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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安徽水灾之探析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02-28

近代安徽水灾之探析

陆芹英/汪志国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200303期第106110,115

【作者简介】陆芹英(1965-),女,安徽淮北人,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 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14;汪志国(1963-),男,安徽枞阳人,池洲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副教授、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安徽 池州 247100

【内容提要】 近代安徽水灾频繁发生,具有连续发生水灾的次数较多、明显的季节性和很强的地域性、群发性和继起性等特点。水灾的发生有着极其复杂的自然原因和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对安徽近代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近代/安徽/水灾


    安徽省地处中纬度地区,属暖温带的亚热带的过度地带,降雨量丰富,这给安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为优厚的水利条件。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水利又常常变成水患,超量的降水往往带来洪涝灾害。近代以降,安徽水灾的发生十分频繁。重视研究近代安徽水灾,无疑会给我们今天的治水减灾工作提供一些历史参考。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初步考察与透析。
    
  一
    
安徽历史上就是一个水旱频发的省份,在今安徽省境内发生的水灾,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安徽境内发生水灾为339次。全省规模的特大水灾4次,即1849年、1866年、1931年、1938年;大水灾3次,即1882年、1910年、1921年。水灾的地区分布如下表:
     

资料来源:安徽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安徽省水旱灾害史料整理分析》
    
据上分析,再结合其它相关资料综合考察,笔者认为,近代安徽水灾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近代安徽连续发生水灾的次数较多
    
据初步统计,连续2年发生水灾的次数尤多,约占总次数的三分之二,连续3年发生水灾的次数,约占总次数的六分之一。甚至连续5年发生水灾的地区也屡见不鲜,如宁国府(1866-1870)、池州府(1866-1870)、安庆府(1847-18511868-1872)、凤阳府(1848-1852)、颖州府(1903-1907)。特别是泗州、宿州地区,曾出现1902年至1912年连续11年的水灾,为安徽水灾史上连续发生水灾之最[1](P11)
    
(二)近代安徽水灾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很强的地域性
    
水灾大部分发生在夏季与秋季,春夏之交次之,秋冬之交最少,据初步估计,春季2-4月份共发生水灾11年次,春夏2-7月份共发生6年次,夏季5-7月份共发生81年次,夏秋5-10月份共发生24年次,秋季8-10月份共发生49年次,秋冬8-11月共发生1年次,冬季11-1月份共发生3年次。此外,在空间上,沿江、沿淮历来为洪涝多发区,而皖南、皖西山区,因暴雨引发山洪,山间盆谷导致洪灾,据初步统计,淮北地区发生程度不同的水灾98次,江淮之间132次,江南地区109次。
    
(三)安徽近代水灾还具有群发性与继起性的特征
    
近代安徽水灾的发生常常形成暴雨灾害群,由于各种致灾因素的叠加,狂风、暴雨、冰雹往往同期而至,破坏性极大。如,18514月,袐县、婺源大雨狂风,并下冰雹,菜麦间有打坏,房屋不无坍损[2](P117)又如,1906年夏秋之际沿淮、淮北大部分地区连连阴雨,宿县6月下旬至7月初,连日阴雨……并刮大风,粗榆树连根拔,暴雨即时成灾。”[3](P105)民国以来,这种灾难性的天气有增无减,1915年,怀宁(农历)三、四月两次大风雨雹[3](P107)“灾荒之继起性,在我国所表现者尤较任何国家为甚。……水旱灾害常随以疫疠等。”[4](P60)安徽更是如此,1861年春夏间,安徽部分州县淫雨成灾之后,一些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疫疾,赵雨田《被掳纪略》记安庆情形称瘟疫大作,死者十有八九[2](P216)民国时期,这种水灾的继起性尤为突出,如1931年江淮大水灾之后,即继之以大疫,因疫而死者其数比较淹饿而死者为众[4](P60)安徽近代水灾的继起性还表现在先涝后旱,如1898年安徽风阳、颖州、泗州三府州属先涝后旱,麦秋两季灾欠,灾情颇重,据袁大化《戊戌定乱平粜纪略》载戊戌大水之后,继以大旱,饥民尤众[2](P642)又如,1935年,长江黄河泛滥,鄂湘赣皖等8省遭水灾,就灾民人数计算,每人平均损失20,继之又发生旱、虫灾,农作被害成数在百分之五十四[4](P47)
    
  二
    
安徽近代水灾频发不是偶然的,有着极其复杂的自然原因和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数端:
    
(一)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
    
地处长江下游的安徽省,属东亚显著季风气候区、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又处夏秋台风途径之边缘,冷暖气团活动极为频繁,天气多变,降水量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经常发生以洪涝、干旱为主的灾害性天气。春秋两季的连阴雨、初夏的梅雨就是安徽典型的灾害性天气。春季,长江下游地区正值冬季环流强度减弱、并往夏季环流转变过渡之季,冷空气仍占控制地位,而暖湿气流开始活跃北上,这种过程复杂、变化迅速的天气,加之受江淮气旋、切变线的影响,引起频繁的降水过程,[5](P98)近代安徽,连阴雨常常光临江淮大地,甚至出现过长达23天的连阴雨。阴雨连绵极易造成渍涝,对农作物播种、生长、收获极为不利,如,1948年沿淮淮北,秋收季节出现连阴雨天气,农作物歉收,黄豆霉烂,损失极大。
    6-7
月份,由于受西风带环流和冷空气活动,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进退演变和暖空气活动的作用,江淮流域往往出现阴雨天气,且常有暴雨、大暴雨乃至特大暴雨的梅雨天气,[5](P146)造成大面积的洪涝灾害,近代安徽,典型的梅雨天气时有发生,1893年、1896年、1901年、1902年、1904年、1917年、1925年、1931年、1934年、1947年即是如此。如,1901年安徽自入夏后雨多晴少,江水陡涨数丈,为近年所未见东南隅一片汪洋[2](P167)又如,1931年,江淮梅雨反常,开梅旱、出梅迟,淫雨连绵持续到8月初,并在7月初、7月底,8月初出现3次大暴雨,江河水位猛涨,损失极为严重。
    
(二)黄水南泛,祸及江淮
    
据统计,历史上黄河决口达1593次,绝大多数集中在下游河道。黄河溃决漫溢之后,黄水奔腾南泻,安徽、江苏等省深受其害,发生洪涝灾害。从(明)建文二年到清咸丰五年的455年中,淮河流域共有45年发生洪水和特大洪涝灾害,其中来自黄河决口的便有39年之多。每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都是苏、皖两地,其中江苏受灾44年,安徽受灾42年。”[6](P79)18418月,黄河在河南祥符汛地三十一堡处决口,河堤漫塌20余丈,黄水直灌涡河、淮河,河南、安徽受灾最重。受其影响,当年皖北州县发生了洪涝灾害,时任安徽巡抚的程懋采奏言:据查豫省黄河漫水,灌入亳州涡河,复由鹿邑归并入淮,以致各属被灾较广,小民荡析离居[2](P9)不仅如此,由于此次黄河决口未堵的影响,安徽于1842年、1843年、1844年连续三年出现水灾,1842年,因豫省决口未堵,黄水所过之地,水去沙留,无不淤垫,至夏季又大雨成灾;又如,1844年,安徽巡抚王植奏称:因豫工未得合龙,黄水奔趋,兼之上游诸水下注,淮湖漫溢,圩内低洼田亩被淹[2](P44)值得一提的是,19386月,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本军队西进,炸开河南省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引黄水南流,人为地造成一场特大水灾,全部黄水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颖河和涡河之间,漫注于正阳关至怀远一段淮河,形成了长约400公里,宽约3080公里的黄泛区。”[1](P14)这次黄水灾害持续9年时间,直到1947年将决口堵复为止。
    
(三)沿江地区生态平衡破坏程度加剧
    
明清以降,特别是清王朝入关统治全国以后,历尽200多年的承平时期,人口激增,土地不足。迫于人多地少的社会危机,大量移民进入人烟稀少的长江上游流域的川、陕、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去谋生,人数一度超过百万。他们的耕作工具简单,生产处于粗放状态,开山毁林,开荒种地,破坏了大量森林植被,既削弱了上游水源的涵养功能,洪水无所阻档,滚滚而下,洪峰不断增大,又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长江水含沙量剧增,由清变浑,河床不断垫高,河道逐渐淤升,使中下游及各支流的水流速度趋缓,洪灾风险日趋增大。这种生态平衡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水患不断发生的现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两江总督的陶澍明确指出:长江下游的水患是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林,种植粮食,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至停淤接涨。”[7](卷40,P403)清代重视研究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魏源也深刻指出: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浮沙雍泥,败叶陈根,历年雍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其后果是(长江)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8](上册,P388-389)陶、魏两人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科学合理的。
    
(四)连年不断的战祸
    
战争是造成灾荒之一人为条件。战争与灾荒,此两者在表面上本有相互影响之关系。质言之战争固为促进灾荒发展之一有力因素[4](P98)近代是中国历史上政局不稳、内战频发的最黑暗时期之一,安徽作为南北过渡省份,在南北政治、军事势力的对峙下,往往成为南北政治势力争夺的要冲。中国近代史上几次著名的战事均发生在安徽。晚清期间,清军对太平天国、捻军长达10余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安徽地区,使安徽一进入近代就蒙受战祸,直接摧毁了安徽的社会生产力,农业衰歇,民困财绝。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占领安徽8年,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对57个县狂轰滥炸,给安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1938年国民党军队又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豫、皖、苏3省的大片土地,皖北地区有18个县浸泡在洪水之中。由于战祸连天,政局不稳,政府不治江河,水利失修,防灾设施荡然无存,巨浸滔天,无以措手,一遇水灾,即发生水患、水荒,此外,安徽百姓平日在军队骚乱与苛政之下,穷而无以为生[4](P109)抵御水灾能力自然丧失殆尽。
    
  三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在生产水平低下和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土地、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仍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生活的温饱、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王朝统治的长久。作为安徽近代自然灾害之首的水灾,对安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水灾使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频仍不断的水灾严重危害农作物生长,使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水灾多发生在春夏两季,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季节,对农作物危害程度比其他灾害更为严重。因此,每发生一次水灾,轻者导致禾苗枯萎,收成歉薄,重者赤野千里,颗粒无收。1842年夏季,连降大雨,通省收成六分有余[2](P19)其中铜陵、宿州、凤阳、怀远、盱眙、五河、建平等7州县,收成仅有5分有余。18973-9月,淫雨连绵,颖州府7州县,近河之地两季未收一粒,岗禾复被水渍死。秋冬至春,谷物柴草大贵[2](P624)1906年,安徽自春至秋,雨水过多,江湖并涨,泛滥成灾,皖北灾情尤重,间有高阜地方,其麦之成熟登场者,大雨兼旬,全行霉烂,颗粒无收。入秋水退,赶种秋禾,乃中秋前后雨势倾盆,不减于夏,河水复相灌注,晚稼扫荡一空[2](P724)1928年全国性的水灾,安徽尤为严重,就稻作一项,损失四百余万元[4](P44)
    
水灾致使耕地减少,荒地增多。在小农经济下,耕地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水冲沙压,土地肥力下降,加上洪涝灾害过后造成农具耕牛的缺乏,大量良田抛荒,耕地减少。1884年,祁门水灾,该县西乡田亩多被水冲沙压[2](P467)1910年夏秋之间,暴雨成灾,被淹面积约18130平方公里,五河县所有田地概行淹没[2](P777)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全省60个县中有48个县受灾,全省大小圩堤溃决3950处,受灾田亩3282万亩,占全省农田的67.3%[1](P13)1938年特大水灾,颖水与涡河之间的豫东、淮北2万多平方公里耕地,泥沙淤积,荒芜人烟[6](P79)安徽被淹农田达10819000,占农田总数的49%[9](P232)
    
水灾使农村劳动力锐减。洪涝灾害发生后,就会出现数以万计的灾民,走死流亡。1909年入夏后皖北连降暴雨,冲压田庐,漂没人口,死尸山积,惨不忍睹[2](P759)1910年和1911年,安徽淮河、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据《申报》报道,江皖二十余州县,已饿死达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1](P12)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和外逃,致使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1851,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到1911年,则下降为1407.5万人。[10](P259-261)1931年的特大水灾,淹死2.29万人,饥饿瘟疫死亡11.2万人。1938年的特大水灾,死亡达40余万人。耕地减少,荒地增多,使得农业生产的规模日趋萎缩,而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使得农村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
    
(二)水灾使民众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更加凄惨
    
水灾使民众饱受饥饿之苦。每遇水灾,粮荒就四外蔓延,百姓饥饿之状极为惨烈,正如《榆皮诗》描写的井屋少饮烟,所啖惟糠黍。糠黍莫可得,口腹仰榆皮,万树无完枝,暴日细研杵,煮水成粥糜,甘苦谁当知。榆皮有尽日,风雨无休时[10](P291)1861年部分州县春夏间淫雨成灾,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米价每斗至二千钱,肉每斤五六百钱,日不能具一食。绩溪近泾(县)、太(平)之乡村,有至于食人者。于是饥饿而毙者亦不可胜计[2](P216)1897年水灾,灾宽日久,人何以堪?是以草根树皮掘食殆尽,道殣相望,遍野流亡[2](P623-624)1935年全省16个县水灾,舒城至合肥,树皮之可食者,亦无所有顾合肥城内外之树皮亦无所存[10](P289-290)水灾使民众饱受房屋破坏、倒塌之苦。水灾降临,民众耐以避风遮雨的房屋常常遭到洪水的冲击,酥裂不堪,毁损不止,侧身防屋漏,兀坐为天愁。水溢千寻岸,墙倾百尽楼[10](P292)1882年,部分州突遭洪水袭击,田庐漂没不可数计,据810日的《申报》载:六安州此次被灾之处约大小村庄一百余处,长约八九十里,广约三四十里,淹毙男妇女多名口,冲漂房屋与倒塌者甚多,其中,麻埠镇后前两街,濒临山河之前街房屋荡焉无存,计共冲没草屋三百数十间;黄夹洲新涨沙滩之处被淹十余家,计倒草房三十余间[2](P433)1910年水灾,亳州城垣倾倒40余丈,……城中屋宇倾圯者,不可数计,蒙城百余村尽成泽国,人畜漂没,房屋崩坍者,不计其数[2](P777)1931年特大洪水,无为县大小940余圩尽被淹没,人畜房屋被洪水冲走者无法计算,合肥货物漂流,壁宇倒塌[1](P13)
    
水灾使民众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水灾发生后,粮食减产绝收,庐舍损失倒塌,民众只得离开家园,过着不堪凝目望,准备济人舟”[10](P292)的流离生活。1864年夏秋间的水灾,使皖南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2](P242)1869年怀宁等16州县遍降暴雨,漂没田庐,小民困苦颠连,殊堪矜悯[2](P288)1906年,皖北水灾,饥民饿毙者,日凡四五十人,有阉家男妇投河自尽者,有转徙出境沿途倒毙者,道殣相望,惨不忍闻[2](P724-725)1931年江淮大水灾,全省农村人口流离甚众:每千人中离村者平均有一百二十五人,约占灾区总人口百分之四十,其中百分之三十一,系举家迁徙,而百分之九,则系单身出走。”[4](P132)
    
(三)水灾扭曲了民众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
    
在水灾期间,社会问题日渐严重,社会机体对灾区的整合能力,对灾区特殊群体的救助能力也不断下降,这样,势必使某些人产生一些越轨心理和行为。其一,人类在灾害打击下,把自身的需要,降低到求取生命延续即生物意义的生存层次上,每次水灾之后,灾民为了自己的生存,抛却亲情,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之惨状。1863年,皖南地区水灾之后,因饷项奇绌,米贵而雨多,人们食人肉,每斤买百二十文[2](P238)1865年皖南又发生类似惨状,是年,皖南大饥,民相食人肉始买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2](P252)19101911年安徽连续出现水灾,灾民扭曲的心态表现得更明显,曾任安徽巡抚的冯熙在《蒿庵奏稿》中写道:凡灾秃之区,每行数里、十数里,罕见人烟,……甚则夫弃其妇,母弃其子。张廷襄在《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中描述更为详尽: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最无天理者,为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1](P12)
    
其二,灾民为了生存,为匪为盗,甚至挺而走险,揭竿而起。农民穷乏与饥饿。既达极点,流移死亡之现象,继续扩大,则农村与城市中之普遍暴动,势不可免。”[4](P144)1842年水灾之后,流民众多,封建统治者深恐社会矛盾激化,时任安徽巡抚的程懋采言称:皖省江北民情犷悍,本年黄水为灾,无业游民,难得不流为盗贼。”[2](P9-10)
    
统治者这种焦虑绝非是杞人忧人,同是皖北地区,在1897年水灾之后,闻各州县出城数里外,即行旅戒严,抢案叠出。”[2](P624)捻军起义首义淮北平原,与当地的频仍不去的水旱灾害有很大关系,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孰若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加入起义队伍。1910年皖北的特大水灾,致使数百万饥民求生无路,在李大志、张学谦率领下,千余饥民在蒙城县北乡聚众起事,窜扰怀远、凤台等县交界之处。……沿途抢劫军械马匹,……势颇猖獗[2](P777)起而反抗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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