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巫术救荒

——以《盛京时报》记载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简介：王虹波，通化师范学院历史地理系讲师,吉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吉林, 通化, 134002

文章出处：求索，2010年第六期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东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 由于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使科学救灾思想无法得到深入推广。传统的巫术救荒便成为了这一时期上至政府官员、绅商贤达、下至平民白姓所推崇的卞要消灾方式。通过祷告祭拜、设擅祈神、甚至割肉祭神，达到感动神灵镶灾的目的，并用“演戏酬神”方式以谢神灵。巫术救荒实质是统治阶级迎合灾民心理，用来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应对灾害的手段，也是灾民的一种心理调适和心灵慰藉。它带来了很多负而影响，不仅贻误了救灾时机，而且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则力。

关键词:民国时期;东北旱灾;祈神禳灾;禳弭信仰

禳弭论在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曾有论述, 它是历代救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被称为巫术救荒, 靠祈求神灵来达到禳灾的目的, 成为传统消极救灾的主要方式。民国以来, 随着对封建思想的批判, 科学观念逐渐得到传播。但政局动荡, 军阀混战, 使科学的救灾思想被束之高阁, 社会生产处于落后和停滞的状态, 这便为传统的禳弭信仰提供了继续滋生的土壤。《盛京时报》中大量记载了关于东北灾害发生时祈神禳灾的情况, 尤其是旱灾发生时这种禳灾记载最多。可见,这种巫术救荒思想也是民国时期东北官民应对灾害的一种主要方式。本文拟从巫术救荒的缘起、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巫术救荒概况、存在的社会根源以及社会效应及评价四个方面来粗略梳理和探析这一社会历史现象。

一、巫术救荒的缘起

神灵信仰是中国的传统信仰, 在人与自然博弈的失败中,无助之余人们开始产生了对天帝神的原始崇拜, 并试图寻求其神灵的襄助来消灾。邓拓曾在他的 《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谈到, 我国救荒思想发展的原始形态, 就是天命主义的禳弭论,这种理论表现形式在实际政策中就成为巫术救荒。据史料记载, 巫术救灾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古代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的认知水平也有限，对自然的拧制能力相当薄弱。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人们无法寻求其发生的原因，不能给以科学的诠释，也无更好的应对办法，惶恐之余对自然界的认知产生了神秘感，便把这种自然现象归咎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同时，对自然力的威慑也产生了惧怕感，造成了所谓的“天命主义”思想，井一直开始左右人们的认识。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这种“天命主义”的思想依旧盛行，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把灾害的发生看成是人对人进行的惩罚。通过对神灵祭拜来疏导灾害，用这种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秦汉时期, “天人合一”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人们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认为农业生产的丰盈是上天的恩赐, 是天人感应的结果。这一时期, 虽已实施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救灾措施, 但天命主义的禳弭论仍居主导地位, 使秦汉时期的巫术救荒一度盛行。随着巫术救荒的盛行, 这一时期人们对灾害的解释趋于复杂化, 主要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逐渐形成了人们日益认同的禳灾制度, 一般分为人文禳灾和政治禳灾两种。人文禳灾主要是通过举行各种祭拜仪式来完成, 在灾难中通过这种对神灵的祭拜和诉说, 希冀重新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根据灾情的不同, 从国家到个人都会投入不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较人文禳灾, 政治禳灾节省了很多物力和财力, 主要是通过对官员的任免来完成。对发生灾害的地区, 一般要通过追究责任来免职官员, 同时又下诏书选举贤良之士任职, 以此来应对灾害的发生, 祈求上苍的谅解。秦汉时期在文化禳灾的基础上, 政治禳灾使巫术救荒也带有了更加浓厚的政治色彩, 把国家君臣的德行政绩与灾害联系起来, 认为政令不时、德行不正便会导致灾害的发生,使政治禳灾在秦汉时期越演越烈。

巫术救荒是中国历代救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禳灾制度也被后来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推崇, 大量的历史资料表明, 随后的几千年来,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巫术救荒视为重要的荒政举措, 把这种禳弭信仰视为了应对灾害的主要方式, 并被皇帝和臣民所供奉。直到近代, 政治禳灾虽已淡化, 但人文禳灾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即使有很多积极的救助措施, 但这种祈神禳灾的方式, 仍在人们的救荒思想和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国时期是新旧社会的 转型时期, 在科学的救灾思想尚未真正形成之际, 这种封建的巫术救荒思想残余在一定时期内依旧存在, 并发挥着它惑人的力量。

二、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巫术救荒

( 一 )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祈神禳灾

1. 政府官员积极组织祈神禳灾。在科学民主思想逐渐兴起的时刻, 令人费解的是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员作为上层统治阶级, 他们头脑中依旧是巫术救荒, 而且是从国家角度进行大肆宣传, 并积极发布命令以行之。从对祈神禳灾的重视程度

来看, 已经上升为国家政务日程, 而且是奉令求雨, 成为当时政府禳灾的主要方式。 1917年 6月 23日《盛京时报》第四版载“奉令求雨: 日前县署奉省长通令, 为见天气亢旱, 赤地千里, 四民恐慌已极。……. 故章知事已于十八日设坛, 十九日祈祷。但天意难测, 未知果能如愿以偿否? ”除奉令求雨外, 各地官员还根据每年当地的灾情, 自发组织祈神禳灾。1919年8月6日《盛京时报》第五版报道: “康平知事祷雨: 本邑入夏以来, 天久不雨, 禾苗已有枯槁之势。县知事李辑五, 恐秋收无望, 民食艰难。特联合警长刘弼臣及农商各界, 于初三日齐集关帝庙, 设坛占香, 虔诚祷雨。继又游行街市, 遍谒各庙。幸来久旱不雨,举办安东省祈雨大祭, 希市内各机关团体踊初四日, 天果大雨,……初五日李知事又行礼筹神, 一般农民咸谓李知事诚可格天矣! ”同年, 8月22日《盛京时报》第四版

又载: “安东道尹求雨: 东边道尹方枚生, 以现在天气亢旱, 农民望泽甚殷。遂邀各界人等, 于月之十八号起, 每早八钟齐集天后宫, 虔诚祈雨。”大量资料记载显示, 民国时期东北各地政府官员如省长、县长、会长、知事、道尹等, 都积极组织 当地祈雨, 带头虔诚祭拜, 是祈雨的一支主要组织力量。虽然不像古代的政治禳灾与官员的政绩紧密挂钩, 但已成为各地官员一致推崇的应对灾害的主要方式。

    2. 绅商贤达自发组织祈神禳灾这种传统的禳弭信仰也成为这一阶层尊崇的主要救灾方式。因为这些绅商贤达的生活比较殷实, 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因此常常承担了救灾的主要角色。在大旱之时, 各地的绅商贤达也不断自发组织 祈神禳灾的行动。如1917年6月23日《盛京时报》第四版报道了绅商组织的工务会祈雨: “天久不雨,……近日, 公务会会长薛子远亦拟祈雨, 其办法如下: 设坛参拜, 工务会会长薛子远等, 专于二十二日起在工会设坛, 并召集省垣各工商齐往到会, 参拜龙王牌位, 虔诚祈祷; 仍禁宰杀: 工务会祈雨照例亦应禁止宰杀。” 1924年8月24日《盛京时报》第五版又刊载,“牛庄商民祷雨: 自夏徂秋, 迄今四十余日, 滴雨未降镇街商务会会长马占之有鉴于此，特邀街内各商董讨论救济办法……每日均至东洋关帝庙庙院内公共占香二次，实行祈祷、跪拜仪式，未悉彼苍者人果能沛降甘霖，以慰民众之望否耶!”各地绅商在积极响应政府禳灾的同时，还根据当地的旱情，自发组织召集各商董、社会贤达等积极筹划讨论救灾办法，可以说他们对灾情比较关心是当时救灾的主要社会力量和组织者。

    3、下层民众参与祈神攘灾。作为传统意识浓厚的下层民众，在大旱来临之际更是束手无策，在无助中便只好求神灵的襄助。在他们比较朴实愚味的思想中，下意识的认为灾害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必须通过敬人来达到缓解灾难的目的。于

是，各地纷纷开始掀起民众自发的祈雨禳灾热潮。人们更加虔诚的把希望寄予对神灵的祭拜。如1919年8月6日《盛京时报》第五版报道了农民祈雨盛况，“浑河至集安一带，因天久不雨，旱干已极。田禾尽皆焦萎，几无秋成可望！故日昨齐集农民五十余名，磕头赤足到处祈雨，无论泉池大河或庙字，临近即长跪祈祷，殷勤真挚云!”1921年7月13日《盛京时报》第五版又报拜泉农民祈雨:“中兴镇自春夏迄未降雨，日昨有东村农民数百结队乞雨沿街呼号。情颇凄焉!阿弥陀佛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迨行本城西门有守卫老卒, 年近五旬, 身着军服, 脱帽跣足至龙驾前行九叩礼。事虽迷信, 其一种痴迷状态堪怜悯云! 各地农民祈雨情况大致如此。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 对于这种禳弭信仰应说是最为虔诚和迷信的一个阶层, 成为祈神禳灾的主力军。

    ( 二 )祈神禳灾的仪式丰富多样

    1. 焚香祷告、祭拜神灵。聚众去庙宇祭拜神灵、祷告是祈神方式中最为常见的, 其仪式各地比较重视。一般除祈神祭拜祷告外, 还要在日常禁止宰杀和食肉, 以表虔诚之心。主要是由政府和民众自行组织。政府官方积极组织禳灾仪式, 一般仪式较之民众祈雨规模要大, 仪式的策划过程也更加周密、完整。如1939年8月6日《盛京时报》第五版刊载, “安东祈雨: 黄安东省长因鉴于近来久旱不雨,…举办安东省祈雨大祭, 希市内各机关团体踊跃参加, 以资惑召苍穹, 而期甘霖之普沛! 日昨, 通知省垣, 各方面俾资遵照, 规定日时场所, 并市民应遵守各项誌下: 一、日期, 八月四日起三日间、每日午后三时至五时; 二、场所 , 天后宫; 三、斋戒沐浴; 四、各团体希多数参加; 五、参加人必须虔诚祷敬; 六、各民户以黄书油然作云沛然降雨降字句贴于门框并焚香祈祷; 七、对于宰杀须自动极力避免; 式序: 一、全体入场; 二、礼圣三拜; 三、香赞, 法师上香、省长上香全体肃立; 四、大悲咒; 五、观音赞, 合掌肃立; 六、观音偈; 七、称观音圣号;八、升疏, 全体跪祷; 九、读祈雨文全体跪祷; 十、三拜, 三叩首;十一、退场。” 这个祈雨的仪式及规定是资料记载中较完备和详尽的。从参加人来看: 由于是政府行为, 规模宏大, 组织参与的人员广泛, 号召各部门各阶层都要积极加入; 从仪式程序看, 是比较完备, 清晰再现了当时祈神祷拜的全过程, 场面恢弘隆重, 可见其官员们对巫术救荒的重视程度。

    民众自发组织的禳灾仪式, 祈雨人都有如原始人类的图腾崇拜一样, 头戴柳圈, 赤足跪拜。如1917年6月23日《盛京时报》第四版载“乡民来城求雨: 天气干旱, 虽经祈祷而获雨甚少。城南浑河堡人民, 以该处未曾沾雨忧心如焚, 遂聚集乡民三百余人相率祈雨, 并许愿演戏五天, 全屯俱断宰杀, 端午节亦不吃荤腥, 至阴历九月再补行过节。昨二十二日, 该堡人民皆头戴柳圈, 跣足来城至各香庙焚祈祷……。” 为增加祈神的声势, 往往还有比较隆重的祭拜仪式。1919年 8月6日《盛京时报》第五版曾载“腾镇虔诚祷雨: 兹者镇街村长会首等, 提议祷雨以慰民日。……率领全村父老子弟，头环绿柳、手执红旗、鼓乐喧人，齐赴保安寺，终日祷告皇人后土大需甘霖。”

    通过以上的祈祷祭拜仪式，可以看出当时对祈神禳灾全社会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都相当巨大，这种禳弭信仰已深入了官民心中成为了他们所谓的消灾良策。

    2. 设壇祈雨。设壇祈雨 也是常见的祈神禳灾仪式,各地基本大同小异。亢旱之时, 为祈得雨神, 一般以搭设神壇为主, 进行祷告祭拜, “壇”有蓄雨之意。如 1924年 8月 23日《盛京时报》第五版刊登了“营口设壇求雨: 县境入伏以来滴雨未将, ……乡间遂发起求雨之举，陈县长……设擅祈祷，于十九日传知商民等，各门前备缸注水，供奉龙牌由日日起禁止宰杀三天。该知事则于天后宫设壇，一日三叩，虔诚祈祷云！”1926年6月16日《盛京时报》第四版载，“长春设壇祷雨:长春一带久旱不雨，……该道尹亦颇关心民痪，于今九日午刻，发下命令，拟于明日设壇祈雨，警察所奉令后派出警氏，按照传谕令, 各设置水筒, 内插柳枝以尽祈祷之诚意云。

    3. 割肉祈神 。旱灾下被煎熬的人们求雨心切, 为表示求雨的诚意, 为感动神灵, 甚至有的民众在祈神求雨中割肉绝食, 虔诚之心可见一般。如1939年 8月15 日《盛京时报》第五版曾载, “在开原大旱不雨, 人民情急, 割肉献佛, 绝食求雨。”可见, 人们对这种禳弭信仰的笃信程度之深。但这种祈神方式付出代价太大, 一般不被采用。

    (三 )祈神应验——“演戏酬神”

    如果在祈祷神灵过程中天果然降雨, 这种偶然的巧合便被看作是神灵效应 , 各地都要搭台演戏以酬谢神灵。从《盛京时报》记载中统计, 东北各地仅1919年, 演戏酬神的地区达到16处; 1920年为20处之多。可见, 这种信仰波及地域之广泛、影响之深刻。如在 1919年 8月 8日《盛京时报》第五版刊载, “东丰演戏酬神: 邑城自春徂夏亢旱已极, 田苗枯槁, 商民惶恐纷纷祈雨, 果幸天降甘霖以慰望民。商民为答神庥起见,于日昨在南门高塔席棚演戏五日, 观者多人, 颇形热闹云! ”同年, 8月15日《盛京时报》第五版又载, “奉天筹款演戏: 天久

不雨, 田苗枯槁。当局与工商会为体恤民困起见, 相继设坛祈雨。虽得甘霖, 未能十分沾足。闻 张使昨与工商两会会议筹款若干, 拟在小河沿搭台演戏, 以谢灵应而答神麻云!” 大量的资料记载表明, 演戏酬神是作为广大官员和民众答谢神灵的主要方式, 在民国时期被广泛采纳。

三、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巫术救荒存在的社会根源

    民国时期, 战乱频繁, 政局衰败, 派系斗争严重, 这些为传统巫术救荒提供了滋生繁衍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北洋政府为了安定人民, 更多宣扬的也是传统的封建文化, 以此来禁锢人们的头脑。如复辟帝制和复古现象十分严重, 闹剧频频上演,这就为巫术救荒的存在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提供了滋长的沃土。沦陷时期的东北亦如此, 灾民的内心更无法奢求得到伪政府的救济, 人们遭受着天灾人祸的折磨。战乱加剧了灾害的发生, 社会处于混乱几乎无政府状态, 无助的人们已对政府的救灾失去了信心, 只有把希望寄予渺茫的超然世界, 求助自己心中的神灵襄助。因此, 在民国时期的巫术救荒, 仍发挥着它惑人的力量 。

    民国时期是新旧社会的转型时期, 科学救灾思想 逐步开始确立, 却难深入官民心中, 民智的开启仍需一个漫长的转型过程。民国时期, 战乱的频繁和政局的动荡, 滞碍了科学救灾思想的传播。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虽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冲击, 但国内民族经济的发展很不充分,社会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民国时人邓拓在他的《中国救荒史》一书中, 曾深刻剖析了这种消 极救灾思想存在的社会根源。他认为民国以来, 这种思想实际还是普遍流于广大 民间。现代科学的治灾救荒思想, 就大体来说, 还是居于民间意识范畴外。因为直至民国以后, 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外部条件, 仍然束缚人民思想的进步, 仍然使人们难以接受新的科学知识, 这是天命主义所以能够长期残留的根本原因。

    民众受教育水平低下, 先进思想文化观念相对缺失, 这就为传统的巫术救荒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生产力发展的缓慢, 必然导致文化教育的落后。民国时期政治的腐败, 使教育的发展缺少有力的支持。尤其是东北地区, 缺乏中原文化的根基, 加之开发较晚, 民众受教育的机会特别少, 缺乏对灾害的科学认知。同时战乱的频繁, 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困, 人们受教育的环境不稳定, 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下。因此说, 科学教育的不发达也是造成灾害中民众迷信现象的主要原因。

四、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巫术救荒的社会效应及评价

    民国时期战乱的频繁, 国家御灾能力的低下, 使得这种祈神消灾思想一度盛行, 并成为广大政府官员、绅商贤达、平民百姓所推崇的主要消灾方式。但实质是迷惑了民心, 掩盖了政府实际救灾能力的弱化, 是统治阶级用来转移民众视线, 缓解阶级矛盾, 以达到稳定政局的一种政治手段。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承载着人们的禳弭信仰, 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天命主义论, 通过巫术救荒方式来积极参与救灾, 体现 其关心民瘼, 隆重的祭拜仪式和虔诚之举, 无不打动着民心, 拉近了统治阶级和民众的关系, 达到所谓的阶级调和, 并得到了人们的敬畏。让人们在灾后的荒乱之余找到思想的寄托, 用超自然的力量来麻痹自己。因此说, 巫术救荒是统治者对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这种祈神禳灾的方式 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国家号令政府官员们大张旗鼓的组织巫术救荒, 不仅没有使灾害得到控制, 反而愈演愈烈。因为没有很好的启 动减灾的积极应对措施, 任灾害横行, 缺乏科学的救灾、减灾意识的引导, 贻误了最佳的救灾时机。对民众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和意识上的麻痹。同时, 在这种巫术救荒中, 国家和个人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使本已紧缺的社会资源又遭到了极大的浪费, 而且不仅没能缓解灾情, 更使灾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进一步加深了灾民的痛苦。如果把这些力量真正能够整合起来用于科学救灾, 势必会发挥不小的作用。

    在禳弭信仰盛行的同时, 部分地区也开始下令禁止这种现象, 如 1919年 7月 10日《盛京时报》第五版曾记载农安县“公署日前下令禁止演戏酬神, 以期破除迷信……”但这种做法在当时各地毕竟是少见的, 被看作是对神灵的大不敬和冒犯, 科学的救灾思想似乎很难推行, 传统的祈神消灾思想在人们心中的认同感也似乎无可替代。

    巫术救荒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生产的落后, 使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很强。一般把其灾害看成是人类对自然的触犯, 自然对人类的惩罚。随之衍生了 从古代皇帝到近代官员和民众的祈神禳灾的认同心理。这种传统信仰根深蒂固,

成为人们在无法与自然和谐相处时寻求救助的一种灵丹妙药, 也是灾时的一种心理调适。在民国初期, 在传统与科学抗争的近代社会, 这种祈神禳灾的消极救灾思想仍旧是与近代科学救灾思想同样重要的消灾方式, 东北地区的巫术救荒恰似当时全国的一个缩影。但在不断的救灾实践中, 科学的救灾思想势不可挡的悄然萌生, 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 战乱平息, 社会稳定后, 生产得到恢复发展, 加之政府对科学救灾、防灾思想的践行, 人对自然应对能力逐渐增强, 使传统的巫术救灾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

1、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 , 商务印书馆出版。

2、段伟: 《禳灾与减灾 : 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