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医和中医的实践

　　1918年春天山西疫情刚刚平息，秋天临县疫情又起，冬天疫情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现在的疑问是，作为山西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的阎锡山为何不能再次进行全民动员，扑灭临县疫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即使临县的疫情不是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西班牙流感，政府也有迅速扑灭疫情，保障人民生命之安全之责任。更何况西班牙流感对人民生命之威胁，并不低于肺鼠疫。

　　根据上引阎锡山给内务部的电文，可知阎氏对于临县的疫情，“仍督饬该县加意严防，以期完全扑灭”。而据同日《申报》引《字林西报》：“内务部接山西消息，据谓临县曾发生疫症，共死七十人。当即隔断交通，染疫者迄今只有七村。自一月十七日起，未有死于疫者。疫势有肃清之望。”疫情没有蔓延。又引《大陆报》：“太原警厅长于一月前印就公函，分致各城村，告以疫症复作之危险，并示以辨别疫症，防其蔓延之方法。此种举动颇有效力，故山村一见疫症之发作，即呈报知事，而知事即据以转报省长焉。”万德生的报告与此不同，他说：“虽然第一例死亡发生于1918年12月12日，但直到1919年1月5日疫情并未上报。”及时上报疫情是1918年山西肺鼠疫防治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年冬天，临县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根据1962年的调查，从1918年至1932年，临县几乎年年有鼠疫疫情发生，兴县则延至1939年。在临县，1924年和1931年的疫情最重。1919年秋天和1924年秋天的临县疫情留下了相当详细的报告，值得讨论。

　　1919年10月3日，临县胡知事向省长阎锡山报告如下：

　　本月漾日下午三时，据第四区长郝乾昭报告，西区距城八十里之张家沟、山庄头两村，有时症发生。立派警前往视察，据该警等回报，张家沟已死男女三十人，山庄头已死男女二十人，尚有病者十口。据称病初起，头痛渴睡，有发热者，有患寒者，有头肿者，有腋下或胯下生一硬核者，三四日即死，流行甚速。又称西沟村亦有此病。除派警佐带警前往依法防治外，谨先电问。[42]

　　从上述患者临床症状看，临县发生的疫情为腺鼠疫无疑。据1962年调查，西沟村疫死85人，且不见张家沟和山庄头两村。或村名有变，或张家沟和山庄头属于西沟一部分。与前述王家坪村属同一区域。同一资料记载，“兼省长接电后，甚为忧虑，立即饬知中医改进会照该知事呈报情形，妥拟治疗方法”。中医改进研究会立即判断是疫为“疙瘩瘟”，头肿者为“大头瘟”，并订出相应药方。同一消息及药方于二日后在《山西日报·星期附刊》上再度刊登，从此不见下文。

　　万德生也再次进入疫区。10月17日，在疫区兔坂村工作的万德生报告当地9个村庄共有220人死于腺鼠疫。至他撰稿时为止，每日大约有3人死亡。如果不得到控制，随着冬天的来临，腺鼠疫有转为肺鼠疫的危险。[43]至此时，他已经确定临县的疫情为鼠疫。

　　另外一份文献详细记载了1924年几名中医和西医前往临县防治疫情的经过。是年10月新家茆等村发生疫症，死亡500余人。中医改进研究会“以疫势如此险恶，蔓延如此迅速，一面按照急性险疫疗方，具覆省署转示该县，一面选派中医薛复初、赵儒珍、西医安增寿，即日携带药物前往该县，尽心疗治，筹划预防善后各方法。”[44]在1918年参与防疫的西医名单中，有医生名安寿增，省籍为直隶[45]，疑与1924年派往临县之安增寿为同一人。《医学杂志》同期还刊登赵儒珍所撰《临县防疫记》，赵氏称：“本年阴历九月九日医士等奉省长委派，往该县防疫，比至该县，业已死亡五百余名。”[46]与1919年的情况相同，阎锡山相信中医具有防治腺鼠疫的能力。　

　　1924年鼠疫血清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根据赴临县医生之报告，鼠疫血清是向汾阳外国医院借得的，共110余瓶。三位医生从临县县城赶往疫区之前，均注射了鼠疫血清，以至于路上“药性发作，头痛发热”。[47]1918年肺鼠疫流行时山阴县某中医死于非命。[48] 1919年，万德生报告也提及有中医死亡。1924年的情况大不相同，防疫医生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

　　山西中医对于鼠疫的观点也有了变化。例如，赵儒珍所撰《临县防疫记》就接受了西医有关鼠疫病因的解释。他说：“其传染情形为由最接近病人者，以渐扩充，受传染后，多数淋巴腺肿胀化脓，鉴别诊断，知为腺肿鼠疫（ l）riisenpest），而媒介体则为蚤虱蚊蝇之类。”[49]中医赵儒珍会用西文标识病名，也知道腺鼠疫通过蚤类传播，显然是中医向西医学习的成果。不过，将虱及蚊蝇之类也当作腺鼠疫之传播媒介，则是他的想当然。　

　　与赵儒珍的观点不同，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报告完全站在中医的立场解释鼠疫。《防治临县疫症记》称：鼠疫流行的起因主要是“今岁春夏亢旱，热度过高，热毒内伏，秋深始发，此关乎天时者也。该县四区，前岁曾发生鼠疫，其根潜伏未尽，铲除此关乎地气者也”。早在1894年，医学界已经证明，导致鼠疫流行的是鼠疫杆菌。此次赴临防治鼠疫的医生从岔沟村一名苏姓病人体内也检出鼠疫杆菌，与“气”无关。[50]

　　根据以上两份报告，在临县鼠疫防治制度方面，可以知道以下事实并提出相关疑问：

　　其一，在省派医士未到达之前，临县知事指挥警佐，对疫区实行隔离。不过，10月16日抵达临县的医生向学会报告时，临县全县疫区多达27村，死亡人口多达500余人。仅从此数，亦可知在省城医生抵达临县之前，该县不存在有组织的、规模性的、有效率的防疫。

　　其二，赵儒珍医生称：“病源虽已明了，而处治之方殊无把握，惟有注意隔离及消毒、清洁等法。”民贫而浊，清洁之法实难办到。消毒之法，主要包括熏屋和处理大小便和唾物。隔离之法的难点不在于隔离，而在于隔离以后如何处置，即如何保证食物和衣被的供应。赴临医生重申1918年阎锡山所定之隔离原则：“宁牺牲一人，不能牺牲一家，宁牺牲一家，不能牺牲一村。”按照赵中医的说法，在他们赴临十余天后，由于采取的隔离措施有效，“疫势渐就扑灭”。不过，如上文所揭，1924年临县疫死人口多达959人，有400余人是在省城医生抵临后死亡的。疫情似乎没有得到如此快速而有效的控制。另一种可能则是，在省城医生赴临之前，临县疫死人口已经不止500余人，而是更多。

　　其三，关于治疗方法，11月2日，赴临医生写给研究会理事长的一份信中有如下陈述：

　　前函报告新发生疫症之薛家峁及疫症复萌之三两村庄，共有病人八名，职等筹思预防方法及治疗方法，除隔离外，惟有施行血清注射。其法于现病者每人注射一瓶，三日后观其效力若何，病若不退，再续行注射。预防者每人注射半瓶或一瓶三分之一，先注射现病者，次注射疫死病人之家属，最后注射现有疫症之村人。[51]

　　现无资料揭示1924年的抗鼠疫血清对于腺鼠疫病人的治愈率。医生只是报告说：“所幸刻下疫症范围极小，注射而外，加以严厉隔离，或可消灭净尽矣。”赵儒珍在其报告之最后指出另一种疗法：“于此经过之中，获一较好疗法，即刺破化脓之腺肿，内服清解之药剂，藉以活人不少。此可以供医学界之研究者也。”完全未提及抗病毒血清之治疗方法及功效。

　　在中医改进研究会所撰报告中，有关于治疗鼠疫的详细中药配方，所用无非中医清热解毒之药物，如连翘、黄芩、桔梗、陈皮、银花、柴胡、甘草、生石膏、滑石之类。限于篇幅，兹不赘述。这类在中医看来能够“清火泻毒”的药物，不能证明可以杀灭人体内的鼠疫杆菌。另外，在“西医治法”和“中医治法”中，都有关于划开疙瘩，病者立愈的陈述。这一治疗方法得不到现代医学的证明，存疑。

　　1929年9月27日，《山西日报》第6版有关于兴县罗峪口及临县第四区的疫情报导，并涉及稷山县。不过，稷山县患者临床症状只是“腹痛头晕，直吐不止，二三日即死”，疑为霍乱。有关罗峪口的报导，因文字漫漶，无法识读，但残缺文中留有“血“和“疙瘩”二词，可以断定为腺鼠疫。1962年的调查也证明这一点。临县疫村为修化村，在1962年的调查中，写作新化村。这些报导之后，并未见后续报导。只是在临县“幸未蔓延他处，现已完全扑灭”；在兴县，“情形甚属可畏，该县县政府，虽力事预防，而迄无少减云”。鼠疫防治，完全成为两县的地方病防治。

　　从上文可以看出，从1918年以后，阎锡山政府对于境内鼠疫防治的关注，日减一日：从1918年的全民防疫，演变至1919年和1924年的有限关注，至1929年，几乎完全成为县级政府的地方事务。本文的问题是，同样是山西鼠疫的流行，何以在1918年秋天以后，不再是“国家的公共卫生”，却转化成为“地方的公共卫生”？

　　四、传染病：从国家到地方

　　临县和兴县位于山西省之西部，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的榆林地区相望。两县境内海拔多在1200米以上，东部的吕梁山海拔较高，不少山峰海拔高度达到1600-1800米，造成东西方向的交通阻隔。时人称临县“距省五百余里，万山丛杂，交通极感困难”。[52]在上引文献中，万德生有关于当地交通的如下说明：

　　尽管临县位于太原府西北部不远，但这个区域相当封闭，必须通过太原府西南的汾阳府转至临县，从汾阳府至临县的80英里道路最好。从一年前发生肺鼠疫山西北部最近的疫区到达临县，大约要化四天的时间。该县无商路与外县相通，与外部世界几乎无甚交流，也不需要购买燃料或其他生活日用品。

　　尽管从汾阳城至临县的道路最好，但是，万德生一行一路走来，还是化了五天。从地理的观点看，临、兴两县地表多为黄土覆盖。因长期受到流水侵蚀，地貌破碎，部分地区形成梁、峁状地形，县内交通极其不便。根据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的提示，笔者注意到临县和兴县的疫村均分布于两县之西部。[53]如在临县，民国时期所有的鼠疫疫村，均分布在湫水河以西，河东绝无疫村的存在。细究之，在临县，黄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县内各大小河流自东北向西南流，河流切割造成地形的阻隔，县内东西交通极为不便。兴县的情况与临县相似。准确地说，两县鼠疫只是两县西部地区的地方病，从未传播至两县东部地区。

　　对于山西省政府而言，既然临县、兴县的腺鼠疫只是两县的地方病，所以，也就不用进行全民动员，进行大规模的防疫。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既然临县、兴县的疫情对山西其他地区都未造成威胁，管他何干。1918年山西肺鼠疫之防疫与疫后之腺鼠疫之防治之所以呈现如此大的差异，关键就在于传染范围的不同。1918年从内蒙传入的肺鼠疫，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一场波及山西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灾难，而临县、兴县之腺鼠疫，本质上只是这两县的地方性传染病，与山西其他县域无涉。

　　吕梁山造成临县、兴县与山西东部各县交通的阻隔，但由北自南流径兴县、临县的黄河，却为两县与外界的交通，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在临县，湫水河流入黄河的碛口镇，也因此而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1918年防疫中的两道防线均以此为终点，即可证明这一渡口的重要性。1928年，流行于临、兴两县的鼠疫渡过黄河，西传至陕西，最终在陕西引发了一场大灾难。[54]

　　据陕西省卫生防疫站1966年调查，1931年横山、米脂、子洲、葭（佳）县、绥德、定边、吴旗、子长、清涧、靖边、榆林、安塞、吴堡等13县流行鼠疫，共死亡9648人。疫情相当严重。鼠疫疫型主要是腺鼠疫，到秋天，有转为肺鼠疫的倾向。[55]

　　1931年参加山陕防疫工作的陆滌寰医生引用一份地方防疫会提交的各县疫死人数报告，取整数为7440人，如果考虑到1000余人，100余人的“余”数，疫死人口与1966年的调查相近。不知何故，陆滌寰不相信这份报告。他不仅认为疫死人口远远多于报告人数，且相当主观地估计疫死人口在2万以上。[56]除此之外，有调查者称，“由西安所得之情报，谓死亡达五十万人之多”。但据叶墨（Jettmar）和万德生的估计“其死亡者约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57]这一以后证明为错误的数据，影响巨大。南京国民政府下令：

　　现查山西、陕西两省地方发生鼠疫，人民罹其灾者，死亡甚多。若任蔓延，贻害胡底。亟应设法防范，迅图救济。著行政院转饬内务部，遴选卫生署医官，带同助手、护士及各项药品，迅即前往，会同各该省政府，妥速办理，以期疹疬潜消，民生咸遂，是为切要。[58]

　　1931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在临县碛口镇设立山陕防疫事务总处，分医务、总务、秘书、调查四股，以万德生任主任，并派有西医若干，指导山陕防疫。[59]陆滌寰医生于11月12日抵达疫区。

　　据陆滌寰报告，20余名防疫医生由各地派遣而来，地方政府亦派有医生，从事防疫和联络工作。除了中央政府设置的防疫机关外，山西省设有省防疫处，由省民政厅长兼任防疫处长，省立医院正副院长担任正副主任，指挥全省的防疫工作。鼠疫流行的各县及其邻县设有防疫局，县长兼任局长，并由具有防疫经验的医师任副局长，下辖若干名防疫医生和调查员，从事本地的防疫和调查工作。除了防疫处和防疫局外，省里组织有防疫委员会，由经验丰富的医师充当委员，也为防疫处提供咨询。与山西省类似，陕西省各县也设立防疫局，由省政府派遣医生若干名。并在榆林县设立陕西临时防疫处，从事陕西鼠疫流行各县的防疫工作。很显然，与1918年初的情形相同，1931年的山陕防疫显然属于国家的公共卫生。

　　由于资料缺乏，关于此次防疫的具体过程，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抗鼠疫血清被普遍应用的1924-1931年，对于鼠疫的防治应该较以前更有效率。只不过，山西省政府已经失去1918年的防疫热情，1918年的全民防疫不复重现。

　　或有人言，1924年秋天，正值阎锡山介入直奉战争，无暇他顾；1931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处于隐居状态。两次战争有可能是导致阎锡山无力防疫的重要原因。笔者之所以不同意这一观点，是因为从1918年至1939年，临县、兴县的鼠疫疫情就没有停歇。据上引资料所引1962年的调查，临县1927年疫死760人，1928年315人，1930年318人，1932年650人。兴县1926年疫死215人，1928年289人，1929年532人，1932年518人。就每县疫死人口而言，大都超过1918年初的水平。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省政府在防疫工作中的不作为，反映的是防疫观念的改变。

　　根据流行病学的分类，鼠疫属于与天花、霍乱并列和三大烈性传染病，其疫情的发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视作对于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与传统时代相比，近代政府具有更为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调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军事、行政以及其他社会资源，迅速扑灭疫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烈性传染病的防疫从来就是“国家的公共卫生”。当一个地方的疫情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并不扩散且构成对于其他地区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那么，此类疫情所涉仅仅是“地方的公共卫生”。虽然国家由一个个地方所构成，但单一的地方本身不等于国家。除非当地方性的危机突破地理的篱藩，形成为跨地方的危机，或直接形成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时，“地方的公共卫生”才有可能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转化为“国家的公共卫生”。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临县和兴县的烈性传染病鼠疫流行，因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长期被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以一种类似“地方病”的方式存在，并不构成对于邻县人民生命安全之威胁。因此，两县鼠疫及其流行，长时间属于“地方的公共卫生”之范围。在本案中，临县境内的黄河和湫水河共同构筑了地方与国家的边界。扩大点说，则是黄河和吕梁山共同构筑了地方与国家的边界。上引《申报》载阎锡山给内务部的电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复据沿河营县报称，专员赴陕调查，亦无肺病传染，似不至蔓延为患。”是将黄河作为边界。《申报》引英文《大陆报》之相关报导后，又称：“按疫区距汾州、太谷、太原所在之平原，相去仅三日路程，故此间教会已行预防方法，军警亦设法防疫。”已经感到吕梁山西侧的疫情对于东侧平原的威胁。可见，1918年秋天以后，“地方与国家”在黄河与吕梁山脉划定了彼此的界线。1931年，山陕防疫事务总处设于临县碛口——一个黄河边上的重要渡口——就是此前地方与国家的象征性分界。

　　再将话题展开，以山西省的情况看，“民众的个人卫生”是一个更加令人头痛的话题。赵儒珍医生称临县人民，“民贫而浊，惯性不易改除”。具体的描述如下：

　　临县地处四山之间，土瘠民贫，谋生不易，就中以西山一带，尤为艰困，人民穴山以居，终年日光不能射入屋内，一家数口，恒住一窑，且有将牲畜鸡豚亦并养于住窑之内，秽气污浊，不堪名状。米粟就地贮藏，尤为蕃殖鼠类之一大原因，是以数年之间，该处屡次发生瘟疫，虽经派医防制，终不能铲除净尽者，良以此故。

　　陆滌寰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将临县一带居民的掘窑洞而居称为“穴居”。在他看来，窑洞中的不卫生，以及谷物和其他食品在窑洞内的储藏，极易吸引鼠的进入，引起人鼠接触，导致人间鼠疫的发生。[60]

　　1931年，山西省各级公安局开展卫生调查，其调查项目是街道市场是否清洁、河沟水井是否清洁、（不具资格的）医师医院如何取缔、茶楼酒馆如何检查、妓院戏场理发所如何管理、卫生教育是否创办、防疫事项有无设施、适合卫生之工程有无计划等共八项。[61]这一工作不知是否与这一年国民政府的山陕防疫有关。　

　　依据同书记载，事件性的瘟疫流行与防治暂不讨论，就常规情形而言，在山西各县，日常的公共卫生只限于打扫街道，建设厕所。日常的卫生防疫设备大多只备有石灰而已。如在吉县“查职局仅备石灰一小尾，以备使用之外再无设施”。所谓“职局”绝不是卫生局或防疫局，可能是公安局。

　　另一资料简单地记载山西防疫机构是疫来则设，疫停则撤。如太原，该县于民国二十一年秋季“因发生虎疫曾疫立防疫局一处，后以疫势扑灭经停办”。如新绛，同年秋间“因发生虎疫，临时召集士绅、医士组织防疫局，现已撤销”。[62]所谓“虎疫”，是霍乱之译称。以临时性的机构来组织对于预防烈性传染病的防疫工作，实际上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仔细研究这两段资料还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措施，都是针对城市或市镇的。在1930年代的山西，政府尚无力在农村推动卫生运动。1918年初，阎锡山政府曾经制定通过公众场所、家室与个人的清洁、消毒来抑制疫病的“清洁及消毒法”，只具应急的性质。也就是说，近代政府可以通过暴风骤雨式的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甚至暂时建立某种制度，但却无法改变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状况，无法改变“民贫而浊”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按照现代公共卫生理论，拥挤的居住空间，光照不良，通风不畅，住房兼做贮藏，人与动物共居一室，都在为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创造着条件。“民贫而浊”使得“民众的个人卫生”不可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的公共卫生”只不过是个人卫生的常态展现，“国家的公共卫生”则是个人卫生的危机展现。民众生活的不卫生，既挑战“地方的公共卫生”，也挑战“国家的公共卫生”。由于“民贫而浊”是人民的生活常态，不可能构成公共卫生的“事件史”，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重大疫情的经常性爆发与国家动员机制下的“国家的公共卫生”，也就成为那个时代公共卫生的显著特征。

　　五、余论

　　按照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定义，公共卫生是“社会有组织的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既然是“有组织的”活动，也就是政府的活动。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扮演着主导的角色。

　　在传统时代，政府几乎不承担公共卫生的职能。具体地说，政府的工作与预防疾病、延长人民寿命和促进人民健康无关。1910年，满洲里肺鼠疫爆发流行，清政府指派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伍连德博士赴东北防疫。伍连德通过调动军队、停运火车、严格防疫等一系列手段，迅速扑灭疫情。1911年4月，清政府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即今天所谓“鼠疫防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中有来自英、美、俄、日、德等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共35位。伍连德任大会主席，并被后人誉为“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考虑，1910年的东北防疫，可以视作中国政府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17年绥远疫起，北洋政府在内务部设立防疫委员会，在各省成立防疫专门机关，制定卫生法规，划定区域防疫，以及推行科学的防疫方法等[63]，都可以证明以防疫为主的公共卫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基本职能。烈性传染病流行带来“公共卫生灾难”构成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正如1918年阎锡山所理解的，卫生防疫也就成了一场保卫家园的战争。卫生防疫，便成为近代国家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时面临的首要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卫生内容逐渐增加。从1940年代开始，政府介入地方病防治，1950年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和全民健康构成公共卫生的主要内容。将这一过程看作一个连续的历史演变，不难理解1918年的山西防疫及疫后之疫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地位。

　　1918年的山西防疫，是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合作开展的对于烈性传染病的全面防御。1918年秋天以后的山西疫情，是烈性传染病的地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地方病——一种与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相类似的地方病。人们对于疫情的关心，有时并不是对于疫情本身的关心，而是对于疫情流行边界的关心。这样，某些特定的河流与山脉便成为划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责任的边界所在，也就成为地方与国家的边界所在。这样一来，公共卫生也就演变为“地方的公共卫生”和“国家的公共卫生”。直到1928年以后，疫情越过黄河，并于1931年在陕北酿成大灾，中央政府才强行介入。由此可见，1918-1931年的山西鼠疫防治过程，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转化的过程。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内蒙、东北乃至满洲里以北的俄罗斯境内，到处聚集着来自山西、河北和山东等地的人流。他们从事农业垦殖、捕猎、砍伐、开矿、贸易和其他生产或经营活动。1910年和1918年，东北疫情和山西疫情起时，都在农历岁末。按照传统习俗返乡的人潮汹涌，铁路交通使得人口的流动更加快捷，疫情传播更快。面临危机，两个时代的中央政府都作出了迅速且有力的反应。临县、兴县的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居住于山区的当地居地甚少与外界交往，疫情传播缓慢。与此相应，中央政府仅表达了有限的关注，而地方政府的反应也相当迟缓，处置不力。对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同一疫情，政府采取不同的因应之策，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交通条件的改进，流动人口更多，流动速度更快，“地方的公共卫生”不再存在，传染病——尤其是烈性传染病——从一开始就是 “国家的公共卫生”。

　　本文最后还想指出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近百年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体现的是现代国家权力不断扩展，直至民众完全溶入国家体制的过程。只不过，这一点将是另外一篇论文的主题。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因篇幅关系，发表时稍有删节。全文电子版由“读与思”（www.readthink.xilubbs.com）首次发表，感谢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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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谢泳：《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载《谢泳作品收集》，其个人主页网址http//go.6to23.com/moxianju/his/xy　　该文在网络间广泛流传。

　　[2]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编），内部印行本，北京，1980年，第514-534页。其他文献所载1931年疫死人口更多，由于其数据未得到1962年调查的确实，不予采信。

　　[3]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第1页。

　　[4]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2页。

　　[5]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编），第235页。

　　[6]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13页。

　　[7]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第1页。

　　[8]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第104-106页。

　　[9]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19页，第28页。

　　[10]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第106页。

　　[11]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第1页。杨怀德之英文名不详。

　　[12] 这一统计是不完全的，从下文可知，至少汾州医院的万德生（Percy T.Watson）与他的两个王姓同事均参加过此次防疫。汾州医院是山西最早的西医院，根据万德生医生的陈述，推测其所属员工中的相当部分可能参与此次防疫。

　　[13]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第182-187页。

　　[14]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第147-148页。

　　[15]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102页。

　　[16]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2页。

　　[17]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4-55页。何以“记大过二次”，不解。原文如此，照录。

　　[18]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18页。

　　[19]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3页。

　　[20]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4页。

　　[21]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63页。

　　[22]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9页。

　　[23] 阎锡山：《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序》。

　　[24]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49-50页。

　　[25]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20页。

　　[26]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1页。

　　[27]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103页。

　　[28]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3页。

　　[29]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187页。

　　[30]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0页。

　　[31]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3页。

　　[32]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8页。

　　[33]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51页。

　　[34] 《申报》，1919年1月26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156本，第374页。

　　[35]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编），第528页。

　　[36] 山西省测绘局编：《山西省地图册》，1987年印，太原，第85页。

　　[37] Percy T.Watson, “The Epidemic in Shansi: Pneumonic Plague or Influenza?”, The China Medical Jouunal, Vol.33,No.2,1919.PP.169-173.

　　[38] Wu Lien-The, “The plague situatian in North China”, 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Vol.15, No.3, June 1929.pp.280-281.

　　[39]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册），第506页。查该书所引《临县鼠疫流行史和自然疫源地调查初步总结报告》（油印本，山西省档案馆，C89-18-27），临县9村疫死人口为158人，尚有后月镜地区的几个村庄数据未被包括。

　　[40] 《临县鼠疫流行史和自然疫源地调查初步总结报告》，山西省档案馆，C89-18-27。

　　[41]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编），第511-512页。

　　[42] 《山西日报》，1919年10月3日，第2版。山西省图书馆所藏民国《山西日报》自1919年6月始，至1936年结束，中间多有残缺。笔者所读为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43] “Bubonic Plague in Shansi”, The China Medical Jouunal, Vol.33,No.7,1919.P616.

　　[44] 中医改进研究会：《防治临县疫症记》，《医学杂志》第二十二期《报告门》，第65页。第66页“本年十一月下浣中医改进研究会识”透露此文的真实作者，又提及赵儒珍撰有另一报告。

　　[45]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第184页。

　　[46] 赵儒珍：《临县防疫记》，《医学杂志》第二十二期《报告门》，第81页。

　　[47] 中医改进研究会：《防治临县疫症记》，《医学杂志》第二十二期《报告门》，第66页、第70-71页。

　　[48]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第18页。

　　[49] 赵儒珍：《临县防疫记》，《医学杂志》第二十二期《报告门》，第81页。对于该文作者的判断亦可见本文结尾处之署名。

　　[50] 中医改进研究会：《防治临县疫症记》，《医学杂志》第二十二期《报告门》，第65页，第71页。

　　[51] 中医改进研究会：《防治临县疫症记》，《医学杂志》第二十二期《报告门》，第74-75页。

　　[52] 中医改进研究会：《防治临县疫症记》，《医学杂志》第二十二期《报告门》，第65页，1924年。

　　[53]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册），第521-523页，第535-536页。

　　[54] 佚名：《山陕发生鼠疫》（《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一期，1932年。）也有不同的观点，如伍连德认为，山西和陕西的鼠疫可能来自陕西北部内蒙古境内的鄂尔多斯。见伍连德等合编：《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1937年，第30-33页。有调查称，陕西靖边的鼠疫始于1917年，是年大旱，粮食缺乏，当地居民拾死鼠充饥。见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册），第572页。又据陕西省卫生部门1959年的调查，1929年冬，因气候寒冷，黄河封冻后曾见大批老鼠自山西浸入陕西佳县，次年佳县发现大批鼠死亡，三月间即开始人间鼠疫流行。见《陕西省鼠疫调查防治情况》，陕西省卫生防疫站科技资料，A1704。1931年米脂县的疫情因当地居民从山西运回鼠疫患者尸体所引起。见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册），第572页。

　　[55]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册），第567页。

　　[56] 陆滌寰：《一九三一年山西、陕西两省ニ流行ヤル“ペスト”ニ就テ》，《满洲医学杂志》第18卷第2号。昭和8年（1931年），第249-264页。

　　[57] 姚寻源：《西北卫生事业报告》，《中华医学杂志》第21卷第10期，1935年，第1132页。

　　[58] 《申报》，1931年10月18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287本，第412页。

　　[59] 佚名：《山陕发生鼠疫》，《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一期，1932年。

　　[60] 陆滌寰：《一九三一年山西、陕西两省ニ流行ヤル“ペスト”ニ就テ》，《满洲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2号。昭和8年（1931年），第255页。

　　[61] 山西省民政厅：《山西民政汇刊》，1932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4辑，文海出版社1993版，第189页。

　　[62] 山西省民政厅：《山西民政刊要》，1933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4辑，文海出版社1993版，第252-258页。　

　　[63] 关于北洋政府如何应对此疫，参见张照青《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