在灾难突起之时，就召开赈务会议，筹商赈济办法。红卍字会在总会设立总监理部统筹策进，并在上海、济南、汉口及南北重要地区分设办事处。同时，红卍字会筹集赈款赶组3支救济队，前赴鲁西鄄城、冀之长垣、绥之包头，办理急赈。较之1931年的水灾救助，红卍字会采取了分大区救助的办法。长江流域划归上海办事处联合东南各分会负责筹办；黄河流域划归总津济青各会联合北方各分会负责筹办。经全国各会通力合筹，共集赈款30余万元。济南、济宁、郑州、徐州、上海、南京、汉口各会先后筹组救济队10余支分赴灾区实施赈济。其间，红卍字会将美国红十字捐助的5万元赈款，分拨各办事处转交各救济队施放。1935年的赈灾时逾半载，红卍字会共计施放赈款22万余元、赈衣48000件、丸散药品170余万付，赈济灾民100余万人。[19]

1931年水灾和1935年水、旱灾社会救助是红卍字会全国性灾荒网络社会救助形式的范本。在全国性灾荒网络社会救助时，红卍字会一般要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统筹赈灾。各地红卍字会迅速结成人、财、物的社会网络，合力赈灾。当然如果灾区过于广泛，分大区救助是红卍字会实施全国性灾荒社会救助的选择。各地分会及救济队则是直接实施网络社会救助的主体。

三、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效能

战事和灾荒网络社会救助是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主要模式，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重要性不容小觑。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临时慈业并未被红卍字会所看重。1928年的《道院说明书》毫不掩饰地说道“：特开办以来，即遇连年之水灾，不遑暇时，以致哲学、灵学等会稍迟发展，是为缺憾。现在革命成功，南北统一，对于救济之事，可稍息肩。关于哲灵之研究、永久之慈业，定为同人等之所当竭力进行者也”。[20]可见，当时道院真正的重点是哲灵研究和永久慈业。但其后事实表明，以战事和灾荒网络社会救助为代表模式的临时慈业正是红卍字会大显身手，扬名立功之处。

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成果显著。即便仅仅按照总会的统计，1921-1935年间，红卍字会总、分会进行的各类灾难救助就达65次之多，赈款为205.33万元，受赈人数约774.27万。临时慈业的范围广大，遍及鲁、冀、晋、陕、豫、甘、湘、鄂、赣、川、闽、苏、皖等地，甚至波及美、日。临时慈业的形式丰富，包括了赈济物品（如赈款、赈米、赈面、赈衣），资遣，收容，掩埋等。[21]红卍字会的临时慈业不但耗费了红卍字会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使红卍字会成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26年，督队长王春山等40人殉慈。1933年长城抗战救助时，金菩慧在石匣殉慈。[10](P7-P8)“八一三”抗战救助时期，红卍字会殉慈者有江阴分会12人、无锡分会2人、太仓分会15人。[22](P6)衡阳之战时，上海分会救济队李槎同队长，李遹善主任同时被炸殉慈。[23]

红卍字会临时慈业使广大伤兵和灾民直接受益。由于红卍字会临时慈业客观上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所以政府也是受益者。正因此，临时慈业的业绩成为红卍字会历来谋求合法身份的资本。1934年红卍字会总会会长熊希龄在《为遵照部颁立案办法造具各件请为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立案呈北平市社会局文》中提到：“连年以来，国内外水旱灾祲，以及迭次战事发生，本会无不竭力设法赈济，及筹办救护各项工作，……又无时不遵政府救济平民之意，努力从事，以尽职责”。[24](P2163)此外，红卍字会也通过临时慈业，推进了自身事业的发展。其一，临时慈业促进各地院会的建立。1934年黄河决口，红卍字会总会派张择灏队长到滑县急赈。滑县县长谢随安主动与张择灏商谈，成立了红卍字会分会。在滑县分会成立过程中，县长谢随安的态度颇为积极。当事人李骏轻认为：分会是“谢随安想联系总会多得赈款，而要求成立的”。[25](P81-P82,P87)这恰好说明临时慈业对赈灾诉求的满足是建会的有效途径。更多的以慈设会是红卍字会的主动行为。红卍字会有强烈的设会意愿，只要有可能，愿意抓住一切机会。1940年凇沪代主会在信中称，宜兴同乡会汇集了5万元赈款，拟请凇沪代主会派人前往灾区查放，且仍然以红卍字会名义。对此，凇沪代主会明确表态道“：此举既发扬卍辉，又能实际救人，且可预播设立院会种子。一举数得，自应照办”。[26]其二，临时慈业有利于红卍字会教义的宣讲。在为战事和灾荒设立的临时社会救助机构的管理中，红卍字会明文规定了宣讲，如《世界红卍字会难民收容所管理规约》第十四条规定“：每星期日由会派员分别向难民讲演道院卍会宗旨，难民须静心听讲不得喧嚷”。[27]1937年，东南联合救济总监理处制定的《世界红卍字会附设难民收容所章程》第十四条规定：“管理员对于入所难民应本道慈宗旨，讲演感化，俾得精神上之安慰”。[28]该规定得到了切实履行。“八一三”救助时，红卍字会李天真会长分赴各收容所、医院演讲，其内容就有“卍会讲道行慈之宗旨”。[22](P50)其三，临时慈业有助于红卍字会扩大影响力。1940年，香港红卍字会名誉会长王正廷演讲道“：华南人士之认识红卍字会者，殆始于民国廿七年（1938）冬，盖是时华南局面紧张，难民麇集于深圳及新界各地。敝会本其救济之主旨，出而救济，华南人士，始知有所谓红卍字会者。其后敝会派队赴粤之汕头、桂之桂林与湘之衡阳、长沙、沅陵等地工作，华南人士之认识红卍字会者，遂益众矣”。[29]

综上所析，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典型模式是战事和灾荒网络社会救助。进行网络社会救助时，红卍字会一般会有专门机构进行指挥、协调。各地分会是网络上的节点，收发传递救助信息、资源并实施定点救助。各红卍字会救济队开展流动救助。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成效卓著，造福弱势群体，减轻政府负担。红卍字会临时慈业使红卍字会达到了谋求合法地位，发展组织，扩大影响的目的，也使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进而言之，红卍字会临时慈业实质上表明了民国时期在天灾人祸前，以道院信仰整合的绅商并没有明哲保身，而是毅然肩负起社会救助的使命。他们在社会救助中所展现出的动员、组织、协作能力，生动诠释了民国时期绅商社会救助的实力。

[1]高鹏程、吴佩华.论江浙战争中的红卍字会救济队[A].红十字运动研究[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2]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实录（续）[J].正俗杂志,第2卷第8期,1937.

[3]红卍字会救护消息[N].申报,1932-02-18.

[4]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实录（续）[J].正俗杂志.第3卷第6期,1937.

[5]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实录（续）[J].正俗杂志.第3卷第1期,1937.

[6]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实录（续）[J].正俗杂志.第2卷第12期,1937.

[7]红卍字会慈业工作报告书[Z].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2.

[8]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9]红卍字会支配苏鲁河灾急赈[N].申报.1933-09-09.

[10]世界红卍字会历年赈救工作第三次报告书:甲编[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257,案卷号:370.

[11]津红卍会派员赴冀鲁散放急赈[N].申报,1933-09-04.

[12]红卍字会救济黄河决口[N].申报,1933-08-22

[13]上海红卍字会派员出发赈济鲁西水灾并劝募赈款启事[N].申报.1933-09-21.

[14]上海红卍字会赈济团昨晚北上[N].申报,1933-09-24.

[15]红卍字会常太赈济队赈务报告[N].申报,1933-09-23.

[16]红卍会募集棉衣[N].申报,1933-09-29.

[17]甲戌灾患救济筹备处汇编.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汇集各地水旱灾患概况总册[Z].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224.

[18]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世界红卍字会历年赈救工作第二次报告书：自民国十八年二月十日起至二十年六月底止[Z].1932.

[19]卍会最近赈救工作纪要：民国二十三年四月起至民国二十五年六月止[Z].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91.

[20]道院说明书[Z].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2.

[21]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分会历年办理临时赈济工作一览表[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257,案卷号:418.

[22]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八一三救济征信录[Z].1939.

[23]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Z].档号:Q120-3-101.

[24]周秋光.熊希龄集（下）[Z].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25]政协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滑县文史资料.第6辑.[Z].1989.

[26]廿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庚辰十一月十六日）第十三次常会提案[Z].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26.

[27]世界红卍字会救济队章程[Z].北京:京兆慈济印刷所承印.

[28]世界红卍字会难民收容所管理规约[Z].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164.

[29]香港红卍字会报告[Z].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