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忠强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7卷第1期，2010年3月

          本文系2009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近代山西慈善事业研究》(项目编号:200922035)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谢忠强,山西省运城学院思政部,河北文化研究中心讲师,邮编: 044000

[摘　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太行革命根据地连续发生了危害巨大的自然灾害。根据地党政军各部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救灾工作终于克服了困难。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救灾工作不仅最大限度地遏制了灾害的蔓延,也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历史贡献,同时在救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太行根据地救灾过程中军民团结的历史传统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气概,对今天的民族复兴大业依然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太行革命根据地;自然灾害;救灾渡荒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益残酷的战争环境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严峻地考验着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延续。我党能否带领和团结根据地军民克服严重的自然灾害,保证抗日军民的生活资料供应,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决定我党整个抗日工作能否持久开展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史学界对“救灾”、“救荒”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然而具体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救灾、救荒的考察却并不多见。从现有为数不多的相关论著来看,其中较具影响力的论文有高冬梅的《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1]、郝平的《论太行山区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2]、张同乐的《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3]等。著作方面,直接以抗战时期根据地救灾救荒为研究对象者笔者尚未发现,只是个别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著作中对其内容略有提及。如齐武所著《晋冀鲁豫边区史》[4],刘建生、刘鹏生所著《山西近代经济史》[5]等。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根据地不仅数量多、较分散,且各根据地由于对敌斗争、自然环境等情况的不同,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程度以及我党的救助措施也略有差异,因此笔者为使研究内容相对集中起见同时也有鉴于所搜集资料的局限,在此仅就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救灾情况进行初步论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

太行革命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同地方党组织一起”[6],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创建起来的根据地。太行区范围“北起正太路,东抵平汉路,西至白晋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修的从祁县白圭到晋城的铁路),南迄黄河,地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7]。众所周知,晋冀豫三省所在的华北地区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农垦地带之一,其“广袤的地势、软松肥沃的土壤以及雨量、热量相吻合的集中,都是适合农耕的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这些因素又均有着极易导致灾荒的不利一面”[8]。包括太行区在内的华北地区年降水量在400~800毫米之间,其分布规律是自南向北、从东向西递减。受季风气候影响,华北地区的雨量集中于7、8、9三月,虽与作物的生长季节吻合,但受其影响,这三个月极易发生水灾,而其他月份易发生旱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华北的降雨受制于季风的状况,华北地区每年的雨量变化相差甚大”,“遇到雨量不足的年份,降雨应该集中的三个月也会发生严重干旱”同[8]。太行革命根据地除平汉线西侧和黄河北岸有少量平原外,大部分是山地,历史上十年九旱。抗战之初,尽管各地水、旱、蝗、雹等各种自然灾害不断,但“由于范围较小”,对整个根据地的影响较为有限,“军需民用还未感到十分困难”同[5]。但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尤其是“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而经过四年的战争消耗,根据地内原有的社会积蓄已大部用尽”同[5],从而使根据地在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时,财政状况更显捉襟见肘。太行区从1940年以来,“年年苦旱”[9]。1941年秋,太行区冬季雨雪稀少, 1942年秋末开始,旱灾继续蔓延,形势甚是严峻。1942年,“六、七两个专区的大部,一、四两个专区的一部,麦收仅有三四成,秋季收成更大幅度减少”同[4]。继1942年之后,1943年又发生了更严重的旱灾。这一年的灾情,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受灾面积差不多遍及全区,而以太行四、五、六专区等地最为严重,成为百年一遇的特大灾荒。“从5月下旬起, 80多天没落过一滴雨”,“赤日炎炎,如灼如烤”,“河流和井水干涸了,人畜的饮水发生了恐慌”;“焦渴的土地布满裂纹,空气燥热得几乎要燃烧,且尘沙扑面,令人窒息,茎叶卷缩并布满尘埃的禾苗,由萎黄而干枯,山林、田野全成赭色,极目四望,衰杨荒草,俨如深秋”同[9]。据1943年5月份的《申报》报道,“华北各省久旱成灾,灾民众多,惨况空前”,“华北灾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之一部分,以全面积计算,四省人口约一万万之中,灾民至少占三分之一”[10]。我国华北地区自古以来,每逢旱灾,伴随而来的往往是蝗虫的肆虐。传统社会中,“由于缺乏治理蝗蝻的有效办法,单靠人力扑打毕竟有限,再加上华北地区适合蝗蝻繁殖的气候条件”,蝗灾在包括太行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华北三省相当普遍”同[8]。1942年,华北大地“春旱缺雨”,“蝗虫像刮风一样从河南飞上太行,吃过晋城,吞向高平,青苗一夜像链割,硬秆禾成了秃圪桩”,“蝗虫满天飞,有时竟能遮天蔽日,大地能映出一片阴影,路上实片片,一脚能踩死数只,被驱赶的蝗虫刚离开地,后面飞着的蝗虫马上就沾满了空白地面”,“赶也赶不走,灭又灭不完,一块块麦田,霎时就能吃得净光”[11]。前灾未去,后灾继起。1943年夏秋之交,一场罕见的飞蝗之灾又突然降临,使本已不堪蝗灾之苦的中原大地雪上加霜。巨大的飞蝗群“从黄泛区飞越黄河,侵袭到豫北,至太行山麓的林县、安阳”,“凡飞蝗经过之原野,不仅树叶、禾苗尽被吃光,甚至连麦场上放的草苫子、席子以及草帽,也都被咬烂”,“树上落满飞蝗,把树枝桠都压弯”,村里村外遍地皆是,“墙壁上、屋顶上、窗户上、灶台上比比皆是”[12]。1944年,“未绝的蝗灾又危害了太行区六十万亩良田”[13]。到1944年9月下旬为止,太行区“袭来的飞蝗群共6起”,“蝗灾面积,南起黄河北岸的修武、沁(阳)博(爱),北迄正太路南侧的赞皇、临城,东连平汉线的磁县、武安、邢台、沙河,西达太行山颠的平顺、陵川、和顺、左权,共波及23个县,约3 000平方公里,为太行区县单位的46%”同[9]。连续几年的灾荒使得根据地几乎“秋禾食尽,民食无着”[14]。仅太行区平辽路东四县统计,“灾民48 449人,因灾荒而病饿死者4 000人”同[14]。整个太行区仅1942年一年“灾民就达36万人”之多[15]。1943年秋收平均只有三成左右,“军需民食濒临枯竭,全区灾民占人口总数的50%,六专区缺粮户占60% ~70%”同[5]。此外,虫灾、冰雹,也偶尔伴着旱灾给边区人民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1943年秋,“太行区冀西各县,粮食、蔬菜都因虫灾而大幅度减产”,“同一季节冀南四专区的临清、广曲、企之等县,约七八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发生雹灾”,“落雹大者如碗,人们在旱灾余威下抢种的晚苗和蔬菜,完全被毁”,“太行区因为雹灾,当年的山货大为歉收”同[4]。

大灾之年必有瘟疫。生活的贫困,环境卫生的恶劣,医疗设备极端落后必然会造成疾病的流行。以太行区为例,战前就有天花、肺结核、霍乱等流行。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进入了相持阶段,战争与灾荒使得医疗卫生条件更趋恶化,各种传染疾病也大规模流行开来。1938、1939两年,冀西开始流行疟疾, 1941年蔓延到漳河两岸,到1942年就几乎遍及全区。1939年,太南德林县、平顺一带发现伤寒, 1940年侵入黎城、左权等地, 1943年扩大到全区。疾病的流行造成了人口死亡率的上升。1943年夏秋之交冀南旱灾严重的时候,霍乱肆虐,二专区病死3 000多人,三专区的曲周县东王堡村, 150户中死亡500人,其中因传染病致死的占80%。1944年左权县出生人口1 262人,死亡1504人,其中死于疾病的1032人,“为总数的69%”同[4]。在此由于资料的局限,暂无法对太行革命根据地的瘟疫损失进行确切的数字说明,但通过散见于各分区的零星资料,我们大致可以确定,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太行区的瘟疫,在其他灾害流行时往往助纣为虐,大大加重了根据地的灾情。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频仍的自然灾害和连绵的疫情再加上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整个太行革命根据地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有甚者,“敌人汉奸和特务破坏分子,会道门、土匪乘机大搞造谣活动”同[9],“传播迷信邪说,煽动社会不安,打击人民与自然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企图使人民对于抗日民主政权、对于抗战都陷于失望”[16]。天灾之外又加人祸,在空前的困难面前能否克服灾荒,保障供给,这对于抗战相持阶段的太行革命根据地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了,而已经上升为一个关乎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存亡的严峻的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

二

连续几年破坏性空前的自然灾害以及日伪军的疯狂扫荡,使得太行根据地的农村元气大伤,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这不仅影响了人民的生产和生存能力,也动摇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更威胁着整个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因此,集中力量克服灾荒,成为决定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乃至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事实上,从开辟之初,太行革命根据地就十分重视民生问题。进入更为残酷的抗战相持阶段后,面对连年的灾荒,太行区更是按照中央“积极救灾”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把救灾与“战斗相结合”的工作方针  同[9]。随着抗战的深入和根据地严峻形势的出现,太行革命根据地提出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救灾措施,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卫生等多个领域,其内容十分庞杂难以详述,但其中作为根据地政府行政性救灾行为的“粮款赈济”、“以工代赈”、“节衣缩食反对浪费”,以及作为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党的号召下自愿开展的一系列“生产自救”等几项举措则为其荦荦大端者。

面对嗷嗷待哺的受灾群众,太行革命根据地在“不饿死一个人”的原则下首先对灾民发放赈济粮款。1942年“太行区拨出救济粮560万斤救济灾民”,而且“通过贸易从西部非灾区购粮并调剂供应东部灾区的粮食达4600万斤”[17]。综合1943年和1944年两年的统计数字,“太行区因灾减免公粮140 500石,由边区公粮拨出赈济和低利借贷粮2 100石,由西线调剂到东线的粮食共20万石,运输脚力费(由灾区人民承运)3 500石,组织纺织付工资米5万石,社会互济(包括减租减息运动的退粮款)7万石。此外,还有用于救灾的各种政府贷款2 000元。总计共约粮食386 000石。如以太行区基本区300万人计算,每人平均可得粮1斗3升。按太行区每人每年负担平均不超过小米3市斗计算,人民负担的21%都用于了赈济灾民同[9]。这在抗战相持阶段的特定困难情况下,以根据地当时的财政状况而论,其数额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发放赈济粮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而且对于根据地政府而言在极其困难的财政状况下,也无力拿出更多的财力和物力,因而根据地政府从后续救灾的角度出发组织以工代赈。以工代赈,组织灾民兴办水利工程,不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也是防止旱灾发展,争取农业增产以利长远的重要举措。1940年初,“冀南主任公署曾筹备面粉150万斤,发动灾民,修筑卫河两岸的堤坝”同[4]。1941年7月边区政府成立后,冀南行署又成立了冀南水利委员会,组织灾民治理境内河系。1941年,太行区通过开渠凿井,共增加水田29 500亩。据统计, 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太行区共拨出235万元和20万斤小米,用于组织灾民开渠、修坎。1943年3月至1944年6月的灾荒期间,政府贷款430万元(本币),贷粮322 100斤(小米),修筑了两条大水渠。另外,太行区还在运粮中实施以工代赈,使灾民除吃用外,每人每日可剩余半斤到1斤小米,仅此一项,灾民可得粮食525万余斤,可供5 300人食用3个月。

根据地政府除发放赈济和实行以工代赈外,各级机关、部队还普遍节衣缩食,救济灾民。1943年3月19日,刘少奇就“关于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发出通报,号召各根据地党政军部门要努力“减轻根据地人民财力与人力的负担”[18]。为响应这一指示精神,太行根据地的部队和地方干部都普遍实行配给制,过着十分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为应对突如其来的连续灾荒,太行区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官兵自觉同群众同甘共苦,每人自动减少一部分口粮,减轻地方负担。1943年9月,太行供给部进行公粮大检查后,将过去节余下的2 500斤马料全部交回政府,并在军人大会上讨论决定,从9月份到12月份,连续4个月不领办公费及冬天烤火费,所缺费用全从自己生产节约项下设法解决[19]。1944年一半的时间里,机关部队每人每天节约4两小米用于救灾。作战部队每天只吃1斤2两小米,后方机关则减为1斤,有的更减为14两(一斤为16两)。他们还采摘野菜替代食品,以节省粮食,赈济灾民[4]。太行根据地机关厉行节约的成果是显著的,仅据1942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区节约1 261 700多斤小米,其中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直属单位节约了39 980余斤”[15]。根据地上下所开展的“节衣缩食反对浪费”运动有力地保证了救灾渡荒工作的顺利进行。

“发放赈济”、“以工代赈”和“开展节约”等举措是太行根据地各级党政军部门面对灾荒困难局面而有序开展的救灾措施,从整体统计来看,数目很大且卓有成效,不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生为本的工人阶级政党本色,也体现了在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环境下根据地政府在社会民生方面的施政能力。然而从性质上分析,以上举措体现的仅是根据地政府的行政作为,毕竟救灾渡荒终究还是需要发动群众,以群众的“生产自救”为主。1942年12月21日,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号召各根据地军民“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苦难”[18]。根据中央的指示, 1943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召开研究太行区经济建设的会议,强调在救灾工作中把发动群众进行大生产作为救灾渡荒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邓小平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也强调救灾渡荒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20]。

为此,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发动群众,设法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引入抗灾渡荒中去。面对严重的旱、蝗灾,太行区各级党政军单位大力组织和扶持农民,凿井挖池,开渠修滩,突击抢种,锄苗保墒,扩大种植面积,力求不荒一亩地,以弥补旱灾所造成的损失。为保产抗蝗,1943年太行根据地政府动员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灭蝗运动。仅太行区10个县统计,打死蝗虫1 825万斤,挖蝗卵蝗蝻11万斤。边区政府发放打蝗奖励粮和挖蝗卵兑换粮达1 000万斤[5]。1944年太行区各级政府,自春至秋,从刨蝗卵到扑打飞蝗,几乎全年都在组织打蝗,参加人数达100余万,用工达1 000万个[4]。

除了组织群众抗旱打蝗外,根据地政府还大力鼓励群众的农业生产热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大生产运动”。为增加根据地抗灾生产的劳动力投入, 1941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三八”妇女节的指示中明确提到,“要把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作为今后妇女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目前首先必须动员农村妇女直接或间接参加春耕工作”[21]。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18]。在中央的号召和根据地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太行区根据地不仅农村劳动力全部参加农业生产,而且长期以来只从事家务劳动的农村妇女也被动员起来,参加农业一线生产或投身纺织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太行区各地涌现出了大批的女劳动模范。而这不仅是面对严重灾荒太行根据地广大民众开展生产自救的一个性别缩影,同时也为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最终克服灾荒,做出了除“发放赈济”、“以工代赈”和“开展节约”等政府性行政救灾行为之外的“民间救灾渡荒的力量补充”[22]。终于,在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努力下,“1944年根据地普遍渡过了灾荒”[5],在迎来抗灾渡荒战斗胜利的同时,也吹响了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反攻的号角。

三

太行革命根据地是抗战爆发后我党在华北创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同时从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走势而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的重要基地。在八年抗战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驻扎在太行区,据以指挥华北的抗日战争。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也以太行区为基地”[7],领导全边区的战争和建设工作,并为支援全国的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2年斗争历程里,我党在这里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也都为新中国建国后的建设大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我党在太行区的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特别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面对疯狂的日伪军事进攻和危害巨大、规模空前的自然灾害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宝贵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做出深刻的总结。

灾荒的本质属性是一种自然力,但它的发展后果则往往会转化为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力,最终引发农村社会的激烈动荡与变迁。而一直以来农村社会都是农业中国的重心和政治基础,它的巨变也必将会影响整个中国社会。因此如何救灾,历来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传统社会的灾荒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残酷的社会自发调节渡过,即人数众多的逃荒、大量人口因饥饿和疾病的死亡,以及卖妻鬻子等等”[2]。进入民国以后,混乱的政治纷争和军事混战的局面也很少有成功性的政府救灾经验可以借鉴。所有这些,都为我党在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救灾渡荒工作增加了难度,更何况抗战相持阶段太行根据地的灾荒具有持续时间长、种类多样化、天灾人祸复合出现、后果特别严重等典型性特征。故而,我太行区政府在救灾渡荒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智慧,以及“以民为本”、“军民团结”的救灾理念都是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旧政府所不具备的。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太行革命根据地在救灾渡荒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当今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就救灾过程中我党所做的理论探索而言,根据地在救灾渡荒的摸索过程中进一步积累和丰富了社会管理与军事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党的革命理论的内容和体系。相持阶段太行根据地严重的灾荒无疑大大加重了我党的工作难度,但党的经典理论作家们也在艰难困苦中总结提炼出了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管理的理论。1944年1月11日,“邓小平在《群众》杂志第九卷第一期上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并进一步指出,“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文章还对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做了简略介绍,并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我们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生产为了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18]。1944年中共中央在总结包括太行区在内的各根据地救荒经验的基础上,做出指示,“关于灾荒问题,应坚决实行生产自救的基本方针,应提出生产救灾,大家互助,渡过难关,政府以一切方法保证不饿死肯自救的人等口号去动员组织党内外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23]。很明显,这些由救灾渡荒而升华出的思想火花为我党以后再克服类似的困难局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其次,从救灾前后整个根据地的社会精神面貌而言,根据地政府将救灾和对民众的教育巧妙地紧密结合起来,因此救灾的过程也是一次涤荡农村旧习俗、农民旧观念的移风易俗的活动。华北农村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社区,农民又是习惯于一成不变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将之融入近代化意识并作提升,是一项极为艰苦而又意义深远的工作。华北农民的信仰是极为功利性的,他们长期信奉神灵却无法摆脱贫困,而抗日政权的土地与经济改革令他们受益匪浅的事实使神权威信大减[24]。1943年,太行山区发现大面积蝗害。农民对付不了肆虐的蝗虫,就在无奈之中祭起了迷信的大旗,“有很多地方烧香磕头,许愿戏,插杏黄旗”[25]。他们对蝗虫顶礼膜拜,称之谓“神虫”。许多农民认定旱灾、蝗灾是“天定劫数”,积极参加求神活动。但蝗虫的活动丝毫不减,“鄄北县‘神娘娘’、‘李善人’最初坚决不打,烧香拜神,别人的苗子保全了,他们的苗子被蝗虫吃得很厉害”[26]。在这种迷信活动流行之时,太行区组织了大规模的灭蝗运动并取得了显赫的成绩。在困难面前要靠自己的奋斗而不能靠天恩赐,这铁的事实使不少农民改变了观念。另外根据地还用事实破除了许多迷信做法,不准神汉巫婆们进行活动,因陋就简地利用祠庙做小学发展教育,甚至在一些地区捣毁了庙宇。显而易见,救灾渡荒有效地教育了广大农民,克服了各种迷信落后思想,它让群众懂得了,那些被看做神物而对之顶礼膜拜的自然力量,原是可以抗拒以至加以征服的。这就进一步动摇了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神权[4]。

再次,从救灾的效果而言,抗战相持阶段太行根据地的救灾工作,在最大范围内遏制了灾荒的蔓延,挽救了受灾群众,同时也最终克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为整个相持阶段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最终也为整个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抗战胜利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其中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抗战相持阶段根据地军民为渡荒救灾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奋进”、“英勇顽强”的意志品质,不仅再一次实践了我党的群众路线、党群一家、军民一家的优良传统,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太行精神”。太行精神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太行儿女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民族解放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而军民团结、万众一心正是这场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太行精神熠熠生辉的核心内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地军民一方面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殊死的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挖渠打井、修桥筑路、开展贸易,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保障战时军需供应。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面对敌人的扫荡围剿和旱灾、蝗灾、洪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党积极组织军民开展生产自救和互助运动。党员和群众,干部和战士,军队与老百姓,从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最高领导到普通士兵,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靠自己的双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实现了粮食等物资的自给自足。同时,八路军将士还勒紧裤带,把省出来的粮食物资拿出来救济群众,甚至甘冒生命危险,把自己的粮食送给最需要的老人、儿童。根据地群众从八路军将士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尚品格,从而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共同铸就了抵御侵略者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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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谢忠强.民众、社团与国家:关系语境下慈善组织的社会定位———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中心的文本梳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

[23]　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24]　江沛.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抗日战争研究, 2000(2)

[25]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群众运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26]　太行剿蝗经验.新华日报:太行版, 1944-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