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

———解读1936年四川大灾荒背景下的刘蒋关系

作者简介：李常宝(1980-),男,安徽怀宁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中国近代史博士生,主要从事民国社会史研究。

文章出处：《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期。

摘　要:1936年春夏迁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灾荒,由于川省地方政府未能对灾荒有一个精准的统计,使整个报灾和赈灾显得异常被动;同时由于川省政要的地方观念,外界对川灾知之甚少;且当时蒋刘之间的特殊关系,更使南京国民政府对川灾的勘察和赈济滞后,致使万千灾黎蒙受了巨痛。关于救济川灾一事,其表层反映的是报灾与救灾过程中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纠葛,实质上反映了特定时空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及其影响。

关键词:1936年;　四川灾荒;　蒋刘关系

四川作为中国内陆大省之一,其特殊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既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也遭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贬责,因而历代政要十分重视这一特殊地区,刘湘也好,蒋介石也罢,概莫能外。本文拟从1936~1937年救济川灾的角度,探析报灾与救灾过程中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纠葛,进而揭示特定时空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及其影响。

一、1936年与1937年外界对川灾的不同反应

受1934年水灾和1935年围剿红军战争等破坏之后,1936年春夏四川又发生惨重的旱灾,并延续至1937年夏,其灾情之惨烈、被灾区域之广、受灾人口之多,均是中国灾荒史上所罕见。

关于川省这场“百年来所未有”[1](P3)的灾害,当时日发行量达万份的《新新新闻》自1936年3月至1937年5月间,计有219天对此进行了多版面报道。其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因饥饿而发生的食人事件,且《赈务月刊》也证实了城口、万源等20县均有此类事件发生[2](P24~26)。至于吃草根树皮树叶、观音泥、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和“吃大户”等事则屡见不鲜。

作为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发生如此惨烈之灾荒,这一特定时空里的事件本应引起多方研究者的注意,然而在民国史乃至四川地方史论著中,此次旱灾基本未见论述。如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中述及1936年灾荒时,仅“四川饥饿,死七百余人,饥民争食树皮草根充饥,不下十余万人……(1937年)蜀省饿死者三千余人,灾民三千余万人,被灾县共41县,占全省十分之九”[3](P47~48)云云。近著如《中华民国实录》、《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等均未收录此事。即使是在当时,中央对此也知之甚少,如1936年“行政院17号召开288次例会,赈济8省水旱匪灾(甘豫青康黔冀晋宁)”,四川不仅未在国府赈济之列;民间对川灾的反映也很冷淡, 1936年省外个人捐赠如“天津邵李氏对四川灾民捐赈款1000元”、“芜湖吴玉堂捐赈款千元”、“安徽红十字会霍邱分会名誉会长田象丰捐百元”之事屈指可数。时至1937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会议时,财政次长徐堪与孔祥熙、张群连署提出“救济川灾案”[4]。会后,中央对四川的赈济以及全国总赈委会委员长朱庆澜入川查灾放赈等事则是有声有色地进行,华洋义赈会也加入查灾赈灾行列,著名记者范长江也深入四川考察灾情,并时时发回灾情报道。并且从近著《民国实录》书中收录的相关资料来看,国民政府对于川灾是予以认定的[5](P4891~4892)。其前后反应缘何迥异?

二、不同反应之原因分析

(一)川省政要万不得已才希望中央援手

川省政要地方观念的形成与民初军阀割据的社会环境分不开,同时还有其特殊性:一则川人长期生存于西南腹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文化背景渐次形成一种特殊的地方本土观念,并且带有某种狭隘的封闭性。有感于此,川人张澜20年代末任成都大学校长时曾倡导“打开夔门”[6]。事实上,川省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畅,进入民国以后更是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成为国中的“异乡”。傅葆琛说四川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7]。

1936年6月起,关于旱灾的报导逐渐增多; 7月中旬,省赈会得知30余县报旱灾;到8月中旬,报旱灾者已达76县,报水灾者19县;从11月开始,各县报秋旱者即“继续不绝”;月底省赈会向中央赈务委员会报告受灾102县; 1937年初省赈会公布全川报水旱灾县达108个;报灾次数5次以上者有19县。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灾情,省赈会束手无策,尹昌衡坚辞省赈会主席,虽经中央赈济总会、重庆行营以及刘湘等再三慰留,但还是坚决辞去。为救济本次灾荒,川省各地设立祭坛拜神祈雨、捐薪、募捐、义赈游艺会、平粜、禁酿,并且因禁屠祈神求雨而引发多起流血冲突。省府为赈灾最终不得不减免田赋和地税,绥靖公署动用剿匪经费救灾,其后亦无款可拨,而灾情日益加剧,渐趋山穷水尽之川省地方政府明知蒋氏图川(见下节),然不得不向外界告白并向中央请求赈济。

(二)蒋介石为政治考量而佯装不知

为追剿长征之红军, 1935年1月参谋团入川,不久改为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管辖川、滇、黔、康之军事、政治、经济,并且追随蒋介石的康泽别动队也随团入川,分驻交通要津,表面是帮助刘湘清共,实则秉承蒋的意思“蚕食”川政,那么让刘湘焦头烂额的川省灾事岂能不上达?其次,蒋应该知道川灾详情,“雅安民众请免粮一年(昨电呈蒋委员长历陈惨状),并恳请拨款救灾”;“天芦灾情奇重,蒋委员长拨5000元急赈”;“蒋昨午后召集绅耆校长,询川民疾苦,且发表《四川民众的光明之路》”。再次,“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未置可否”[8]。并且,省府秘书长邓汉祥也在此际上庐山就四川灾情面陈过蒋介石。

蒋氏知晓灾情而无动于衷,缘于刘蒋二人的政治纠葛。参谋团入川及随后的一系列活动,使刘湘如芒在背。而且川省地方势力当时均有唇亡齿寒之感,刘湘曾对刘文辉、邓锡侯二人讲:“他老蒋吼‘要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在打我们的算盘……他老蒋以‘中央’名义,打起‘维护法统、国体’的旗号发号施令,我们就以‘接受原则、商量办法、实行拖延’十二字方针来对付对付”。因此在川灾之前,蒋刘之间存在着控制与抗衡的较量。故当川灾正酣之时,蒋氏出于政治考量不愿真心救济四川而使刘氏势力进一步做大,刘氏出于地方观念也害怕蒋氏以中央名义救灾而对川政进一步渗透。至于1937年出现的新变化,则在于新形势下国家与地方的艰难互动中国家观日益成为主题使然。

三、川灾背景下国家与地方的艰难互动

川灾正酣的1936年之于南京政府亦正值多事之秋:内蒙的德王托庇于日人之卵翼,公然分裂祖国,致使绥远战事频仍;华北日人得寸进尺,汉奸蠢蠢欲动,局势动荡不安;清剿“共匪”的任务尚未完成;国内民众与日人冲突日渐激烈,中日外交事件不断;同时国内河南等省灾害惨烈;尤其是后来的两广事件和西安事变则更具深远影响。在此危急存亡之际,蒋就川灾曾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足你们川人?”[9](P36)这既是蒋所要求的川省地方未能服从中央的愤懑之辞,也是蒋所理解的国家政权的应有之义,川省与中央的家国观在这场灾荒中呈现出特殊时代下的艰难互动。

如“成都事件”发生之后,复兴社和CC系头目联电蒋介石,指控川省地方暗中派人打死日人,以图增加中央对日外交的困难,建议免去刘湘川省主席一职,改由康泽继任。后来民国中央亦表示“……蓉事……反对分子图窘陷政府”。又如两广事变之际,蒋致刘的一封电报更是耐人寻味:“略云,……与兄肝胆相值,道路浮言,何足以间吾侪之相与,观兄致李白之电文,益见诩赞中央力持正义云云。”[10]个中不难看出蒋刘间微妙之关系,二者之间以不发生正面冲突而暗里较劲,在各执一端的政念中艰难地演绎着国家与地方的关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川省地方政治观念发生转变。之前则不然,川省政要为固守一隅而广为交际国内各地方势力,以合纵抗衡中央,并且派代表王干青、叶雨苍到延安学习经验,回川时均带有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和礼物[11](P492~496)。川省谋求半独立地位并抗衡中央渗透之地方观在“西安事变”的最初几天依然能够察觉,考察事变之后各派系拥蒋反张通电的发表时间:“(13日)阎宋余电京拥护领袖,韩复榘何键亦是”;“(14日)李宗仁表听命中央”;而川省“刘主席昨(12月13日)由大邑返省,对陕西变乱异常愤慨,决仗义执言通电今日可发出”,“刘主席通电拥护中央”。刘获悉西安事变后即返回成都,经过一番观望政治运作后,迁延至12月15日才发布拥蒋通电,其拥蒋态度落后于李宗仁等,并因之导致事后的谣言鹊起,为此, 1937年春刘湘不得不一再辟谣。

诚然,为处理西安事变而体现的各方合作精神,使得各地方藩篱于国难当头渐次向国家敞开,国家的凝聚力得以增强,川省地方观念只能亦步亦趋地被动地向国家观念艰难迈进,这不仅是曾引以为奥援的盟友倒向了中央,还在于民族危亡背景下国家观日渐成为国人之共识。西安事变后川省政要政治观念的转变,既是国难当头形势下的大势所趋(尽管是无奈之举),也是川人几十年来反省地方观念之余的理性选择。

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确立了建设西南的政策,“僻处西隅”的四川始由一边缘省份上升为“中华民族复兴策源地”,此举大大激发了川人对国家的责任感,同时也增强了其地域民众的自尊心。且随着日本侵逼日甚,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国家观日益成为强势话语,其思想说服力和社会号召力均大大增强,地方观念也越来越在国人的思想论说中成为一个负面形象[12](P153~158)。即便是川省素以“守旧”著称的成都绅耆徐炯,此时也力辩“今日大势,有国界无省界”;“若有英法俄日而治中国,当极端反对之,所谓有国界也。若山东、河北、浙江而治四川,当极端欢迎之,所谓无省界也”。盖“四川者,全国之四川,非四川一省之四川。以四川为一省之四川,此土司之见也。以四川为全国之四川,此春秋大一统之义也”[13]。

当然,徐炯以“春秋大一统”为理论依据表示支持统一,与新文化人有着观念上的差异,但“全国之四川”的表述实与时任川大校长的任鸿隽所谓四川大学是“中国的大学”异曲同工。1936年6月24日,在川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任鸿隽特意强调“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这些均表明囿于巴蜀固守藩篱的地方观念起码在特定的川人身上表现出了放弃,统一确实成了地方的强势话语。又如黄炎培1936年3月4日在川大的演讲中也希望川大学生“就是做梦也要做国家的梦,不要做思乡的梦”[14](P25),集中反映了当时国人对于川省川人应该具有国家观念的一种寄托和期望。

据此,川人既有融入国家的希冀,国人对于川省融入国家亦深予期盼,地方和国家之间理应呈现良性互动。然真正时代所要求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并没有随祸害川省十几年的“防区制”的解体而得到最终的伸张。1935年川省的统一尽管是借助中央的名义才得以实现,但川省地方政要其先天多脱胎于地方军阀,后天上又无重大外力,导致其改宗其他政治信仰,因此,即便是演化为割据一方的实力派,其人依然带有四川军阀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四川的事务应该由四川人来主导。外界势力的介入必须凭借本地力量来进行,否则会引起本能的排斥, 1936年川灾的赈济,何尝不是如斯?从本质上说,四川地方政府在赈济川灾过程中希望获取国家援助是毫无疑问的,但地方政府患得患失的心理确实难对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开展真正的援助吁请。为此, 1937年5月,财政部放赈专员曹仲植说“(赈灾)我们来得太迟了”[15]。

四、余论

关于赈济川灾中的曲折,笔者不能够将此简单理解为蒋刘的政治斗争,尽管二者都同属于军阀[16]。在赈济川灾当中应该看到蕴藏其间的刘蒋关于地方与国家观念上的分歧,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局由军阀割据走向国家统一,以蒋介石等所诠释的国家观念对于地方势力而言,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地域侵占性,其咄咄逼人的强劲的阵势,主观上很容易使人怀疑其真实用心。因而在南京政府的大一统进程中时时出现的地方与中央的武力对抗也就顺理成章,隐约其中也正是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观念与地方观念的碰撞,本来蒋对于“国家”观念的理解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已是大相径庭,那么对于历经百战方才统一四川的刘湘来说,其对中央势力进入四川之疑惧和排斥自不待言了。

川灾的赈济最终在中央主持下,中央、省外和海外的各种力量都加入到赈灾过程中。如果说主观上确有政治较量的意味,则蒋刘都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客观上加剧了川省灾情,破坏了川省脆弱的经济基础,因此这场大灾荒与其说是天灾,毋宁说是人祸;然而,川省曾经固守的地方观最终在1936~1937年这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被动地、一步一步地在瓦解(准确地说是收敛),蒋以中央(国家)的名义使川省接受了整军和赈灾共举的方式,从而使川省得以纳入国家体系,日益进入国家国人的视野,这有利于国家国人对川灾予以更多的关注和资助。尤为重要的是,民国政府将川省进一步统一于中央治下并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加以经营,这对赢得八年抗战的最终胜利客观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四川省政府.川灾概况及其救济经过[Z]. 1937.

[2]　四川省赈务委员会.各地灾情[J].赈务月刊, 1936.

[3]　邓云特.中国灾荒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4]　徐堪.在上海川灾救济协会作的报告[N].大公报,1937-05-07 (3).

[5]　曹必宏.中华民国实录[M].长春:长春人民出版社,1998.

[6]　廖友陶.张澜兴建的民主与科学堡垒国立成都大学(二) [J].四川地方志通讯, 1986, (2).

[7]　傅葆琛.四川的病根究竟在哪里[ J].蜀铎, 1936, 2(2).

[8]　欢迎委员长莅渝指导[J].西南评论, 1936, (4).

[9]　郑光路.川人大抗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10]　蒋委员长勉刘主席[N].新新新闻, 1936-08-12(9).

[11]　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12]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3]　子休.异哉所谓川人治川也[N].川报, 1935-06-02 (6).

[14]　黄炎培.大四川之青年[ J].国立四川大学周刊,1936. (4).

[15]　曹仲植.走完北川灾区所得到的结论[N].新新新闻, 1937-05-16(9).

[16]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