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安徽水灾之探析

陆芹英/汪志国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2003年03期第106～110,115页

【作者简介】陆芹英(1965-)，女，安徽淮北人，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　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14；汪志国(1963-)，男，安徽枞阳人，池洲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副教授、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安徽　池州　247100

【内容提要】 近代安徽水灾频繁发生，具有连续发生水灾的次数较多、明显的季节性和很强的地域性、群发性和继起性等特点。水灾的发生有着极其复杂的自然原因和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对安徽近代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近代/安徽/水灾

    安徽省地处中纬度地区，属暖温带的亚热带的过度地带，降雨量丰富，这给安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为优厚的水利条件。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水利又常常变成水患，超量的降水往往带来洪涝灾害。近代以降，安徽水灾的发生十分频繁。重视研究近代安徽水灾，无疑会给我们今天的治水减灾工作提供一些历史参考。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初步考察与透析。
    　　一
    安徽历史上就是一个水旱频发的省份，在今安徽省境内发生的水灾，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安徽境内发生水灾为339次。全省规模的特大水灾4次，即1849年、1866年、1931年、1938年；大水灾3次，即1882年、1910年、1921年。水灾的地区分布如下表：
     

资料来源：安徽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安徽省水旱灾害史料整理分析》
    据上分析，再结合其它相关资料综合考察，笔者认为，近代安徽水灾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近代安徽连续发生水灾的次数较多
    据初步统计，连续2年发生水灾的次数尤多，约占总次数的三分之二，连续3年发生水灾的次数，约占总次数的六分之一。甚至连续5年发生水灾的地区也屡见不鲜，如宁国府(1866-1870)、池州府(1866-1870)、安庆府(1847-1851、1868-1872)、凤阳府(1848-1852)、颖州府(1903-1907)。特别是泗州、宿州地区，曾出现1902年至1912年连续11年的水灾，为“安徽水灾史上连续发生水灾之最”。[1](P11)
    （二）近代安徽水灾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很强的地域性
    水灾大部分发生在夏季与秋季，春夏之交次之，秋冬之交最少，据初步估计，春季2-4月份共发生水灾11年次，春夏2-7月份共发生6年次，夏季5-7月份共发生81年次，夏秋5-10月份共发生24年次，秋季8-10月份共发生49年次，秋冬8-11月共发生1年次，冬季11-1月份共发生3年次。此外，在空间上，沿江、沿淮历来为洪涝多发区，而皖南、皖西山区，因暴雨引发山洪，山间盆谷导致洪灾，据初步统计，淮北地区发生程度不同的水灾98次，江淮之间132次，江南地区109次。
    （三）安徽近代水灾还具有群发性与继起性的特征
    近代安徽水灾的发生常常形成暴雨灾害群，由于各种致灾因素的叠加，狂风、暴雨、冰雹往往同期而至，破坏性极大。如，1851年4月，袐县、婺源大雨狂风，并下冰雹，“菜麦间有打坏，房屋不无坍损”。[2](P117)又如，1906年夏秋之际沿淮、淮北大部分地区连连阴雨，宿县6月下旬至7月初，“连日阴雨……并刮大风，粗榆树连根拔，暴雨即时成灾。”[3](P105)民国以来，这种灾难性的天气有增无减，1915年，怀宁“（农历）三、四月两次大风雨雹”。[3](P107)“灾荒之继起性，在我国所表现者尤较任何国家为甚。……水旱灾害常随以疫疠等。”[4](P60)安徽更是如此，1861年春夏间，安徽部分州县淫雨成灾之后，一些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疫疾，赵雨田《被掳纪略》记安庆情形称“瘟疫大作，死者十有八九”。[2](P216)民国时期，这种水灾的继起性尤为突出，如1931年江淮大水灾之后，即继之以大疫，“因疫而死者其数比较淹饿而死者为众”。[4](P60)安徽近代水灾的继起性还表现在先涝后旱，如1898年安徽风阳、颖州、泗州三府州属先涝后旱，麦秋两季灾欠，灾情颇重，据袁大化《戊戌定乱平粜纪略》载“戊戌大水之后，继以大旱，饥民尤众”；[2](P642)又如，1935年，长江黄河泛滥，鄂湘赣皖等8省遭水灾，“就灾民人数计算，每人平均损失20元”，继之又发生旱、虫灾，“农作被害成数在百分之五十四”。[4](P47)
    　　二
    安徽近代水灾频发不是偶然的，有着极其复杂的自然原因和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数端：
    （一）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
    地处长江下游的安徽省，属东亚显著季风气候区、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又处夏秋台风途径之边缘，冷暖气团活动极为频繁，天气多变，降水量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经常发生以洪涝、干旱为主的灾害性天气。春秋两季的连阴雨、初夏的梅雨就是安徽典型的灾害性天气。春季，长江下游地区正值冬季环流强度减弱、并往夏季环流转变过渡之季，冷空气仍占控制地位，而暖湿气流开始活跃北上，这种过程复杂、变化迅速的天气，加之受江淮气旋、切变线的影响，引起频繁的降水过程，[5](P98)近代安徽，连阴雨常常“光临”江淮大地，甚至出现过长达23天的连阴雨。阴雨连绵极易造成渍涝，对农作物播种、生长、收获极为不利，如，1948年沿淮淮北，秋收季节出现连阴雨天气，农作物歉收，黄豆霉烂，损失极大。
    6-7月份，由于受西风带环流和冷空气活动，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进退演变和暖空气活动的作用，江淮流域往往出现阴雨天气，且常有暴雨、大暴雨乃至特大暴雨的梅雨天气，[5](P146)造成大面积的洪涝灾害，近代安徽，典型的梅雨天气时有发生，1893年、1896年、1901年、1902年、1904年、1917年、1925年、1931年、1934年、1947年即是如此。如，1901年安徽自入夏后雨多晴少，“江水陡涨数丈，为近年所未见”、“东南隅一片汪洋”；[2](P167)又如，1931年，江淮梅雨反常，开梅旱、出梅迟，淫雨连绵持续到8月初，并在7月初、7月底，8月初出现3次大暴雨，江河水位猛涨，损失极为严重。
    （二）黄水南泛，祸及江淮
    据统计，历史上黄河决口达1593次，绝大多数集中在下游河道。黄河溃决漫溢之后，黄水奔腾南泻，安徽、江苏等省深受其害，发生洪涝灾害。“从（明）建文二年到清咸丰五年的455年中，淮河流域共有45年发生洪水和特大洪涝灾害，其中来自黄河决口的便有39年之多。每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都是苏、皖两地，其中江苏受灾44年，安徽受灾42年。”[6](P79)1841年8月，黄河在河南祥符汛地三十一堡处决口，河堤漫塌20余丈，黄水直灌涡河、淮河，河南、安徽受灾最重。受其影响，当年皖北州县发生了洪涝灾害，时任安徽巡抚的程懋采奏言：“据查豫省黄河漫水，灌入亳州涡河，复由鹿邑归并入淮，以致各属被灾较广，小民荡析离居”。[2](P9)不仅如此，由于此次黄河决口未堵的影响，安徽于1842年、1843年、1844年连续三年出现水灾，1842年，因豫省决口未堵，黄水所过之地，水去沙留，无不淤垫，至夏季又大雨成灾；又如，1844年，安徽巡抚王植奏称：“因豫工未得合龙，黄水奔趋，兼之上游诸水下注，淮湖漫溢，圩内低洼田亩被淹”。[2](P44)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本军队西进，炸开河南省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引黄水南流，人为地造成一场特大水灾，“全部黄水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颖河和涡河之间，漫注于正阳关至怀远一段淮河，形成了长约400公里，宽约30至80公里的黄泛区。”[1](P14)这次黄水灾害持续9年时间，直到1947年将决口堵复为止。
    （三）沿江地区生态平衡破坏程度加剧
    明清以降，特别是清王朝入关统治全国以后，历尽200多年的承平时期，人口激增，土地不足。迫于人多地少的社会危机，大量移民进入人烟稀少的长江上游流域的川、陕、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去谋生，人数一度超过百万。他们的耕作工具简单，生产处于粗放状态，开山毁林，开荒种地，破坏了大量森林植被，既削弱了上游水源的涵养功能，洪水无所阻档，滚滚而下，洪峰不断增大，又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长江水含沙量剧增，由清变浑，河床不断垫高，河道逐渐淤升，使中下游及各支流的水流速度趋缓，洪灾风险日趋增大。这种生态平衡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水患不断发生的现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两江总督的陶澍明确指出：长江下游的水患是“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林，种植粮食，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至停淤接涨。”[7]（卷40,P403）清代重视研究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魏源也深刻指出：“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浮沙雍泥，败叶陈根，历年雍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其后果是“（长江）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8]（上册，P388-389）陶、魏两人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科学合理的。
    （四）连年不断的战祸
    战争是“造成灾荒之一人为条件。战争与灾荒，此两者在表面上本有相互影响之关系。质言之战争固为促进灾荒发展之一有力因素”。[4](P98)近代是中国历史上政局不稳、内战频发的最黑暗时期之一，安徽作为南北过渡省份，在南北政治、军事势力的对峙下，往往成为南北政治势力争夺的要冲。中国近代史上几次著名的战事均发生在安徽。晚清期间，清军对太平天国、捻军长达10余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安徽地区，使安徽一进入近代就蒙受战祸，直接摧毁了安徽的社会生产力，农业衰歇，民困财绝。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占领安徽8年，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对57个县狂轰滥炸，给安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1938年国民党军队又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豫、皖、苏3省的大片土地，皖北地区有18个县浸泡在洪水之中。由于战祸连天，政局不稳，政府不治江河，水利失修，“防灾设施荡然无存，巨浸滔天，无以措手”，一遇水灾，即发生水患、水荒，此外，安徽百姓“平日在军队骚乱与苛政之下，穷而无以为生”，[4](P109)抵御水灾能力自然丧失殆尽。
    　　三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在生产水平低下和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土地、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仍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生活的温饱、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王朝统治的长久。作为安徽近代自然灾害之首的水灾，对安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水灾使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频仍不断的水灾严重危害农作物生长，使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水灾多发生在春夏两季，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季节，对农作物危害程度比其他灾害更为严重。因此，每发生一次水灾，轻者导致禾苗枯萎，收成歉薄，重者赤野千里，颗粒无收。1842年夏季，连降大雨，“通省收成六分有余”，[2](P19)其中铜陵、宿州、凤阳、怀远、盱眙、五河、建平等7州县，收成仅有5分有余。1897年3-9月，淫雨连绵，颖州府7州县，“近河之地两季未收一粒，岗禾复被水渍死。秋冬至春，谷物柴草大贵”。[2](P624)1906年，安徽自春至秋，雨水过多，江湖并涨，泛滥成灾，皖北灾情尤重，“间有高阜地方，其麦之成熟登场者，大雨兼旬，全行霉烂，颗粒无收。入秋水退，赶种秋禾，乃中秋前后雨势倾盆，不减于夏，河水复相灌注，晚稼扫荡一空”。[2](P724)1928年全国性的水灾，安徽尤为严重，“就稻作一项，损失四百余万元”。[4](P44)
    水灾致使耕地减少，荒地增多。在小农经济下，耕地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水冲沙压，土地肥力下降，加上洪涝灾害过后造成农具耕牛的缺乏，大量良田抛荒，耕地减少。1884年，祁门水灾，该县西乡“田亩多被水冲沙压”。[2](P467)1910年夏秋之间，暴雨成灾，被淹面积约18130平方公里，五河县“所有田地概行淹没”。[2](P777)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全省60个县中有48个县受灾，全省大小圩堤溃决3950处，“受灾田亩3282万亩，占全省农田的67.3%。[1](P13)1938年特大水灾，“颖水与涡河之间的豫东、淮北2万多平方公里耕地，泥沙淤积，荒芜人烟”，[6](P79)安徽被淹农田达10819000，占农田总数的49%。[9](P232)
    水灾使农村劳动力锐减。洪涝灾害发生后，就会出现数以万计的灾民，走死流亡。1909年入夏后皖北连降暴雨，“冲压田庐，漂没人口，死尸山积，惨不忍睹”。[2](P759)1910年和1911年，安徽淮河、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据《申报》报道，“江皖二十余州县，已饿死达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1](P12)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和外逃，致使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1851，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到1911年，则下降为1407.5万人。[10](P259-261)1931年的特大水灾，淹死2.29万人，饥饿瘟疫死亡11.2万人。1938年的特大水灾，死亡达40余万人。耕地减少，荒地增多，使得农业生产的规模日趋萎缩，而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使得农村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
    （二）水灾使民众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更加凄惨
    水灾使民众饱受饥饿之苦。每遇水灾，粮荒就四外蔓延，百姓饥饿之状极为惨烈，正如《榆皮诗》描写的“井屋少饮烟，所啖惟糠黍。糠黍莫可得，口腹仰榆皮，万树无完枝，暴日细研杵，煮水成粥糜，甘苦谁当知。榆皮有尽日，风雨无休时”。[10](P291)1861年部分州县春夏间淫雨成灾，“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米价每斗至二千钱，肉每斤五六百钱，日不能具一食。绩溪近泾（县）、太（平）之乡村，有至于食人者。于是饥饿而毙者亦不可胜计”。[2](P216)1897年水灾，“灾宽日久，人何以堪？是以草根树皮掘食殆尽，道殣相望，遍野流亡”。[2](P623-624)1935年全省16个县水灾，“舒城至合肥，树皮之可食者，亦无所有”，“顾合肥城内外之树皮亦无所存”。[10](P289-290)水灾使民众饱受房屋破坏、倒塌之苦。水灾降临，民众耐以避风遮雨的房屋常常遭到洪水的冲击，酥裂不堪，毁损不止，“侧身防屋漏，兀坐为天愁。水溢千寻岸，墙倾百尽楼”。[10](P292)1882年，部分州突遭洪水袭击，田庐漂没不可数计，据8月10日的《申报》载：六安州“此次被灾之处约大小村庄一百余处，长约八九十里，广约三四十里，淹毙男妇女多名口，冲漂房屋与倒塌者甚多”，其中，麻埠镇“后前两街，濒临山河之前街房屋荡焉无存，计共冲没草屋三百数十间”；黄夹洲“新涨沙滩之处被淹十余家，计倒草房三十余间”。[2](P433)1910年水灾，亳州“城垣倾倒40余丈，……城中屋宇倾圯者，不可数计”，蒙城“百余村尽成泽国，人畜漂没，房屋崩坍者，不计其数”。[2](P777)1931年特大洪水，无为县“大小940余圩尽被淹没，人畜房屋被洪水冲走者无法计算”，合肥“货物漂流，壁宇倒塌”。[1](P13)
    水灾使民众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水灾发生后，粮食减产绝收，庐舍损失倒塌，民众只得离开家园，过着“不堪凝目望，准备济人舟”[10](P292)的流离生活。1864年夏秋间的水灾，使皖南“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2](P242)1869年怀宁等16州县遍降暴雨，“漂没田庐，小民困苦颠连，殊堪矜悯”。[2](P288)1906年，皖北水灾，“饥民饿毙者，日凡四五十人，有阉家男妇投河自尽者，有转徙出境沿途倒毙者，道殣相望，惨不忍闻”。[2](P724-725)1931年江淮大水灾，全省农村人口流离甚众：“每千人中离村者平均有一百二十五人，约占灾区总人口百分之四十，其中百分之三十一，系举家迁徙，而百分之九，则系单身出走。”[4](P132)
    （三）水灾扭曲了民众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
    在水灾期间，社会问题日渐严重，社会机体对灾区的整合能力，对灾区特殊群体的救助能力也不断下降，这样，势必使某些人产生一些越轨心理和行为。其一，人类在灾害打击下，把自身的需要，降低到求取生命延续即生物意义的生存层次上，每次水灾之后，灾民为了自己的生存，抛却亲情，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之惨状。1863年，皖南地区水灾之后，因“饷项奇绌，米贵而雨多”，人们“食人肉，每斤买百二十文”。[2](P238)1865年皖南又发生类似惨状，“是年，皖南大饥，民相食”，“人肉始买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2](P252)1910和1911年安徽连续出现水灾，灾民扭曲的心态表现得更明显，曾任安徽巡抚的冯熙在《蒿庵奏稿》中写道：凡灾秃之区，“每行数里、十数里，罕见人烟，……甚则夫弃其妇，母弃其子。”张廷襄在《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中描述更为详尽：“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最无天理者，为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1](P12)
    其二，灾民为了生存，为匪为盗，甚至挺而走险，揭竿而起。“农民穷乏与饥饿。既达极点，流移死亡之现象，继续扩大，则农村与城市中之普遍暴动，势不可免。”[4](P144)1842年水灾之后，流民众多，封建统治者深恐社会矛盾激化，时任安徽巡抚的程懋采言称：“皖省江北民情犷悍，本年黄水为灾，无业游民，难得不流为盗贼。”[2](P9-10)
    统治者这种焦虑绝非是杞人忧人，同是皖北地区，在1897年水灾之后，“闻各州县出城数里外，即行旅戒严，抢案叠出。”[2](P624)捻军起义首义淮北平原，与当地的频仍不去的水旱灾害有很大关系，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孰若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加入起义队伍。1910年皖北的特大水灾，致使数百万饥民求生无路，在李大志、张学谦率领下，千余饥民在蒙城县北乡“聚众起事，窜扰怀远、凤台等县交界之处。……沿途抢劫军械马匹，……势颇猖獗”，[2](P777)起而反抗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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