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夏明方

【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京)2000年02期第59～78页

【作者简介】夏明方，196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关 键 词】自然变迁/天灾人祸/农村人口迁移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抗战期间的人口迁移时，更多的是将视野集中于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镇人口的迁移上，而相对忽视了自然灾害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农村人口迁移。然而，由于后者——即以灾害为动力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事实上所具有的规模和影响，对它的任何轻描淡写的研究，大概都不足以使我们完整地把握战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特点，进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更深刻地揭示出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一　从城乡人口西迁谈起
    毫无疑问，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内地广大城乡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战需要而向西南西北的迁移。但是移往大后方的人数一开始就被作了无限的夸大。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移”。（注：[美]格兰姆·贝克著：《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第228页。）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璈首先提出来的5000 万人的说法。（注：张嘉璈著：《旋风式的通货膨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一）、（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格兰姆·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的估计。（注：格兰姆·贝克：前引书，第229页。）陈达教授则估计为1350万，其中由沦陷区24 个重要城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350万，另有大约1000万人会由其故乡迁出。 （注：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1938—1942年间运送后方的难民数及大后方各省市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左右”。（注：陈彩章著：《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第 112页。）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有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过560万，一说入川移民约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和附近中小城市的人口。（注：王洪峻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页；李世平著：《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2页。）
    有意思的是，尽管各位学者对战时人口迁移的具体数字各执一端，对当时农村人口迁徙进行估算的基本依据却大都惊人的一致。例如在陈达教授看来，“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及农村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轻，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注：陈达：前引书，第93—94页。）王洪峻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占全人口总数80%以上的是农村人口，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及旧中国农村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必须依附于土地之上，“除非灾荒、疾疫，除非家乡变成战场，农民不会离开”；而且“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有限，还只能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是在成为战场的地区，根据报纸、各种文献记载，农民也是跑出去避一时为多”，要是没有严密的组织，“决不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行数千里大迁徙的事情”。（注：王洪峻：前引书，第44页。）
    面对各种统计资料反映出来的西迁难民中农民所占比例不大的现象，孙艳魁先生在陈述以上看法的同时，又做了补充，认为农民“在离开故土后，往往会因为饥饿、疾病以及日军的杀害而死亡，流亡后方的人数就更少了”。不过后来在论述入陕难民数量时，他又根据国民党中央社的关于黄灾难民的报道，推测其总数当远远超过100万人， 约占其所估计的800—1000万内迁人口的1／10以上。（注：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第262—266页。）
    如果说这些意见基本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格兰姆·贝克凭依的，就是1941年5月他自己在洛阳等抗战前线的切身感受了。 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但洛阳却没有出现严重的混乱情景，贝克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的镇静”，“当成千上万神经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象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当然，“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因为“河南平原的早期干旱的确已成定局”，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祈求老天爷保佑给个好天气”，但是，“天空睛朗得毫无雨意，有的却只是可能落下钢铁炸弹的威胁”。（注：格兰姆·贝克：前引书，第216—217页。）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这次旱灾持续发展直至形成赤地千里的大荒之象时，这一片多灾多难的中原腹地又一次骚动了起来，无数民众在秋收完全绝望之后，踏上了逃荒外出的途径。
    事实上，战前有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的调查也显示了天灾在众多导致农民离村因素中的突出地位。（注：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15日。 ）就1931—1933年间全国22省的情况来说，天灾所占的比例是战乱的的2.34倍；就个别省份而言，除察哈尔和福建两省战乱的因素高于天灾的比例外，其余无一例外地均大幅度低于前者。显而易见，在许多地区人们对于战乱的恐惧相对来说要比对于天灾的恐惧程度逊色一些。其原因大约是当时的战争（尤其是军阀混战）往往集中在交通线和城市附近，持续时间较短，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轻，而且交战双方往往出于战争的需要对交通进行封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遏制农民流动的愿望，相反在非战时期各地军政当局对于天灾造成的饥民则多多少少表示一点同情而“助其离境”。此外，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匪祸打击的对象往往并无贫富之别，多数情况下乡居富室更容易成为兵匪尤其是土匪骚扰和袭击的目标，但也只有富室才有乱中出逃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至于穷苦的中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宁愿静观以待变。
    由此看来，在旧中国农村，灾害比之于战争往往有着更大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于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整个战争期间老天爷究竟有没有像当时河南的乡下人所期望的那样“保佑给个好天气”？究竟有没有发生被陈达和王宏峻等潜意识地否决了的，可以导致农民大逃亡的“灾荒、疾疫”的发生？
    　　二　人祸天灾——抗战时期中国灾荒状况
    如果纯粹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立论，那么，八年抗战期间总的来说的确算得上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波动过程中，这段时间恰恰是继1920至1930年代中叶灾害群发幕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
    先以地震为例说明之。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凡7 级以上的地震活动显示出几十年的活跃和平静交替出现的规律，其中1913—1937年、1944—1955年和1966—1976年为地震活跃幕；1899—1912年、 1938 —1943年为地震平静幕。（注：王劲峰等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其间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7次强震均集中在1920—1933年不到14 年的时间内：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17次，即有15次发生在1913—1937年，而抗战期间只有1次，即 1943年，另一次发生在1948年。（注：张家诚主编：《地学基本数据手册》，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
    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状况也趋于好转。大约从20年代初开始，我国南北大部分地区干旱指数迅速上升，梅雨期降雨明显减少。然而从40年代初开始直至60年代，虽然干旱化趋势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变，但梅雨期梅雨量毕竟有较明显的回升，干旱指数也相对下降。（注：叶笃正、陈泮勤主编：《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第二部分，分报告）》，气象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张家诚前引书，第519—520页。）其中，作为大西南中心地区的四川省以及甘黔豫诸省，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发生了死亡百万人以上的大旱灾，但这次旱灾却标志着该省明末清初以来又一个特大旱期的间歇或结束。同样，陕、甘、宁及内蒙古等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在1936年前后由以前的相对干旱期进入相对湿期，这些都是中国科学工作者通过当地树木年轮和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对干旱少雨的西北华北来说，多雨比少雨显然于农牧业生产更为有利。
    多雨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同一时期洪水灾害的频发。例如长江流域，从1935年到1949年的14年时间，仅在上游局部地区偶然发生稍大一点的洪水；黄河流域虽然在1932年结束了1922年以来的长达11年的枯水期，并在1933、1935两年接连决口成灾，但此后各年的降水量似乎并不容易单独酿致类似的灾难，特别是像1938年花园口决口那样惨绝人寰的劫难；珠江流域则从1915年大水后即一直相对安澜，直至1947、1949两度大水为灾。据迄今为止最权威的洪水史研究著作《中国历史大洪水》提供的资料，民国时期全国各大流域曾发生15次“量级大、灾情重、对国民经济有较大影响”的特大洪水，其中12次发生在1915—1935年间，而战时入选的洪水则只有2次，一是1943年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沙颍河洪水，一是1939的海河大洪水。
    蝗灾的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吴福祯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此间先后出现了两个重大盛发期，一是1928—1936年，无年不蝗，而且有6年遍及6省以上，其中的1929年、1933年更高达11省168县和9省1 市265县，害及河北、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浙江、江西、陕西、 辽宁、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地，范围极其广泛；一是1942—1947年，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河北、山西、江苏一带。（注：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引书馆1951年版，第2—8页。）不过，从整体上看，后者的为害程度虽然比前者要高，但波及范围却略小于前者，而且集中在黄泛区周围。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黄河花园口决口对豫皖苏广大区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次蝗灾是否会发生或者危害程度是否如此之大，将另当别论。
    笔者曾经根据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纪年续编》，同时补充相关资料，对1912—1948年间全国范围内历年受灾总县次作过统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附表一，中华书局即出。各县一年之内不管发生多少种灾害，每种灾害发生多少次，均以一次计算。），可以看出：1920年、1938年和1942 年是三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点，从1912年到1919年，受灾县次最低年为1916年共67县次，最高年为1917年共300县次，平均每年168县次；但是从 1920 年到1927年，受灾县次除1923、1927两年略低外，均高于300县次， 年均则高达416县次；从1928年到1937年，各年受灾县次更是不低于467个，年均771 县次；1938至1941年，受灾县次急剧下降，最低的1938年仅88县次， 最高的1940年也只有298县次，年均则为215县次；1942 年以后再次突然攀升，最低的是1948年370县次，最高的1943年654县次，年均494县次。 很显然，至少在抗战的前半期，中国各地的气候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注：据马黎元估计，“1940—1942三年是整个战争时期北方农业生产最稳定和产量最高的时期”。见《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另有大量证据表明，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开始好转，而由此形成的农业景气为工业复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造成诸阶段如此巨大差别的还有史料记载方面的原因，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完全废弃了清代的报灾制度，抗战以后又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其间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敢于正视灾害外，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日伪政权均对灾情讳莫如深，有关官书及档案记载残缺不全，致使这里的统计只是大致地反映了一种趋势而已。但既然这种趋势与上述各类重大灾害的变动态势又是如此的近似和吻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大致在本世纪20至30年代中期，确实存在着一个由大洪水、大旱灾、大地震、大蝗灾等重大灾害组合而成的灾害群发幕（注：早在1992年，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组织编撰，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即将1920—1931年视为“灾害群发时段”（该书，第47页）；新近问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再次明确认定这一段时间“为一典型的灾荒群发幕”（该书第513页，高文学主编，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但论证均较简略。），而在此之后一段时期内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期。
    至此，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精力来论证战时中国气候的好转及地质活动的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对社会进而对人口迁移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首先，全国气候大范围的好转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态势。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华北地区，如1939年海河大洪水，大约从194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的华北大饥荒即是显例。而华南地区之所以少见大水灾，是与该地气候干旱化趋势分不开的，而发生在1943年两广大饥荒可以说是这种变化趋势的极端表现。研究表明，在岭南地区，干旱少雨对农作物的影响远比洪水的为害更大。另外在1938、1939年，山东莱州湾和苏北里下河还先后发生10余年少见的特大风暴潮灾，一次死伤5万余人，一次死亡1.3万余人。
    其次，自然变异的程度和这种变异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紧密相连，却又互有区别，至少在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破坏和影响的程度，既取决于各种自然系统变异的性质和程度，又取决于人类系统内部的条件和变动状况，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彼此之间共同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能力的综合反映。一般来说，自然变异的强度越大，范围愈广，持续的时间愈长，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的程度也愈大，影响的范围也愈广，影响的层次也越高。但反过来则未必如此，有时候自然变异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可是因为遇到了不利的生态条件和社会条件，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恰好为后一种情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注脚。例如造成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最根本的人为因素，除了国民政府变本加厉的田赋征实、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等扰民累民的苛政、暴政以及救灾行动的迟缓、不力和黑幕重重等“内祸”之外，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田赋征实还是通货膨胀，毕竟都是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对大量资源的掠夺、对交通的封锁以及对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如果没有因此而造成的生产不足、物资缺乏、财税锐减以及战时消耗的不断增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走向恶性发展的道路的，中原人民乃至大后方人民的生活也不至于刚刚出现旱灾就迅速陷入无以为生的境地。（注：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291页。）
    而在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日军更是用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制造了饥饿的大悲剧。正值旱灾来临之际，即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侵华日军集中了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5 次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为核心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华北的广大农村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再加上骇人听闻的物资掠夺和劳役征取，人民的生产能力因此急剧下降，生活条件也极度的恶化。况且，为了包围和分割抗日根据地，日寇还在其势力所及之地，主要是敌占区和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大量修筑碉堡、封锁沟和公路网，仅冀南区，截至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13170 里（注：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4页。），星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成千上万的华北农民被剥夺了衣食之源，还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树木砍光了，田园荒芜了，完整的平原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原本并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更加荒废不堪，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同一年的广东大饥荒亦当作如是观。而在1939年7 月的海河大水时，日军甚至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致使灾情进一步扩大；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还用机枪扫射修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注：参见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第三是一个特例，即众所周知的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作为一次典型的人为决口，将其纳入自然灾害的范畴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的。但这次灾难毕竟不是纯粹的战争，而是借助于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亦即“以水代兵”，所以其作用方式虽然也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毕竟与战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由于此次决口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之在未来的时间内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或大本营，包括1942—1943年的华北大蝗灾，因而也带有愈来愈浓厚的自然灾害的特色。（注：按：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战争进程中的某一战役阶段来研究的，而有关决口对豫皖苏泛区及其周边地带社会经济的影响，则自韩启桐等《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问世之后几乎无人问津，这就不能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了。）
    下面的一些数字大致可以反映抗战时期各地灾荒的严重程度：
    1938—1947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1939年海河大水灾，波及冀豫鲁晋4省近900万人口，淹毙13320 余人；
    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灾民3000余万，饿死约300万人；
    1942—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约50万人（一说300万人）。
    因此，若是从灾害后果出发，并和战后的灾害演变趋势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把1942—1949年看作是民国年间的一个较小的灾害多发期。因为从解放后的有关统计来看，这一个多发期并没有继续延伸。
    　　三　以灾荒为动力的战时人口迁移：规模、流向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灾荒对当时中国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势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并打上它独特的烙印。
    首先让人联想到的自然是黄河花园口决口所激起的逃荒潮。据统计，泛区豫皖苏3省共有3911354人被迫漂流异乡，占原有人口总数的1／5强，其中河南泛区1172639人，安徽泛区2536315人，江苏泛区220240人；这些流民，近者出亡邻近乡区、城市，远者逃往西北各省，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的调查，当时逃往西北各省的泛区人口约在170 万人左右，仅战后1946年1月17日至次年11 月底由西北各省返耕的河南灾民，经官方接遣的就有318610人（注：韩启桐、 南钟万著：《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1948年印行，第42页，第22—23、81页。）。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花园口决口造成的黄泛区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馑，而只是发生战争的话，恐怕还不足以产生如此庞大的流民群。“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这首在泛区广为流传的民谣不正好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吗？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他们大都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 （注：《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10日。）而据著名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估计， 则“大约有200至300万难免乘车逃离”。（注：[美]白修德著、崔陈译：《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140页。）前述王洪峻等先生虽然有见于此，但恰恰又忽略了这两次大灾难对农民离村的巨大推动力，以致在估计大后方迁移人口数时将农民略而不计，很显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之所以如此，客观上可能是受到研究对象的限制所致。因为他们所考察的人口西迁，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主要是这里的城市人口迁往大西南的那一路，而不包括华北地区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向西北一带的迁移。
    除了上述西进洪流之外，传统的“闯关东”也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和日本人的封锁而告中断。据统计1931年以后移入东北的人数（非强制性移民）虽然大幅度减少，但1932—1935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总共也有1722000人耐不了饥寒而出关谋生。（注：《伪满劳务协会统计表》。 转引自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页。）1936—1942年每年移入东北的至少也在32万人， 特别是1939年后，更高达98万余人，比头一年超出49万余人。（注：《满州矿工年鉴》（1944年），第70页。转引自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另据路遇的估算，自1939至1943 年由山东迁往东北的移民每年都在八九十万以上，最多的1940年达到105 万人，超过了前一个峰值年即1928年（104万人）。 参见路遇著：《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1页。）
    这一高峰的出现，与是年的华北大水灾及其后连年不断的灾荒不只是偶然的巧合。据日军难民处理部浅海大佐布告，1939年天津大水期间，全市向外移动及自动离津者约13.3万人，将近全市总人口的1／10 。（注：参见魏宏运前引文。）这些人有不少是前往东北的。另据近人的研究，流往东北的山东移民也是在1940年左右形成自1928年大饥荒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期。以位于鲁中山区的临朐县为例，该县1934年尚有人口42万，到1939年就下降至38万，1942年更骤减到21万，成为民国时期人口变动的低谷，而这期间正是该县天灾人祸极为惨重的时期，特别是1940至1942年连续大旱，全县逃离人口高潮时竟占人口总数的80%左右，其中又有80%举家而往，逃亡总数估计达12.8万，加上死亡率很高，结果全县仅剩下8万余人。 （注：杨云彦：《解放前的山东人口迁移及其对东北人口发展的影响》。见胡焕庸主编：《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42页。）
    甚至于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在那些毗邻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地方，当旱涝灾荒开始袭击时，也有一定数量的村民因饥不择路而逃离的。1939年大水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曾要求各地“用各种方法防止壮丁出境”。（注：郭化若：《救济晋察冀边区的水灾，加强敌后抗战的力量》，《新中华报》1939年10月13日。转引自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编，农业），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7页。）1942—1943年饥荒期间同样出现了不少逃荒之人， 即所谓“弃家出走，或当地准备逃荒以及沿街乞讨的现象，亦不断发生”。（注：魏宏运：前引书，第703页。）据不完全统计，曲阳、完县、 易县共有9828人离开故土，唐县三区20个村庄216 户人家“完全逃光”；这些灾民有的出走张家口，也有的逃往东北。（注：魏宏运：前引书，第720—723页。）另据统计，仅完县和唐县1942年底即有2 万余人出境逃荒，“有的全村剩不到几个”。（注：魏宏运：前引书，第696页。 ）在晋冀鲁豫太行边区，林北县芦柴村共有农家703户，3668人， 逃亡的就有82户，310人。 （注：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页。）冀鲁豫的沙区，至1943年3月初， 逃荒人口在重灾区约占40%，轻灾区的小槐村原有人口1 072名，结果有307人因灾逃走。（注：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页。 ）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经常出现的人吃人的现象，在沙区也偶有发生，“有父母杀食其子者，有食人肉者，惨闻甚多”。（注：《任村德兴货栈报告——1943年3月份敌我友区经济动态总结》。 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三），第243页。）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边区生产救灾活动的大规模展开，绝大多数逃荒的民众不久又纷纷返回。
    相比之下，敌占区、游击区的人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调查，冀南敌占区重灾区各村的人口逃亡率，最高者达90%；大名、成安、魏县等游击区，逃亡者占总人口的30—50%；这一年，全冀南约有100 万人逃亡，死亡20—30万人。（注：齐武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差不多与此同时，同样遭受旱荒煎熬的广东灾民，也因日寇的封锁断绝了南洋的去路，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从沿海到内地的大迁移。曾经目睹了这场人间悲剧的蔡廷锴将军在自传中追忆道，1943年广东惠来、海丰、陆丰等属，“返往闽、赣、湘已登记者50万人”，顺德县全县人口约60万，逃出的就有两成，其余“生存者已不及半数”。（注：《蔡廷锴自传》，第591页。转引自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页。）另据1946年《潮州府志》记载，该地1943年逃荒的约有十七八万人，其中逃往福建的约10万人，逃往江西的约7万人。（注：转引自钱钢、 耿庆国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418页。）
    与备受学界关注的城镇人口西迁相比，战时在饥荒打击下出现的上述农村人口迁徙，完全是在避难求生的原始欲望驱动下形成的纯粹自发的行为，因而和战前任何一次大饥荒所引起的流民潮一样都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其流徙路线纷纭四散，漫无目标，乃至出现被灾省区之间饥民、灾民相互对流的现象，有时甚至不计一切后果。如广东饥民之所以纷纷逃往江西，就是因为听说那里“前遭兵燹，地旷人稀，易于得食”，及至千里迢迢赶到目的地，方知此处不仅没有多少熟田可耕，而且同样缺粮少米，许多灾民不得已只身而返。（注：钱钢、耿庆国：前引书，第418—419页。）前面所说的华北饥民似乎不可理喻地逃向敌占区、沦陷区的现象，更是非常典型的实例。在河南，许多灾民向东越过战区逃到日本占领区后，因为找不到生路，只好又返回家乡等死；在南下通往湖北的鲁山、叶县、方城、唐河一线公路上，在缓缓移动的人群中，常见有许多“走不动、爬不起的老头、老太婆和十岁以下的孩子们”“停滞在公路上面”，“哭着叫着得不到一文钱的救济”；“在路边的小沟中，不时的躺着姿势很不自然的老弱，若不仔细观察，决不会发现那些是已经绝了气的死尸”。（注：《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10日。）
    在这样一股汹涌四泛的流民潮中，妇女儿童的命运尤其悲惨。为了不让一家人同时饿死，同时亦可给她们找条活路，卖儿鬻女便成为绝境中的灾民相当普遍的选择。德籍中国友人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曾回忆说，是年入冬之前的几个月里，在河南各个城市的街头，到处都可以听到“卖娃了”这可怕的喊声。其后。随着灾荒愈演愈烈，卖子女在灾区已经无人问津，人们只好将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用驴子驮到豫东漯河、周家口、界首等人市卖为娼妓。有记者报道，在许宛公路上，大批被贩买的妇女络绎南去，大“人客”（即人贩子）用架子车一车装五六个，小“人客”则带着一两个女孩徒步缓行，还有的买上一头瘦马或瘠驴驮着一个将死未死的少女，也有一些骑脚踏车的商人，在车轮后架上带着十四五岁的女孩飞奔而去，而这些被卖的妇女，仅仅只剩下一架骨头。但是不管她们的命运如何悲惨，当时的人们对这种不正常的行为都深表同情，在他们看来，这总比饿死在家中强得多。（注：《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10日。 ）而在冀鲁豫根据地的沙区受灾最严重的村庄，妇女大都被卖到了河西，“每村卖到几个到十几个，有小孩，也有大人。每人从二斗豆到二千八百元，成沙区重要出口品了”。（注：《徐达本关于沙区救灾工作的通信》（1943年3月9日），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第137页。）
    在极度的混乱和无序之中，饥民的逃亡往往也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由受灾中心向周边地区呈辐射状扩散的有序状态，同时由于地缘、交通等自然社会条件的影响，亦或源于习俗传承的根深蒂固，逃难的饥民们依然执着于战前形成的较为固定的流向，如南下、入城、闯关东、走西口等等，但毕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因各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较量还一直变化不定，结果使得饥民的逃荒路线越发杂乱无章，同时亦促成与战前截然不同的新的流徙路线：其一是上述从广东沿海向内陆腹地的迁移；其二是从中原向西北地区的大规模移动，这在战前历次华北大饥荒中是鲜有发生的；其三即是由于抗日边区的存在及其救灾渡荒的成功，使其成为大量逃荒灾民的目标，进而在1942—1943年华北大饥荒中，还以其为中心又形成了一种从周边的沦陷区、游击区以及国统区向其辐聚的人口迁移态势。例如在河南，灾民们的另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北上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其中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仅太行、太岳两区的即多达25万余人（注：《解放日报》1944年8月29日。）， 大约相当于全边区所有灾民的1／6。辗转而至陕甘宁边区的至少也有11889人。 （注：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 年）。 文中总计为9000余人，似有误。转引自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二编，农业，第646页。另据1943年6月13日《解放日报》署名文章《移民四千户》估计，仅关中分区即收留河南灾荒难民12000余人。） 1944年8月29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从灾荒中站起来》， 是这样描写这股巨大的逃荒流的：
    灾荒愈发展，三个世界的对照愈清楚，从安阳到玉峡关的封锁线，虽然可以和敌人的封锁沟墙相比拟，但封锁不了饥饿发疯的灾民，沿着美丽的清漳河，褴褛的人群，日以继夜地向根据地内流着、涌着。
    大凡灾荒型移民，无不是以农村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为前提的，因此灾民的迁徙通常就不只是表现为个体的行动，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集体的行为，他们或者扶老携幼，举家迁移，或者以地缘、乡缘为纽带结队而行。战时的此类移民也不例外。前述逃往陕甘宁边区的河南难民即分属2588户，平均每户约4.6人；其中如李志伦一家五口， 包括妻子、女儿和女婿；刘喜全家六口，包括“六十岁的老父，妻子，十六岁的男孩，十岁左右的两个女孩”。（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649— 650页。 ）此种情况与战时福建邵武垦区移民家庭的户均人口数（2.8人）有较大反差。 其原因或许即在于来垦之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原籍谋生困难（占88%），而遭匪乱兵祸或天灾的则分别只有9%和1%，以致前来垦荒者，“多限于有耕作能力之男女，鲜有大家庭全部移殖者”。（注：郑林宽、梁良洽：《福建省战时移民之个案分析》，福建省农业改进处调查室1946 年8月编印。载《农业经济研究丛刊》第5卷第1、2期，第159、180页。 ）另据王钧衡的描述，河南卫河流域的居民，每当水灾之后，“便向他处流动，其方式为：妇孺老幼（壮年较少），或数十口或百余口，结队而行，沿途乞讨”。（注：王钧衡：《卫河平原农耕与环境的相关性》，《地理》第1卷第2期，1941年6月1日。）
    战前中国农村的灾荒型人口迁徙一般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其表现之一是这些逃荒的民众少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慨，而以临时性、季节性的迁移为主，回返率高，永久性迁移少；其表现之二是移民在选择目的地时，“总是有保持现状的趋向”，力求“有坚持同一的保守趋势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寻找到一个可以保住旧的生活方式的地方”，“他们就满足了”。（注：[美]威廉·彼得逊著：《人口学基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译本，第434页。 ）后一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也只是由于战争导致的城市工商业的衰落以及边区、大后方农业开垦的需要，使得农耕成了流民的主要选择之一。（注：战时东北的移民比较特殊。路遇的调查表明，1928年前后，由山东前往东北的移民百分之八九十志在农业。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把东三省作为军事侵略的基地，工业发展较为迅速，移民的职业逐步由农业为主向工商、交通、矿业、森林采伐业等方面转化，特别在1937年以后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参见路遇前引书，第54—59页。）前一种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受长期战争的影响，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因为决口的久久未堵而遭到洪水的持续袭击，在干旱打击下大量荒芜了的土地亦难以迅速复垦，再加上被烽火硝烟时时阻断了的交通，那些一无所有的灾民纵然思乡心切，也只能在异乡辗转，或干脆落入异籍。例如在卫河平原，不少农民即打破长期固守的“宁饿死我也死在家里”的“牢不可破的原则”，而“和以前大不相同，渐有移往边区（主要是陕甘一带）另谋生路者”。（注：王均衡前引文。）逃往边区的灾民更在政府的妥善安置和当地居民的友好帮助下，成为新社会的一份子。
    当然，这里着重强调战时灾荒性移民的自发性、盲目性，并不是要完全否认灾时人口迁移因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所带有的组织性、强制性色彩。只是我们必须指出，尽管这类强制性的移民都是由饥荒引发的，但移民的最终命运却因其归属的政权性质不同而截然有别。
    例如在国统区，每当饥荒发生后，国民政府一般也会在交通要道或饥民集聚地设立收容所或接待站，“招待流离失所之难民”，同时在大后方设立垦区，移民垦荒，但由于经费有限、管理混乱和吏治腐败，其效果微乎其微，有时适得其反；在沦陷区，日伪占领者一面实施军事管制，严禁灾民自由出入，一面又以救济为名，大肆招募劳工或伪军，以增强日本征服中国的力量。真正成为灾民或移民救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除了上面提到的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安置外来移民外，边区政府还在辖区之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将灾民从灾区迁往非灾区，并引导他们走到生产救灾的道路上去，从而为最终战胜天灾、渡过灾荒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可以说，饥荒之中，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向全国人民各自交出的答卷，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勾画了轮廓分明的历史蓝图。限于篇幅，恕不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