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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形象的重塑
———建国前后皖西北地区救灾过程解读
作者简介：满永，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讲师。
文章出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1期
摘要:1940年代末中共在皖西北地区开展的生产救灾行动,推动了乡村社会对革命的认识。在领导生产救灾的实践中,革命者对乡村既有传统的尊重,意味着革命开始由战争状态下的暴力夺权转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这种生活化的转向,在拉近了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距离的同时,也为革命塑造了一种更加贴近生活的新形象,从而为革命在乡村的最终巩固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生产救灾;革命形象;皖西北地区;乡村社会
任何一次大革命中极易产生的暴力倾向,难免给革命本身带来负面影响,这在斗争异常残酷的中国革命中尤其如此。这种负面影响被意识到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的过程,同时也是重塑革命形象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启动常常需要某种契机。对1949年前后皖西北的观察表明,对乡村社会来说,大荒之年的救灾活动是启动这一过程的天赐良机。
1948年1月,邓子恢在渤海地区党委高干会议上指出,简单的暴力斗争使农民对革命产生了一种“怕”的情绪:“现在我们渤海地方一开斗争会并不经过清算、说理阶段,也并不准斗争者申诉,一开始就是打人**,甚至每会必斗、每斗必打、每打必死,以**多为坚决,这种斗争会是完全脱离群众的。有许多群众在斗争会上,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人。有些就根本不赞成,因此看到**,就摇头叹息眼中流泪;有些群众怕来参加斗争,甚至怕听到‘斗争会’这个名词”[1]。这段叙述只是表达了农民对无理由暴力斗争的惧怕。同年6月,中原局的一份指示更是道出了斗争性革命与民众心理期望之间的距离:“人民要求秩序、惧怕混乱,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们则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筹粮筹款收税不用政府,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与恐惧”[2]。在解放战争这种残酷的革命情势下,邓子恢描述的农民之“怕”和中原局透露的“怀疑与恐惧”,并非局部景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作为新解放区,皖西北乡村在大规模的战斗结束之后,形势并末稳定,而是很快转入了同样是暴力性的“清匪反霸”中。经由清匪反霸而稳定社会秩序,这样的革命本应能取得民众的理解,只是无论清匪还是反霸,都如之前的战争一样,留在农民认识中的革命仍是暴力的。在多数农民看来,这样的暴力斗争与他们的生活并无直接关联,甚至同他们的生活逻辑相悖,于是也就有了邓子恢描述的“叹息”、“流泪”和中原局发现的“怀疑与恐惧”。这样的情形敲打着革命者的神经,如何消除它们,使革命真正走入乡民的生活,成了摆在革命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皖西北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为地方革命者将革命导入乡村生活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自然灾害在普通民众的记忆中都是不堪回首的。不过,借助积极地领导生产救灾,革命者却由此拉近了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距离。在生产救灾中,革命不再仅是农民所“惧怕”的暴力斗争,它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一种新的革命形象由此开始逐步呈现。
以生产救灾来拉近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距离,早在延安时期就成为革命者的重要策略,“大生产运动”便被赛尔登看作“延安道路”的主要内容[3]。虽然如此,目前学界对革命与生产救灾关系的直接研究并不多见,少量对新中国生产救灾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梳理共产党领导救灾的历史经验上[4]。也有的研究关注到生产救灾的具体过程,并考察了此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情形[5],不过,此处的社会动员依然是革命者将农民纳入革命轨道的单向分析,无法展现革命与乡村之间互动的复杂性。本文以生产救灾为着眼点来观察革命的地方实践,不是简单地梳理生产救灾的过程,而是尝试揭示这一过程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为此,我们将以皖西北地区尤其是临泉县1949年前后的生产救灾为中心,通过具体场景中的生产救灾实践,来探讨革命形象的再造过程。
一、新社会的老问题:灾荒中的抢粮事件
1950年3月5日至20日的半个月内,皖西北的阜阳地区先后发生了多起抢粮事件,其中尤以凤台县清泉区的情形为重,一次被抢公粮30余万斤,影响甚大。在抢粮事件的调查中,阜阳地委发现参与抢粮的主谋虽都是地富分子,但不少缺粮断炊的穷苦农民亦参与其中,并由此反思到了生产救灾工作的失误。“生救工作未作好。区委在领导生救工作上,只作了一段宣传,未有具体行动,直到抢粮时止,该区无一生产组织,只发了优待粮(其他贷粮尚未发下)。群众反映说‘光说不做’,查灾查荒也未进行,因而也就严重的失掉了群众。”[6]地委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生救工作失误对抢粮事件发生的影响,反映了灾荒与此次抢粮事件之间的关联。在地委看来,正是严重的灾荒,给地富分子煽动穷人抢粮创造了条件。
整个3月期间,清泉区所在的凤台县就发生了三起抢粮事件,阜阳县发生两起共抢粮食近90万斤,阜南县一次抢粮8千余斤。从规模上看,这些抢粮事件不是小打小闹,必定有大批群众参与。这一点,在地委关于清泉事件的指示中亦有透露:“二月初,各县先后都有此现象发生:被抢公粮七次,约四十余万斤,组织暴动而未成事者六次,以上两项参加人数约九千余人。有些群众在匪特谣言攻势下思想上摸不住底了。临泉黄岭区候岭乡群众把新皂(灶)爷撕了,李桥乡支委怕的不敢到县委党校受训。该县开民兵代表会,家属都来探听,南调江南,往北退徐州,有些民兵交枪,有些乡干不敢干,大大影响生产救灾工作的进行与公粮的保管及运送,乡村秩序很不稳”[7]。虽然指示一再强调谣言煽动在群众性抢粮事件中的作用,但客观存在的自然灾害与繁重的公粮负担确实造成了乡村生存环境的恶化,这是普通民众冒险抢粮的基本动因。起义造反是中国民众面临灾害时的一个传统悠久的自救方式。在希尔斯看来,指导一种行为的范式、目标以及达致目标的手段,往往比行为本身更易积存和沿袭[8]。1940年代的灾害与历史上的灾害有诸多差异,但民众应对灾害的手段却难免受到传统的影响,频发的抢粮事件表明多数民众依然会遵循着传统的灾荒自救逻辑。以下是一份1949年度阜阳地区分县灾况统计表[9]。从这份表格中,或许能发现灾荒与频发的抢粮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
由表可见,在全区所属10县中,凤台的灾情最重,不仅是全面受灾县,而且灾况也高居各县之首,重灾乡数达到了80个。灾况仅次于凤台的是1950年同样发生了两次抢粮事件的阜阳县,全县重灾乡数高达76个。可以说,从受灾面积和灾况来看, 1950年3月的抢粮风潮与灾荒应该有着密切联系。裴宜理认为,革命的成功并不会改变农民对灾荒的传统应对方式;“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一种生态学方法使我们感受到了传统行为的持久性,以及它对于革命及后革命状况的含义”[10]。
有此认识的不仅仅是后来的研究者,当时的乡村革命者对灾荒与社会动乱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49年5月份,阜阳地委在一份号召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文件中就指出了这一点:
过去我们对灾情认识不足,灾情已经造成了乱子。如洪河沿岸地区已经暴动起来了,当然所造成的乱子不完全是灾民,但灾情严重却是造成暴动的原因之一。在洪河岸土匪鼓动暴动的口号是“打八路,抢公粮”、“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并组织了“人民激动(原文如此,疑为机动)委员会”。他们还进行了讨论,现在是不是时机到来了。据说他们的理由是:第一,现在正是春荒,灾民正是没有粮食吃的时候;第二,大军已经过江,后边没有了主力部队,而留下的仅仅是才搞起来的新兵,没有战斗力,他们争取占了阜阳城与三河尖即有办法;第三,是向我们展开谣言攻势,说“日本鬼子从北边来了”等好多谣言。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一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根本未取消;第二是我们干部脱离群众,打人、骂人、贪污腐化、违反政策,如硬征收公粮尾欠等,而给现成的土顽很好的借口。所谓“饥寒起盗心”,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11]。
正是有了上述认识,在灾情发生时,各级政府才会将生产救灾工作当作一切工作的核心。皖北区党委1949年5月就从与当时其他工作的关系上,阐释了生产救灾的重要性:“就支援战争说,今后相当时期中农村还是供应的主要部分;就发展城市生产说,是原料的供应源泉;就剿匪说,不消除饥饿,则不足以消除匪根;对整干说,增强劳动观念是锻炼干部的最好方法。因此生产救灾是准备干部条件、准备群众条件,以及剿匪支前的重要关键。今后其他任务之能否开展,则决定于这一任务之能否彻底实现。”[12]言下之意,生产救灾的成功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前途。
灾情的估计和重要性的认识都是清晰的,只是习惯了斗争式革命的各级干部们能否心平气和地领导生产救灾,却难下定论。况且,共产党的生产救灾与旧政府的生产救灾有所不同,它还肩负着使革命更加深入人心的重任。1950年3月,阜阳地委就行**调,要营造一种生产救灾和剿匪反特密切结合的政治攻势,“攻势的目的在于保卫生产救灾,推进与提高生产救灾,保护粮食与运送的安全,保卫革命秩序,因之必须把群众的思想动员起来,有组织的去进行攻势,才能达到目的。所以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战士到群众,一系列的动员,使人人知道攻势,个个参加攻势是必要的”[13]。想法虽好,不过生产救灾毕竟与暴风骤雨般的清匪反霸不同,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考验着每一个乡村干部的智慧,也关乎农民对革命的认知和理解。
二、走向生活:生产救灾中的干部与革命
干部是领导生产救灾工作的主导力量,也是革命形象塑造的载体。不过,如前文所言,习惯了斗争的他们能否在生产救灾中表现出同样的积极性是很难说的。事实也确是如此。很多干部对生产救灾都表现出了不理解。阜阳地委书记王光宇1949年6月发现,干部们在救灾中的思想颇为复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单纯地反霸思想,认为反霸为中心工作,生救是结合,试图在反霸中解决生救问题;二是对灾情麻痹,认为没有灾情;三是对灾情虽有所认识,但在应对之策上,要么是单纯的救济观念,要么是觉得生救无须领导[14]。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一种抵触情绪的表现。这种抵触情绪在临泉的救灾工作中同样存在。该县杨桥区一个乡长就说,“我正事还办不完,哪能顾上管这事呢?”[15]显然,在乡长的眼里,救灾这样的事情是和革命扯不上关系的,当然也就不会是身负革命重任的干部们之主业,算不上正事。如果干部们都抱有这样的认识,那么经由生产救灾的革命生活化转向就不可能实现,而革命在乡村的生存也势必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此情形,对已经认识到生产救灾重要性的上层革命者来说,做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就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949年5月,阜阳地委在“集中全力组织与领导全区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指示中,就要求各级干部必须“明确生产救灾的观念。生产是长期的,在战争以后我们应当给老百姓一些东西,因为在战争中群众的负担繁重,如果说在紧张的战争之后,我们不给老百姓一些东西,群众会对我们不满意。所以在战争以后我们要给群众办一些好事,最好的事情就是生产救灾”[16]。为了能够彻底改变干部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形象,同时也促进干部自身的思想改造,地委还明确提出干部必须亲自参加生产,以消除群众在生产中的顾虑(劳动致富不会被斗),稳定生产情绪[17]。“群众不相信我们会劳动能生产。如我们初次帮助收麦,去调查情况说我们准来帮割,群众认为我们是说着玩,直到去地中割时,群众才相信我们能生产,在生产中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从而团结了群众。”[18]同劳动的方式显然能够拉近革命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在由“不相信”到“相信”干部也能劳动的转变中,体现的是农民对干部的劳动者身份的认同。经由这样的认同重构,农民们也会慢慢意识到,革命者并非都只会打打杀杀,他们也是和大家一样的劳动者。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农民对革命的理解和认知自然加深一层。
思想上的方向扭转只能是让各级干部认识到生产救灾的重要性,消除他们内心救灾非“正事”的抵触情绪。但是对早已习惯了斗争式革命的干部们来说,如何领导生产救灾却是一个现实问题。同劳动虽然能拉近感情,但对救灾本身而言其效应显然有限。于是,以驾轻就熟的阶级斗争方式来领导生产救灾,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在1948年的临泉生救工作中表现尤其突出。
临泉县1948年灾荒发生后,县委首先提出的是生产渡荒。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好的,可基层干部们在自己并不擅长解决的严重春荒面前,却产生了不少极端想法:一是怕生产赶不上,因此提出大斗、大搞、挤黑地,谁有借谁的,借公粮等;二是怕麻烦,不会领导生产,放不下官架子;三是觉得没有生产办法;四是有些非贫困户出身的干部,下乡时住在地主家里,看不到灾荒对群众生活的影响,认为灾荒不严重。更有甚者,有些乡村干部为应对灾荒,甚至想出了动员参军的办法,认为村内青壮年减少了,灾荒自然就解决了。当然,最为严重的还是乱翻乱借导致的社会混乱。不少村庄在村干部领导下乱翻乱借,甚至以中农为翻、借对象。此种乱象导致了地富害怕,中农生产情绪不高,贫困户则在饿肚子的威胁下无所顾忌,社会秩序一时混乱。
从上表可以看出,乱翻的对象不仅包括地富,中农也占了相当比例。与临泉相似,阜阳王老八集区1949年灾荒时共借粮838户。其中,地主69户,占8%;富农190户,占33%;中农高达579户,占59%[19],混乱情形更严重。乡村干部们的此种救灾之举,非但不能重塑革命之光辉形象,反而使乡民对革命前景表现出新的担忧,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这与救灾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对一心借助生产救灾来重塑形象的革命者而言,乡村干部们的乱翻乱斗行为是难以容忍的。为了解决思想混乱,临泉县委召开了区委联席会议研究生产救荒问题,进一步明确全力生产度荒的工作方针。县委会议后,各区都分别召开了乡村干部会议,并吸收积极分子及农民代表参加。这些会议一般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清除乱斗乱翻的思想。在长官区的会议上,组织者就用“查人心”的办法,强调前段时间的翻斗行为都是流氓分子所为,老实人不多。同时指出,群众参与乱翻乱斗只是为解决眼下的口粮,并不是有觉悟的斗争。这样的情况如继续下去,革命势必要脱离群众。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干部们明确反霸与生产救灾的关系。临泉1948年灾荒发生之时,也正是该县“反霸”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这也是各种乱翻斗现象发生的基本背景。此次县委会议及各区会议都特别强调,不能因为救灾之需对一般的地主富农当作“恶霸”乱斗。会议也提醒基层干部们,即便这样的“乱斗”能分到一些果实,但很快也会吃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
解决了思想混乱,使干部们明白了乱翻乱斗不行,反霸亦非治本之策后,会议接下来面对的第三个方向就是如何帮助他们树立生产自救的思想。在这方面,各区会议都普遍采取了典型经验介绍的方法。如在姜寨区的会议上,该区王楼乡主席就以卯店村卯其宽家的例子向人们证明了生产自救才是度荒之道。卯家有三口人,民国三十年闹灾荒时,借别人五袋黄豆卖凉粉,卖了一个月,除三口人吃一个月外,还置办了二亩地,五袋黄豆本钱还在。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生产自救不仅可以度荒,甚至还会积累下不小的家产,相信会对与会者有不小的震动。在陶庙区的会议上,组织者以同样鲜活的例子从相反的方面说明,背弃了生产一味的翻斗是不可能解决灾荒的。该区田营村有三百户,其中三十二户没吃的,二十二户不够吃,十六户因懒惰也没有饭吃,全村合计70户约250口人处在饥荒之中。该村曾卖掉一逃亡伪军官的树,购回约600斤粮食,分给不够吃或没饭吃的乡民,也只维持了两天半[20]。这样的例子显然意在说明,大灾面前不能一味等救济,生产才是缓解灾荒的根本之路。
动员群众自救并不表示革命者放弃了责任。在领导生产救灾过程中,临泉的革命者摸索出了缓解饥荒的权宜之计。革命的要求不允许乱翻乱斗,但传统的社会互济习俗还是可以保留的,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富者借粮。相比于乱翻乱斗,借粮比较符合乡村社会的经验传统,也迎合了乡民的道德认知,应是一个可接受的办法。
相比于之前乱翻中对中农利益的侵犯,互济中的主要借贷对象已经变成地富了。而这种温和借贷之所以能够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革命者不再简单地将一般地富视作革命对象了。
当然,革命者在灾荒中的责任不仅体现在组织互济上,新成立的革命政权也为乡村复产提供了诸多贷款项目,并组织无粮农民靠以工代赈的方式度荒。借助各种方法的运用,革命者在1948年的临泉灾荒中,直接或间接筹粮约二百四十万斤,全县十二万灾民每人能分二十斤[21]。对处在饥饿中的灾民来说,粮食无疑是最宝贵的。粮食的多少不仅关涉到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是共产党救灾效果的最直接体现,影响着灾民对革命的认识。不过对革命者而言,灾荒的缓解固然重要,意义更为深远的还是,革命在生产救灾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转变,一种有别于斗争者的全新形象开始形成。
三、从失望到希望:生产救灾中的革命新形象
对革命者们来说,生产救灾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它承担着革命形象重塑的重任。这样的政治性可以从革命者对灾荒原因的分析中看出来。1949年12月,皖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一份有关生产救灾的决议中,就强调了国民党统治与灾荒生成之间的关联:“由于在过去蒋匪长期腐败统治之下,已使整个农村经济破产,江淮干支河堤,年久失修,千疮百孔。当其溃败时为妄图阻止我大军南进,又极力破坏江河堤防……阜阳分区所属的沙、涡、茨、黄、泉、北、肥河一齐泛滥。至目前为止,全皖北先后受灾人口约八百余万”[22]。与皖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相似,阜阳地委也把自然灾害与蒋介石统治联系了起来。“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搞得老百姓倾家破产,造成了灾难。天灾(包括水灾、旱灾),我们说天灾也是蒋灾,是蒋介石所造成的,因为蒋介石在抗战时扒了好多河,如扒了黄河造成很大水灾。还有国民党统治的一些乡村也未挖河沟,有些地区我们挖还破坏”[23]。革命者对灾荒与国民党统治关联性的强调,意在使一般民众从切身经验中体会两种政权之差别,从而强化其对新政权的认同。而革命者在救灾中的积极表现,也是在表明新、旧政权对待灾荒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革命者不会像旧统治者那样对灾民的生活置若罔闻。在这样的对比中,一个积极应对灾荒的革命形象就突显了出来。而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对比中,体会到革命者期望在生产救灾中重塑革命形象的良苦用心。
不过,仅用国民党的统治来解释灾荒显然与农民的现实感受有一定距离,因为新解放区早已是中共天下。正是革命者在灾荒初发时的重视不够,使民众对革命失望,才会有冒险“抢粮”这种传统自救方式的延续。当然,也正因如此,才需要一个革命形象的重塑过程。形象重塑首先要把灾荒与革命剥离开来,使灾民认识到生活之苦并非革命者所愿见。于是我们发现,在强调灾荒的国民党因素的同时,革命者也承认,政策执行混乱是灾荒加剧的重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政策上的一些偏差,如大抢大搞、乱翁乱抢,破坏了中农利益,在生产上受到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蒋介石所造成的,造成了民困。因此我们地区需要救灾,现正是时候,正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24]。从政策执行上找原因,在承认革命实践失误的同时也成功地将灾荒与革命分离开来:灾荒的发生不是革命之过,而只是政策执行的偏差。当时的地委书记王光宇就指出了政策执行偏差使群众对革命失望,同时提出要以生产救灾使群众重拾希望:
群众在长期的战争灾荒苦难中,普遍要求安定社会秩序,过平安日子。我们解放此区后,由于社会秩序不安定,支前任务繁重,新区干部都作风不正,政策不能贯彻,因而不能满足群众的希望(甚至某些地方还表现失望)。这一空隙给匪特积极活动的机会。要清灭此空隙,要从群众需要出发,必须要解决群众的灾难,而能解决群众灾难最实际最有效之法,就是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安定社会秩序[25]。
在王光宇看来,政策执行的失误不仅有损革命形象,甚至会殃及革命事业本身。而解决此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是从“需要”出发,直面群众的实际困难。皖北区党委同样认为,只有切实领导生产救灾,才能重塑革命形象。“必须以大力领导群众生产救灾,恢复和发展农村原有生产水平,帮助群众度过灾荒,这是皖北当前最迫切严重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广大人民将会对我党不满和失望,也表现了我党无能。”[26]
就农村现实情形而论,与清匪反霸这样激烈的斗争不同,生产救灾是真正地急百姓所急。而且,灾荒的乡村影响是不分阶级的,所以救灾往往是多数人的需求。通过生产救灾可以解决乡民最现实的吃饭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革命形象很容易改变。阜阳地委的一份调研报告就透露,生产救灾确实满足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取得了各阶层的拥护,“群众大大的靠近我一步”:
贫农反映:现在开会好,光讨论咱贫农的事,没有吃的想出好多办法来,并且政府救的真适时,不然要死人,贫人真有路了。对水利反映:救地又救人,解放军的恩情可不能忘了,挖河负担办法公道,佃户出工地主出粮对,生产时找咱们解放军真的能翻身,互助起来力量大,穷人困难能解决。中农说,解放军早这样办就好了,解放军总是爱劳动人,不是政策不好,是人不好,在修河时说这是八路军办的第一件好事,真要说什么办什么。但有个别思想落后又加我政策有毛病时也有不满与怀疑,说“八路军不认人,谁有粮谁倒霉”。地富一般反映较好,说早像这样做多好呢,这样贫富都有路了,认为不斗争是好。另对我在真实困难互济他也满意说,八路军不说瞎话,有借有还,只要不翁不斗,借一些也没什么[27]。
虽还有人抱怨,但地富的反应最有力地说明了生产救灾对革命形象塑造的作用。通过对生活的关注,革命开始显现它温情的一面,不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简单斗争。生产救灾中对乡村人并不熟悉的阶级斗争方式的抛弃,转而在乡村传统的基础上号召社会互济,显现出革命对地方传统的尊重。而正是这种在实践中对地方传统的尊重,革命的乡村旅途才变得坦荡起来。
四、革命与乡村的亲密接触
1931年6月,奉命到鄂豫皖开展工作的张国焘在与地方干部谈及“苏维埃”时,发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即普通农民乃至地方干部对“苏维埃”这个词并不理解,甚至闹出了“苏维埃”即是“苏兆征儿子”这样的笑话[28]。面对此景,张只是强调“苏维埃”这个俄文词的翻译太过生硬,并未深究这种误解的背后原因。我认为,民众的不解虽有翻译之过,但更多揭示的则是普通民众与革命之间的距离。1950年前后灾荒中频发的抢粮事件,也是这种距离的一个重要表现。对革命者而言,生产救灾中的革命形象重塑,其内在要求就是这种距离感的消除。
对生产救灾在拉近革命与民众之间距离上的作用,革命者是有深刻认识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党,而生产救灾更表现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真实行动,我们拿东西给老百姓是一个最实际的行动。”[29]对那些关心自身生活高于关心革命前途的普通农民来说,“拿东西”给他确是强化其革命认同的最有效途径。对乡村人来说,抽象意义的革命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理解的革命更多体现在干部及其执行的政策上,干部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革命的乡村形象。而生产救灾的行动,对干部这样一个革命的载体,同样起到了一定的改造效应:“生产救灾可以改造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有好多干部党员大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至少也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没有过过劳动人民的生活,不知劳动人民的痛苦,轻视劳动。所以我们党员干部必须参加这个劳动,必须很好的去搞生产救灾工作,才能克服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才能真正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痛苦,才能加强阶级观念”[30]。通过生产救灾将原本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塑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观念的新干部,直接效果是密切了干群关系。临泉一个乡长的体验揭示了干部的阶级观念塑造的重要性:“我当干部认为是给八路军办事的,管理老百姓, 上级要什么给什么,谁知道还领导生产救灾呢?”[31]革命干部自然要“给八路军办事”,但显然不应仅限于此。经由生产救灾这种最为现实的教育,诸如乡长这样层级的革命者会对革命有一个新认识。经由这样的认识转变,基层干部身上体现出来的革命新形象会慢慢成型,而革命与乡村之间的距离也会逐渐消弭。
生活在皖西北地区的多数农民,不像老根据地民众那样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洗礼。他们接触革命的最初途径是战争和腥风血雨的清匪反霸,这无疑会影响到他们的革命认知。对当地的革命者而言,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让激烈的革命走入乡村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成了一个现实任务。从以上的叙述可见,自然灾害成了革命走入乡村生活的重要契机,生产救灾也确实使革命在乡村的形象大为改观。在生产救灾中,革命不再是简单的暴力斗争,它开始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在生产救灾具体展开过程中,革命也不再拘泥于阶级斗争的思路,而是更强调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应对灾荒,社会互济手段的使用则显示了革命对乡村传统的尊重。在这样的尊重中,作为抽象的革命嵌入了百姓生活,变得更易于为乡村理解与接受。
文章注释：
[1]邓子恢:“在渤海区党委高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48年1月2日,阜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2-1-9。(以下略称阜档)。
[2]中原局:“关于执行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指示的指示”, 1948年6月6日,阜档2-1-11。
[3][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241页。
[4]康沛竹:《当代中国防灾救灾的成就与经验》,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有关近期生产救灾研究现状的介绍,参见刘振清刘晶芳《二○○九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的相关内容,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
[5]陈静:《新中国初期河北省的蝗灾与社会动员》,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6]阜阳地委:“对凤台清泉区抢粮事件的检讨与今后问题的指示”, 1950年3月25日,阜档3-1-2。
[7] 阜阳地委:“对凤台清泉区抢粮事件的检讨与今后问题的指示”, 1950年3月25日,阜档3-1-2。
[8] [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9] 阜阳地委:“我区的一般概况”, 1949年,阜档2-1-83。
[10] [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8页。
[11] 阜阳地委:“集中全力组织与领导全区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1949年5月1日,阜档2-1-83。
[12] 皖北区党委:“关于皖北地区当前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指示”, 1949年5月4日,阜档2-1-64。
[13] 阜阳地委:“开展以生产救灾为中心结合剿匪反特的政治攻势的指示”, 1950年3月17日,阜档3-1-2。
[14] 王光宇:“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初步总结”, 1949年6月20日,阜档2-1-83。
[15] 阜阳地委办公室调研小组:“对生产救灾工作初步研究”, 1949年6月13日,阜档2-1-83。
[16] 阜阳地委:“集中全力组织与领导全区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1949年5月1日,阜档2-1-83。
[17] 高王凌和刘洋的研究表明,土改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不高。在他们研究的赤峰地区,土改后甚至出现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见高王凌、刘洋“多重视角下的土地改革运动”(未刊稿)。李放春在其华北土改的研究中也指出,贫雇农翻身对勤俭节约、劳动致富的乡村经济伦理形成了冲击。见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18] 王光宇:“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初步总结”, 1949年6月20日,阜档2-1-83。
[19] 阜阳地委办公室调研小组:“对生产救灾工作初步研究”, 1949年6月13日,阜档2-1-83。
[20] 临泉县委:“临泉县生救情况调查”, 1948年5月30日,阜档2-1-48。
[21] 临泉县委:“临泉县生救情况调查”, 1948年5月30日,阜档2-1-48。
[22] 皖北区党委:“皖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贯彻生产救灾的决议”, 1949年12月4日,阜档2-1-64。
[23] 阜阳地委:“集中全力组织与领导全区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1949年5月1日,阜档2-1-83。
[24] 阜阳地委:“集中全力组织与领导全区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1949年5月1日,阜档2-1-83。
[25] 王光宇:“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初步总结”, 1949年6月20日,阜档2-1-83。
[26] 皖北区党委:“关于皖北地区当前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指示”, 1949年5月4日,阜档2-1-64。
[27] 阜阳地委办公室调研小组:“对生产救灾工作初步研究”, 1949年6月13日,阜档2-1-83。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29] 阜阳地委:“集中全力组织与领导全区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1949年5月1日,阜档2-1-83。
[30] 阜阳地委:“集中全力组织与领导全区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1949年5月1日,阜档2-1-83。
[31] 阜阳地委办公室调研小组:“对生产救灾工作初步研究”, 1949年6月13日,阜档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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