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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
——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
张根福
【原文出处】《民国档案》(南京)2004年04期第105～111页
【作者简介】张根福，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邮编：321004）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260多万安徽难民。其迁移情况极为复杂。就省内而言，主要是迁入皖南、皖西山区、中小城市及本县或邻县安全区域；就省外而言，主要分布于湘西、西南、西北各省及浙、赣等邻近省份。难民迁移给迁入地社会带来重要影响。
【关 键 词】战争损失/自然灾害/安徽省/难民迁移
有关抗战时期安徽省战争损失、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问题，学术界尚无专文论述。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资料，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难民迁移的主要因素：战祸与自然灾害
日本的侵华战争是造成难民迁移的最主要因素。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安徽省是中日双方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淞沪会战日军占领上海后，即分兵西进，会攻南京，其中一路相继占领了安徽境内之广德、宣城、芜湖等地；徐州会战开始后，津浦路南段、陇海线徐州以西成为重要的战区；武汉会战期间，武汉外围之皖境又成为中日双方激烈的交战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日军相继占领了安徽沿江、沿淮和津浦、宁芜、淮南三条铁路沿线的城镇，其它许多县境相继遭到日军的窜扰。据统计，安徽“全省六十二县中，始终未为敌踪所及仅十一县。在皖南为宁国、休宁、歙县、祁门、黟县、绩溪、旌德、太平、石埭等县，皖中则霍邱、岳西二县而已。”（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二章·各县受战争影响分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部分县份中、日军队曾展开激烈的争夺，数次易手。至抗战胜利前夕，全省境内“全部沦陷者十五县，部分沦陷者二十四县，完整者共二十三县，总计沦陷区面积约为六万方公里，占省总面积百分之四十一。”（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一章·总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
残酷的战争使安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房屋被焚，工厂被毁，大量耕地荒芜，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和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觅栖身之地。如：芜湖，1937年12月7日，即遭日军轰炸机群大规模的空袭，“从湾里机场到车站、码头和号称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商业中心十里街与国货路、吉和街、陡门巷等主要街道、马路，均被夷为瓦砾废墟，延续二十多天，烈火硝烟遮天蔽日，血肉横飞，尸骸遍地。”（注：赵铁吾：《揭露日寇侵占芜湖的罪行》，《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八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沦陷后，“储存在江口及沿江两岸的数十家仓库，被日军掠夺一空。”（注：唐锡强：《抗战时期日伪对安徽的经济掠夺》，《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合肥，被占领前，“日军进行了长达5个月共40多次的轰炸，60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达5000万银元，全市142家纺织作坊，所剩无几”；安庆，沦陷后很长时间“几乎成了一个死城，……不少工厂、作坊停产。”（注：唐锡强：《抗战时期日伪对安徽的经济掠夺》，《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南陵、繁昌、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等县“先后被敌窜扰，大小村庄、市镇全遭焚毁，未及逃出民众尽被枪杀或奸辱，农作物尽被践坏，耕牛悉被劫去，米盐物资被搜刮殆尽，……数十万难民，流亡载道，哀惨情状，待赈孔殷。”（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等致振济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一一六/496。）
据《安徽省统计简编》，1937-1943年7年间，安徽遭敌机空袭1513次，投弹18783枚，毁坏房屋127，096间，死伤民众14422人。（注：安徽省政府统计室编印：《安徽统计简编》（1944年7月），第133页。）另据《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战时安徽省被毁房屋共达938,115间。（注：参见《安徽省各县房屋损失暨修筑需材总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廿一(2)/209。）
农业损失也非常惨重，其直接损失：“耕牛11.1万余头，耕犁9.94万余件，农具300.6万余件。”（注：唐锡强：《抗战时期日伪对安徽的经济掠夺》，《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重要粮产区的产量都大幅度下降，“战时减产总为20,672,060市担，折合为1,033,603公吨。”（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工、商等业损失也是如此。
战争的惨重破坏，使大批民众生活失其凭依，许多人也由此失去谋生的基本途径，同时，民众的住宿、生命财产和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为避战乱，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觅栖身之处。
战时安徽灾害也十分频繁，水灾、旱灾、虫灾等连年不断。受灾区域遍及全省各市县，且常常是多灾并发，交错一起，致使大批灾民家破人亡，背井离乡。
据孙语圣研究，整个民国时期，安徽“沿江一带大约每隔两年出现一次水旱灾害，江淮地区每隔一年多出现一次水旱灾害，而沿淮地区则每隔一年或不到一年就出现一次水旱灾害。”（注：孙语圣：《民国时期安徽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在众多灾害中，淮河流域之水灾尤为惨重。1938年6月，为了阻遏日军在豫东的推进，国民党军队在河南郑州花园口、赵口一带决堤，虽一时遏制了日军的攻势，但滔滔洪水淹没了豫皖苏地区数以千计的村庄。这场人为灾难，使安徽淮水流域18县被灾，“淹没田亩二千三百七十八万余亩，灾民达三百万人。”（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更为严重的是，这次事件，带来无穷的后患，加剧了自然灾害的频度，“嗣是而后，黄泛主流，因挟沙过多，淤垫甚速，侵夺河道”（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致使淮水支流频繁决堤，灾情惨重。如1939年，“阜阳被灾区域占全县十分之八，被淹田亩三百五十六万余亩，灾民七十余万；太和被淹区域占全县十分之七，待赈灾民四十余万；颖上被灾面积纵横百余里，灾民二十余万。”（注：《廖主席电为淮堤溃决灾情惨重请拔发急振由》（1939年8年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一一六/425。）“凤阳、霍邱、五河、寿县、泗县、临泉、灵璧、盱眙等县，水灾惨重，一片汪洋，百万灾黎，无衣无食，疫疠丛生。饥寒交迫。”（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1939年10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一一六/425。）又如1940年，“安徽所属之阜阳、临泉、亳县、太和、涡阳、颖上、霍邱、寿县、凤台等九县黄灾奇重，计阜阳被灾田亩四百七十余万亩，灾民六十五万余人；临泉被灾田亩五十三万余亩，灾民十三万五千余人；亳县被灾田亩十五万余亩，灾民一万三千余人；太和被灾田亩一百七十余万亩，灾民四十五万余人；霍邱被灾田亩二十八万余亩，灾民三万余人；寿县被灾田亩二十三万余亩，灾民二十余万人；凤台被灾田亩二百五十余万亩，灾民十五万余人。全区被灾共九县，被灾田亩共一千二百一十余万亩，灾民一百九十余万人。”（注：《内政部公函渝警2695号》（1940年5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一一六/425。）1941-1943年，淮河上游10县被灾田亩分别达为1,448,594亩、1,514,546亩和12,488,634亩。（注：《六年来淮域各县受灾情况总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09。）安徽省政府虽动员民众进行筑堤防泛，但成效并不大，且仅限于上游部分地区，“其余凤台、定远、泗县、盱眙、五河、灵璧、怀远、天长等八县，因在敌伪窃据之下，无法施工，听任其流泛，灾情之重，尤甚于上游各县。”（注：《六年来淮域各县受灾情况总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09。）
长江流域水灾虽无淮水流域严重，但“自为敌据后，沿江堤防，无法防护，且因盛涨冲刷与军事防御工程等关系，破坏甚大，故水患亦几年有所闻。”（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如1942年沿江各县被灾田亩即达498,527亩，灾民263,473人。（注：参见《卅一年皖沿江水灾损失调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
致于旱、虫、风、雹诸灾对安徽民众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危害，如1944年“旱灾遍及皖南各县”（注：《安徽省旱灾救济事项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一一六/448。），因蝗灾引发的农作物损失即达2,132,221,511元，该年捕杀的飞蝗跳蝻重约800万斤，卵子300余斤，数据之大，殊为惊人。（注：孙语圣：《民国时期安徽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大批灾民家破人亡，无家可守，相率离乡逃亡。
二、战时难民迁移的流向与分布
抗战时期安徽省流徙各地的难民人数，“因其流动性甚大，且常视战争之情况而增减，实难断言其确实数字。”（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现根据安徽省上报之善后调查结果，难民人数为2688242人。（注：《难民及流离人民数总表》第三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1。）这些难民之迁移不同于政府机关、学校、文化团体、银行等有组织的迁移，绝大部分是自发的非组织的行为，他们常常受到战局的制约。因此，其迁移流向与地域分布显得极其广泛而复杂。现依据《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对敌踪所及之51县难民的流动与分布情况整理如下：
宿县：难民26000余人，占全县人口的3%，主要“迁至涡蒙阜阳，远则至川陕湘鄂”。
泗县：难民20000余人，占全县人口的3.3%，“多有迁地而互避者……，大部在四围各县，少数分散到大后方，其散在近地者，以江苏之睢宁，本省之怀远为多，盱眙、明光，两地次之。”
灵璧：难民约70000余人，占全县人口的14%，流徙方向，“远则湖湘川省，近则立煌、阜阳。”
五河：难民约60000余人，“大多流离县境之外，以蚌埠为多，其离出省境者较少。”
滁县：“县民流散在境外者，约占总人口10%，”约半数陆续返还，流散在外者，计5800余人，“大都散居皖省完整县份，其避来内地者为数甚少。”
定远：“逃出难民数量为全县总人口14%，计55485人。”
芜湖：“在战争初期，县民畏敌暴行，相率徙避，几连全县人口50%，旋经忍苦还乡亦及大半，计现流徙境外者，约为83343人，占全县人口24%弱，其中少数远走川湘，多数避居皖南各山县中。”
广德：“失陷至于五次之多，其逃出难民，当在5%上，惟多在附近各山县中，……，其远走后方者，则为数不多，”难民数“约为39791人。”
当涂：“难民离境者甚多，当及全县民众50%，远则湘鄂浙赣，近至江北和巢合各县……计69525人。”
郎溪：五度沦陷，故“出境难民初期甚多，约占总数41%，旋经忍苦还县，又及半数，目前流徙无归者，约及20%，25468人。”
盱眙：“离境大部逃入沦陷区，小部流转后方，占全部人口20%，计56745人。”
凤阳：“其人民流徙出境者，……约及50%，先至汉口西安，旋又分散，分散于湘黔桂蜀等地，而川蜀之万县、江津为多，重庆次之，逃至皖中如立煌、六安者，亦有少数。”
天长：“流徙离境约及全县总人口11%，计25477人。大多数在附近沦陷区如江苏江都、六合、高邮、镇江各地以及皖东古河，皖中立煌；其远走者，则为数寥落耳。”
来安：“县境居民，初多麇集北部山地，后以乡居不安，相率迁返县城者，殆及十分之四，其终于迁出县境者，占全县人口总数10%，计12785人，大多流寓滁县、浦口等地。”
嘉山：“曾经五度沦陷，致县境沿津浦线各地人民相率弃家骇走，惟多走集距铁路较远之山区，而离县者甚少，其流徙于外者，以明光为多，总计约在5795人，约占全县人口5%。其流徙方向为湘西，为贵阳，其入蜀者多集中于蓉渝两地。”
桐城：“其平日往江南耕作者，多以万计，一时流出县境者，约达人口10%，县局稍平，仍相率返乡，苟自存活，计离境流徙者为34179人，约占总人口14%弱。”
怀宁：“流离于境外者计19534人。”
无为：难民人数约为14350人，“其流徙地区以在湘桂两省为多，在桂者曾一度集中于全县，近则流徙于黔矣。”
庐江：“人民难乡者不下五万人，大多避居本县安全地区，其避入沦陷都市及后方者，系为10259人。”
宿松：“县民离境者，约为总人口数13%，44878人，……其流徙方向，多数为避居本省安全县份，少数流转后方。”
望江：“人民流徙出境，络绎不绝，总计逃亡人数约总人口30%，20528人。”
合肥：“县境人民，初期逃出者达15%，经时既久，潜其乡者又居大半，其忍苦流离于后方者，总计不过达全县6%，76463人。其流寄地区，大多在湘西及滇黔等地，其入川者则多寄寓重庆、江津，其在皖者则多归立煌、六安。”
寿县：“人民去其乡者，达30%，计125842人，大多逃入附近或安全县份。”
全椒：“曾三度沦陷，县境经常被敌伪扫荡，人民流徙出乡者，约占人口5%，计9073人。大多避来贵阳、重庆等地，近亦至立煌、六安。”
和县：“曾四度沦陷，又以距南京甚近，故被寇苦者最甚，其人民去其乡者，为数达21162人，约占全人口6%，其旋去旋归者，当未计算在内，其逃亡后方者，多集中于都市，如西安、兰州、昆明、贵阳以及成都、重庆等处。”
巢县：“曾三度沦陷，……故人民流徙出境者，达34319人，占总人口7%。”
含山：“曾五度沦陷，当寇深时，人民相率出境或徙避附近山中，旋定旋归。其逃出县境而辗转于后方者，约为2064人，占总人口1%，分散于湘西黔南渝蓉昆等地。”
亳县：“曾两度沦陷，又为黄泛区域，且为敌我相持地区，故人民徙避出境者，占人口12%，计为71504人，初则流入于豫东以及苏境铜山等地，中原战事起后，则又转徙于陕西矣。”
涡阳：“曾四度沦陷，……加以黄泛，故人民徙避出乡者，占全县人口13%，计为61033人，大部流入豫陕，亦有循津浦线而南北者。”
怀远：“计徙避出境者达全人口24%，共127230人。远则流转甘陕湘桂黔蜀，近则流入沦陷都市之中，就中流寄蚌埠者为多数。”
凤台：“曾经五度沦陷，又被黄灾，故人民徙避离境者甚多，占全县40%，计为21673人，大多逃流入豫中及本省安全地区，亦有循淮而东至蚌埠者，逃入后方者则甚少。”
宣城：“曾经六度沦陷，当寇氛最炽时，全县70%均经离境。但大多逃难泾县、宁国等县山中，其流入徽州屯溪而辗转于赣湘黔桂者，约及逃出数二分之一，约为87273人，占总人口30%。”
南陵：“曾三度沦陷，惟因系山县，故流徙难民为数仅及全人口6%，共15129人，大多流入徽屯一带，其至后方者不及十分之一。”
繁昌：“曾六度沦陷，又为敌在皖南经济上搜刮重点所在，故人民被苦独深，而流徙出境者遂众，约占全人口20%，计为27795人，大多归于湘桂两省。”
贵池：“曾二度沦陷，敌人不时奔突其间，故离境者占全县人口16%而强，计为21922人。大多逃入徽浙接壤山区中，流入后方者为少。”
至德：“曾二度沦陷，……离乡者占全县人数3%，计为2443人，大多避入赣东。”
东流：“离境难民极多，约占全人口46%，计为11191人，大都流入安庆及皖南山区各县中，到后方者极少。”
青阳：“逃出者占人口总数3%，计为3410人，多归于皖南山中及赣东。”
铜陵：“人民流徙出境者，约占全人口18%，计为29314人。大多流向徽屯及赣湘一带。”
太湖：“曾三度沦陷，但均旋失旋得，县境西北又多山，寇至时，往往避入山中，寇窜去则又各自归来。……流亡人数总计为全县人口1%，计为3287人。大多流入安全县区，少远适者。”
潜山：“曾三度沦陷，但为时均甚短，境内又多山，随时可避，故人民流徙出境者，占全县人口2%，计为5306人。大多流寄湘西陕中。”
六安：“县境多山，易于趋避，故逃出境外者，仅及全县1%，7023人，……各县逃入其境以避寇氛者，实较本县流出人口为多，可渭为皖省难民流寄区也。”
立煌：“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一日沦陷，越三日即告收复，其逃出难民一时即达5万以上，但平静以后，又各返故居，其流寄未归者，不过占全县人口1%，2657人。”
舒城：“曾一度沦陷，但人民流寓出境者，仅占人口1%，计为4887人，少数逃至湖南、四川，约二千余人，余多走入合巢和芜等沦陷区中。”
霍山：“人民流徙境外者，约为全县人口1%，计1398人。大多散居于附近山县中，流出省外者，大多在湘西。”
阜阳：“人民流徙出境者，为数达263269人，占全县人口25%，大多逃入沦陷区及豫陕等地。”
蒙城：“曾五度沦陷，又被黄灾，故出境难民占全人口13%，计为61033人，但大都走入沦区都市，其走入西安汉中湖南者亦约及流出人民10%。”
颍上：“曾一度沦陷，而大患则在黄灾，故其县人民流徙出境达27%，即为92282人，初归豫境，终流陕中。”
太和：“虽仅一度沦陷，但被黄灾甚苦，其西北区则为泛区，一任洪流泛滥，故难民数达45%，计为213925人，大多流苏北及皖中安全地带，其走入后方者，则多寄居西安汉中，为数究不多耳。”
临泉：“曾一度沦陷，亦因黄灾致难民较众，计占全人口25%，计为183340人，其走入地区大致与太和同。”
泾县：“曾一度沦陷，越日光复，其境多山，敌至则深入岩阿，寇去则各远故居，其流徙者大都商贾。”
从上可知，抗战时期安徽省的难民既有省内迁移，也有迁向省外，省内迁移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迁至皖南、皖西等省内国统区。抗战时期，皖南之宁国、休宁、歙县、祁门、黟县、绩溪、旌德、太平、石埭及皖西之霍邱、岳西，因未遭敌之入侵，局势相对平静，尤其皖南之屯溪，战初曾是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和第三救济区所在地。因此，战时这些地方成为难民重要的迁入区。如宣城，在“我敌相持最力时，全县人民三分之二以上均经离境，大多暂避皖南各山县中。”（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又如屯溪，人口一度由战前的五六千增至20多万。（注：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68页。）此种移入人民，“大致可分三类：一为沿江各县人民之内徙（沿江各县人民苦于寇逼，相率迁避山县，苟自存活，……，如芜湖、繁昌、当涂、南陵、贵池以及宣城、广德等县，大多徙避旧徽属各县）；一为外省人民之避入（赣东浙西各县人民，以及沪杭一带商贾，多有因战争穷逼流避皖南者）；一为估客行商之返籍（皖南各县人民经商作贾于沪汉各埠者，几于户有其人，致有徽帮之称，战争发生以后，各地相继沦陷，客贾遂多还乡，亦皖南人口增涨原因之一。）”（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二章·各县受战争影响分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移入皖南人口之数字，因无正式统计，很难作精确估计，“有谓近百万，有谓不过卅万至四十万。”（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二章·各县受战争影响分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但不管怎样，大量难民迁入是可以肯定的。至于霍邱、岳西等地迁入的难民也是不少的，“如怀、潜、宿、望，大多迁徙岳西。”（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二章·各县受战争影响分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
二是迁入省内中小城市。城市作为某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在，是社会财富的集中地，其社会慈善力量和功能也相对完善，“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一般群众在患难之际也都有一种结成群体寻求保护的心理，所以城市往往对他们产生向心作用。”（注：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84-85页。）如蚌埠，“战前人口约为六七万人，近则达卅余万人，市区亦展拓甚广，商业尤殷盛。盖均蚌埠四围各县区居民，避敌寇之骚扰而托避其间者也”，“芜湖情形亦然”。（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日军在占领沦陷区的一些城市后，为维护其统治，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实施了一些维持地方秩序，恢复生产的举措，并在“中日亲善”的旗号下，采取一些怀柔招致的措施，如平粜、施粥、制发寒衣、小本借贷、收容难民、散粮赈济等，引诱了四周难民的迁入，“或竟徙居沦陷区之都市，以苟求一日之安，以苟作一家之计。”（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
三是迁至本县或邻县安全区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安徽情况也是如此。因战争大多在城郊或农村展开，农民受害最烈，沦为难民的数量也最多，但由于农民对土地具有过分的依赖感，加之乡土观念浓厚，缺乏谋生技能等，大多只是近避，而不愿远迁。战争开始时，它们避居邻近区域或山区成为难民，战争结束后，又重返家园，成为平民。如泗县，难民大部散落四周各县；来安，在战初县境居民多麋集北部山地；嘉山，津浦沿线民众大多离铁路躲避本县山区；寿县、含山、六安、霍山及大部县份难民都逃入本县或邻县安全地带。
迁向省外的情况主要有：
一是迁向湘西、西南及西北各省。湘西及西南、西北各省是战时的后方基地，是西迁入口重要的栖息地。陪都重庆，昆明、成都、贵阳、西安、兰州等省会及一些中等城市和交通沿线都成为西迁难民的主要分布区。因为这些地方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交通便利，住所和日常用品容易解决，择业也相对容易。战时安徽难民大批迁入，“其忍苦流离，避至后方者，约占流民总数五分之一，约为五十万人。其流寓地区：一为湘西各县，约为一五万人；二为桂北沿湘桂路线各县区，约为五万人；三为陕中，五万人；四为黔蜀各地，约为二五万人；五为其他各地约为五万人。就中避入川中者，又大都麇集于万县、重庆、江津、成都各地，而渝津两地尤众。”（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迁至陕中及西北各地的难民主要来自皖北、皖西北的宿县、灵璧、泗县、亳县、怀远、涡阳、阜阳、蒙城、颍上、太和等县，迁往湘西、西南各省者主要来自皖东、皖西、皖中各地。
二是迁向浙、赣及其它邻近省份。淞沪会战后，浙江杭嘉湖地区主要市镇相继沦陷，浙省政府迁至永康，日军固守钱塘江以北，钱塘江以南在1941年宁绍战役爆发前基本上是安全区，安徽难民此时有不少迁入浙省国统区域。这可从一些零散资料中得到佐证，如1938年前后，世界红字会绍兴分会曾对其救济的部分难民作过籍贯调查，741名外省籍难民主要来自江苏、上海、安徽等地。（注：《世界红字会绍兴分会救济监理部工作报告》，上海档案馆，Q113-2-13。）另据《浙江省汤溪县现时收容难民移动月报表》统计，收容的108名外省籍难民也主要来自江苏、湖北、安徽等地。（注：《浙江省汤溪县现时收容难民移动月报表》，金华县档案馆，07-3-102。）1941年4月宁绍战役、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浙中地区一些县镇相继沦陷，国统区被压缩至金（华）兰（溪）一线以南地区，浙省政府迁至丽水、云和，安徽难民这一阶段也有流落浙南等地，如《云和县户口迁徙清单》（1943年）（注：云和县档案馆，252-2-348。）所载外省人口有不少来自皖省。另据战后“行总”浙江分署杭州站遣送资料，在其遣送的外省籍难民7805人中，安徽籍达5737人。（注：行总浙江分署难民接送站杭州站工作报告》（1946年1月16日—1947年4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43。）
赣省在抗战初期局势相对平静，由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产生的安徽难民不少流入江西境内，如“安徽中部的难民从安徽的宿松经九江、南昌去往赣南。”（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至1939年2月南昌沦陷，江西的政治、文化中心转至赣南的赣州、泰和、吉安一带。当时任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的蒋经国主政赣州，实行一些开明政策，在赣州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等“新政”，影响及于整个东南地区。在这一背景下，安徽的许多工商、文化人士及难民又有陆续迁入赣南地区。
上海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因英美等国持中立态度，成为局部的安全区，战区各地，包括安徽省的难民为逃避日伪的烧杀掳掠，保全生命财产，也有不少迁入居住，其中工商界人士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外，江苏、河南等邻省也有部分皖省难民迁入。因为难民迁移是一种不规则的运动，流徙的难民个体往往根据其经济能力、求生期望及便利程度来决定其具体路径，交通便利成为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天长县的难民大都分布于江苏江都、六合、高邮、镇江，泗县难民不少分布于江苏睢宁等地，涡阳、阜阳难民分布于豫省各地，都与这一因素有关。
三、小结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认识：
1.安徽省难民迁移的数量在全国难民迁移总量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是战时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期间，在中国发生的人口大迁移，其规模和数量是十分惊人的。经孙艳魁研究，战时全国难民总数在6000万以上。（注：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另据国民政府的调查，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达9500万人。其中，河南、湖南、江苏、山东迁移的人数最多，分别达1453万、1307万、1250万、1176万人；其次是湖北、河北、浙江、山西、广东、东北各地，分别为769万、677万、518万、475万、428万和429万人；安徽迁移人数为268万，居第11位，虽不及上述各省，但高于广西（256万）、江西（136万）、福建（106万）、绥远（69.5万）、察哈尔（22.5万）等省。其迁移难民占本省人口的比例也高于江西、福建、天津等省市。（注：参见《难民及流离人民数总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1。）可见，安徽省难民迁移的数量在全国难民迁移总量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由于难民是抗战期间最多的迁移人口，所以安徽的难民迁移也是战时全国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安徽省难民迁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战祸是最主要的因素，其次为自然灾害。
2.安徽省的难民迁移既有战时区域人口迁移的一般特征，也有其特殊性。
由于安徽省的难民迁移发生在中华民族抗战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因此，作为区域性的人口迁移也必然体现如下一些基本特征：即迁移的情况极其复杂，它不仅包括消极的逃难者，也包括积极的抗战者，其中部分人还有过多次迁移；它虽有部分永久性的移民活动，但大多数为临时性的逃难；迁移主要发生在战役前后，迁移人数随战局发展而波动；迁移人口以中青年为主，劳动力人口占有很大的比重；迁移人口的成分极其复杂，几乎社会各个阶层，每一种职业都加入了迁移的行列。
安徽省的难民迁移除具备上述基本特征外，也有其特殊性：一是难民迁移的时间和区域相对集中。安徽境内的战事主要发生在抗战初期，相继受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影响，沿江、沿淮流域及津浦、宁芜、淮南铁路沿线社会、经济破坏严重，流亡的难民也较多。二是由淮河水灾产生的难民占有相当的数量。淮水流域因受花园口决堤的影响，水灾频发，加之抗战期间抗灾能力削弱，致使大批灾民家破人亡，背井离乡。
3.安徽难民迁移的流向和地域分布显得广泛而复杂，但其最终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
安徽省的难民迁移绝大部分属自发、非组织的行为，在地域分布上显得非常广泛而复杂。就省内而言，常常是一县的人口分布于省内各县，而另一县往往接纳十数或数十县迁移人口，但总的来说，其分布区域：一是迁入皖南、皖西等国统区，二是迁人中小城市，三是迁入本县或邻县安全区域。就迁向省外而言，其比较集中的分布区是湘西、西南、西北各省，此外，浙、赣等邻近省份，也有大量分布。
但无论省内迁移，还是迁向省外，最终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因全面的抗日战争前后共8年时间，各地沦陷的时间先后不一，所以难民迁移持续的时间较短；迁入地除少数地方外，大多生存环境较差；战时政府的安置与救济更多的只是设所收容，将其编入保甲，从事生产的只是少数。加之日军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实行了招致引诱的政策。所以，在抗战期间，即有大量难民回迁。战后，绝大多数难民陆续迂回，只有少数真正无家可归，或出于某种需要由政府部门强行留驻的公营单位职员转化为当地移民。
4.安徽省的难民迁移，一方面促进了迁入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和社会问题。
难民迁移，特别是政府官员、工商人士、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等高素质难民的迁移，对迁入地，尤其是后方国统区的工业、农业、金融、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一些原先十分落后的区域得到初步的开发。人口迁移实质上又是一种文化的迁移，高素质人员在带来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同时，也带来先进的思想，不但推动了迁入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对迁入地的深层文化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战时难民迁移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如加重了迁入地民众的负担，导致了食物、住宿的紧张，偷盗抢劫事件增多，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某些传染病得以传播等，从而对迁入地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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