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熹;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

天津科技； 2003年 03期  

1910年12月，东北省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病因不明，死亡率极高，并迅速蔓延于关内直隶、山东及北京、天津等城市。迫于各方压力，清政府起用了毕业于剑桥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为防疫处总医官，统领防疫工作。他依据世界上最新的防疫理论，严格的科学方法，积极的措施，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流行。本文以历史资料说明，在各项条件都十分简陋的旧中国，只要以科学为依据，采取科学的措施，是能迅速战胜流行疫病的。 

应该说，当时中国的卫生状况十分简陋。城市卫生方面的管理体制只是初创阶段。作为首都，北京在1905年才在巡警总厅下设卫生处管理城市的卫生事务。北京全部的卫生设施，只有两家设备简陋的官医院，和七、八家规模不大的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其他省市的医疗卫生状况更加简陋。 

从医疗技术上说，当时中国通晓西医的人才极为稀少。普通的诊断技术、实验设备更是无从谈起，甚至起码的验尸和解剖实验，都不为法律所允许。从民众来说，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使民众对传染病的观念亦至为淡薄，更不知如何预防，仍依旧有的生活习惯。所以提高民众的文化，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更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关于鼠疫，当时的世界医学界也没有明确的认识和确切的医治方法。由于初期没能有效地控制，该病传染迅速，一个多月内吉林、黑龙江死亡达1.9万余人。当时清政府没有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并知照各国政府，请求选派疫病专家来东北，“研究传染之由”，“研究治法”，参与鼠疫的防治，并于春天在奉天（沈阳）召开万国防疫会，对鼠疫进行学术研讨。 

为了有效地防止疫情蔓延，在１９１１年１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当时他年仅３１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径路，取得确凿的事实依据，请求清政府采取建立医院收容病人，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多种防治措施。 

清政府听从了专家的建议，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先后拨巨款，在疫区各省添设了医院、检疫所、实验室等，成立了卫生警察队伍。聘请了通晓西医的人才为医官，准许他们在疫区采用一些严厉的措施：以医官为首的卫生警察，负责监督清扫城市卫生和捕鼠；他们身穿特制的防疫服，深入到街巷，挨户访问，把病人搬进临时设立的隔离室，对染疫者或有嫌疑的人采取了具体而又有效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冲破重重阻力，打破中国传统的习俗，对病患死者采取了火葬的措施。 

北京的防疫措施　 由于北京是连接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京奉、京汉、津浦等多条铁路将北京与全国各地紧密地连接起来。为了防止疫情，特别是向关内蔓延，政府首先暂停了除头等客车以外的一切入关火车，在京奉铁路沿线车站、重镇，"遴选华洋医员设局查验，就车站设立临时医院"，诊治由东北流入关内的病人。由沟帮子至北京的铁路线，节节设防；沿长城一带各口，则驻兵查禁。在东三省旅客自海道以达内地的秦皇岛、大沽口，也派医驻地检查。天津近接京畿，则划分地段，由医生随时查察，巡警随时报告，凡遇有疫症病亡的人，立即实行防疫消毒隔离措施。 

在北京附近地区　 为了保证城市的安全，不仅东北至京师的沿线设立了层层防疫站，并会同直隶保定防疫局、邮传部、步军统领衙门在保定、长辛店、通州等地也设立了防疫站，对来往车辆随时查验。在京师各关厢外设检查站，对于来自疫病发生地的步行者，勒令先在关厢住宿，待实行检验后，始准入城。 

北京城内　 卫生警察队在内外城广泛地发布告示，宣传防病防疫，动员市民清扫卫生，捕捉老鼠，杜绝病源。由卫生警察队督饬清道夫役，认真扫除街道、清理垃圾，消灭老鼠，并由卫生警官随时稽察。"又仿照日本大阪临时预防鼠疫事务局之制，在内外城分设临时防疫事务总分局四所，并于永定门外设防疫室、隔离室、防疫出诊所。"内外城官医院添置防疫药品、器具。并要求在京的外国医院改为时疫医院，接纳病人。 

实行疫病报告制度 　凡内外城有患病者，均令立即报告防疫事务局，立即派医生前往检验。如果发现有疫病嫌疑，立即将病人送往防疫病室，原住房屋，即行封闭消毒，并将该处阻断交通，同居的家人、邻居均送往隔离室，仍派医生逐日诊察，以免传染。一般病故者，也须经医检验与鼠疫有无关系。严密防止间接传染。旅店饭馆茶楼市场等场所，都令卫生警察逐日检察。 

在直隶特设临时防疫局，患病的百姓，统由卫生局办理。由绅商们设立的临时防疫会等捐资辅助。省会保定，也特设临时防疫局，专在省城一带切实防范，附近各府州县遇有疫情，即由临时防疫局派医生前往处理，设法消弥。并要求所属防疫专局严加处理。 

经过严密的防疫措施，北京的情况大为好转，天津疫情"旬日以来，渐就消灭"。保定因防疫措施得当，没有发现染疫之人。由于阻断了疫区的交通，各种防疫措施处理的好，使直隶疫情不十分严重，上海基本上没有出现疫情。经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和防治，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基本缓解了疫势。 
    1911年4月3日-21日，清政府在奉天召开万国防疫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美、法、德、俄、意、奥、荷、日、印十一国的代表。伍连德任会长。这次会议应该说是在我国举行的最早的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以东北鼠疫为研究基点，研究了鼠疫的起源、鼠疫的传播途径、病状的诊断、微生物研究、鼠疫的防疫措施等。各国专家在鼠疫的研究上达成了多项共识。为人类征服鼠疫迈出了一大步。 

中外科学家对中国这次防疫工作做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制定和采取的各项防疫措施得当，"颇足为后来师法"。各国代表一致认为过去中国"卫生行政简陋异常，而一朝防疫乃能努力如此"，是"民智渐启，市政之渐进"，社会进步的表现。代表们高度评价了伍连德博士对病理学精辟的见解，正确的防疫安排，被国内外赞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现在，是科学昌明，社会科技进步的时代，虽然突然爆发了新的不为医学界所知的非典型肺炎，但是相比100年以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有党和政府坚强而有序的领导，医学科学和医疗条件以及民众的卫生意识都是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的。只要大家尊重科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战胜非典型肺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