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作者简介：杜维鹏，男，辽宁大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0世纪初东北灾疫应对与新生活方式之建构》（10YJA770020）及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近代东北灾荒及救助研究》（2009A303）阶段性成果之一。

摘要：在中国近代的大变局过程中，近代西方文化大举“东渐”，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濡化。这一文化背景对近代救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使近代救灾思想具有了某些现代性特征。文中从近代救灾思想的现代性特征、近代救灾思想的形成原因以及局限性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粗线条地勾勒出近代救灾思想发展的轨迹。

近代救灾思想既有传统救灾观念中的迷信因素，又有近代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成分，所体现的是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延续。近代救灾思想正是在迷信与科学的两极对立中，通过不断批判、摆脱迷信观念而成长起来的。

关于近代救灾思想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邓云特在其所著的《中国救荒史》〔1〕中就有所涉及。此后，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限于沉寂。80年代以来，随着灾荒史研究的复兴，近代救灾思想的研究重新获得发展契机。这一时期关于近代救灾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以人物个案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增多，二是关于近代救灾思想的宏观论述渐增。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已成“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态势。然而，这相关研究对灾荒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相互关系方面研究似有不足。本文试从宏观的角度对此作一概述。

在近代中国也兴起了以人道主义为旨归的国际互助救灾思想。

近代中国虽然国贫民穷，但对他国灾荒的救济却不遗余力。1906年美国旧金山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捐银元两万元，“汇寄灾区，从事抚恤”〔2〕。1922年俄国发生大饥荒，我国在北京、上海等地纷纷组织俄灾救济会进行救助。邵力子还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呼吁青年对俄国抛弃前嫌“一致奋起，尽力于赈济俄灾的事业。”〔3〕在中国“援外”的过程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1923年日本震灾的援助。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死亡25万余人，损失60亿日元。当日，孙中山便分别致函犬养毅、福田雅太郎等日本政要表示慰问。6日，梁启超在《晨报》发出倡议要求各界筹赈日本震灾，声称“我国地处密迩，救灾恤邻，责无旁贷。”〔4〕当时，正值日本拒交旅顺、大连，我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期。但是我国人民从国际人道主义观念出发，将救济日灾与国际交涉截然分开。《申报》评论文章指出“救灾恤邻为其无上之义务也。……慈善之事，初无国界，恻隐之心，随地而施。”〔5〕中国人民正是以这种博大的胸襟对日灾展开了救助。据统计，在日灾发生后，各地召集或参加赈济日灾会议的社会团体、机关和学校有122个之多。在赈济日灾活动中建立的各种赈灾团体有44个之多，范围遍及全国。此外,政要名流、各界人士、各种团体，或驰电慰问，或倡言赈灾者，为数众多〔6〕。

当然，中国在对日本震灾进行人道主义救济的同时并未放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抗争。在日灾发生之前，安徽地区绅、商、学三界，因收回旅大问题对日发起经济绝交，组织维持国货检查所。日灾发生后，有少数商人主张撤销检查所以便于救灾。经开会讨论后，多数反对撤销检查所，他们的理由是“经济绝交，设立检查所，是对于收回旅大问题而设，旅大一日不能收回，检查所一日不能撤销，救灾恤邻，另是一事，不能牵混。”〔7〕类似的主张在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这些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对日救灾问题上的理性态度。

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难以应对持续不绝的灾荒，究其根本便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步入近代以后，一些开风气之先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8〕[i]的道理。他们开始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把救灾同发展民族实业相联系。具体而言，有如下三方面内容：

19、20世纪之交，上自朝廷下至士绅平民已逐渐认识到铁路对于经济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重要性。郑观应曾专论铁路对灾荒救济的作用，他指出铁路“大则转饷调军，有裨于国计；小则商贾贸易，有便于民生。……即或旱干水溢，偶有偏灾，亦能接济运粮，藉苏民困。”〔9〕汪康年也提到铁路于赈灾的便利，认为铁路可“使往来便捷，消息灵通，则赈灾便矣。”〔10〕

对铁路赈灾作用阐述最为全面的当属孙中山先生。在他看来，“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11〕所以，将修建铁路作为振兴实业的重中之重。他以西方铁路四通八达对于救灾便利的例证来反观中国救灾不利的情况，认为“不适当的交通方法，再加上铁路、公路稀少，不完善的，阻滞的水道”导致政府在赈灾过程中动作迟缓，贻误时机。因此，他力主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铁路，以收救灾之效。1912年他在接受《大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俟各路告成，则货物流通，苦乐可均，而饥馑之灾亦可免矣”〔12〕。

从近代将铁路纳入到赈灾事业可以看出，国人救灾的现代性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认识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赈灾事业的重要性，这是中国近代赈灾史上的一大进步。

晚清政府接二连三地对外赔款，财政入不敷出。由于资金的短缺，政府无法给予灾荒以有力的救济，当时，李提摩太就提出设立银行以解决民生问题的主张〔13〕。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加深，中国人逐渐意识到银行在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中国开设银行的必要。“西国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14〕。中国的有识之士将开设银行与救灾活动相结合，认为银行不仅能够吸纳游资，为赈灾事业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使赈款“随意汇划，无载运之劳，风波之险”〔15〕，也可避免舞弊行为。

实业救灾论以孙中山的论述为代表。他认为只有“建立有助于资本成长与流通的新实业”才可以“准备对水灾及其他灾害的受难者，迅速提供救济。”〔16〕这一主张充分体现出时代的进步与救灾理念的突破。

近代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催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因此，自其产生就兼具反侵略与维护民族独立的双重性。反映在救灾观念中，便是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将救灾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相维系，以此广泛发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救灾行动。

1920年，晋、冀、鲁、豫、陕五省发生大旱灾，当时有人号召南方民众抛开南北地域观念，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全力救灾。并指出筹款救灾“非特救同胞于水火，而且救国家于危亡”〔17〕。1930年，陕西发生大旱灾，三四年间死亡人数达数百万。《国闻周报》编辑部发起了“陕灾宣传周”活动，呼吁社会各界解囊救灾。评论指出：“饿死同胞数逾三百万，是我中华民族人口上之损失，民族主义之凋残。民族地位之降低。”〔18〕可见，揭橥民族主义旗帜是时人发动社会力量救灾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通常情况下，国家危机愈重，民族主义表现的愈炽烈。1931年7月中旬到9月，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等流域普降大雨，16省受灾，灾民逾8 000万之多。9月，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发动了侵略战争，民族前途危在旦夕。时人将对水灾的救济与抵御日本侵略联系起来，指出“审查此三千万乃至一万万灾民在生产上所处之地位，则必能憬然于其生死存亡，关系国家前途异常重大”。并要求“全国有力之人必须一致为之奋起尽力救灾”〔19〕。此外，还有人直接指出救灾与救国并非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中国民族为生存发展之计，必须团结互救。……诚能是焉，天灾可以救，外侮亦可以防。”〔20〕

由此可见，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观念已崛起，近代的国家意识已深入人心，其救灾救国观，已成为凝聚人心、动员社会的原动力。

一般而言，在传统的救灾思想中也蕴含着“民本”因素，但它没有超出传统儒家思想的民本范畴。此外，在传统的救灾观念中，还体现出强化封建伦理观念的意蕴。这一点在《救荒六十策》中有明显的体现，如因担心年轻未嫁的妇女“因饥乞食抛头露面，难保不失贞操。”〔21〕而令施赈者详细查明。此外“，节妇”在领取赈粮时还会有“倍与之”的待遇。救人而又不忘向人们贯彻封建伦理道德，正是传统救灾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

救灾对封建政府来说是对子民的一种关怀，而并没有体现为人民应享的一种权利及国家对民众的一种责任。将救灾事业看作是封建国家维持政治统治，安定社会秩序的一种必要而有效的手段。

近代以降，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的民本思想在内涵上发生了新变化，笔者将这种民本思想称为“现代式”的。“现代式”民本思想反映在救灾实践中即突破以往“君为父母”、“男尊女卑”的伦理观束缚，强调对个体的尊重，并重新定位国家与个人关系。

从1911年辽宁省新民县所设的粥厂规则中可以管窥到近代救灾思想中现代式民本思想突破封建伦理观念束缚，尊重个体的情况：“凡饥民入厂宜女先男随后，不准紊乱秩序以免男女混杂等弊。……调查合格之男妇均可执券就厂领食……〔22〕”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伦理纲常的理念仍有残存，但为封建统治者所着意强调的男尊女卑观念已经弱化。

至于“现代式”民本思想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重新定位，时人多有论述。钱智修认为：“赈济问题者，国家之职务也。”〔23〕他将政府救济灾民看作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非政府悲天悯人的慈善施舍。陈凌云亦有相似看法。他在《现代各国社会救济》一书中，通过研究西方各国社会救济，认识到“过去消极的‘慈善’、‘布施’等方式亟应改变，使成立积极的‘互助’与‘公共责任’之观念。良以人生于世，不能脱离社会，除家属亲友以外，尚有广大之社会在，一切衣食住行，既是仰给于社会，则个人对于社会应尽相当责任，实为无可非议之理论，此乃指个人而言，至于国家为人民聚集而成，政府乃为人民服役之机关，人民有所疾苦，在政府有应予救济之责任，在人民有应受协助之权利，此非如过去之恩惠施与式之慈善救济所可及其万一者也。”〔24〕而且他还号召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济体系。

由此可见，蕴含西方民主、民权、国家义务和平等观念的“现代式”民本思想在灾荒的救助过程中已具指导性意义。

近代中国，在西方文明的激荡下，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的变局中，大量西学开始“东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濡化。这一文化背景对近代救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换句话说，正是在中西因素冲突与融合的双重变奏中，传统的救灾思想才逐渐地吸纳了西方科学与民主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因子，实现了自身的新陈代谢。

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的勃兴与发展，其张力主要来自西方社会思想的冲击和影响。”〔25〕但需要强调的是，西学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代救灾思想的两个核心内容即科学与民主融入近代救灾思想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

分析西学对近代救灾思想的影响，可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作为分界线。此前，近代救灾思想较为明显的变化是采纳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助救灾。郑观应曾对来自西方的挖泥船做过介绍：“盖西人挖河，以机船在河中挖起淤泥，即以其泥填高堤坝。法甚便捷，且所浚较深。倘能仿行之，将见从此河流安稳，永无冲激之患矣。”〔26〕李鸿章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并赞誉道：“洋法每试，辄有奇验，惜中国限于旧法，不能全体竟用耳。”〔27〕可见，科学观念在此时已得到时人的认同。

甲午战争以后，经一些有识之士介绍，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权观念在中国传播开来。他们纷纷以自由和平等思想为武器，号召破除纲常，冲决名教。严复高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希望以此伸张民权〔28〕。思想家们的提倡使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国民”、“民权”、“民主”和“自由”等理念在中国得以兴起和传播。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民主观念也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在近代救灾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值得关注。笔者通过考察民国时期的几次大灾荒发现，民国时期的救灾言论普遍使用了“同胞”、“国民”等词汇，这是在民国以前的救灾言论中未曾发现的。这类词汇的使用反映出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国家意识开始嫁接于中国传统的救灾观念，使之具有“民主”、“民权”等近代内容。至此，中国传统的救灾思想才真正实现其现代性的转变。

如果说西学是推动近代救灾思想实现现代性的主因，那么近代新式传播媒介的兴起则对近代救灾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

近代新式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报刊、电报、邮政。其中，尤以报刊最为重要。这种新式媒介的出现，对传统的救灾观念向近代的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

近代著名思想家陈炽对报刊传播思想和信息的作用早有深刻认识，他认为“（日报）万国风行，均视为宣上德，达下情，察地形、开民智、尽物理之第一事。”〔29〕郑观应则明确提出报刊对救灾的促进作用，“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中。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30〕

在传统社会中，赈灾活动通常有一套固定的程序。每逢灾害发生，先由地方逐级上报至中央政府，然后由中央派官员到地方勘查，划分等级，按级施赈。由于交通不便，音讯阻塞，经过这样一套程序，往往错过了赈济时机。而近代报刊和杂志的出现使信息传播的空间距离缩短，灾区的情况能够迅速地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人们借助报刊杂志的信息对灾荒作出及时反应，采取措施，积极赈灾。据统计，在“丁卯奇荒”最严重的1877—1878年间，《申报》即发表关于赈灾的论说245篇，占当时其论说总量的30%〔31〕。这些文章不仅迅速传播了救灾讯息，而且还详述了救灾方案。

报刊除了及时地报道灾情，还传播有关灾荒的科学知识。《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对灾荒一直十分关注。这本杂志相继发表过一系列科学地解读灾荒的文章，纠正人们将灾荒归因于“天意示警”的错误观念，向国民普及科学知识。

当发生灾荒时，报刊总会发表大量有关社会救济的建议和方案。为施赈者提供参考意见，促使救灾活动有效合理地进行。报刊通过“庶人之清议”，或从民众角度提出具体的救灾方案，或对救灾过程中的某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提出自己的看法。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期间，针对政府救济不利的情况，有人提出“限制役畜之运出及宰杀；劝导农具之保存；采办役畜种子农具等，平价出售，或以一定方法发放之；农民务使速归故土，促其耕种”〔32〕的办法。还有人对施赈机关提出应对预定计划广征意见、选派妥员以免舞弊、汇刊征信录以重赈款等八项救灾建议〔33〕。

报刊使社会舆论超越了个体意见的简单相加，舆论的社会效应更大。尽管有些措施未必会为救灾团体所采纳，但至少起到了宣传和鼓舞的作用。

报刊还发表文章揭露救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期引起社会关注，促使施赈者反思改正，起到舆论监督与批评的作用。1921年8月江苏省发生大水灾，当时受灾地区政府提议发行奖券筹措赈款。奖券是近代的一种舶来品，类似于彩票性质，在晚清时期曾广泛使用，然而买卖奖券本身是一种具有赌博性质的社会投机行为。同时，在发行过程中又存在管理运作上的漏洞，以致“举国若狂，小民投机，几成赌国。”〔34〕面对政府的这种行为，有人在《申报》发表评论进行了批评，指出水灾之害与奖券之害其实相当，实则是“去一害而增一害，情形更甚于剜肉补创，此又今日赈务处中人所宜深思之也。”〔35〕这种批评通过报刊广泛传播以后，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政府逐渐认识到这种筹款方式的负面影响，随后便缩小了发行规模。

在救灾过程中，新闻媒介对施赈者的批评有助于其改正错误举措，有利于不断完善救灾活动，提高救灾时效。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媒介打破了“庶人不与议政”的传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发表己见的舆论空间，促进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关心时事和民瘼的良好氛围。

如前所述，近代救灾思想在西潮的冲击下已具有了许多现代性特征。然而，在这种由旧趋新的嬗变背后，却是一个曲折漫长的渐进过程。其中较为明显的是传统救灾观念中的迷信色彩在近代得以延续。迷信源于人们对自然奇异现象的恐惧，是一种崇拜自然神的文化现象。出于迷信，人们将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因于神的意志，希望通过祈求神灵的恩惠，免除灾害之苦。这种天命主义灾异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当普遍。只要翻开历代关于荒政的史籍，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著述，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然而，这种富有迷信色彩的灾异观并不是传统社会的专利，它在近代社会人们的意识中仍旧延续。

1920年春夏之际，河南大旱。省长张某设坛祈雨“，虔诚致祭”并“令僧道插柳诵经”“，焚香祝祷。”〔36〕地方长官带头祈雨，足见迷信风气之炽烈。

1923年，湖北发生严重的旱情。地方长官拈香求雨，但求雨不成。武昌慈善会发起全楚公民祈祷会“请各界人士，斋戒沐浴，冀以挽回天心”而天仍不雨。最后又由佛教会中人，建坛念经祈雨〔37〕。

以上两例均为民国建立后的事件，民国时期尚且如此，晚清情形可想而知。但科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兴起还是对迷信观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郑观应就曾对中国传统的灾异观提出批判“夫降灾自天，而弭灾则在人。天之降灾，人不得而禁之，人之弭灾，天亦不得而特之。”〔38〕郑的言论虽然不够彻底，但已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存在价值，肯定了“人”在救灾活动中的主动性。

随着科学在近代中国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更多地运用具体的科学知识来批判救灾过程中出现的迷信观念。甚至有论者将人们对灾荒的认识科学与否看作判定一国是否文明的标准之一。如1931年江淮水灾期间，《申报》评论指出：“自近世以来，人类文明日臻发达，凡兹灾祸之根因及其预防之方法，都已为文明国家所共知，并积极致力以科学之方法补救预防自然界之灾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语，在二十世纪之今日，殆已不值一笑”〔39〕。不唯如此，一些科学家还提出一系列科学的救灾防灾方案。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在1926年《东方杂志》上发表评说，对人们在大旱之年禁屠祈雨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面对旱灾，政府和人民当思索“如何利用科学以为防御之法”，“若徒恃禁屠祈雨为救济之策则旱魃之为灾，将无已时也。”〔40〕作者还从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角度对旱灾的成因做出科学分析，倡议在中国设立气象台以提高对水旱灾害的防御能力。近代救灾思想正是在迷信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中不断发展，通过汲取西学，扬弃传统救灾观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

〔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452.

〔3〕邵力子：“救灾恤邻”，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664.

〔4〕梁启超：“倡议筹赈日本震灾通电”，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集（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35-936.

〔5〕抱一.吾国民对于日本大劫之态度〔N〕.申报，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五日（四）.

〔6〕李学智.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J〕.近代史研究，1998，（3）：287.

〔7〕“皖垣救济日灾与检货问题”〔N〕.申报，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七）.

〔8〕阙名“.富民说”，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M〕.（光绪廿七年190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170.

〔9〕〔26〕〔30〕〔38〕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79、30、347、30.

〔10〕汪康年“：中国自强策下”，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一）〔M〕.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230.

〔11〕〔12〕〔1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M〕.北京：中华书局，1982.383、386、393.

〔13〕〔14〕〔15〕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一）〔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466、225-226、469.

〔17〕恨生.说明筹款救灾的真意〔N〕.申报，民国九年十一月五日（十七）.

〔18〕“为陕灾呼吁亦告东北民众”，《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二十期.

〔19〕“从三种利害说到救灾问题”〔J〕.国闻周报，第八卷第三十四期评论选辑.

〔20〕救灾救国〔J〕.国闻周报，第八卷第三十八期评论选辑.

〔21〕寄湘渔夫.救荒六十策〔A〕.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M〕.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28.

〔22〕新民府粥厂之办法〔N〕.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五）.

〔23〕钱智修.中国赈济问题〔J〕.东方杂志，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一日，第九卷第一号.

〔24〕陈凌云.现代各国社会救济〔M〕.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2.

〔25〕蔡勤禹，李元峰.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J〕.东方论坛，2002，（5）：94.

〔28〕严复.论世亟之变〔A〕.王栻.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6.3.

〔29〕陈炽.续富国策〔A〕.赵树贵.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268-269.

〔31〕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07.

〔32〕董时进.论旱灾救济〔J〕.东方杂志，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十七卷第二十二号.

〔33〕徐忍寒.警告全国办赈机关〔N〕.申报，民国九年十一月八日（十六）.

〔34〕熊希龄停办湘赈奖券电〔N〕.申报，民国八年三月九日（十）.

〔35〕默.办赈与奖券〔N〕.杂评，申报，民国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十一）.

〔36〕河南大雨中之迷信谈〔N〕.申报，民国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八）.

〔37〕鄂省旱荒之救济〔N〕.申报，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日（十）.

〔39〕申报评论选—灾荒〔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M〕.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2.

〔40〕竺可桢.论祈雨禁屠与旱灾〔J〕.东方杂志，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第二十三卷第十三号.

[i] 阙名：“富民说”，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光绪廿七年190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