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文史月刊》2005，01

逯丁艺

　　一
　　1960 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为了少饿死些人，安泽县委决定抽调一大批干部下农村任职，带领农民度过灾荒。科局长一级下队长。我被分配到全县最苦的杜村人民公社桑曲管理区大西沟生产队任职。
　　9 月16 日，我推脚蹬车到距县城110 华里的桑曲管理区报到。当晚五位管区主干与我座谈介绍大西沟生产队的情况。我问大西沟队哪些方面落了后？管理区主任毕王山说：“… … 第一条大西沟队至今没成立公共食堂；第二条不少人对成立人民公社有抵触情绪；再就是大跃进大协作都拉全管理区的后腿… … ’, 按当时中共中央的路线，这三条都违背‘四个万岁”, 自然是原则性的，我感到压力极大，一整夜也没睡好觉。
　　第二天早饭后，我将被褥叠成长条，两头一折合，用短绳头一扎，酸枣棍一插挑上肩膀，翻过一个沟岔，绕一段山崖，走过50 度以上5 华里的大陡坡，来到康家房庄，在生产队长徐天喜家落脚放下行李。康家房庄是全生产队最大的庄子，只有5 户21 口人。实际应该是22 口．徐天喜结婚已两年．媳妇嫌山庄太穷苦．常住娘家桑曲村，就是不上山。
　　此后三天，徐天喜领我到各庄看了看。头一天先转了南岭5 个庄，先去了康家房间沟的屹针庄，这个庄共两户5 口人，就有3 口人是黑户，管区不发口粮。后去了荆洼庄，只3 户人家，共10 口人。上陡坡2 里到了季家岭东庄，仅1 户人家。西庄我们没去，徐天喜指着几幢草房说，西庄也只有两户。第二天看了中轴5 个庄，前西沟3 户，土地与住房最好，而劳动力最缺。后西沟3 户，有生产队会计宋河金和副队长何王福。这两人均40 多岁，思想与作风都胜过队长徐天喜许多，是西沟队主心骨，是我以后工作的靠山。接着我们看的有洼凹庄，下罗罗背，上罗罗背，屹刀沟，西洼沟，毛儿滩，羊窑庄，车儿洼。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现实：全生产队16 个自然庄，走一遭百十多华里，计32 户，竟有14 户是残破人家，还有4 户13 人是不留口粮的黑户黑人（含返乡工人）。
　　我必须先把心交给我的社员，让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朋友。我的房东赵黑孩，队干部宋河金、何玉福，老实持重的王文富，怨气填胸的李保则等人，我认为他们有阅历，有思想、有情感、可代表全西沟队的社员，我与他们亲切交谈，察明他们的心声。他们谈得最多的、最动情感的是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时，桑曲村干部强迫移民并庄的事全西沟队仅保留前后西沟与康家房三个庄，其余的13 庄20 多户全都要移出并入桑曲村。而手段极其粗暴与恶劣，桑曲村干部带着民兵，押着几十辆牛车，挨庄逐户地将各家的存粮一粒不剩地装车拉到桑曲村，将各家锅盆一律砸碎作为“大炼钢铁’，的成果，被褥与衣物由各人自个背着下山，住进桑曲村一个破庙与一门窗全无的旧戏台。秋季还好说，大冬天人们怕冻死便背小扶老地又回到山庄，用干草堵窗，以秸当门扇，围着火柴堆过冬。总不能一天跑几十里地到桑曲村食堂吃三顿饭吧。好说歹说，桑曲村干部总算答应发给他们基本口粮，但却给他们扣了一顶‘私自偷跑，对人民公社有抵触”的帽子，仓库管理员还在秤上克扣他们。
　　经过了解，我确信大西沟队根本就不具备建立公共食堂的条件；“对人民公社有抵触”是强加的诬词；要求老弱病残占半数的西沟队与河下队协作干等量活是过于苛刻的。因之，加在大西沟队生产队头上的三顶‘落后”帽子都是莫须有的。据此，我向桑曲管区刘根有、刘锡禄两位书记作了汇报。刘根有是陈家沟队的，成立公社前是单独一个高级合作社，乘建立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打劫西沟群众的事与他无关，他也体察到桑曲管区班子对大西沟生产队的看法不太公正，但在班子里他与桑曲村人是1 比6 ，很多事他是无能为力的。至于一同下放到该区任职的刘锡禄局长，他自然是站在我一边的。有了刘根有书记表示，他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自主工作，领导大西沟生产队的社员度过饥荒大难关。
　　随后，我做了两件迫切的工作。
　　首先我与队干部研究决定放假5 天，让男女老少齐出动采摘代食品。“瓜菜代”是党中央一项重要的度‘灾”措施，“瓜菜”是来不及了，“代”食品虽为期已晚，但仍可以搞到一些，西沟队地处深山，有这个条件；西沟社员全系灾荒年逃难来的，知道那些东西可以‘吃”。他们采摘的上等代食品是野果，有秃梨、棠梨、酸枣、屹精、自刺果、马茹等；其次是苍耳籽、自篙籽、榆钱籽、野首楷籽、车前籽、毛谷草籽；再其次是杏叶、榆叶、槐叶、刺果叶、屹精叶，采摘多的户达上百斤，少的也有三五十斤。当时我与赵黑孩一家同锅吃饭，和他们一起吃代食品，也真尝尽其中的苦痛：至今我还记得野果最难吃的是马茹蛋，它不仅难以下咽，而且也甚难消化，吃了之后先是肚子胀，随后就是口吐苦水，放臭屁，害得我大半夜都不能入眠。再就是毛谷草籽，这种比油菜籽粒小的东西，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粪便排泄出还是什么样子，我真怀疑它会有任何代食作用，但是老赵却说他早年逃荒时吃过，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正如俗话所说的，有苦只能往肚里咽。
　　后不久，我邀刘锡禄副书记与我同上公社，我对公社党委书记李春祥说：来年必须为西沟队4 户13人留基本口粮，这些人流入时间少者几个月，多者上年，他们中有能力的都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人民公社没有理由不给他们饭吃，否则要饿死人，管区与公社都有责任。李春祥原是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他对我说的话认真听，并慎重思考。他说我反映的问题很重要，也极具普遍性，全公社流人的‘黑人”有好几百。但要给这些人留口粮，必须上户口，他劝我回队后为流入者办迁移证件。我根据他的话找到流入者，问明他们老家的亲属姓名，并帮他们为亲属写了信，要其协助开来迁移证件。事后证明这些人都收到管理区的回信，为造口粮分配方案提供了依据。当时杜村公社西沟队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得最及时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二
　　
　　庄稼成熟，开始秋收。管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县委关于保证细收细打颗粒归仓的决定，并分派管区干部包队监护，每天册的玉米穗，收打的谷子、豆子，都要过秤，及时人库，上报管理区。我们队研究决定徐天喜负责南岭6 个庄，何玉福负责中轴5 个庄，我则分工到西岭5 个庄领导收秋。西岭条件是最差的一个组，不仅地块分散，劳动力最弱，5 个庄仅有男全劳力6 人，女全劳力2 人，男半及辅助劳动力4 人，而却要收获60 多亩秋作物。责任把我逼到风头上了，割谷子、收豆子、掰王米我都要走在前。记得开头订立记10 工分掰1800 斤玉米，大伙都说太高，达不到。我亲手试验一天掰了2400 斤，人们服了。最头疼的是入库，因为全组能扛上粮食布袋攀梯上楼的只有元来、小二与我三个人，每人要扛八九十斤粮食袋上楼十几次，而且大都是摸黑上楼，摸黑装囤，每当入库完工之后，我是腰酸困、腿生痛，连饭都懒得吃，很难入睡，但第二天仍得早起吃唤大伙上工。因为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大伙要给我多记工分，我坚持只要10 分；而对手下的劳动者，我都每天就高而不就低地为他们多记一二分，因为他们是凭工分吃饭的，每超过所定基本劳动日10 分工，才能多分得2 两口粮，凭良心我得照顾他们。我更哀怜我的社员，他们都是身高体大的男子汉，每日只领取8 市两原粮的供给量，这点口粮还不够他们一顿吃，而他们却要超负荷地苦干十多个小时！
　　这年冬天颁发了《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 ，简称‘六十条”。这是一个好文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建制、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社员的权利与义务，都做了法规性的规定。在公社听罢传达之后，我立即带着中央文件回了生产队，逐庄挨门召集全体社员进行宣讲，主要讲与社员切身利益相关的条款，诸如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承认差别按劳分配，给每户按人头分给自留地；鼓励社员饲养家畜家禽，准许社员开垦与自留地等量的小片荒地；房前屋后的树木归社员私有等。我讲得认直，社员听得入耳，个别人还露出久违的笑容。为贯彻“六十条”，我与桑曲大队（按条例管区改称生产大队）领导干部发生两次争执。一次是来年春耕刚一开始，大队畜牧主任王昌英就带桑曲三个壮汉，赶着6 头瘦弱异常的老牛，到我们西沟队换膘肥体壮的耕牛。闻讯后我前去拦截，问王昌英：“按六十条规定，耕畜所有权归生产队，为什么拿桑曲村的瘦弱牛换我们西沟队的强壮牛？' ’他说：“我分管畜牧多年，耕畜所有权从没下放过。”我再问：“那中央下发的条例你们就不执行么？" ，他说：“这是大队党支部的决定。”他知道我不是党员，用“党支部”大招牌压我，加之桑曲村是有备而来，三个壮汉已赶牛走远了，我再争也没用了。
　　另一次是正当春耕播种即将收尾的时候，大队来人通知我到大队部，大队主任毕玉山、党支部书记刘根有、副书记张太山，还有一位副主任与大队会计等5 位主干，看阵势象有什么大事。毕主任先问了一句：“西沟队的自留地每人分了多少？' ,
　　我说：“每人分一分八厘。”“怎么那么多？”我说：" ‘六十条’规定，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给社员均分自留地，西沟队人均耕地多，自然自留地也就多了。再说西沟队划分自留地报告送大队已一个多月，为什么桑曲村、陈家沟队都批复，而西沟队却搁置不批？"
　　几位领导你看我，我瞅他无言以对，还是傅会计找出个理由：“不批复是因为… … 因为大西沟队的耕地亩数需要呢，需要进一步核实… … ’，这真是强词夺理。
　　我针锋相对回话：“那就请各位领导尽快下去核实吧，再迟了可要耽误社员下种！' ，说罢我转身就走了。
　　“核实”亩数的人一直未来，“逯丁艺不服从领导”的风言却传开了。自从刘锡禄调回县任职之后，我与大队干部接触少了．大队也很少过问西沟队的事。这样，我按‘六十条”的规定行施生产队长的职权。
　　1959 年提出“大办粮食”之后，人民公社硬性规定大田地里不准带种蔬菜，社员又没自留地，无论公共食堂，还是社员家户都无蔬菜下锅，闹得人人都面黄肌瘦。我与几个队干部研究决定摒弃这条清规，各自然庄选一两块肥沃大秋作物地，带种豆角与南瓜。此外我还跑到长子县横水镇买回一斤萝卜籽，撒进复播的绿豆地里。事实证明我们这一做法十分正确。由于西沟队村庄零散，劳力特少，因而每当作物管理，秋种秋收，都要集中四五个山庄的男女劳动力共同协作。这时我们只要求每个劳动者带上自己的干粮（河南人多吃屹瘩），也就手掌大小的玉米面厚饼，而同时抽出一个女劳力，上地摘一筐豆角南瓜，熬一大锅菜，每人一大碗，配上干粮吃得既饱又舒服，个个心满意足。更让我欣慰的是这一年老天爷也很给面子，绿豆地带种的白萝卜，个个生长得既粗又壮，竟收获了一万几千斤。蔬菜分配不用经过大队，我们自己作主，全队80 多口人不分大小，每口分给100 斤。剩余3000 多斤卖给杜村完小。留作生产队基金。全生产队老老少少，无不夸我为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这一年桑曲大队下达的分配方案，基本口粮与劳动日补助西沟队人均310 多斤；如果加上社员自留地与小片地的收获量，可达到430 斤以上，一些劳力多人口少的户已超过500 斤。再加上生产队分配与自家产的200 多斤蔬菜，大体上人人都可吃饱肚子。
　　　　　　　　　 三
　　为了克服“一大二公”的弊端，中央行文要求调小人民公社的管理规模。杜村人民公社要一分为二，桑曲大队也要分为两个建制。陈家沟原先就是一个独立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出自然在理。问题出在大西沟的社员，死活不愿与桑曲村的人留在一起，大家要求我把他们的心愿反映给公社领导，我照办了。桑曲村的干部知道了，心急如焚，因为大西沟不仅是他们的畜牧基地，而且还有近千亩山林，如果分出去损失可就太严重了。他们收买了宋春锁等三人，冒名全西沟队的社员，说是：“愿留在桑曲大队”还说“逯丁艺说了假话”
　　一天，公社通讯员来传话，要我立马到公社，说李书记要问话。李书记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你反映的情况是真还是假？桑曲村的干部说大西沟队的社员都愿留在桑曲大队。”
　　我回话：“李书记，我建议公社党委派一工作组深入大西沟队，逐户询问每一位社员的意见，看他们如何表态。”公社党委采纳了我的建议，甚至已反映到县委，因为5 天之后下来的工作组，有一成员是县委农工部的干事。
　　为了便于调查，我们把全西沟队32 家人的户主都集中在草房庄，让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到光棍李小虎住屋向工作组当面表态：愿意留在桑曲大队，还是愿意划归陈家沟大队。不到一个小时结果便出来了。公社党委秘书郭保安代表工作组当众宣布：经逐户面对面征求意见，全大西沟32 户社员，一致表态情愿划归陈家沟大队！郭秘书还郑重表态一定把大家的心愿反映到公社党委并上报县委，大家听候批复。
　　十多天后县委批文下达：尊重社员意愿，大西沟生产队划属陈家沟大队建制！
　　陈家沟大队的领导方法比较开明些，随后不久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根有，大队长谭双喜便找徐天席与我谈话：吸收我二人参加大队管理委员会领导班子。刘支书还多次要我向大队管委会成员宣讲上级的行文。并要我大胆放手地干，搞好西沟队的工作。1962 年，依照上级有关指示我们主要推行子‘三包一奖”管理，即以生产队为单位包工、包产、包投资，超过包产指标实行物资奖励。大队给我西沟队下达的定产量比上年增产5 % ，我们与作业组分配时包产指标没有增加，为的是让每个作业组都能超产，超产越多得奖愈多，便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包工我们也没像以往那样强调男全劳力、女全劳力、男女半劳力必须做多少基本工，而是按照各样作物面积把劳动工定下来，只要作业组按量化程序做到了，就算包工到位，可免于处罚。我们与作业组的协议是：小麦每亩施肥30 担，大秋每亩80 担，小麦锄一遍，谷子锄两遍，玉米锄两遍加培土，从种到收每亩小麦8 个工，谷子玉米12 个工。各组各样作物面积有定数，加上饲养，积肥，打场，人库等零杂工，就是各作业组应包工数。奖励办法是每超过定产8 斤粮食奖工1 个，完成“三包”作业组长奖工10 个，奖励工按分配方案领取现金与实物（粮食），大大简化了以往烦琐的管理程序，很受社员的欢迎。
　　“三包”之后我这个下放干部大大‘吃香”起来，各作业组都生法要求我去‘指导生产’,实际是‘骗’ 我去劳动。因为我的劳动是义务性的，仅记工，不分红，等于增加一个不付报酬的长工。每当我去之后，他们的组长与社员都干得分外起劲。为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我也乐意为他们当‘长工”，因之我与各组长与社员关系都处得非常之好。
　　9 月的一天，公社转达县委的通知要我带行李回县。大队管委会开会欢送我，生产队三个主干与房东赵黑孩恋恋不舍送行五六里远。回县后才得知当年下放的180 多人只有14 个人坚持到完全度过灾荒。也得知灾荒过后的文化宣传工作要上马，调我到文化馆从事本职业务。到了年底徐天喜队长参加全县先进集体与劳动模范大会，他特地找到我报喜：大西沟队较上年增产16 % ，是全公社增产幅度最高的，全队可获超产奖金380 多元，粮食5000 多斤。我听了十分高兴，认为即使获得再高的奖赏，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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